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曾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蔡英文最近嗆他說，沒有民主，只能「要飯」吃，諷刺對方藐視民主。依照辯論規則，接下來輪到蔡英文向大家證明：民主如何「當飯吃」。

明明是一個假議題，許多人卻辯論得好起勁，彷彿這兩件事真的可以拿到天平上來分個高下。沒錯！大家膜拜了幾十年的民主，神聖固然神聖，但落到政治生活的日常，當然得接受實踐的檢驗。而「飯」是人們三餐所需，雖稱不上神聖，卻是不可一日或缺。把民主和飯拿來秤斤論兩，究竟是侮辱了民主，還是糟蹋了飯？

郭台銘的原意，是認為台灣的民主未能產出良好的「經濟果實」，這是在質疑民主過程不當，而非否定民主。蔡英文身為總統，若具有真正的民主素養，即應傾聽不同意見，檢討施政是否兼顧經濟發展。現在蔡英文一則濫權侵害民主，一則又以民主維護者的姿態，想要把扭曲的話語塞到別人嘴裡。

在這種情況下，討論「民主能不能當飯吃」，顯然是百分之百的假議題，毫無意義。作為企業家，郭台銘的民主論述也許不夠精確，但他憂心經濟發展，至少具有民生關懷。相形之下，蔡英文則像是叫賣民主的政客，但她的貨架上充斥著抽象的意識形態物品，沒有哪樣能當飯吃。

如果有人能做出「民主炒飯」或「民主燉飯」，主食必然是飯，民主則用來調味。民主當然不能當飯吃，至於沒有飯的民主，要叫人民吃什麼？

國民黨立委最近推動《自由貿易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案，卻遭蔡政府財經部會一致反對，認為這給予大陸製品來台「洗產地」的機會。藍軍立委則反駁，認為行政院甫通過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才會造成更大流弊。這兩項法案的辯論，真切反映了台灣近年經濟撞上政治冰山而難以動彈的困境，我們如今只能談論枝節的修整，已無力布局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策略。

從經濟戰略看，《自經區條例》的思維猶如「圈地」，《資金匯回條例》則近似「鎖國」，兩者皆未觸及台灣經濟發展與轉型的要害，遑論未來的發展。這場朝野辯論有趣之處是，雙方的辯駁都有點道理，但都做不到，或刻意不做。

「圈地」就是經濟上的套利行為。圈外人為了競租，打破頭也要擠進去；打不進去的，就利用政治勢力為自己鄉里也圈出一區。馬政府時代國發會主委管中閔推動自經區，即為此吃盡苦頭，因為各地都要爭搶加入；但一下子要成立六、七個區，國內就先打起來了，如何轉型？在數位時代，著重的是跨國通匯與國際布局，搞特區是「錯易行難」。

說《資金匯回條例》猶如「鎖國」，或有些言重，但問題的確不輕。台灣目前的困境不是缺錢，而是找不到有意義、有利潤的長期投資機會。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台灣在既要「國際化」、又要「去中化」的矛盾思維下，弄得自己神經錯亂。台式的「自由化」，是政府說了算；在制度上，則經常莫名地破壞金融、財經法規乃至稅制。國外金融名諺說：「資金是最敏感的少女，易受驚嚇。」在缺乏明確的政經與法治保障下，資金往往裹足不前，否則就是來者不善的炒作基金。

台灣這種不知如何轉型的問題，以及政策工具老舊的現象，存在已久。一九八五年的「經革會」，曾以產官學大拜拜的方式會診，結果無疾而終。一九九五年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曾企圖起而行，但也只在電信自由化的部分略有成績。各界多認同「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和理念，但執行績效不彰是其致命傷。諷刺的是，在政黨輪替後，藍綠輪流執政，動輒搬出「區域ＸＸ中心」的口號，大搞口號堂皇的「兩兆雙星」、「鑽石計畫」，樂此不疲地追求務虛。相形之下，反而是大陸務實地偷歐抄美，趁勢崛起。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其白皮書六大營運中心的敘述也十分八股；但其精髓卻是台灣必須痛下決心的事：為了自己的利益與發展，做單方面、大幅度的自我鬆綁，並善用大陸做為商貿腹地。道理很簡單：台灣開放外匯管制後，產業已有不斷外移現象，而歐美日大型企業早就利用在台分支機構的菁英去大陸開拓。

簡言之，別人都在境外套利，善用台灣的籌碼，反而是台灣自己做不了莊，只能乾瞪眼，因為我們不夠開放！這已是廿多年前的策略警覺，迄今局勢更是艱險，因為習於以硬體零組件代工外銷的台灣，錯失了以軟體、品牌、服務業外銷，甚至發展互聯網的機會。如今各國皆透過更開放、低度管制的生態系來吸引投資，而台灣則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失去了繼續開放的動力。在雙邊或區域性經貿談判方面，則因政治與國內保守利益的因素，顯得一籌莫展。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揭櫫全區開放物流、金流、人流、資訊流的理念，這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規定完全相通。韓國瑜主張「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也若合符節；但蔡政府卻為選舉拉高「抗中」主軸，反向操作管制。

這場「圈地」與「鎖國」的辯論提醒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空轉已久，若沒有大戰略、高格局，是走不出這個困局的。

台灣經濟發展不能不考量兩岸關係，是不爭的事實，也因此改善兩岸關係，一向是經濟牌奏效的基本條件。過去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後，全世界都擁抱中國，在此一大格局下台商西進、政治上尋求兩岸關係改善，是很自然的發展。但自川普政府上任以來情勢驟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就算還未正式進入冷戰圍堵，至少已經不再是合作夥伴，已經極其明顯，而且不只是川普，美國朝野及學界也有高度共識，幾乎成為另一個不爭的事實。

當然，川普政府高喊美國優先，加上各種單邊主義的狂妄作為，美中關係逆轉，不等於中國與全球為敵。事實上，過去兩年中國大陸與歐盟主要國家互動頻繁，頗有聯手抗美的態勢。確實從2003年開始，歐盟就將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明確定義為「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展開多方向的合作與對話，並優先以對話方式處理與中國大陸的政經紛爭。然而就在上個月歐盟執委會所提出的「歐中關係展望戰略報告」中，出現了令人玩味的變化。

在該報告中，歐盟執委會指出中國大陸雖然仍為合作夥伴，但在過去20年的發展下，已經成為有意追求科技領導權的競爭者，以及有系統地在推廣不同治理模式的對抗者。因此歐盟需要調整對策，在不同議題面向上，以不同的方式及策略來面對中國，以捍衛歐盟的利益與價值。簡言之，在歐盟的修正定義下，中國不再只是戰略合作夥伴，更具有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以及戰略對抗者（strategic rival）二種身分。

特別是在戰略對抗國家下，反應出歐洲國家對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等方式，積極推廣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安及威脅感，跟近年美國許多反思美中關係的論調如出一轍。歐盟這樣的轉變，基本上宣示了中-歐聯手抗美的結合只是幻影，美-歐聯手抗中才是未來的長期格局。

回到台灣的未來。在美歐從「擁抱中國」走向「對抗中國」迥然不同的態勢下，兩岸關係依然重要，但美歐態度的變化也同樣關鍵。尤其是在美國抗中大網下，不配合者會付出代價的情況下，現階段兩岸政策固然有修正的必要，但若未與時俱進，將2008年的兩岸互動框架在2020年繼續套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能還沒發財就先破財，情勢已經不能單憑經驗及直覺斷定，需要發揮智慧好好想想。

至於綠營最大的挑戰，則是在護台抗中之際，有無辦法讓經濟持續發展。護台抗中政策在美、歐加持下，空間可能越發寬廣，外部助力持續增加，看起來要成功挑戰不大。但問題在美歐抗中之餘，並未停止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往來；相反的，美國貿易戰的重要目的，正是要移除不公平貿易及競爭障礙，讓美商有更多的公平機會進入大陸市場。目前執政黨政策在興利方面的不足，社會其實已經反映在去年的選舉及現在的低迷民調上，不是唱衰而已。如何在抗中護台之際，又創造民眾發大財的機會，是綠營最大的試煉。

未來國際情勢極為艱難，就如同日韓一樣，斷然的選邊站從來就不是選項。如何展現智慧，說服民眾能夠既護台又發財，才是社會多數人的期待，也是新時代領導人最需要證明的特質。

鴻海集團郭台銘董事長，日前在板橋慈惠宮媽祖及信眾面前，當著鏡頭對大家說，媽祖託夢於他參加二○二○總統大選，郭董更在當天隨即前往國民黨接受吳敦義主席頒發的榮譽狀，迅速搶在藍營新共主高雄市長韓國瑜回國前，一連串動作，造勢意味十足。

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甫遶境結束。總統蔡英文、行政院前院長賴清德上周才參拜完，台北市長柯文哲與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更跟隨媽祖腳步遶境。跟板橋媽祖淵源深厚的郭董也參加總統大選。這已說明，台灣人共同民間信仰中心，藍、綠各方政治角力已布局，錢與權更縱深當中，換言之，台灣大小宮廟與二○二○年總統大選，有著千絲萬縷、分不開的牽繫。

社群媒體最近瘋傳一張KUSO郭董被媽祖託夢參選總統的圖片。圖片中，大甲媽召集全台各宮廟媽祖，詢問眾姐妹是誰去告訴郭董要出來參選總統的？結果這些平日守護台灣的海神媽們，都說不是我、不是我。看了令人莞爾，卻也說明，二○二○總統大選，實際牽動的可能不只是當下台灣政治領域的政黨角力，更是國際局勢之間美中台日政經角力的試煉場，影響著台灣民主發展甚巨。

觀察這幾年台灣民主選舉發展進程可知，二○一四年地方選舉，選票結構裡有大量年輕中間選民，後來更促成白色力量崛起；二○一六總統選舉，選票裡有一大群討厭黨國勢力、不民主的年輕世代；然而，二○一八地方選舉，選票結構裡深藏更大一部分，是視進步為險途，寧願保守傳統一點安全的選民。而在民進黨敗選，蔡主席下台、主席改選，再到三月的立委補選後，台灣選票中更有愈來愈受重視的線上世界，充斥著各路臉書網紅與LINE群組的混雜聲量。

延續著上述這個民主軸線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二○二○總統大選，各黨各派勢力有著更重要的選戰任務，亦即地方宗教信仰中心的宮廟代表、廣大信眾與可能候選人之間，如何進行一場合縱連橫的大選策略規畫與推進，再由眾望所歸的代言人出線，爭取大位？在各參選人與神同行之後，是否所有參與這場大選遊戲的眾玩家、裁判、觀眾等，奉媽祖之名，再來一場「神的會議」，甚至其他眾神亦加入戰局（如保生大帝、關公、觀音媽等），由此展開對話，勢必牽動台灣民主的未來與存續。

近來總統初選氣氛熱鬧，但令人驚訝的是現任總統蔡英文卻也陷入初選危機，急喊「民調初選會分裂民進黨」？

二○○八年民進黨慘敗後，蔡英文成為黨內共主，不僅外圍團體擁戴，內部派系也團結支持，但如今卻慘遭各界圍剿，賴清德更要挑戰她總統大位。

其實仔細觀察幾年施政結果並不意外，民進黨過去就主張要跟勞工站在一起，結果上任沒多久所謂「一例一休」鬧得沸沸揚揚。而一再說要維護的農漁民權益，整體表現卻是慘不忍睹，一向主張要「斷開大陸連結」，改由「新南向」來發展，卻不如上任三個多月的韓國瑜，馬上從星馬、港澳及大陸拿回訂單，農漁民被「韓流」帶著走。

再來意識形態上一再拿中華民國當擋箭牌，而沒明確展現所謂「獨派精神」的具體作為，不僅基本教義派不買帳，外圍小黨及社團更是嗆聲。

民進黨各種神主牌打盡，不僅無效，更把滿手好牌玩爛，如此不正建立了賴清德參選正當性嗎？假設蔡英文施政好，豈有讓賴起心動念參選之念頭？更遑論害怕民調會分裂民進黨！

如此看來，「分裂民進黨」的人，不是民調，也不是民進黨支持者，更不會是賴清德，就是蔡英文自己！

選前利多頻頻釋出。農民的權益也成了執政黨拉攏農民選票的標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表示，決定將「農漁子女獎助學金」增加三成，並刪除學業成績規定。

照顧農民，應予肯定。但廣大老農期盼多年的退休年金養老照護，依然無聲無息。政府除對農民補貼補助外，早日實現農民退休制度，實為老農至為渴望之事。

目前雖有「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替代年金給與，然而，「施捨」與「權利」，給農民感受畢竟不一樣。該暫行條例從八十四年五月暫行至今近廿四年，也令人感覺怪怪不妥。

照顧農民是政府一貫政策，執政當局更應排除萬難，拿出魄力與決心；早日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健全農村社會安全體系，造福廣大農民，使老年農民安心離農離地，但不離開他們可愛的鄉間。

耳邊傳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琅琅讀書聲，看著孩子們純真的笑容，心裡想著「這一個地球」，我們應該如何盡一份心力來保護她呢？而生活在地球村裡的「住戶」，可不是只有人類，還有那千千萬萬的生物。

但是，近來的新聞報導，讓我們不得不擔心，跟人類一樣擁有居住權的海洋生物的艱難處境。包括：「全球僅剩千隻左右的『微笑天使』露脊鼠海豚，馬祖今年已見八死」、「科學家證實小頭鼠海豚已列入二○一八年絕種的動物」等。而保育類鯨豚的生命，往往就是葬送在人類製造的海洋垃圾中，尤其是塑膠袋，更成為牠們的致命殺手。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不應該只是琅琅上口的「口號」，特別是海洋占了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當海洋生病了，地球也會生病，人類也無法倖免。因此，愛護地球，要從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開始做起。

先看看全世界所發起的拯救海洋行動，包括：成立「海洋保護區」、不要「塑化」海洋、遏止碳排放以避免海洋酸化、阻止「怪獸漁船」掏空海洋、選擇永續海鮮等行動。筆者所服務的學校，從國際教育的發展方向，接軌目前全世界發起的拯救海洋行動方案，因此，發起減「塑」救海洋的實際行動。

學生會邀請家人一起填寫「無塑行動日記」，每天記錄「我及家人今天不小心使用了幾個塑膠製品」，並分享避免或拒絕使用塑膠製品的好方法，進而發現自己及家人的改變，更期望學生及家人繼續維持減塑行動，甚至達到無塑生活。

從日常生活做起，久而久之就會成為習慣；與家人一起合作進行，也會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是的，但是您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日本五月將迎來新年號「令和」，紙鈔也將更新設計。新版紙鈔肖像，一萬日圓紙鈔的擬換為有「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目前舊版一萬日圓紙鈔的肖像是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最早將經濟學由英文世界引入日本，更是日本國際外交戰略新思維「脫亞入歐論」的倡導者。

福澤生於一八三五年，出生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福澤雖生於儒學世家，但習漢文之餘，十九歲的福澤前往長崎學習「蘭學」，卻成了他人生轉捩點。「蘭」即荷蘭，是當時的世界強國，在荷蘭之前，有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有法國、英國的崛起，俱為歐洲強國，這種學習接觸與認識，自然是福澤日後「脫亞入歐論」的主要背景。

中日關係淵遠流長，自漢以下迄今二千年，從日本的角度看中國，大約有三個階段的變化：由漢、晉到隋、唐，甚至到宋、元、明朝，一千餘年，基本是「仰視」，其中最著名的即是遣隋使，遣唐使，一切俱學中國。明朝時期，日本結束了藩鎮割據，國力漸增，不再仰視，而是「平視」中國了，甚至在朝鮮半島上與中國開戰，平視時代一直到一八四○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之後告一段落，自此而後，即是以「俯視」的角度看待一個由盛轉衰的中國。

西潮東漸，中國在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欺侮之際，一八五○年代，閉關鎖國的日本也面臨了一個新崛起的美國的敲打（一八五三年「黑船事件」），日本政治家因此覺悟，日本跟它之前的老師中國都落後了，日本必須以強大的西方（當時主要為歐洲，美國尚未真正崛起）為師，進行「改革開放」──此即為一八六八年開始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也因此發表「脫亞入歐」論，在中國（亞洲）與西方（歐洲）之間作出了選擇。平實以論，對日本而言，這應是理性明智的選擇。

時移勢轉，進入廿世紀，美國崛起壯大，成了西方之首，更在二戰日本戰敗後，實際控制了日本，讓日本成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制衡中國的重要棋子。形格勢禁，日本也別無選擇，況且美日聯盟無論在經濟與安全上日本都是受益者。

時序進入廿一世紀，又是時移勢轉，沉睡了一百多年的中國終於甦醒了，GDP在二○一○年超過了排名第二的日本，並可能在二○三○年前後超過美國。這無疑讓日本再度在經濟及安全上面臨抉擇。廿一世紀中國的崛起很大可能意味著中國的復興。日本熟知中國歷史，應比一般西方國家更能意識到這樣的可能與趨勢，但無論在中國倡議的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或華為事件上，日本似仍擺脫不了美國的約制，但日本的選擇終將面臨關鍵時刻。

福澤諭吉在新鈔上的淡出，是否喻示了日本終將走出戰略選擇的困境，不免讓人產生懸念。

我們都羨慕西方老牌民主國家自由、進步，卻不太注意它們背後行之多年的各種制度；我們都羨慕日本「藝匠精神」，卻不太注意例如「無印良品的成功絕大部分靠制度」；上周一在台大，外交部前部長程建人指出：「台灣關係法併同美國與中國大陸簽訂的三個公報，實質上在美國、中國與台灣之間，建立了一種平衡架構。」這也是一種已經運作四十年、希望能繼續下去的制度。

韓國瑜要不要競選總統，備受關注，國民黨上下為「如何推出最強棒候選人」而焦慮膠著。筆者沒有答案。不過，從「人、治（泛指制度）分離」來思考，或可提供一些正面訊息。就像「節能減碳」：最基本「種樹」、直立式太陽能板，其次碳排量趨近零火力電廠（日本）、農業用「伏流水」（台灣彰化，循環使用；好環境才能源源不絕孕育「貨賣得出去」農產品）。

「不怕慢，只怕站。」這些制度「卑之無高論」，如果建立起來，並且可長可久運作下去。倘使韓國瑜「人」更上層樓了，「治」仍在高雄；倘使國民黨由其他人出征，「治」仍然可能在中央或地方運作（當然這需要大家協力合作，不至於「一朝天子一朝治」）。藍營焦慮膠著會不會稍微舒緩？甚至，綠營與藍營良性競爭；畢竟，民生議題無藍綠。

最近李登輝總統運用密使與大陸往來的消息紛紛出現；日本產經新聞連載的《李登輝秘錄》談到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如何往來兩岸之間；而南懷瑾的兒子南一鵬《父親南懷瑾》一書，記述了當時兩岸在香港接觸的情形。

從一九九○年開始的五年間，我們看到李登輝如何利用各種關係與大陸高層接觸，其中有舊國民黨、戰後的左翼舊友，甚至還有海外的關係。

南懷瑾屬舊國民黨人脈，六○年代在台北開塾，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蘇志誠與華視總經理鄭淑敏都曾是他的學生，一九九○年十二月在南懷瑾引薦下，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陪台辦主任楊斯德與蘇、鄭在香港會面，建立起香港管道。

曾永賢是戰後左翼舊友，二哥曾永安曾加入日共，五○年代護送當時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到大陸治病，留任總政聯絡部，雖然七○年代病歿，但是一九九○年出任總政聯絡部副部長的葉選寧（葉劍英之子），藉此與曾永賢接上頭，一九九二年邀他到北京訪問，見到了當時的國家主席，也是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

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田弘茂則是海外關係；李登輝一九九○年決定啟動憲改，委託田籌辦國是會議，田與其東海學長陳必照連袂在一九九三年祕密訪問大陸，先由統戰部長王兆國接談，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作陪，第二天就由王兆國陪見江澤民，江還要他到上海見汪道涵，汪當時炙手可熱，是隨時可電話直通江澤民辦公室的元老。

李登輝的手法是藉著接觸把管道一層一層提高，前面的管道用過即丟，雖然殘酷，卻是保密所需，南懷瑾的香港管道，讓李換到了與曾慶紅的管道，南懷瑾事後才得知。

這五年中，李登輝最關心的是大陸對三件事的反應：一、國是會議結束後，李準備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二、與大陸就事務性議題接觸談判；三、李正在籌備出訪美國。

每一件事都是台灣先提議，探口風，當然對方一時並不會同意，但是台灣鍥而不捨、逐步解釋，對方終究會諒解，也因此化解了反彈的敵意。

譬如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原本希望換得大陸更大的政治讓步，當時楊斯德回應是，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定，但鑑於政治衝擊太大，最後雖未成，卻促成海基會與海協會確立九二共識，以及次年的辜汪會談。

大陸也察覺到有管道是有好處，一九九五年三月，蘇志誠在澳門告訴曾慶紅，李即將訪美，希望中方理解「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曾慶紅的反應是「你們有你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因此到時候批評還是要批評的」。所以曾永賢才在七月接到善意的提醒電話，說飛彈即將試射。

何時北京覺得這樣的管道成為李「欺騙」大陸的工具？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後來新黨立委郁慕明接獲訊息，揭露李登輝的密使交往，也形同切斷了兩岸最高層溝通渠道。

李登輝對密使的運用，譽之者說他雄才大略，譭之者認為是陰險謀略，現在蔡政府不知有沒有密使，但是看到大陸連連出招，我們處處被動，不禁懷念起那個時代與李的密使管道。

四一八地震，再度震出老屋耐震度不足問題。事實上，政府近二年主動積極為中高樓層私有住宅進行「結構快篩」，竟有高達七成有安全疑慮，對抗天然災害視同作戰，這樣的危老宅絕對是國安問題，值得蔡政府嚴肅以對。

為避免發生三年前美濃（台南）地震類似中高層住宅軟腳蝦結構弱層現象，政府積極推動「結構快篩」作業，冀能先委請專家根據結構圖說，針對民國八十八年底以前興建六層樓以上住宅，快速找出結構強度不足標的，進行後續結構安全評估與可能的結構補強作業，以維護公共安全。但若是由屋主接續執行與負擔補強經費，只怕會不了了之，凸顯危樓補強政策跳票危機重重。

「結構快篩」政策原始目的是快速找出明顯結構系統不良危樓，根據台南維冠大樓事後鑑定調查發現，有疑似設計階段明顯結構設計瑕疵，及使用維護階段有不當增建與敲除結構牆情形出現，上述不利房屋結構耐震因素，可經由有經驗的結構設計技師或建築師，藉由簡易審視結構圖說與現場目視發現。顯然「結構快篩」不僅找出危屋，更會快速找出後天人為疏失因素。一旦快篩標的物需要結構補強，這會牽涉到後續法律責任分擔的問題，很可能房屋還未補強，法律攻防程序就會吵翻天與曠日廢時，因為房價腰斬與結構補強經費要誰出？

「結構快篩」立意良善，但要達到維護公共安全目的，一定要建物完成補強到現有耐震標準，以竟全功。當快篩結果交到民眾手上時，民眾期待的是後續政府持續輔導與協助。但現在政策卻傾向強制將快篩結果法律化，要求民眾應接續進行耐震評估，列入公安申報項目，並建立罰鍰制度，這樣的政策真的是以「接地氣」的方式解決問題嗎？

既然結構快篩目標是快速找出並同時補強危樓，在公共安全優先的前提下，可以考慮根據危樓危險程度分級，要求不同補強完成期限，當逾期限則先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代為執行危樓補強作業，若危樓可歸責設計者或屋主，則同步進行法律程序來求償結構補強經費。

「結構快篩」是政府主動發現公安疑慮，若不比照重大天然災害排除危險為先，政府只宣布一棟棟危老宅有安全疑慮，安全未改善反造成社會恐慌，豈不讓防災美意淪為國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