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慘敗，被迫割讓台澎。依日方記載，當時清軍步槍新銳程度不下日軍，然而清兵總是站成一排立姿射擊，很少利用臥倒、跪姿等方式掩蔽，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乍聽不可思議，說穿卻很荒唐：十九世紀後期，各國淘汰由槍口裝填火藥、彈丸的前膛步槍，改用後膛裝填步槍。前膛槍必須用通條伸入槍管壓實彈藥，動作只能以立姿進行，而且槍管內沒有膛線，有效射程不過幾十公尺，交戰雙方往往各自排成橫隊，近距相互開火。等到後膛槍出現，可在臥、跪等姿勢下射擊，準確度與裝彈效率更大幅提升。清軍雖引進新式步槍，卻仍沿用舊式前膛槍的操典，士兵還是習慣立姿，沒想過已不必站著開槍，更不知把自己暴露在敵人新式步槍射程內致命性有多高。

回到現代台灣，美國批准出售M1A2戰車，媒體形容為「地表最強戰車」。M1A2比起國軍現役戰車，確實是革命性進步。然而新式武器不但需要完整規畫作戰環境與作戰想定，也需要更高品質的維護。國軍過去狃於「勤儉建軍」觀念，作業維持經費長年不足，後勤補保速度緩慢，往往造成裝備妥善率低落，甚或基層部隊「怕用壞」，不敢落實訓練，裝備淪為應付檢查的擺飾。這些沉痾不改善，M1A2來到台灣，水土不服的問題，恐怕比舊戰車更嚴重。

引進新武器，必須有相應的新思維，否則鉅額的投資也是事倍功半，甚至全然浪費。

自從蔡英文總統新年講話宣示建構「民主防護網」後，民進黨政府大半年來全力構築其宣稱的「完整的國家安全網」。如今「國安五法」修法才完工，蔡英文更進一步宣告繼續推動「中共代理人」修法。透過系列修法工程，民進黨正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剝奪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自由與權利。

「國安五法」涵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和刑法等共五處條款的修正，其中不乏侵害人權、甚至「因人設罰」的爭議，但比起兩岸條例「中共代理人」條款牽涉的範圍及效果，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民進黨解釋「國安五法」是事後補救，「中共代理人」條款是事前預防，但外界認為這更像過去舊「刑法一百條」和「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的復活。

修法草案最大爭議，來自定義含糊不清。草案規定，台灣地區人民和團體不得為大陸黨政軍或涉台政治、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的機關團體或其派遣人的代理人，但到底什麼是國家安全或利益，哪些屬大陸黨政軍相關機關團體，甚至什麼是代理人，解釋都付之闕如。

尤其草案將這些不確定概念和對象的解釋權賦予主管機關，當主管機關「有合理懷疑」時，即可要求說明，甚至得要求被懷疑者提供相關文件、證據來證明自己不是「中共代理人」。但「合理懷疑」是什麼，並沒有解釋，只是賦予行政機關極大權力；而且，是由被懷疑人「證己無罪」，而非懷疑者「證明有罪」，也與「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相反。

草案還詳列台灣人民和團體不得接受中共黨政軍及其代理人的委託、指使，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宣傳，也不得參加會議發表危害國家安全的決議或聲明等。整個條款充滿不確定的「國家安全」概念，加上更抽象的「政治宣傳」，強化了政府管控言論的權力。

這些內容會被拿來和懲叛條例與舊刑法一百條相提並論，就在於前者規定「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者」和「以文字等方式有利於叛徒宣傳者」，皆為違法行為；後者則在沒有任何要件下，認定「意圖叛亂」且預備、陰謀犯者，都屬違法。過去，這兩個法律都被視為威權政府箝制基本人權的法源依據，先後遭到廢除或修正。

現在「中共代理人」條款雖然名詞和說法不同，卻同樣是以參與集會、宣傳等為犯罪事實認定，只是多了「國家安全」的要件。但「國家安全」幾乎可以無所不包，任意認定，這不啻是提供可以任意羅織、差別性執法，甚至製造文字獄的法源。而即使是懲叛條例和舊刑法一百條，亦不敢將「證己無罪」入法；民進黨之猖狂，可見一斑。

還記得蔡英文把「九二共識」等同「一國兩制」嗎？可以想像，一旦修法完成，任何從事兩岸交流而與大陸官方有所接觸、扯上關係者，都可能因涉國家安全或政治宣傳而遭株連，甚至被指為「中共代理人」或「被指使、委託者」。政黨就不用說了，為經濟利益要求開放的台商或團體，希望兩岸進一步交流的地方政府和學術文教團體，或是被認定為「中共代理人」的媒體及其所屬新聞工作人員，都將深罩新戒嚴陰影；輕則扣帽子、以行政權干擾或政治操作，重則罰款、判刑。

對於外界質疑，民進黨只強調「不會成為文字獄」，並指國民黨過去就是威權者，沒有資格質疑，但對違反法理和人權部分則完全沒有實質解釋。一來，當然是無從解釋；二來，也顯示民進黨對修法有恃無恐，準備繼續橫柴入灶。民進黨確實什麼都不怕，甚至已經不需要民主、自由與人權了。

民進黨以反國民黨威權起家，如今卻師法過去的國民黨威權。為打擊政敵、操作選舉、鞏固政權，不思走民主正途，偏行反民主詭路，民進黨與其宣稱對抗的中共何異？

課稅，就是政府用公權力，強迫性的把民眾口袋的錢轉到政府手中。政府拿走部分的多寡，就叫做稅率；稅率愈高，民眾的稅負就愈重。以綜所稅為例，按納稅人所得高低分為五個級距，稅率從5%到40%，所得愈高的人，繳的稅就愈多。這種累進課稅制度，政府最擔心的就是，高所得者會因邊際稅率太高而產生出走、逃漏或減少賺錢誘因等行為反應。蔡政府去年就是基於這個理由，才將綜所稅原最高稅率45%調降至40%。由此可知，在蔡政府的心目中，40%乃是民眾忍受政府課稅的上限比率。

然而，民眾被課稅的感受，不是只會發生在正規的稅制上。除了從民眾身上拿錢之外，政府也常常會發錢給民眾，例如對中低收入戶的社會救助等。為了確定救助的對象的確是貧困者，政府通常會對其做經濟狀況調查，並設定一個標準；所得低於這個標準，即是政府的補助對象。假設政府訂定的標準為10萬元，只要所得低於此數的民眾，便可從政府拿到1萬元的補助；若該民眾的所得為10萬100元，則立刻就喪失1萬元的補助。民眾多賺這100元，卻付出了1萬元的代價。從租稅的角度言，這如同被政府課了高達10,000%邊際稅率的稅。在這麼極端的稅率下，可想而知，這個民眾一定不會「笨到」努力去賺這100元。

蔡政府的年金改革就是一種對軍公教的課稅。政府從民眾身上強迫性的拿錢，叫做課稅；政府給民眾的錢被強迫性的縮減，也叫課稅。大家都同意，隨著時空環境變遷，原有的退休年金制度的確需要改革。姑且不論財產權的剝奪、信賴保護的破壞，以及不溯既往原則的毀棄等爭議，軍公教更在意的是改革的容忍度與公平性。平均而言，這次年改每人退休所得最終大約被調降三至四成左右。這麼高的「稅率」，等於是把每一位軍公教退休者，都當成是綜所稅的最高所得者課稅，顯然是極不公平的。一位每月薪資10萬元的民眾，一年所得120萬元，依現行綜所稅規定，稅率只有5%。如今，換成一位工作30年的軍公教退休者，同樣金額的所得，政府竟狠心的課以40%的重稅。

尤有甚者，退休的軍公教再任有給職務，如屬政府編列預算支持的機構，則停止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其中竟包括私立學校。換言之，退休軍公教尋求「第二春」，只要月酬超過基本工資23,100元，就強迫其不能領退休金；對超過23,100元的那一塊錢邊際所得而言，稅率高到近乎天價。如果這不叫做蠻橫霸道的「稅制」，什麼才是？

或許有些再任工作，仍屬「廣義的」公務體系，故政府將之視如未退休者，尚稱有理。惟將私校納入其中，卻難令人信服；私校明明就屬私部門，受「私立學校法」的約束與保障，即使政府會對私校予以獎勵或補助，但亦不能視為受其控制的「附隨」組織。更可笑的是，蔡政府一邊還在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法」，希望鼓勵企業增僱高齡及退休勞工，創造友善的高齡就業環境。政策間相互打臉矛盾，事小；年改限縮或懲罰退休軍公教的私校再就業權，則事大矣！

如果課稅是人人厭惡的豺狼，那年改就是一個「披著羊皮」的可怕稅制。高貴的大法官！千萬不能讓這頭惡狼，繼續殘害我們社會及後代子孫。

在過去，我們國家的工業界多數是購買先進國家設備，然後利用這些設備生產。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大規模生產成本比較低，因為大陸工人薪資低於台灣工人薪資，大陸政府又很慷慨地幫助那些工廠，因此我們很多工廠外移，這一直是大家關心的事。

可是我注意到因這種情勢所逼，我們的工業界也在演化之中，於是有了一種新的工業，就是設備工業。我們已不再完全購買外國設備，而可製造很多生產用的設備。這些設備都相當精密，比方說，有一種設備可以將較大粉粒研磨成奈米級粉粒。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容易的事，奈米級粉粒不能成坨，仍然要分散得很均勻。

生產過程中，檢驗是一個重要的程序。我們有設備可以快速地檢驗面板，每一個面板後面有上萬個微小的電子線路，每一個電子線路都要檢查，如果發現問題，檢驗設備要能夠快速地修補。也許大家會問，大陸可不可能抄襲這個設備？這恐怕不太可能，因為檢驗過程中牽涉到很多靠軟體完成的數學計算，抄襲這種軟體是不可能的事。

任何一個好的設備，裡面一定有好的零組件。我們機械和電子零組件工業也相當不錯，至少在進步之中。我們有很多公司可以替外國航空公司製造航太級零組件，顯示我們的設備產業擁有好的衛星工廠。很多設備需要晶片，而我們的確有相當不錯的晶片設計公司。

我們的製造業如果完全依靠外國設備，當然不可能有太好的競爭力。有很多國家已經沒有半導體製造業，但是他們設計相當精密的半導體製造設備，這些設備價格都非常之高。我們要投資一個高科技工廠，其實很多錢都是拿去購買外國設備，這等於投資在別的國家。

最近韓國和日本有貿易戰，日本可以扣住一些重要設備，這些設備會嚴重地影響韓國半導體的生產。

我們最近所生產的設備不是簡單的設備，裡面常常牽涉到機械、電機、光學和軟體。更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很多設備內部零組件是特製的，不是買來的。這些零組件都會用到在台灣自行設計及製造的特別材料。別的公司最多只能看到這個零組件，但是無從知道零組件的材料是什麼，所以要抄襲也很不容易。

能夠製造精密設備，乃是因為有好的工程師。我們應該繼續地鼓勵這些工程師發展更精密的設備。政府尤其應該幫助設備公司，使他們不缺乏研發經費，更應該站在制高點，選出一些瑞士級的高級設備，希望有一天，我們國家的工業界也能夠媲美瑞士。

警政署長陳家欽召開署務會報，與基層員警代表視訊對談，一時百家爭鳴，有的要裝備、有的要修法、有的要改變訓練方式，有的要調整勤務方式，不一而足。

猶記得一○三年十月在新竹市一分局時，殉職鐵警李承翰的警專卅一期同學數十人分發到來，為填補大量空缺及各所都要有老警察帶班，卅一期新兵變成最繁重的北門所骨幹。所長彭武賢說，廿多位員警的年資加起來還沒有他一個人久；聽起來真的很惶恐，我們就是在風雨飄搖中這樣度過。竹一分局卅一期同仁經過歷練，早脫胎換骨出師，等待帶領今年畢業的卅六期學弟了。

過秦論中，賈誼提到秦帝國縱有關中、崤函之固，金城千里之勢，但亡秦在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警察裝備再好，體能訓練再精，終要面對被攻擊後，才知道對方持有武器的執法瞬息萬變。法令修得對警察再有利，嫌犯內心世界的變化總是難以掌握，他們都敢耍狠殺警了，還在乎把妨害公務罪刑加重？所以當務之急是訓練員警有憂患意識、敵情觀念，能置之險地不受害。

每次重大勤務勤前教育，都規定有技術教官課程，都要出勤務了，教官還本於職責要同仁起身比畫綜合逮捕術，看得都心煩，所以我改以要求教官，事先蒐集電視報導員警出勤遇襲、嫌犯脫逃等影片，要大家討論防彈衣何時該穿？要帶什麼裝備？如何使用？怎樣站才是有利位置？如何說話可以緩和嫌犯之心、降低敵意（這就是施仁義）？既不花錢同仁又感興趣的烙印在同仁腦海。

近來總統大選的動態與新聞，幾乎占據生活中所見所聞，各方陣營無不努力較勁，只為了自己支持的一方能站上大位。身為年輕世代的我，看了許多社群、媒體、甚至是網路群組的言論，深深覺得生長在台灣能自由發聲是一種幸福，但幸福背後，更需要我們對不同言論和立場的尊重。

在歷史的洪流與巧合中，台灣一直是個命運多舛的地方，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然而命運選擇權卻似乎始終不在自己手上。我們有著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高度的言論自由和人權，但放眼國際社會，卻又是不折不扣的邊緣人。我覺得台灣人的命運很可悲，但又深深為台灣這塊土地上有著不同聲音的堅持而感到驕傲。

然而在自由民主的背後，台灣始終不缺的是內鬥和各種酸言酸語，在網路言論自由的當下，似乎是「只要我喜歡，說什麼都可以」，漸漸成了一種顯學；從什麼時候開始，言論自由變成了只會影射、揶揄、還有批判，放眼望去只要是和自身立場不同的言論，背後都充滿了仇恨與攻擊，不禁讓人心寒。

在網路通訊群組上，一位朋友換上一個從沒見過的暱稱和頭貼圖像，正當大家都問他是誰的同時，對其既有暱稱和頭貼的那種先入為主觀念也完全消失，對話也變得平實中立。也許我們都需要有這樣的「盲測」意識，學習不帶顏色看待每一種聲音，讓台灣的民主與言論自由變得溫馨可愛，而不是充滿仇視與悲情的可恨。

酷熱的夏季已到，可盡情享受陽光、沙灘及戲水的歡樂，但水上意外也頻傳。

四日深澳男大生象鼻岩外海潛水失蹤，七日高雄國中畢業生在蚵仔寮防波堤戲水遭浪捲走。目睹家屬和同學跪地祈禱面海哭喊的畫面令人鼻酸，也不禁反思這事為何不斷上演。

根據海巡署統計，一○四到○七年間，每年岸際救生人數雖逐步下降，但平均仍有三五二人，而夏季六月到九月間的平均救援人數更超過全年四成的一五一人，其中七月的平均救援人數幾乎是其他夏季月分的二倍。這數據說明了暑假期間是水域遇險的高峰期，尤其是剛放暑假的七月分。

政務委員張景森五月在臉書以「再見了媽寶級國家！」為題，說明行政團隊通過國家賠償法第六條修正案，國家在提供適當警告和標示外，對人身安全將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並認為解除這「緊箍咒」後，有助政府管理機關對山域和海域的開放。文章中最吸引筆者的是最後一段話：「政府將可以…透過教育來培育…，而不是透過禁止野外活動來保護媽寶。這樣才能把我們下世代鍛煉成為積極進取、敢冒險和能自我負責的公民。」

以四日潛水客於深澳象鼻岩外海失蹤為例，動員直升機七架次、艦艇廿艘次、救援人員二二四人次，消耗的社會資源初估約五百萬元，倘再以近年平均數約三五二人次計算，相當於每年耗費超過十億元在救援工作上，這些資源如能轉向投資在風險教育，除能有效降低國人將自身置於風險環境的機率，亦可減少警、消、海巡人員為進行救援而需冒險犯難的頻度。

從國家賠償法修正，不難看出政府管理模式正朝歐美開放式管理模式靠攏，逐步由政府應負所有責任的「大政府」邏輯，轉向減少限制，由民眾對自身行為負責的「小政府」思考，並且朝向扎根風險教育方式，透過不同面向資源投入，達到從根本降低意外的目標。

雖然風險教育的推廣不是短時間可見成效，但如果不開始，就永遠沒有落實的一天，筆者期望國人對水域遊憩風險的認識與自我保全，能如日本多年實施防震教育一般，達到全民皆有風險意識的程度。

香港六月九日「反送中」遊行後，現任駐日代表謝長廷在臉書貼文，提到今年是「六一二」事件卅二周年，當時訴求是反對「假維護國安，真破壞民主」的國安法立法，身為總指揮的他和副指揮洪奇昌、江蓋世，都遭到起訴。

這件官司，據謝長廷所說，成了他唯一的前科紀錄。他以此強調，爭取民主自由總有人要付出代價，但犧牲要有價值，希望香港也會很快爭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

但貼文之後，他看到台灣有人為香港政府辯護，懷疑「反送中」是偏見，理由是明明規定特定犯罪才會移送，有什麼好怕？他因此回應：「講這種話的人一定沒經歷過威權時代，當時的統治者也常說壞人才怕戒嚴」，「歷史上沒有獨裁者在法令上明白寫說要打擊異己或誣陷好人，一定是標榜打擊壞人保障好人，問題是好人壞人是由統治者指揮的機關來認定。」

一九八七年七月政府宣布解嚴，但各界欣喜於解除戒嚴之際，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欲強行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並與「動員勘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合稱「國安三法」。「六一二」事件就是由民進黨發動包圍立法院，反對制定「國安法」的行動，被視為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活動。

卅二年後，「國安」依舊是朝野對抗的元素之一。但換成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強行通過「國安五法」，蔡英文總統並宣示立法院下個會期還要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嚴格規範人民、法人、團體或機構為中共進行危害國安的政治宣傳、發表聲明，參加中共所舉辦的會議。這回則是國民黨大罵「綠色恐怖，變本加厲」。

當年民進黨以「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為訴求，反對披上「國安法」新衣，繼續箝制人民自由；但顯然，統治者雖解除戒嚴，心態仍未解嚴，仍以「國家安全」名號，眷戀「國家緊急權」，逼得人民走上街頭。

如今國安法雖已摘掉「動員戡亂時期」的帽子，政府還是認為「大敵當前」，連防制假訊息都想到國安法，好像刑法內亂外患罪及種種法律，統統不夠用。執政者振振有詞說是強化「民主防護網」，卻不擔心「防護網」愈密，「民主」空氣愈稀薄。

那年他們擔心「國安法」打擊異己或誣陷好人，因此上街反對。卅二年過去，這個陰影依舊籠罩全台。到底是造化弄人？還是權力使人腐化？

我的個案管理師雅娟打電話告訴我王爺爺出車禍了，立刻往急診室狂奔；她在急診室一路陪著爺爺做各項檢查與治療，直到爺爺的兒子來接手。

王爺爺今年已經八十六歲了，其實他不是我的病人，王奶奶才是。王爺爺七十八歲那年奶奶中風了，他自此擔起照顧的重擔，殷切期盼著有一天太太能從單側無力恢復到可以走路的狀態。然而，年復一年過去，至今奶奶已完全不能言語又四肢癱瘓。家屬捨不得王爺爺獨力照顧的辛苦，安排王奶奶入住安養中心，但王爺爺堅持風雨無阻每天從家裡騎四十分鐘的摩托車到安養中心看奶奶，然後再騎回家。那天就是在往返的路上出了車禍。

看著王爺爺在急診室中虛弱的身影，我想到大家常說的「少年夫妻老來伴」，這句話在高齡少子的當今社會中，不再只是婚宴上的一句祝福，而是現實生活中無比真切的老年生活寫真。王爺爺夫妻有四女一男，但孩子們不是在遙遠外地，就是忙著打拚，現今青壯這一代，誰不是在生活壓力下像陀螺般忙碌得團團轉，連陪伴父母時間都不夠，更談不上長期照顧。

於是真正了解爺爺陪伴奶奶辛苦、知道他們身體狀況的，是他們的個管師雅娟，每當奶奶發燒、泌尿道感染、痔瘡出血等緊急狀況，是雅娟陪同手足無措爺爺在醫療現場奔波，日常生活中還會不定時透過電話和通訊軟體，問問兩位老人家的狀況。現在爺爺車禍了，第一時間出現的也是她。她不只是個管師，幾乎像是沒有血緣的女兒。

我曾問爺爺在奶奶倒下後，人生最大的變化是什麼；他想了一下回答：「以前我沒煮過飯，現在我會煮飯了，把飯打成泥帶去安養中心給老伴吃，本來是怕她不夠營養，結果卻讓老伴越來越胖，還被勒令減肥。」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後回復認真神情繼續說：「我就像每天到安養中心上班，幫她梳頭、洗臉，陪她說話。常常觀察她眼神對不對，覺得有狀況就送醫院。安養院的人說，我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其實我只是想：如果給我重來的機會，我一定會在她還能說話時，對她好一點。」

身處醫療現場，我每天都能看到好多老人家因各種急性症狀被送進來，每個急救現場家屬都是哭天搶地乞求醫師救命，然而，一旦救回來，面臨長輩的身體殘疾及其後的長期慢性照顧問題，不論是選擇在家中自己照顧，或是送到安養中心，對家屬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要堅持下去更是艱難。

王爺爺堅持近十年，他還有體力加上堅定的心志，王奶奶幸運的有王爺爺，兩位老來共同作伴，不論未來還可以共行多久，都是難得的福氣；但少子化和高齡化已是無法逃避的現實，未來狀況只會更嚴峻，我們自己呢？每個人都準備好了嗎？不論是要單身獨老或者相伴共老，我們都為自己的老年安排好足夠的支持與資源了嗎？這是每個人都該好好想一想的問題。

鎮鐵路警察殉職事件連日來在網路上引起開槍時機與司法挺不挺警察的爭論。筆者以為，事出必有因，無風不起浪。這樣的現象其來有自，並非僅是一般民眾由於法學素養不足，而對司法刻板印象如此簡單而已。

民眾批評司法不挺警察，有檢察官反駁，民眾只會高喊都是法官不判死，卻忘記鄭捷早已被火速執行死刑完畢的事實。但筆者想問：近十年實際案例，究竟是火速執行死刑的多？還是以可教化之名而放縱的更多？就在去年四月，ＴＶＢＳ跟東森新聞不約而同統計出一個令人心寒的數據：警擊斃嫌犯近十年僅二例無罪。在如此寒蟬效應下，員警被迫開槍，變得不再是制止犯罪、伸張公權力與正義，而是害自己成為司法被告，在媒體前讓嫌犯家屬頤指氣使要求道歉，以及打不完的官司與高額賠償。

就在上月十二日，澳洲聯邦警察在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州的交界處盤查了兩個兄弟，結果兩人在衝撞警車後，拿出刀子與斧頭攻擊警方。警方開槍反擊後，嫌犯兄弟兩人都受重傷，而嫌犯中的哥哥還被救護直升機送到墨爾本醫院搶救。事後，維多利亞州警方表示，上前盤查只是「反恐行動的標準程序而已」，而維多利亞州州長則在個人推特特別提到，「感謝警察們的英勇行為」。

同樣的事若發生在台灣，恐怕連警政署署長都得到立法院被連番砲轟、被批判成是警察治國了，不是嗎？澳洲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全面廢除死刑，但警方卻可強勢執法，必要時動用槍械。在對於人權、司法、法治的認知跟定義上，國內部分法官、檢察官跟西方國家的司法人員顯然不同。

此外，所謂的「可教化」的操作型定義究竟為何？國內一般司法官幾乎皆為法學背景出身，少有來自精神醫學或心理諮商背景，如何能以醫學角度專業化精準評估出嫌犯在心理、生理綜合上具備了可教化的具體條件？如果在監獄抄寫佛經、吃素等外顯行為就足以證明一個人可教化的話，那麼筆者不禁要說，這無異於就是在侮辱佛教。

一位年輕、正義警察的生命不該就這樣犧牲，司法應該明確站出來成為執行公權力警力的安全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