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繁榮與和平
台灣必須要面對時隱時現的「經濟—民粹—兩岸」危機,不論哪一個黨執政,都必須要拿出繁榮與和平的對策。一個「中等」所得國家,延誤了二十年無法進入「高」所得,是政府與人民共同的罪過。一個馬英九時代穩定的兩岸關係,此刻變成要增購三千多億買武器自衛,是不可思議的進行式。
在當前持續的中美貿易戰中,民進黨政府不斷加強抗中反中力道,台灣必須要應對因此而帶來的「黑天鵝」(極不可能但可能發生的事件)與「灰犀牛」(一種可能產生悲劇的警告)效應。
回到經濟面,造成台灣經濟動能衰退的四個因素,一如車之四輪:民間消費不振、投資萎縮、政府支出疲弱、出口乏力。
埋下這個種子有二個關鍵因素。一是一九九○年代中期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阻擋了大陸經濟起飛中,台灣水漲船高的黃金機會。另一個是三十年來民主制度,就如在歐美國家一樣,已無法有效治理一個中產階級停滯、貧富差距存在、合適工作機會難找、意識型態當道、利益團體偏執、民粹與網軍竄起的分裂社會。
此一現象也助長了三位民選總統執政下,行政院長的快速折損;在陳馬的總統任內各換了六位,蔡總統任內三年也已換了三位。平均一年半的任期,怎能產生偉大的政績?
(二)郭韓的速度與氣度
因此,台灣三十年民主政治實施的景象是:民粹不斷在燃燒,年輕一代的生活在力爭上游中陷入困境。去年九合一選舉中,出現了民意的大翻轉。對民進黨政府輸掉十五個縣市的最大教訓是:不能不重視民生,不能再依靠民粹。一條政策不同的路線是:放下悲情與兩岸對抗,走向開放與兩岸交流。台灣要在台中美三角關係中做和平與緩衝的角色,不能變成美國的馬前卒。
在「民意如流水」的台灣,對政黨的忠誠度已在消失中。每當有強烈意識型態的政治人物退出政壇,我內心是暗暗地為他們高興。他們做對了一個「三贏」的決定:解放了自己,釋放了權勢,看到了新思維人才的冒出。
還在高位上,要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趕快從「政治人」變成「經濟人」與「社會人」。
「經濟人」追求的是經濟效率與民間財富。「社會人」追求的是社會進步、多元與公平。
一九五○年代,台灣努力擺脫貧窮與落後,強調了「經濟人」的重要。台塑的王永慶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透過民間企業興起,就業增加,工資提升,財富累積。
進入一九八○年代,社會趨向小康,「社會人」的主張得到重視,全民才能逐漸分享到經濟紅利。
二○二○總統大選已經啟動。爭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郭台銘,是跨國大企業家,大聲地宣稱:「我是經濟人,不是政治人。」高雄市長韓國瑜則是要農工商一起「發大財」的社會人。
一張川普照,產生百般聯想;一瓶礦泉水,捲起千層浪。
政治人物常缺:速度與氣度,但在郭韓二位身上,看到了追求效率的速度與勇敢承擔的氣度。
讓我們期盼:選出的總統要擁有「經濟人」冷靜的腦,「社會人」溫暖的心,以及與生俱來的「中華情」。
有冷靜的腦,就不會做反理性的決策—如增加戰爭風險;有溫暖的心,就能建立一個祥和社會,尤其改善中低階層的生活;有中華情,就會自信地展開兩岸政策上的開放、交流、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