上台前就宣稱將「辦藍不辦綠」的監委陳師孟，果然說到做到。衝著辦扁案的司法人員，手起刀落。但調查宜蘭代理縣長陳金德的違法農地退稅案，卻寫出了個「前後首長都無不法」的調查報告，可說煞費苦心，令人嘖嘖稱奇。

這樣的差別待遇，原因當然只有一個，就是宜蘭前任縣長林聰賢與陳金德都是民進黨籍。陳師孟也直斥國民黨檢舉此案「很陰險」，目的就是要監委二擇一。於是，陳監委的調查報告硬是不「二擇一」，算是報效了民進黨的知遇。

這種對政敵上綱上線，對同志百般呵護，同樣表現在促轉會對其前副主委張天欽的「東廠醜聞」案調查報告裡。這份報告，可說完全避重就輕，只強調那是「非正式會議」，定調部分人的「發言嚴重失當」。懲處方面，除已自行請辭的，其餘一概沒有。語氣看似嚴厲，實則呵護備至。

其實最早喊出推動「除垢法」的，不是促轉會，更不是張天欽，而是陳師孟。理念上的契合，陳師孟不但聲援張天欽，「寬以待己，嚴以辦敵」的辦案方式，更和促轉會不謀而合。倒是陳師孟自己的調查報告，監院同仁也看不下去，促其撤案。看來如果轉戰促轉會，陳師孟更可大展手腳。

不過，陳師孟進不進促轉會，差別也不大。促轉會固然自稱東廠，陳師孟在監察院，威力未必遜於促轉會。現在搶當東廠的單位何其多，廠衛角色正夯，連大明王朝的特務機關「三廠一衛」也不夠分配了。

台灣長久以來擔心的事終於發生，梵蒂岡與中國大陸就主教任命權簽署協議，未來大陸的主教將由北京提名，再由教宗同意或否決，這代表北京與梵蒂岡的關係跨出一大步。

但誠如批評者所說，主教協議太過模糊，北京並未明確表示尊重教宗在宗教事務上的最後決定權。大陸愛國教會和主教團也透過國家宗教局發表聲明，重申共黨領導、愛國愛教、獨立自主，願與各國天主教會平等友好往來。那麼，教廷為何要放棄多年堅守的原則，接受妥協？

教廷雖非俗世國家，但畢竟有政治判斷，如何照顧大陸一千二百萬名天主教徒是歷任教宗念茲在茲的關切；教廷也擔心，大陸教徒分屬中共掌控的愛國教會與效忠教廷的地下教會，彼此隔閡對立，教宗方濟各聲明中特別希望「促成中國天主教徒的團結」。

教廷更憂慮，中共治下的眾多天主教徒，近七十年的分隔，會發展出自己宗教認同，成為另一個東正教。近幾任教宗一直致力融合過去宗教的仇恨與隔離，與源出同門的英國聖公會、東正教的來往僅是最明顯的例子，與猶太教與穆斯林的和解更是重要；中國教友是最大、最被隔絕的牧群，能有機會達成協議，任何教廷領導人都不能放棄。

對台灣而言，或如駐梵蒂岡大使李世明所言，教廷就主教任命權與中共達成協議，希望促進大陸宗教自由發展；但台灣最擔心的陸梵建交，短時間並不會發生。教廷也向我方重申，不會影響台梵關係。證諸教廷與越南前例，雖有類似的主教協議，但歷經廿幾年還沒有建交。當然，台灣不能掉以輕心。

不過，陸梵能否建交，主要問題還在大陸內部，尤其是宗教政策；北京與梵蒂岡的互信很低，雙方之間的問題仍然很多。

中共建政後在基督教與天主教都成立標榜「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教會，不奉教廷為正朔，服從中共領導，六十多年來培養了一大群愛國教會幹部。

如果中共接受教廷在大陸天主教的領導地位，這群過去不效忠教宗的愛國教會幹部何去何從？他們過去對與教廷和解反對最力，教廷也禁止神職人員與中共合作，甚至不惜逐出教會（絕罰），目前雖然雙方各退一步，包括教廷承認北京任命的部分主教，但未來如何將他們納入團結的教會，是個難題。

其次，目前地下教會的地位是否能被中共承認？過去地下教會常遭中共取締打壓，未來能否合法浮上地面才是關鍵；中共接受教廷的主教任命權，但是未必意味接受主教對教區行使牧權。

尤其，這是否也適用於基督教會？較諸聽從教廷訓令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與地下教會，基督教的地下教會更為激烈，更政出多門，是否一體適用鬆綁？還是區別對待？

最後，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否將面臨全面的檢討？宗教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不只是天主教、基督教，藏傳佛教、中原佛教，甚至伊斯蘭教，都有爆炸性的發展；但宗教力量強大，影響人心，無遠弗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西方淵源、藏傳佛教的達賴影響，乃至若干伊斯蘭極端化傾向，都讓中共憂心。

中共禁止黨員信教，把宗教納入控制，但是越控制，只會讓信徒越反感；越依賴宗教幹部，只會讓宗教幹部越腐化。近日佛教協會前會長釋學誠被揭露的腐敗行徑，足令中共當局警惕。

如何開放，要看中共當局的智慧，主教協議只是第一步，天主教在中國正常化發展，還有一段路要走；而整個宗教政策的翻轉，要走的路更長，有信心的大陸政權才敢往前邁進。

至於從主教協議到陸梵建交，雖稱距離尚遠，但兩岸關係惡化，台灣更乏著力之處。我們除了凸顯宗教保障與信仰自由外，更應盡力維護台梵關係，嚴防陸梵升溫效應擴大。

基本上，伴隨著萬物相連世代的逐漸來臨，5G大頻寬、大連結、低延遲的技術特性，將成為物聯網發展的重要基礎，預計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至2023年時將達12.3兆美元。無怪乎全球主要國家都摩拳擦掌、積極進行相關的規劃與推動，例如英國、韓國與澳洲已完成5G頻譜拍賣，美國及日本接續於年底及明年初釋照。

但也有許多營運商，例如英國的BT及俄羅斯的MTS發出不同聲音，認為目前還沒有5G的業務實例。國內主要電信業者也表示，有鑑於4G網路建置成本尚未回收，對於5G的投資及商轉，暫時保持觀望態度，顯示5G商轉關鍵之一在於找出可獲利的商業模式，方能真正帶動相關的投資。

事實上，5G要能順利開展，關鍵不僅是頻譜的發放與投資，其他包括設備、商轉及應用等問題也需要審慎思考。首先，在設備方面，5G終端的滲透率攸關服務普及與否，5G終端晶片的發展成為重點。綜觀目前手機晶片業者發展腳步以高通最快，預計年底即有相關5G終端產品問世，其他如Intel、華為、聯發科等，落後半年至一年不等。在5G服務商用化不斷提前的情況下，晶片商用化腳步正持續加快之中。

此外，5G的商用將帶來包括大量4K╱8K超高畫質影音、AR╱VR、智慧城市等行動通訊應用。為了充分滿足5G帶來的超大頻寬需求，後置的光纖網路，包括骨幹網、城區網路等也需要同時升級，將帶動200G及400G光纖網路和交換機的設備商機。

其次，在商轉方面，目前5G商轉腳步最快的是美國的Verizon及AT&T，預計在年底於美國主要城市推出固定式5G服務，速度可以到1Gbps。不過，固定式5G服務，雖有建設、維護成本低、部署快速的優勢，但因透過高頻率傳輸，用戶必須將接收終端安裝於窗戶旁，且需要工程人員到府量測安裝，以獲得較佳接收訊號，過程繁複且不便。此外，以實體傳輸媒介來比較，寬頻服務走空中的成本，是否會比現有已大範圍布建完成的銅纜雙絞線更具經濟效益，亦值得商榷。

若回到5G行動服務，有兩個關鍵點需要突破，其一是何時可以真正提供5G手機；其二，5G世代1平方公里的基地台數量可能是4G世代的20倍，也就是台灣的基地台數量，可能會從目前總數八萬台成長至160萬台之巨，未來勢必找不到那麼多合適布建的私有場域。目前各國都在探討要如何與城市的基礎設施如路燈、號誌燈桿、候車亭等結合，以解決基地台布建問題。此外，為有效利用資源、減少重複投資，有些國家成立鐵塔公司或由主要營運商合作共建共構，以降低5G網路布建成本。

最後是應用的問題。5G取代4G，最重要的特性在於低延遲，若能善用，5G將可加速促成產業數位化及垂直市場的成長，例如在製造領域的庫存及物流、精密控制及人機安全應用等；VR╱AR遊戲或球賽或音樂會的實況轉播，為了避免用戶眩暈，需要運用5G網路傳輸大量圖像，循此視障導航也成為可能，這些都需要5G網路才能實現。

我們可以瞭解，全球5G的發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台灣在政策上如何於先期鉅額投資與未來可能的創新服務、消費者權益、產業效益上取得平衡與共識，尤其是從各個角度考量到各方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在在考驗政府的智慧與魄力。

日前民進黨宣稱地方執政成績與中央改革成果，應做為九合一地方選舉的主軸。然由於公投綁大選模糊化中央層次政治議題與地方治理區別，並壓縮邊緣化地方選舉中所涉及治理課題，此實不利於地方自治推展。故民進黨質疑喜樂島聯盟舉辦公投反併吞活動，批評「舉辦時間不適宜、活動地點不恰當、訴求將使選戰失焦」有其合理性。

獨派喜樂島聯盟固然在地方大選前夕，推動獨立公投及台灣正名，混淆地方選舉涉及城市治理課題。但目前這十大公投議題，無論是涉及同志婚姻、東奧正名、能源政策、核災區食品進口，皆非單純地方治理課題。由於公投法修正案正式施行，包括提案、連署門檻、投票年齡皆大幅降低，此雖擺脫「鳥籠公投」之譏，卻陷入「猛虎出柙」之困。儘管這符合主權在民之原則，利於展現國民總意志，但制度設計缺陷，不僅無法呈現總意志，反造成社會分裂與施政困境。

首先，低門檻通過率可能造成對立方案同時通過，造成治理危機。例如民法關於婚姻中性別議題爭論，下一代幸福聯盟提出婚姻定義公投，主張婚姻限定一男一女；同時提出專法保障同婚公投，主張另外立法如同性婚姻專法。然「平權前夕．彩虹起義」團體為反制婚姻定義公投，主張「同性別二人所建立的婚姻關係」，應受民法婚姻章保障。兩案若雙雙通過，勢將導致施政陷進退兩難困窘。

其次，九合一地方選舉原本應關注地方治理議題，然公投所涉及同性婚姻、中小學性平教育、以核養綠、深澳電廠、東奧正名公投，皆涉及國會立法權與中央政府行政權運作。若再加入獨立公投此類高度敏感政治議題，恐嚴重混淆國家治理與地方治理本質與範疇，尤其是將統獨爭論、國族認同及國家選擇議題混入地方治理，更陷入治絲益棼政策窘境。換言之，地方選舉的中央政治化，及地方治理課題統獨爭議化，其實皆不利於回歸公共問題與政策本質。

最後，公投綁大選涉及政黨理性計算與政治利益。公投與大選結合造成選務負擔增加，各縣市皆面臨選務人員之不足，目前估算仍欠缺五萬選務人員，行政院準備動用第二預備金支應。國民黨執政的苗栗縣政府透過「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提案，建議大選與公投脫鉤舉辦，獲另外三縣市首長連署提案，擬由台中市長林佳龍在行政院會向中央表達建議。

公投脫鉤地方大選思維模式，若純粹從簡化選務複雜性雖有其合理性，然從選舉政治來說，國民黨運用三大公投項目議題，試圖動員選民在地方選舉投票中支持國民黨，這些議題提供選舉動員誘因與網路機制。從民進黨角度來說，由於自身並無提案，並無法提供選舉集體性誘因，故公投與大選脫鉤實較利於執政黨。

然而，公投雖是國民總意志的呈現，但與地方治理議題相混淆、統獨爭議滲透公共議題內涵、龐大複雜選務反失去議題理性辯論空間。國人恐怕在形式的直接民主外衣下，實質上已喪失在公共論壇中的理性對話與溝通，無疑地這將傷害台灣民主發展所需要的成熟公民文化。

中國大陸在美中貿易爭執中為何一直不願妥協？我想這是絕大多數人共同的困惑。從實際形勢與利益上看，低頭妥協對大陸顯應比較有利。以中國目前的國力，還不到能與美國對抗的階段。若暫接受其條件，以中國人靈活的手段，再逐步追求最大利益與發展空間，豈不更合乎以退為進、一陰一陽的道理？

對這個問題，我也疑惑了許久，最近才覺得看明白了。原來習近平真正要打的是一場抓意識形態的戰爭，與美國與自由世界進行貿易戰，將更有力於整頓國內的意識形態，所以他寧可放棄經貿上的利益，也絕不低頭。

中國大陸經過卅年超高速發展，已經沒有真正足以撼動體制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在政治上，一黨專政加上習近平大權獨攬，更無任何足以挑戰的力量。所以中共唯一的真正危機，其實是意識形態危機。

全國各地主流的學術、教育、文化、藝術、財經等各界都高度嚮往自由化及西化；中央到各級黨校有大量自由主義分子在任教；各地從小都流行雙語教育；最好的高中及大學均以留學美歐為第一目標；資產與中產階級群起移民；所有年輕人的時尚、育樂與網路流行，也均以學習美歐台港為榮。這樣下去，共產黨的統治遲早崩潰，「和平演變」將會成功。

中共最近藉陰陽合同等違法經濟行為，全面整頓演藝界人士以及各類電影與節目的內容。萬達等大企業負責人，還有股神徐翔接連出事，業界楷模馬雲早早宣布要退休，顯示中共不是僅在整頓民營企業的官商勾結與「不法現象」，而是要將黨的手全面深入業界。

至於媒體界、公知與網路這幾年受到全面管制，教育界與出版界受到普遍監控，已經不是新聞。央視大動作批「台諜」，涉台涉外人士受到調查與監控，官員盛傳底下將有政治運動。這都顯示一場小文革正在進行，而目標似乎是全面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外部勢力」所帶來的一切負面與不利於控制的影響。

中國政治傳統首重政教，政治體制與思想文化抓穩了，民生又無虞，政權自然穩固；經濟的起伏上下，根本是次要考慮。何況中共擁有比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十倍以上的各種強力操控經濟的手段，即使目前有信貸與房地產的大泡沫，以及出口、投資與消費三大引擎的同步衰退，真要造成經濟危機，也仍然不容易。

這場貿易戰雖然不是中共所願意的，但與美國進行貿易戰，可以激發全民反美、反西方情緒，大有利於中共建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若是一旦低頭妥協，反而表示要繼續走「跟隨西方」的道路，在意識形態與維穩上非常危險。

對於中共而言，經濟失血固然很可惜，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失利才更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場意識形態與貿易戰爭顯然還要再打很多年。以一帶一路及非洲為腹地，北韓為爪牙，蘇俄為同盟，又積極提倡全球「經貿自由化」的新中國體系，勢必將與以美歐為主，經貿與思想日趨保守與本位的「自由世界」體系，做長期而多方面的奮戰。

民進黨政府近來可忙了，要打假新聞，還要限縮領取對岸居住證國人的公民權，卻都有違憲之虞。

先說打假新聞，蔡政府藉口「國安問題」要對付假新聞，如不是吃飽撐了就是為了低迷的選情。而從蔡英文說「最近的假新聞把選情搞得烏煙瘴氣，讓認真的團隊受到影響」來看，民進黨政府「打假」並不是吃太飽沒事幹，而是為搶救低迷的選情。

國人想必還記得，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前夕發生的「三一九」槍擊案。

槍擊案發生前，國安會祕書長邱義仁曾說會有「Big Surprise（大驚奇）」，槍擊案發生時邱義仁帶著神祕微笑說：「子彈在總統身上」，然後又說：「國安機制啟動！」似故弄玄虛，也似胸有成竹。

事件發生後，南部地區即全面風傳「國民黨與中共聯手槍殺台灣總統」，也因為如此，原本選情領先的「連（戰）宋（楚瑜）配」，竟以二萬五千餘票落選。如果沒有這起大驚奇的槍擊案，陳水扁必然無法繼續連任。而從陳水扁的槍傷到邱義仁的談話，三一九槍擊案是不是「假新聞」？

如今因執政不利大失民心，選情告急，民進黨政府竟怪罪是「假新聞」造成，要傾全力對付「假新聞」，即使有侵犯新聞與言論自由亦在所不惜。

其次，民進黨政府針對大陸居住證要祭出嚴密的安全管理機制，除了要求申報登記並明訂罰則之外，還打算進一步限縮領用居住證者的公民權利。

憲法明文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只要未妨礙他人自由或無緊急危難等問題，是不得以法律限制的，也因而，民進黨政府要修法限制領取對岸居住證的國人公民權，不論是選舉、罷免等參政權或應考試、服公職之權，都明顯牴觸憲法。

事實上，過去對領有其他國家居留權的國人，政府從未有過限縮權利的考慮，因為那是人民的自由權利，政府不應強迫人民選擇。民進黨政府之所以特別針對大陸居住證，當然是因為中共的關係，否則何以不對其他國家的居住證也採同樣標準。

長久以來民進黨常為勝選而不擇手段，只不知這次是否有效？

兩年多前，英國以些微差距通過脫歐公投，如今，可能面臨新一波公投；前一年，希臘有超過六成選民，以公投否決歐盟提出紓困條件，最後換來的卻是國會被迫通過更嚴苛的紓困協議。

隨著年底公投綁大選的日子日益接近，公投的相關議題最近更不時成為焦點。回頭看到英國與歐盟就脫歐條件談判破局，歐盟強勢不願接受英國目前提出的計畫，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內部為此面臨分裂，不排除提前改選，在野的工黨更有意發動二次脫歐公投，如此發展不免令人唏噓。

二○一六年六月廿三日，全球屏息以待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當時在移民等議題壓力下，疑歐派聲勢高漲，最後以不到百分之五十二的得票數，通過英國脫離歐盟。

結果出爐後第二天，倫敦國會大廈旁的媒體採訪區，多名年輕英國人擔心未來前途，拿著海報，哭著對媒體訴說，公投結果不能代表其他四成八的選民；只是，當初發動公投的前首相卡麥隆識相的尊重結果並請辭下台，當時不少人預期接下來會是場漫長的「離婚談判」。

將近兩年的談判，如今不被看好能如期在明年三月底和平分手，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上周形容英、歐關係如同彼此相愛的刺蝟，誰也不敢肯定最後會不會刺傷對方。

前陣子問一個在倫敦工作、當初支持脫歐的朋友，脫歐是否讓英國更偉大？儘管對歐盟諸多規定仍不滿，他也不得不承認，辦公室過不久可能要轉到德國，情勢的發展超乎他預期。

更令人民無奈的公投結果，恐怕是三年多前希臘人民投票決定對歐盟等國際債權人說「不」後的發展。

當初反對紓困計畫者批評，德國等主導紓困計畫者是趁火打劫、犧牲希臘民眾權益。公投前夕，希臘銀行關門，每人每天只限從提款機領六十歐元，不少民眾把怒氣都指向國際債權人。

公投結果揭曉後，許多希臘人在雅典街頭歡呼、慶祝，只不過，美夢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打碎，希臘被迫接受更嚴厲的紓困計畫。

更諷刺的是，當時激情鼓吹民眾對紓困計畫說不的希臘財長瓦魯法吉斯後來閃辭，當希臘民眾迎來更苦的日子，原本身家就不凡的瓦魯法吉斯，卻在闖出國際知名度後，開出高演講價碼，遊走他國發揮其演辯長才。

看到五花八門的公投議題時，或許該先想想公投後的代價。

民國八十八年地制法公布後，地方教育屬地方行政範疇，地方教育生態就有很大改變。

過往教育局長、課長、督學及國民中小學校長，皆由省教育廳甄選後任用，咸認公平、公正、公開，並超脫政治的藩離。精省後，地方教育處處長、科長、督學，皆由縣長直接任命，國中小學校長雖透過遴聘機制，但遴聘委員皆由縣長聘任，說不背書也難，因此實際掌握在地方縣市長手中。中央教育經費使用方式也因地制法實施，由代收專用方式變為納入地方預算內執行，亦衍生分配不公無法有效使用等諸多問題。因此地制法實施十九年來，教育界普遍認為對地方教育發展弊多於利，蘇格拉底與凱撒綁在一起，總是糾纏不清，地方教育生態不免落入派系之爭，影響教育正常發展。

如何在現有行政體制下，回歸教育專業體系，筆者建議：

一、地方教育處調整為府外局，保障其獨立自主權。地方教育處為縣市政府內部一級單位，經費預算易受財主單位及縣長牽制，教育計畫亦較易受外行人的影響。只有將教育處調整為府外局，有如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的專業體系，不但有獨立運作的專業行政權，亦有獨立自主的預算權和人事權。

二、明定地方教育行政人員任用資格，提升其專業能力。參照專業體系機關，教育處行政人員任用如能參照衛生局公務人員任用方式（採公務人員任用法及醫事人員任用雙軌制），採公務人員任用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雙軌制實施，使學校校長、主任、教師均能名正言順參與地方教育行政，否則以目前地方政府教育處常借調學校教師承辦業務，勢必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當務之急應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明定地方教育行政人員任用資格，充實人才的來源，提升其專業能力。

三、強化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功能。依教育基本法規定，各縣市政府皆設有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但功能不彰，形同虛設，宜就委員遴聘、組織定位檢討，強化其審議功能，如教育預算須經其審議後才能送縣市議會審議。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為培育優秀人才，地方教育行政回歸教育專業體系，實為當務之急。

當總統宣示：「我們終於把曾經是低薪代名詞的22K，送入歷史了」的時候，政府可能還沒注意到，兩萬多個廿四至廿八歲國家的第一線年輕研究菁英，每月所得還在6至20K之間。這些低薪菁英，就是全國的博士班研究生。

這些博士生的同儕，大多數在碩士畢業後選擇就業，許多起薪可以超過每月四萬元，五年下來，財務累計差距在二百萬以上。這種擴大中的差距明顯反映在統計中：國內博士班研究生數已由二○一一年的三三七○○人，降到二○一七年度的二八三○○人。工程學門由一○一○○人，降至七千人，減幅超過三成。資訊與通訊學門由二千人，降至一千二百人，減幅超過四成。少子女化衝擊剛到達大學生年齡，今年學士畢業生約廿二點七萬人，六年後將降到十七點五萬，減幅為廿三％。如果不採取積極行動，難以想像，六年後國內學術界還有多少適任的博士生在做研究。

博士研究生相較於碩士生，有較長時間深入了解問題核心與構思、提出解決方案，所以是執行研究計畫的第一線主力。雖然名稱上是學生，但實際上是全職研究人員。

為了保障博士研究生的基本生活，在先進歐美日國家中，各大學在招收博士班時，都明確說明學費免除之外，也提供固定薪資。比如在美國，目前博士生薪資多數介於二至三點二萬美金／年，折合台幣每月為五至八萬元，入學第一年，由學校提供獎學金，或教學助理工作，一邊修課，一邊兼任助教。通常在第二年就進入研究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由教授所爭取之研究計畫支付其學費及薪資。因為有這樣的生活保障，加上優良研究計畫與學術環境，吸引全球優秀菁英申請博士學位學程，將人生精華年代，貢獻給學術研究。

目前，各政府部會及很多國人之觀念中，仍將博士生當在「讀書」的學生，忽略他們是廿四歲以上，是理當財務自立的成年人，是優秀的碩士畢業生，在平均六年的時間中，大部分是專職地為科技部及其他各種研究計畫工作之事實。各大學做為這群博士班研究助理的直接雇主，不論是由教育部經費、捐贈之獎學金、各研究計畫助理經費總合籌措，在有上限的修業年限內（比如四年），都應該提供基本薪資，來保障這群培養多年，現在及未來學術研究的菁英青年之生活與尊嚴。

如果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時，各大學就明白地說明所提供每位博士研究生合理生活所需之保障待遇，相信更多優秀年輕菁英願意選擇留在學術界進行基礎與實用的研發工作，維持台灣的研發能量。

中秋連假全台不免俗的又大烤其肉，各電視台也「唯恐天下不烤」般推波助瀾，教導民眾如何選肉、烤肉和吃肉的節目，伴以各地烤肉盛況的新聞，有如世界頭等大事一般，不斷地出現在觀眾眼前。

報載台北市政府基於節能減碳之環保考量，打算逐步縮減行之有年的「河濱烤肉」活動，直到完全禁止。至於何時禁絕，台北市政府的回應是將採漸進方式，因為「若一次全面禁止，可能引起民眾強烈反彈」，反不利政策推行。在選舉前二個多月，台北市政府能不畏眾議，逆勢推出此項「移風易俗」的政策，吾人當表肯定。因為無論站在環保或是國民健康的角度來看，這才是真正「愛台灣」的好政策。

烤肉除吃進不良的亞硝胺等物質，吸進過量一氧化碳、多環碳氫化合物等氣體，增加致癌機率外，「全民烤肉」的結果，更是對台灣環保形象的最大傷害。舉凡廢氣、垃圾、寶特瓶、免洗餐具，以及大量使用的煤炭和肉類產品等，都和低碳、綠色、人與自然和諧的普世價值相違背。

近年來，民粹當道，政治人物為了選票，難犯眾怒，只得隨波逐流。在此社會氛圍下，台北市政府能夠率先而出，為移風易俗之表率，吾人樂觀其成。粗略的說，「中秋節不烤肉」和「以核養綠」實都具有環境保護之意旨。否則，這廂抗議火力發電的空汙嚴重，那廂卻又生火烤肉製造大量的空汙，思維豈不錯亂！

甚且，即使撇開「永續生存」的微言大義不談，單單為了現實的國民健康問題，亦應支持這項「中秋不烤肉」的政策。更祈盼各縣市政府也能漸次跟進，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