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屆金曲獎落幕，外界批評此次獲獎名單「染綠」、「政治化」。平心而論，染不染綠很主觀，藝術展現對人文、社會甚至政治的關懷也很好。不過問題的重點，不在「染色」，而在「迴避」。

頒獎結果揭曉，蔡英文總統幾乎在第一時間肯定、恭喜其中三個作品和得獎人。金曲獎得獎人這麼多，蔡英文只挑了其中三個加以肯定，是因為這三個特別優秀？還是因為他們符合蔡英文與民進黨的價值？

答案不言而喻。得獎者或許實至名歸，但蔡英文以總統身分的選擇性肯定，卻馬上造成兩個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是金曲獎主辦單位文化部，未來是否會「揣摩上意」給獎？而諸多音樂人，經過蔡總統「洩題」，是否更會迎向「總統口味」報名？

不過，比起「閃靈」得到最佳樂團獎，蔡總統的喜好問題，只是小巫見大巫。林昶佐是閃靈核心成員，但他既然是監督政府的立委，金曲獎又是政府預算辦理，於法於理，就應該迴避，這和立委不應包政府工程，並無二致。可是林立委不迴避，還拿了獎，蔡總統也公開祝賀，這算是什麼樣的價值展現？

而且，林昶佐當選立委以來，對文化部就很有興趣。馬政府下台前，他批文化部八年什麼都沒做；民進黨上台後，他誇文化部長鄭麗君是最認真的部長。文化部推動的轉型正義，他也總站在第一線支持。如此政治正確下，獲獎是肯定，還是讓金曲獎蒙塵？恐怕得打上大問號了。

蔡英文總統最近接連出席國軍將官晉任授階典禮、軍校聯合畢業典禮與重要高階幹部晉任授階典禮，期勉軍校畢業生共同打造更精實的國軍，也要求新任參謀總長等高階將領打造堅實的鋼鐵勁旅，守護國家安全。但國軍近期頻傳風紀醜聞，如何整頓廢弛的軍紀，將是精實國軍、打造鋼鐵勁旅的首要課題。

為因應慘酷的戰爭，軍隊成為極特殊的職場。部隊管理必須強調階級、威權、紀律、服從、刻苦，軍隊內部不可能真正「落實民主」。因而並非人人天生適合從軍，性向能與軍事文化相容，才能勝任戎馬生涯。

問題在於，我國為全球受軍事威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卻貿然實施募兵制。即使國軍已減半至廿一萬五千人，但要招募將近百分之一國民擔任職業軍人，仍堪稱全球最高挑戰。為達成艱鉅任務，國防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例如前兩年基層軍官嚴重不足，立刻大幅開放士官轉任，導致部隊出現「不夠格升士官長，卻可越級當少尉」怪象；招募大學畢業青年的專業軍官班，不但取消中英文筆試，役期更由五年減至一年。如此降格以求，國防部宣稱不影響人員素質，誰能相信？

為求美化編現比，留營率也成為業績指標。不適任人員進入軍中，幹部往往不敢鐵腕汰除。能留則留的結果，常要鬧出嚴重風紀案後，才將當事人逐出行伍，但對其他官兵心理及國軍整體形象，已經造成傷害。

勤教嚴管是整飭軍紀要件，但不敢管教甚至無法管教，卻是近年國軍頭痛問題。軍中常歸咎於洪仲丘案後立院火速修法，將軍事院檢凍結。職業軍人出身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一席「部隊沒軍法，就像太監穿西裝」的比喻，還引來蔡英文的隔空口水戰。

平心而論，軍中執法移交一般檢審，有助裁決公信力。例如檢方接手洪仲丘案、阿帕契案，發現相關幹部根本未觸重罪，試想若軍法體系作此結論，勢必掀起軒然大波。然而軍法比一般刑法，更重視威嚇效果，尤其亟需立竿見影的即時反應。軍法改制後，因檢察官業務量遠高於過去的軍事檢察官，導致案件拖延；對軍中特殊紀律文化，部分司法官缺乏瞭解甚至有意排斥。士兵蹺班衛哨，甚至對幹部暴行動粗，移送檢方偵訊後卻輕易飭回，或法官動輒輕判易科罰金，這些人若無其事回到部隊，幹部如何管理？

近年爆料文化興起，往往將國軍「往死裡打」。對此，軍方乃至政府高層，除依法懲錯，也有責任提醒大眾：國軍成員也是社會一部分，社會上可能發生的偏差行為，不可能披上軍服就消弭無形，外界可以指正，但不應對官兵無限上綱撻伐。然而國防部往往不願面對現實人性，訂出一些根本無法落實的清規，最後只是鼓勵造假與表面功夫。

但更危及國軍中心思想與國家信念的，卻是蔡政府。年改一度砍得讓美國擔心釀成國安問題，後來蔡政府改採切割分化，以較優條件籠絡現役軍人，但他們看到退役老學長遭政府背棄，能無憂戚？蔡英文也應知道，捍衛國家是國軍的天職，但避免陷國家於戰禍卻是元首的責任。尤其國軍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但蔡英文不但想切斷中華民國近百年建軍史，更幾乎只在面對國軍時才是中華民國三軍統帥，一轉身就回復為「這個國家」或「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這種借殼手法，要如何打造精實的國軍？

蔡英文剛上任時曾說，刷油漆跟除草等表面功夫，不會使國軍變得更好；後來又說，國軍最重要的是一個「實」字。上周蔡英文又在軍校聯合畢業典禮上，重述刷油漆跟除草之說。然而三年來，國軍在個人裝備和營舍等方面確有改善，但在「實」文化上卻不進則退。台灣需要更精實的國軍，蔡英文卻帶頭刷錯油漆除錯草！

表面上看，這次「川習會」一如所料為已停頓兩個月的雙方談判重新啟動開關，兩國代表將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展開第12輪磋商，美方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徵新的關稅。但對照會前美中領導人的表態，大致可以判斷美方的鷹派氣焰已大為收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屢屢在各種場合不點名譴責保護主義及霸凌行為，斥任何自我優先的做法都不得人心，且據報導，中方在會前曾向美國提出休戰三大條件：堅持美方須解除對華為的禁令；撤銷所有懲罰性關稅；放棄迫使中國採購更多美國商品。至於川普則預期「川習會」有建設性，但沒有承諾不對中國徵收新一輪關稅。簡單說，有足夠跡象顯示美方尤其是川普原本是很擔心習近平不出席峰會的，是以未敢像以往一樣地展示強硬姿態。

其次，中方對美提出休戰條件，意思是美方同意這些條件才能休戰；休戰者，重新啟動談判也。不同意，就罷談。這三大條件要求美方解除、撤銷及放棄的，正是習近平一再指涉的霸凌行為。中方一改之前11輪談判中的相對低姿態，底氣何來？不外如下原因：

一，關稅手段是兩敗雙輸的。美方對中方大幅提高進口關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幾輪關稅加下來，美國企業、消費者及農民均叫苦不迭，紛紛倒過頭來施壓美國政府。川普目前最關心的不是鷹派最在乎的如何打趴中國，而是明年選舉能否連任成功。這一點跟貿易戰開打時有很大不同，中方很清楚。

二，華為的表現太令人意外。美政府要高通不賣晶片給華為，華為立馬宣布將研發中的備用晶片「以備轉正」，在最短時間內派上戰場；美政府要Google禁止讓華為使用安卓操作系統，華為立馬宣布研發中的鴻蒙系統「以備轉正」，在最短時間內派上戰場。這樣的對手不但讓高通與Google因為失去巨大市場而損失慘重，而且會讓美方各界感到恐懼。

三，更根本的底氣來自於經貿結構。由於中國近年內需市場快速茁壯，中國貿易的出口依賴度已自早些年最高的35%下降到19%，對美出口依賴度也從最高時的7%下降到目前的3.6%。根據中研院院士劉遵義教授估計，這些出口的總附加值約為66%，假設中國對美出口全部叫停，中國經濟成長會有約2.4%的損失，如果叫停一半，則中國遭受最大損失也不過1.2%，這對中國GDP成長仍有6%以上的情況而言，問題並不嚴重。

四，就中國總貿易形勢來看，2019年前五個月海關資料，美國已自之前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降為第三大，次於第一的歐盟與第二的東協。在對美貿易下降的同時，中國對歐盟、東協、日本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都呈現成長。

五，來自於國際輿論與國際道德壓力。畢竟從「美國優先」衍生出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其道德含量是遠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也因此，G20或許是一個轉折點，之前是遭遇戰，中國在被美國偷襲之下倉促應對，手忙腳亂，顯得相當被動，氣勢不足。經過11輪談判終因美國姿態過於跋扈而告破局，但由於前述形勢中國底氣漸足，近來重整旗鼓先後推出「不可靠實體清單」、「國家技術管理清單」對美進行有效反制，並提早發放5G商用牌照，有理有節，明顯地都已是陣地戰的部署了。

G20峰會誕生於2008年9月世紀金融海嘯爆發之後，背景是G7已經無力處理全球經濟問題，必須把有中國作為成員的20國財長會議升格為G20峰會，不著痕跡地將中國迎入全球治理架構。

兩年後（2010）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也正因為中美之間老二老大的矛盾關係爆發了目前以經貿衝突為火頭的中美大博弈，而全球權力格局從G20之逐步走向G2看來也將是一個大趨勢了。

最近在看了曾引發熱議的電影「為副不仁」，片中關於掌權者如何根據法律人建議，運用單一行政權，加上出現大法官史卡利亞的角色，對照國內最近關於國安相關修法與大法官提名的爭議，法律人如何為執政者獻策、成為執政者工具，格外令人有感。

這部以美國前副總統錢尼為主要對象的影片，劇中不少金句讓人激賞，對照國內當下氛圍，更令人有感。尤其口白提到：「當世界動盪不安時，人們傾向於關注眼前的事情，而忽略到巨大改變對我們的影響……」。

片中多次探討有關「單一行政權」如何成為美國總統擁有凌駕一切的權力來源，以及副總統如何不受行政、立法監督的漏洞，背後都可見法律顧問如何為有權者服務。

片中有關政治權力遊戲，包括如何運用九一一事件，大規模監控民眾電郵、言論，如何以假證據出兵伊拉克等爭議事件。但片中法律人的角色，包括如何為美軍在古巴的關達那摩監獄刑求作為，提出合法化的說詞，不只事後招來各方嚴厲批判，更讓人見識到法律人與惡的距離可以有多近。

尤其劇中年輕的錢尼與還是律師的史卡利亞討論與權力有關的法律問題時，對照後來這位美國知名保守派大法官在聯邦最高法院的表現，包括如何影響攸關美國政壇的關鍵判決，片中幾個畫面，都充滿有意思的暗喻。

片中顯示錢尼與史卡利亞從年輕時就有相當交情，對照後來錢尼邀他搭空軍二號出遊打獵引發的爭議；當握有全國最大終審決定權的法官，與最高當權者在公私領域關係都如此緊密，更凸顯美國大法官總在意自由派與保守派各擁幾票的盲點。

片中史卡利亞與錢尼的互動，不免令人想到近來大法官提名引發的爭議，蔡英文總統兩度提名的大法官中，不乏過去就常去她家共享美食、品紅酒的好友。目前政府以國安之名所訂定的法令，未來大法官態度為何，當前執政黨口中所謂自由派大法官人選，是會堅持自由派理念，或只為有權者所用，終會見真章。

索羅斯、臉書創辦人、迪士尼繼承人等十八位美國超級富豪發表公開信，呼籲美國總統參選者，對所得前零點一％者課徵富人稅，以降低擴大中的貧富不均與日益勢盛的民粹主義。富人稅從多年前皮凱提的學者之言，轉而成為超級富豪的道德呼喚與社會責任，但背後隱含的均為「經濟不公是階級戰爭的產物」此一傳統思維。

稅制不公確實是今日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但有沒有實施富人稅卻不是重點，而是在許多先進經濟體中，稅制已經從本應體現分配正義的「累進稅率制」，轉變為「累退稅率制」。

根據OECD資料顯示，過去卅年來，會員國財政政策一項鮮明的特點，即是引進新自由主義的賦稅改革，以吸引投資為名，數度調降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使得稅制逐漸由累進稅率制，轉變為累退稅率制。以英國為例，最貧窮十％的所得者，繳四十九％稅率，最富有十％所得者，繳交的稅率卻僅是卅四％。股神巴菲特曾表示：「我是辦公室所有人中繳所得稅率最低者，甚至低於我的秘書」。英、美兩國也是OECD國家中，經濟最不公平的，稅制不公被認為是主因之一。

在OECD國家中，僅有丹麥與挪威是一九九○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沒有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兩個例外。丹麥在過去數十年中，雖也透過數次稅改，降低個人所得稅率，然而，丹麥始終維持住累進稅率制架構，也仍是OECD國家中，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國家之一。但丹麥的企業所得稅率廿二％，以國際標準而言，卻是相對溫和的，低於OECD國家平均值。同時，丹麥沒有課徵富人稅。

這些以累進稅率制課徵的個人所得稅，提供丹麥過半的全國總稅收，企業所得稅僅貢獻五點六％的低比率。而這些稅收有近四分之三投入公立教育、公立醫療與社會保護（如失業救濟與積極型勞動市場政策）等政府支出上。

優質的公立教育、公費醫療、強調教育訓練以提升就業力，而不是關注失業率的勞動市場政策，已被證實最能降低世代間的經濟不公，從而使得貧窮不會世襲，階級可以流動，因為這些政策最大化每個行為者在生命歷程中的發展機會，從而實現機會均等公平，而不是所得分配均等（這其實也是另一種的公平），真正實踐向上流動的「美國夢」。

丹麥經驗也與受試者在「實驗經濟學」中表現的結果一致。實驗中，受試者支持累進稅率，並同意利用稅收推動機會上的公平，提供每個人成功機會。除此之外，貧富差距擴大只是機會不公平的表象。只要政府政策能提供每個人公平的發展機會，不同階級間存在有真實、無阻礙的流動機會，貧富差距本身並不是需要被憎恨的對象。

沒有富人稅的丹麥成為歐盟國家中分配正義做得最好的國家，也同時名列全球競爭力最好的國家之一，方法無他，就是將所有涉及個人發展機會公平的政策，做到最好而已。

香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送中條例）引發軒然大波，七一遊行更爆發嚴重的衝突。七一衝突後香港能否恢復正常，還要看港府與北京當局的態度而定。

六月至今數次大遊行導火線固然是因為「逃犯條例」修法所致，但是香港人基本上是一群經濟動物，不是傳統的政治動物，這次的「反送中」期間，部分意涵其實是香港人對於經濟優勢逐漸失去的恐懼，大於政治上的無自由。

其實香港民眾的不滿主要還是來自九七年回歸後，經濟不均衡發展帶來的相對剝奪感，以及大陸人大批湧向香港帶來的衝擊。根據統計，香港本島平均房價從二千年每坪折合台幣七十二萬元飆升到二○一七年的二二七萬。二○一六年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人數達四二七八萬，到台灣旅遊人口為三五一萬。這一方面為香港創造就業機會，但另一方面導致物價飛升、文化衝突。而銅鑼灣書局事件與林榮基被失蹤案，讓港人的不安從經濟文化衝突延伸到人身自由安全，也成了「反送中」的重要養分。

七一遊行中雖延續「撤回惡法」與「林鄭下台」的口號，但在六月十八日林鄭月娥正式道歉，並宣布無限期擱置逃犯條例後，遊行的訴求與正當性已經大打折扣。同時原本支持香港反對運動的美國政府，在中美貿易戰暫緩的同時，國外支持的力量也正在快速衰退。儘管遊行人數估計仍超過五十萬人，但是訴求很難持續打動港人的心。

在這次遊行中看到群眾用推車和鐵棍衝撞立法會，用棍棒、強酸、強鹼攻擊警察，這是在六月兩次遊行中鮮少出現在鏡頭前的，這也落實過去警政單位的控訴，減少了反對派人士的正當性，因此部分參與遊行民眾也否認衝撞立法會與遊行有關，試圖做出切割。

其實對反對派訴求最大的威脅是七月的到來。七月是香港傳統暑假旅遊旺季，香港旅遊產業是其經濟命脈之一，六月兩次大遊行都是考試期間，不會影響旅遊產業，但是如果延續到七月，就會嚴重衝擊香港經濟。六月廿八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與旅遊界會面，已有旅遊界反映六月酒店訂房率按年下跌五％。

「反送中」活動正好在民進黨進行總統初選民調時，給了蔡英文很大著力點，順利將她送上民進黨候選人的位置，當然在後續的反送中運動民進黨政府也會持續見縫插針。但台灣必須慎重，過去在中美貿易方酣，美國政府也樂於看到台灣成為牽制中國大陸的一個棋子，但在這次川習會中將美國會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列為結論之一，就是例證。

比較健康的作法是應該聲援香港民眾追求自由與人權的立場，但不應該觸及香港主權與香港「一國兩制」問題。同樣的，作為台灣最大反對黨的國民黨也不應該在香港問題上默不作聲，應該給予港人適度的支持，同時也要呼籲北京政府對香港自由人權的打壓，將是對台灣民眾最糟糕的示範。

罷工本是勞工向資方用以尋求改善勞工條件及爭取權益的手段，但一刀兩刃，若未能及早協議收場，多致兩敗俱傷。然而運輸業罷工卻不同於一般產業工運，在追求公平正義過程中，同時波及一般社會大眾，並付出巨大社會成本。這也為運輸業勞方的罷工增加更有利或稱之為威脅性的談判籌碼。

儘管運輸業勞工條件改善的合理爭取係屬應然，但因有此威脅性籌碼，使得所謂合理的分際卻常被勞方所操控，導致勞資難達成協議，不經意地卻導致業者經營成本大增、競爭力銳減，造成勞、資、企業及社會四敗俱傷，可謂玉石俱焚。

近因長榮十八名空服員的不當罷工，使罷工協議再度陷入僵局，這對長榮航空的確是個管理智慧的考驗。公司堅持要以怠忽職守的曠職論處，為維繫飛安及員工紀律，似乎是無可妥協的大是大非。然而，工會則深懼罷工結束後，員工屈居弱勢，重啟談判將不可得，在不可秋後算帳及同舟共濟的堅持之下繼續二輪罷工。僵局至此，實需雙方更理性地看透問題的本質，而非各堅持牢不可破的信念或價值，持續耗損長榮航空的社會資產。

良善看待十八名空服員罷工事端，若確實是空服員報到後再行罷工，或可能因其對罷工法令的不解，以為工會宣布罷工後任何時點即可行使罷工權，以致誤判情勢，理應無罔顧飛安之意；據悉當時旅客並未登機，更無罔顧飛安之實。對於此事長榮航空公司理應據實呈現，勿扭曲事實，以免徒增彼此對立情緒。程序上，應先依法確認是否確屬曠職（關鍵在開始行使罷工權時點的認定）；若是，就職守與紀律而論，則當予以懲處。此時工會應可理解公司所堅持的信念何在；但工會若將罷工權限擴大解釋，恐會失去社會支持度及罷工正當性。

公司若能以較寬和方式對待，雖以曠職論處但保證不予去職，應可獲得正面回應。畢竟此次罷工事件中雙方都是在學習，也從錯誤中學得寶貴的一課。雙方應從事理脈絡，理性看待十八人曠職之處置，若認定確屬曠職，罰則當罰、但不逾定規（不因罷工加重懲處），將不致損及各自原先堅持的信念，共同尋求得一個合情的解釋空間及合理的下台階。

經歷此次代價高昂的罷工事件，資方應更用心善待員工、多予分潤，勞方當可更理解經營不易、多予承擔。惟當務之急就是讓公司儘速回復正常營運。當然，雙方協議時的互信基礎及資方事後的守信承諾，仍將是罷工可否順利落幕的真正癥結。

今天司法院所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主動」公開審理管中閔彈劾案。這是蔡英文政府「卡管」未成，再升級，將管中閔卡進法庭「公審」，羞辱台大校長，不惜損傷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這就是民進黨的「愛台灣」。讓台大師生情何以堪！

更甚者，此一醜劇已涉及極其嚴肅之違背權力分立，更嚴重侵奪管中閔於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基本人權。

雖然現行憲法規定，由公懲會「審判」彈劾案。但此乃背離「司法不介入彈劾」之憲法基本原理。所謂監察權本應由代表人民之國會對公務員所實施「政治監督」。美國憲法即明定：「監察彈劾權專屬於國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雷林奎斯於一九九三年判例更明確重申：「司法被定位於彈劾無任何角色。」此乃國會立法權與司法審判權之分際。

目前我國將彈劾分割為二：先由代表國會之監察院提起彈劾案，再交由司法院之公懲會審理判決。此種司法介入政治之憲政，世上少有。造成行憲數十年，監察彈劾不彰，被譏為「蚊子院」之關鍵。

另就彈劾管中閔「違法兼職」之事證為：公務員投稿雜誌，收取稿費。監委們可曾瞭解，此乃嚴重侵奪管中閔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基本人權？我國憲法明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公務員受雇於政府，當然應履行其法定之職務，但並非因此完全剝奪其於憲法上，本於「人民」應享有之基本人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懷特大法官於一九八三年判例明確闡釋：法院應確保「公民不應為政府工作而被剝奪其基本人權。」因此，公務員當然保有憲法所保障其為公民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之「憲法權利」。尤其，公務員就其職務上相關領域事務，以其個人之能力、時間與資源，發表文章，表達意見，即有擴大再提升其職務功能之更高公共利益，裨益於其所屬機關、社會與國家，豐富意見市場之言論憲法價值。除非所發表文章或表達意見，有直接、且實質妨礙或干擾其有效履行法定職務或其所屬機關之運作與效益。此乃涉及相關法益之權衡，而屬於「憲法天平」衡量之判斷，應由所涉及機關負其舉證責任。

至於所謂公務員「違法兼職」，更屬空泛、模糊概念。難道人民受雇於政府，成為公務員，即猶如簽立賣身契；須承擔「空白責任」，完全剝奪從事其他事務之權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史迪文生大法官於一九九五年判例，就聯邦官員從事演講、出版收取報酬爭議，提出：「禁止收取報酬，毫無疑問，乃加諸於表達行為之實質負擔。」公務員收取之報酬乃於其個人工作場域，尤其為意見表達市場之相對收益，無關其法定職務所衍生或不當之不法對價，非屬政府事務。尤其公務員本於其個人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所獲取之相對利益或報酬，亦具有憲法保障位階之法益，非得認定其為「違法兼職」。

本文所提各項違憲挑戰，筆者自知僅是「狗吠火車」，毫不會影響今日之「公審」；因為即使蔡總統，違憲毫不改其色！尤其肩負違憲審查之大法官已綠化至三分之二，完全在「這個總統」掌控之下，「狠者無懼」。天佑台灣人民，二○二○將是關鍵。

金曲獎落幕，今年迎來而立之年，意義非凡。本屆宣傳主題是I see music，以運用「看見」音樂衝突的感官，可見大會希望聚焦金曲獎典禮本身和音樂人作品。

金曲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從新科歌王Leo王得獎作品《無病呻吟有情抒情》，及經過四輪投票廝殺、被譽為「死亡之組」最佳國語女歌手，獲頒歌后林憶蓮的《0》歌曲。筆者略窺視金曲評審團審美標準，守住傳統，評審們也走出與金曲獎自己所謂的「流行同溫層」年輕世代的音樂與想像。

流行類評審團陣容堪稱豪華名單，不再是老將固守決選關卡，多了年輕世代的審美音樂標準。年輕世代不再是以歲數長輩「比大小」而是以專業的角度，提供大眾和媒體對於審美的「想像」，換言之，金曲三十，嘗試著定義音樂（流行）的趨勢與未來。

同樣筆者一直反覆咀嚼和思考著，即時的年代，即時的音樂創作，沒出實體片的YouTube流量定義流行嗎？上一代天王天后歌手，是否被「世代交替」了？也有人說「這次真的不是金曲獎假掰」，特別鼓勵獨立樂團或其他「特別」的創作者。如同金曲獎主席陳珊妮會後說道：通俗代表著主流嗎？點擊意味著流行？慣性思考會不會形成另一種文化霸權與反淘汰？

筆者想說的是流行音樂與世代間的交流，並不是用所有P與非P形式的矛盾句都為真的邏輯理論，音樂激盪，而是不斷探求與社會間的對話。Leo王對媽媽喊話說，「不要再這樣情緒勒索了，媽，我不一定會聽妳的話。」同樣，民眾面對蔡總統的情緒勒索（政策髮夾彎，高房價高失業率），總統，青年不一定會聽你的話。

I see music金曲三十有共鳴，沒陳腔濫調；眼看蔡總統施政說服力太差，如何引起共鳴？總統，聽聽不存在於舒適圈和同溫層的音樂（聲音）吧？

第一天的指考試題，考生和高中老師能感受試題的取向就是呼應素養導向教學。以物理科試題而言，命題符合素養試題的情境化、整合能力的面向，尤其重視課程實驗教學，強調物理概念及閱讀理解能力，對考生尤具鑑別度。

其一，試題引導師生重視課程實驗操作。今年的實驗題題數和占分比例比往年多，評量考生實驗原理和操作程序，對學校重視物理實驗教學意義重大。

其二，題目結合生活情境。包含面鏡反射、人造衛星運轉、手機無線充電、全球定位系統GPS、電蚊拍的原理及其應用等。呼應十二年國教及大考中心結合生活情境的素養教學與命題導向。

其三，引導考生重視與閱讀時事科學新聞。二○一八年諾貝爾獎物理獎得獎主題光學鑷子，結合近代物理和力學分析，是創新且具特色的題目，提醒教師和學生須重視科學時事新聞，並了解物理學基礎概念在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其四，強調閱讀理解能力。整份試題評量考生閱讀理解能力，考生必須耐心閱讀題目，擷取重要訊息，結合先備知識，才能順利回答。

升學考試的命題，題目不只是題目，更應具備引導教學的意義。期盼大考中心未來命題都能呼應結合生活情境、重視動手操作及閱讀理解與思考的能力，提升科學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