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最近觀光人潮強強滾，市面變得更活絡；相形之下，台北就失色了。但柯文哲不服氣，他說台北要發展的是大規模、長遠的經濟，不是「攤販經濟」。「阿北」說得沒錯，首都要有大格局，但他得拿出實績才行。

別的不說，柯Ｐ跟自己四年前比，台北經濟有變好嗎？最近永福樓歇業，東區商圈沒落的話題再度浮上檯面，蛋黃區多少商家因不堪漲租而收店，多少店面空屋等待出租而乏人問津。柯文哲可曾關注過這個議題，想想自己能對空店經濟做點什麼？更別忘了，那條路上還留著他一手造就的巨大爛尾樓。

韓國瑜剛上任，他的政績仍有待進一步觀察。目前看來，至少高雄基層攤商感受到了灶燒起來的熱度，餐旅民宿也都受益。但柯文哲已當了四年市長，他每天發表語錄，忽而忙著親綠、忽而忙著分手，市民幾乎看不到他對民生經濟有何關注。現在，他突然瞧不起「攤販經濟」來了，但大家仍在等他的大建樹會從哪裡冒出來？

老實說，首任的四年，阿北最少提到的事就是「拚經濟」了。身為首都市長，反正長年穩坐稅收冠軍寶座，柯Ｐ真的不需要煩惱攤商問題。但如果繼續對市中心的空店不在意，繼續對夾娃娃機店的燎原不以為意，柯文哲要小心首都神話毀在他手裡。

在邁向組黨及參選總統之路，柯文哲總得拿出一點經濟成績吧。阿北可以小看攤販經濟，不能不在乎空店經濟。

在華航罷工懸而未決之際，經濟部長沈榮津也有個忙碌的行程。十二日這天，他上午先會晤了工商協進會等七大工商團體的代表，對業界提出「核電延役」的要求極力安撫，作出「穩定供電」的保證。然後，他前往台中會晤市長盧秀燕，就台中火力電廠四號機組年底除役一事協商，要求她顧全大局保留機組以供調度，因為「電是大家要用的」。

把沈榮津這一天的任務加起來，他其實誰也沒能說服。產業界仍然不相信政府「穩定供電」的保證，盧秀燕則不相信沈榮津說中火「留十部、運轉九部」的承諾，到時候不會偷偷來暗的，讓十部機組全部開動，把空汙全部留給台中市民。見識過這兩年蔡政府能源政策左支右絀的台灣人民，大概都很難再相信官員的什麼「保證」，尤其是飽受「用肺發電」之苦而以選票讓台中變天的台中市民。

把沈榮津這一天的任務再算一遍，更可以看出這位部長的虛弱與矛盾。七大工商團體根本不相信蔡政府「不缺電」的保證，所以要求沈榮津應保留核二、核三廠「延役」的機會，至少備而不用，以防不時之需。對於業界的要求，沈榮津立刻作出否定的答覆，只是重複「不缺電」的空頭保證。但同樣是發電機組「除役」的問題，沈榮津到了台中，態度就改變了。他要求中火老舊的四號機組不要準時除役，理由很大膽，竟是要供台中火力電廠輪流運轉之用，還把「為大局著想」這頂道德大帽丟在盧秀燕頭上。

對於這位整天張羅電力忙到沒時間拚經濟的經濟部長，我們懷疑，他到底還相不相信自己講過的話和做過的保證？如果可以確知台灣在可預見的期間內能維持供電無虞，那麼為何他會認為老舊的中火四號機組不應如期除役，而須留下來繼續貢獻發電，直至鞠躬盡瘁。他難道沒有看到台中市民深受火力發電的空汙之苦？相形之下，核二、核三沒有空汙問題，發電成本又較低，為何沈榮津卻堅持這些機組都必須如期除役，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人們並沒有忘記，沈榮津如何機巧地選在春節前夕宣布能源配比，讓外界措手不及而無法回應。能源配比的調整，本來是要回應去年底「反空汙」、「反火力」及「以核養綠」等公投過關的民意；但沈榮津的回應，卻對民意不理不睬。他繼續堅持二○二五「非核」的路線，核電不延役、不重啟；對於公投要求火力發電每年減少一％，他以「執行將有困難」及「滾動式檢討」兩句話草草帶過。這就是我們的經濟部長，他遵奉的是總統的旨意，而不是公投的民意。至於發電的供需兩端，他到底在「保證」什麼，或者能保證什麼，在那麼多變數下，恐怕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吧。

以沈榮津的表現，以及民進黨更換閣員的速度，他的任期就算還有一年幾個月的壽命吧，他做出的「不缺電」保證，充其量也只有那麼長的效期。然而，一年多之後的電力供需，要換誰來提供保證？屆時如果缺電，民眾要向誰聲討？如果火力發電繼續導致空汙惡化，人民受損的健康要向誰求償？更嚴重的是，錯過延役期限的核電廠，屆時無法重啟；胡亂承諾的綠能躉購價格，勢必造成電費大漲。這些代價，在沈榮津或蔡英文下台之後，還會覺得自己有責任承擔嗎？

早年創造了經濟奇蹟的部長們，心心念念都是的台灣產業的壯大成長和國家的永續發展，因而打下鞏固的基礎。而今的經濟部長，想的是上級的交代及自己的官位，長期的國計民生則不在其計議之中，連結結實實的公投民意都可以踩在腳下。沈榮津固令人失望，但更令人失望的，是造就這種澆薄、短視政治文化的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民主與進步，其實都在開民主與專業的倒車。

對這一場全球矚目的美中經貿談判，既可以單純從美中經貿存在巨大失衡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從「修昔底德陷阱」美中新世紀全球霸權之爭的前奏來看，還可以從中國改革開放跨世紀工程最新進程的觀點來看。

從鄧小平1979年啟動改革開放開始，迄今2019年正好40年，這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從最宏觀的角度看大致分三大階段，大約每20年一階段；每一大階段中又有許多小階段。美中經貿談判則是第三階段的開始，它或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跨世紀大工程第三進程的基礎。

第一階段自1978年12月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決定開始，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告一段落。在這大約20年的第一進程中，又有不同性質的小階段，一環扣一環，不斷向前推進。主要的小階段有：放開對農業部門的束縛，釋放生產力，基本解決了挨餓問題；1980年成立四個特區，引入以私企為主的外資，鄧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拍板確定進一步開放。所有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難免磕碰，終至於引發1989年天安門事件，導致進程重挫。

1992年春鄧小平再度南巡，確定改革開放大方向不變，並起用朱鎔基任副總理，正式展開經貿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又五年，1998年啟動包括住房、教育、醫療的民生改革，一直到加入WTO，讓中國改革開放正式邁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自2001年入世開始，或將在2019年美中經貿談判後告一段落，其中，也有幾個小階段：首先，由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導致所有改革頓挫，1992南巡恢復了經濟改革，但社會與政治改革繼續停滯，以致經濟表現出色，但社會及政治問題如貧富惡化、社會矛盾、環境破壞、腐敗嚴重等，益發凸顯，即使在經濟亮麗指標後面問題也不在少，房市泡沫、庫存過多、槓桿過高、住房教育醫療仍未根本解決等，反映出中國的改革既嚴重失衡，也不夠深入，於是中共18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想當然耳，其中阻力自不在少，主要來自思想未能解放（如國企改革）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如知識產權保護）等。

其次，中國入世後，憑著競爭力優勢，如猛虎出柙，在全球市場攻城掠地，沒多久就躍升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並享有巨大順差，尤其是針對美國的大幅順差，這就導致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美國對中國的指責與埋怨並非全無道理，比如對外資進入中國許多行業的限制、中國政府對國企的政策補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甚至因為忽視環境及勞工權益而「虛增」的不當出口競爭力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美國優先」的川普總統決定對中國發動一系列的科技戰、貿易戰，逼使中國與美國展開全面談判，重點除了要縮小貿易逆差外，更在於所謂的結構改革，即國企、市場准入及知識產權等。

可以看到，除美國同樣在乎的「中國製造2025」中國不會輕易退讓外，美國關注並期待中國改革的諸多領域，其實本來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大工程中應該大力推動卻又進展相當緩慢的部分，當前的美中經貿談判如能在這些方面取得成果，不僅對緩和美中緊張關係很有助益，對中國改革開放跨世紀大工程的推進，意義同樣重大。

這40年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大背景是1978年之前30年，中國全面徹底的計畫公有體制，改革開放就是要從計畫公有有序地轉型為市場加民營，經過了40年，目前正處於能否跨入第三大進程的關鍵時刻，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年大學甄選入學調降學測參採科目，由五科減為最多四科，盼降低考生壓力，卻衍生同級分人數變多，如何篩選、超額嚴重等問題。但這只是造成考生麻煩，最嚴重的是整個制度愈發不公平，和對技職教育及大學全人教育的戕害。

今年申請入學管道以採計三科最多，有七四四個系組，占三成八；其次為採計四科，有六八八個系組，占三成五；還有一些系只採計一科，大部分是國文或社會，亦即高中三年只要念好國文就有大學可念，造成投機考生增加，這就是為什麼今年屆齡考生（二○○一年出生）比去年少三萬多人，但今年共有十三萬八千多人報考學測，反而比去年增加一萬多人，顯然很多高職學生也來報名學測，這對招生已岌岌可危的技職科大將是雪上加霜。

學測改為最多參考四科最少可以一科後，社會組可以不用準備自然科，自然組可以不用準備社會科，甚至有的只要念國英數就可以有很多的選擇，這對考生知識的廣度受傷甚深。近年來各大學一直強調通識教育，但因考試領導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那些只參考一科的學生，進入大學後如何再補強其在其他各方面的知識和常識？高中課綱或許很完整，但學生的學習絕對是四分五裂了。甚至還有頂尖大學的材料系不參考數學成績，真不知這是愛學生還是害學生，數學不好的學生進材料系念得下去嗎？

大學對申請學生判斷的因素可分為主觀的成績和客觀的成績，學測科目的考試成績可說是客觀的，至於自傳、讀書計畫、面試的表現等則是主觀的，現在將學測的參考降至一科，最多限制四科，等於是將主觀的分數擴大，將客觀的分數降至最低，這對弱勢生絕對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弱勢生在資料的準備和面試表現也都比較弱勢，如果陳水扁生在現在是否還可以進台大法律系呢？

多元入學已被詬病是多錢入學，現在愈改愈複雜，學測改為「選考制」，美其名是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讓學生可適性選擇考科、專注準備，但犧牲的絕對是學生學習的深度和廣度。未來若加上高中學習歷程的採計分數，等於在高中階段也時刻不得放鬆，任何考試成績都會影響到大學入學，快樂學習變成錙銖必較，同學關係也會受到影響。

現在任何入學制度的改變都是大學端在那裡協商怎樣對大學最好，完全沒考慮高中家長和學生的意見，難怪學生往大陸和外國跑的愈來愈多。如果大學的校長和教務長們還是繼續埋在象牙塔裡面，不思考整個大環境的趨勢和高中學習的現況，大學的招生制度只會愈來愈偏頗，難怪大學雖多，學生程度卻愈低矣！

報載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成功高中與中山女中等前三志願五所高中，採取策略聯盟，與台大、政大、台師大、北醫與實踐等大學，已在一○七學年先行合作試辦共同開課、跨校選修課程，以因應一○八新課綱。如此豐富的學習資源，絕對可以達到自發、互動與共好的理念，但僅僅限於這些學生可以達標，其他受教者都能獲得同質量的資源嗎？

頂尖大學願意提供師資與空間，與頂尖高中合作，其動機不言可喻，故跨校合作選修的繁雜配套，也能輕易解決。其他非明星高中就未必能獲得頂大青睞，學生沒有機會在高中階段得到政大商學院、北醫醫療裝置等課程的探索機會。

根據教育部頒訂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願景為「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以普通型高中課程規畫為例，每周彈性學習二至三節，依學生需求與學校條件，可安排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實際作法是依「學生需求與學校條件」安排課程內容。試問：當學生有高度學習需求，但學校條件無法配合時，如何決定課程內涵？依學生需求，抑或受限於學校條件？位於邊陲的社區型高中，能有與明星高中同等的教育資源嗎？

批判教育社會學者Bowles與Gintis一九七六年在其重要著作《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教育改革與經濟生活的矛盾》指出，孩子出身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遠比個人智商更能決定其教育成就。台大經濟系林明仁教授與沈暉智二○一八年研究結果同樣指出，家戶所得愈高，子女教育成就愈高，兩者有明顯正相關。從過去到現在，家庭社經地位都對子女教育成就有極大影響，故學校教育的平衡功能更顯重要。

教育部制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系統架構」，載明六大目標，其中兩項為「均衡城鄉教育發展」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一○八課綱強調課程自主權回歸學校，除部定、校訂必修學分外，還有每周二至三堂的彈性學習課程。一端是「公平正義」，另一端是「自主多元」，事實上明星高中的彈性課程不需要擔心多元課程所需的師資，因為除了頂尖大學積極與其合作外，明星高中的家長們也有能力提供學校課程所需。令筆者擔心的是：不受頂大青睞的社區高中學子，其受教權的公平正義如何維持呢？

筆者非常支持教育部致力於以學生學習需求為本的教育方針，在一○八課綱中賦予學校規畫課程的權利，並鼓勵學生適性選修。但筆者更期待政府，必須著力於提供資源匱乏的高中職適切的資源，同時期待大學落實實踐社會責任，一同投入人才培育，如此，自發、互動與共好的美好課綱理念，必能使每位學子受惠。

自解嚴開放以來，台灣人便把「民意至上」奉為圭臬，順從民意被視為是民主的躍進。故而，政黨為了標榜對民主的堅持，連候選人的提名也主張依據民調結果，甚至提出所謂「全民調」見解。但政黨不是一群人因理念認同所形成的團體嗎？如果一切都以民意為定奪，政黨又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

很多台灣人羨慕美國初選制度，認為讓一般選民（無論是否認同黨的理念）有機會參與提名程序，正是民意政治的體現。但光憑常識分析，便不難發現這種看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以最近幾任美國總統為例，無論是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或川普，在初選程序啟動前，他們的全國性民意支持度甚至連五趴都不到，但這些人後來都當選了總統。

正確的說：是初選程序讓選民認識了這些人的政治主張，並轉而支持他們成為黨的候選人，而非因為他們一開始便享有高民意支持度而獲得黨的提名。換言之，如果沒有那將近半年的初選程序讓候選人得以「導引」民意，依台灣現在倡議的「全民調」、「韓國瑜門檻」、甚至「七三比」的決定方式，上述當選人恐怕連白宮的門牆都摸不到邊。

美國長達半年初選程序，財力物力上的損耗相當可觀。但過程中展現的兩大功能，讓多數美國人覺得這些錢花得值得。一是這個程序允許參選人受到各種不同民意的檢驗；另一則是各州不同的初選制度，嚴厲考驗著候選人的組織與募款能力。美國疆域廣大，初選從自由派傾向的東北部起跑，歷經保守的南方與中西部各州，參選人若只想迎合民意，恐怕只會左支右絀難以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各州又因初選制度的不同，如開放式初選、封閉式初選、全面性初選與黨幹會議等均須有不同的競選策略，參選人若無堅強的組織為後盾，根本無法走完整個程序。

總而言之，初選的價值不在民意表達，而是在候選人能否引導民意，並透過卓越的組織與募款能力，爭取選民對其治國長才的信賴。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一味認為初選就是讓民意決定政黨的提名，甚至以全民調更能反映民意而沾沾自喜，恐怕最終便只產生媚俗的候選人，對國家的發展不見得有利。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初選乃由政府主辦，選票上所列舉的政黨都必須在同一天舉行初選，並受到選罷法相關規範的約束。由於選民只能參與指定政黨的初選投票，如投了民主黨便不能再領共和黨的初選票，這便大大降低了民主黨支持者影響共和黨提名的可能性。國民黨目前討論中的提名制度則不然，無論是全民調或民調占七成，均無法防堵其他政黨的支持者進入攪局。這樣的民意提名，除了使參選人不敢堅持黨的理念，對民主鞏固根本沒有絲毫幫助。

新黨在一九九四年首次提名候選人參選，當時採行封閉式的甄選提名程序，但推出的人選皆為一時俊彥，新黨的聲勢也因此被推向高峰。一九九八年，僅有一成社會認同度的新黨高唱接受民意檢驗，採行開放式初選，結果過程烏煙瘴氣，造成該黨自此一蹶不振。殷鑑不遠，政黨主事者應該明瞭，民眾在乎的是人才能否出頭，而非民意是否參與提名？

國民黨為了總統初選的時程、制度，吵得沸沸揚揚，其實，選民對這些都很無感，根本不在乎。

選民關心的是，哪個政黨、哪位參選人能夠帶領國家繼續向前邁進，想要看到台灣未來願景，想要聽到富國安民的政策主張。可惜國民黨內有意角逐大位者，目前仍陶醉在去年九合一勝選氛圍，彷彿認為「頭過、身就過」，才會汲汲算計只求從黨內初選脫穎而出。

國民黨的總統提名，爭議點主要有兩項。首先是時程規畫，這方面未有明文規範，只能參考過去慣例；一般而言，若是要挑戰現任總統，通常會盡早確立候選人，以便能提早投入大選，方便重新整隊、超前布局。

根據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的說法，按照以往提名程序，投票前一年的四月會展開總統初選作業，最晚七月完成。但既然是慣例，並非不能打破，只是要不要提前，仁智互見。

通常民調領先者，會希望盡快決定人選，民調落後者，則是想盡辦法拖延，因為時間一旦拉長，競爭對手可能因犯錯造成聲勢下挫，藉此扭轉局面。所以朱立倫才說，「初選不宜太晚」，吳敦義則強調，「不是愈快愈好」。

第二個爭議是初選的遊戲規則，既有辦法規定，黨員投票、民調各占一定比率，但人氣高的參選者，希望改採全民調，以抵抗握有黨員票優勢的對手，如今，還為了是否採取美國初選制度，展開進一步研議。

每位參選人都盼望為自己量身訂製一套制度，爭取最後出線機會；因此機關算盡，紛紛透過各種方式施壓，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私下目的是將初選制度引導到個人最有利方向。

此外，這些人為求維持一定聲量及熱度，並證明自己能孚眾望，不惜以醜化別人、美化自己，人前握手、人後下毒手，開始互揭瘡疤，還沒進入登記參選階段，彼此早已傷痕累累，更遑論於黨內初選正式展開後，競爭恐怕會愈趨激烈，下手只會愈來愈重，裂痕將加深擴大。

整個過程中，社會大眾只瞧見有意參選人士，各懷鬼胎，至於國民黨的治國理念、參選人的政策思維，若連這些人自己都不去談，選民又如何寄希望於他們身上？又如何有感？

聰明反被聰明誤，蔡政府內政無能卻精於政治操作；之前藉著挑動兩岸關係，一度民意小幅上揚，但短期投機操作能長久嗎？終須回歸基本面！近來台灣紛亂，蔡政府沒有解決的能力，只能講一些文青式語言，更讓台灣人看清楚蔡政府的本質：內政無能，還忙於派系爭權奪利，讓人失望。

蔡政府喜歡觀察民意風向，風往哪吹就往哪裡倒，可能短期獲取投機的政治利益，但討好的風格終究禁不起考驗，最後落到兩面不是人，蔡政府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兩套標準。

華航機師罷工風波，再次重創蔡政府的信譽，人民不僅對政府無能為力的表現失望，更嚴重的是此時還有黨內派系為掌握資源仍在鬥爭取利；在多數民意對蔡政府的印象逐漸定型下，二○二○大選恐怕只能鞏固少數基本盤。

一個公司如不專注本業，只想用會計手段或短期業外利益撐住股價，撐得了多久呢？這就是蔡政府的寫照。國內外廠商對蔡政府的能源政策感到懷疑；年金改革不敢動面臨破產的勞保，只動軍公教；健保財政跟長期醫病關係的惡化；教育急需改革才能配合產業升級…，這些都是人民期望執政者提出解決方案，但看到聽到的只是打高空的文青式語言。

就算國民黨二○二○能拿回政權，挑戰仍非常艱鉅，人民需要看到總統候選人有用心在規劃解決以上困境，不管哪黨哪派取得執政權，都必須要顧本，專注內政困境，如果只靠著行銷策略拿到執政權，卻沒有做好準備，人民終究會知道好壞。

即使是對筆者這種研究罷工法卅餘年的人來說，華航機師的罷工事件還是令人跌破眼鏡。

民國一百年實施的新工會法放寬工會的成立，空服員與機師得以各擁職業工會，這是近幾年來航空界勞資糾紛能夠檯面化的主因。只要看存在多年的華航企業工會在這次與前次空服員爭議中的角色就可以看清這一點。工會的自主性提高，罷工一出現，乘客自然首遭其殃。但是，這不該是我們反對機師罷工的理由。

任何社會都有勞資衝突，西方人經歷工業革命所引發的階級鬥爭教訓，很早就接受勞工以罷工來迫使雇主讓步。這是所有勞工的權利，高薪機師也包括在內。德國漢莎家族三家公司的機師從二○一四年到二○一六年間總共發動十四次罷工，其中第一次連續三日癱瘓三千八百個航班，波及旅客高達四十二萬五千人！

導火線是德航資方因廉航的競爭壓力，打算廢除行之有年的優退制度。罷工期間機場秩序大亂，旅客固然怨聲載道，尊重工會權利者卻也所在多有。值得一提的是，媒體立場基本上都持平，少有一面倒批判工會濫用罷工權者。勞資對立至今無解，不過幾天前，機師工會又決議通過新一波罷工。不只機師，空服員也三不五時癱瘓航班，講究秩序的日耳曼人依舊淡定如故。

很遺憾地，台灣的情況不是這樣。來自媒體、政界乃至網民的聲音，指責機師的都遠大於理解者。諸如自私貪婪、拖垮華航、以消費者為人質或長榮某機師操控罷工等訊息紛至沓來。平心而論，無人喜歡搭不上飛機，機師待遇也非市井小民可比。然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外人很難理解其中心酸。這些人以避免過勞當訴求，對重視飛安的人來說恐怕有其道理。

因為反對罷工的聲浪，指出若干國家有預告期間的說法也不脛而走。這其實是引喻失義。西方國家勞工具有團結意識，認清大家都坐在同一艘船上，所以甲公司機師罷工，乙公司機師多會拒絕當「工賊」。台灣情形不然，實施預告期間，雇主好整以暇，不僅可事先安排同業（或非會員外籍機師）協助，甚至整肅預備罷工者。罷工英文所以是strike，原因無他：這是弱勢勞工能給雇主重擊的法寶。一旦工會負有預告義務，罷工就會是笑話。

同樣地，強制仲裁也以不動為宜。這一制度在台灣可能藏汙納垢，只要看長生機場捷運案如何收場就知道。一旦此次罷工也以此法了結，爾後即使連客運司機的罷工權都可能被交付仲裁閹割了。

機師罷工不是世界末日。每個人對此事件都可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歡的人儘管轉至其他航空公司。但是，既然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台灣人就應該容忍那些關心自己權益的人行使罷工權。這是原則問題。

銀河系滿天星星一個月亮、一顆太陽，係正常自然現象，如果滿天月亮一顆星星、四個太陽，就是災難了！國民黨有意參選總統的天王，搶當泛藍太陽神，後行李箱還藏一條米其林強力備胎韓國瑜。

大家搶著選不是壞事，總比上屆爭相避選好，象徵時機看好，但最怕搶破頭，各自算計遊戲規則，不守君子之爭傷感情，初選分裂致影響團結。目前表面還和諧，暗地裡有點逐漸走偏。王金平最近愛聊「換柱秘辛」，爆料朱立倫曾找他頂柱選總統，可是最後「新郎不是我」，宣布因緣「大約在三月」。

朱立倫二○一六出馬，當時黨內怯戰，他明知遭雷劈風險大，仍「捨生取義」，王金平不是新郎算是走運呢。拿破崙說，只要站起來比倒下去多一次，就是成功。愛迪生把發明過程一千多次失敗當試驗，認為自己沒失敗過。人生不怕屢敗屢戰，而怕禁不起磨練；正如從事業務員，要有被拒絕的勇氣與耐性，參選也要有輸的勇氣和再接再厲的耐性。

上次打死不出來的，這次投機柿子挑軟的吃，須知蔡英文再軟，終究是行政資源在握的現任，具主場優勢，縱使呼風喚雨法力銳減，也得略懂法術使弄幾樣法寶才能登封神榜，立委補選是隨堂考或期中考都好，太陽們先考完這節再說！

良友如美酒愈陳愈香，「換柱」是陳年往事，時光難倒流，何必回顧那一頁不堪滄桑史。大選在即，居然還有空抬槓，有閒情逸致敘舊；同一個笑話連續講幾次，保證笑的人愈來愈少，但同一氣話卻講一次氣一次，所以民進黨反覆炒二二八仇蔣話題，國民黨初選竟猶炒「換柱」冷飯。快定一尊元神眾星拱月，事成才能「一輪明月照花香」。

以為政治是超然的，為免弊端所以我們用五權分立。怎知愈民主，獲得政權的一端卻愈狹隘。有了權力，事事都想控制，冠上「正義」的帽子，就無所限制的進行自己的轉型，不論是否大家有認同。

課綱既然是綱，真不明白為何總是為了意識形態在調整，大人政治的爭執，卻用孩子的未來做籌碼，再告訴大家這是為大家好。

看著逐漸內耗的台灣，逐漸退步的台灣，這些年來這樣的民主好嗎？希望只是陣痛，新的一年，希望百姓的覺醒能讓政治人物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