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刊》最近刊出一篇三名義大利學者合寫的論文，以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的崛起為實證研究對象。貝魯斯柯尼在正經八百的國營媒體塑造媚俗品牌，引導選民走向民粹，讓他屢仆屢起一再連任。此文一出，在國外引起諸多討論：選民真的這麼好騙嗎？

台灣的國情與義大利不同，但也不乏類似現象：媚俗、民粹、政策買票、左右路線之爭等，無不如此。台灣更獨特的是，媒體不僅分成藍綠紅黃，執政者為選舉而操控媒體的情況也不斷變本加厲。這次「韓流」的興起，乃至「韓粉」發燒不退，也與個別媒體的介入有很大關係，因而加深選情的複雜化。

事實上，不論是朝野總統初選人的黨內互打，或者蔡總統在美國拚過境外交，乃至蘇內閣藉中央權勢威嚇地方及媒體，甚至是柯文哲麻辣對嗆民進黨的砲火，都有不同的媚俗民粹成分。選舉一到，政壇什麼怪事都做得出來。

至於政治人物能以媚俗欺矇老百姓到什麼程度，其實可用一句老話概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貝魯斯柯尼在政壇呼風喚雨多年之後，終於因言行百孔千瘡，被選民徹底拋棄。正所謂：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可以欺騙部分人於一世，卻不能欺騙所有人於一世。就像民進黨對民主法治的破壞，與它藉口「反中」而專擅的做法，都越來越讓民眾反感。

所以，不論多麼民粹或濫權，勿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評論時政不遺餘力，先是感嘆當前世局亂如明末流寇四起，而朝廷無力進剿；又議論當年希特勒肆虐，是因為德國人民放棄自己的權力。他進而指控，民進黨「說謊成性」，是因為人民對政府說謊也不在意，國家不把誠信當一回事。柯文哲罵遍對手和選民，但他自己有解方嗎？

政治不講誠信，不僅藍綠如此，柯文哲自己就是政治幹話的始作俑者，也是網路政治的受益者。柯文哲靠著「批藍打綠」的政治脫口秀博取網路聲量，說著滿嘴道理；但他的五大弊案今安在？八萬公宅又因何全跳票？柯文哲自命白色力量，揚言「超越藍綠」，但在政治上從未實現。台灣的政治並未因柯文哲的參與而淨化，反而因柯家軍的網路操弄混淆了治理評斷和是非價值。

五年前，柯文哲以「墨綠」形象誘騙了綠色選票，又以「兩岸一家親」的和中表態，取得對岸與淺藍選民的認可。他曾在去年選前表態支持蔡英文，如今卻又說出「怨恨小英」，氣到涕淚橫流，這些演出無非要蹭藍營選票。此外，柯文哲還精準地推崇郭台銘，貶抑韓國瑜，把韓粉和「魯蛇」畫上等號，企圖攻取「討厭韓」、「知識藍」與年輕精英的選票。又為了營造自己是台灣救世主，口口聲聲為大局憂心，鋪陳著「先生不出，奈天下蒼生何」的戲碼。

這場總統大選的詭異處在於，藍綠都競相銷售「亡國論」，連柯文哲也插一腳。柯Ｐ說，四年前因人民對國民黨絕望，他才能當選；去年高雄選舉，則是民眾對民進黨失望。這回，他更高談「晚明亡國論」，暗示韓流如流寇四起，民進黨卻如明末皇帝崇禎般無力收拾江山。所以，要救台灣，唯有人民覺醒支持「白色力量」方才有解。這盤棋，柯文哲其實早就布局完成，他所有話語都在召喚東風，期待失落的郭粉變成柯粉，一待民調上揚，他就能順勢起風宣布參選。

先問，無政績、無論述的柯文哲，真的足以託孤保衛中華民國嗎？柯文哲其實心知肚明：民進黨的「反中亡國論」是標準恐嚇牌，而國民黨的「亡國論」則是例行的危機牌，都是為了鞏固基本票源的老伎倆。揚言「超越藍綠」的柯文哲，本應正本清源破除藍綠虛幻的「亡國感」，但他反而變本加厲強化台灣的「末日說」，這哪有絲毫為台灣闢建新路的謀國宏願？柯文哲以晚明暗喻今日台灣，除引喻失義，更是別有用心。若民進黨如崇禎，國民黨似流寇，那誰是開關毀國的吳三桂？柯文哲不喜歡別人戴他紅帽，但他似想預留暗招，必要時將這頂賣國帽送給哪個對手嗎？

柯文哲千算萬算，就是沒算到民眾對政客的驕慢越來越不耐煩，對低級政治騙術越來越有抗拒能力。政客在需要選票時高呼改革喊謙卑，一旦上台，卻翻臉如翻書。如柯文哲所言，值得研究的是燎原的「韓流」現象，若非民怨難平，哪根柴火能煉出了鋼鐵韓粉？柯文哲批評蔡英文執政，使台灣未來看不到希望；但他的台北經驗，又讓人看到了什麼願景？他除了自戀和每日一變的脫口秀外，還有什麼作為能喚起人們的期待？

柯文哲滔滔指出一堆社會症狀，卻開不出濟世良方，正是典型的「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更關鍵的是，要改變現況，除了換總統，還得換國會，才能有效推動政改，這就是兩黨都喊出國會要過半的道理。但五年來，柯文哲仍停留在「單口相聲」、「說唱政治」的自娛狀態，無意結合更多同志合作翻轉台灣。這種自戀心理，也說明柯文哲提出的「超越藍綠」迷幻藥，只是江湖郎中的愚民假藥。

柯文哲想選總統的顛倒夢想，謀的是個人權力，而不是國家興亡，這只會加重國政的病況。事實是，台灣已無法再承受柯醫師隔空抓藥的折騰。

這些被金管會列入D-SIBs的銀行，首先在資本適足率部分會被要求增加提列4%資本，其中緩衝資本為2％，內部管理資本為2％，也就是由原來法規上的最低10.5%，調升到14.5%，可以在未來四年內完成；第二項要求是要申報經營危機應變措施。就前項而言，上述這五家銀行在2019年第1季的資本適足率分別為13.32%、14.46%、15.15%、14.16%與15.44%，即其中有兩家銀行的資本適足率已超過14.5%，有兩家接近14.5%，另一家則有增資的壓力。

我們支持金管會公布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的作法。先不論各銀行是否被選為D-SIBs，過去在台灣，只要一有銀行出事，政府為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一律伸出援手救助。例如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為了防止銀行發生擠兌，當時金管會就宣布無限額度的存款保險。

因此，若在金融危機發生時，政府會對銀行紓困相救，平時政府當然也可以要求銀行多提列資本，特別是規模較大的銀行，意即一旦這些大銀行出現危機時，在政府的保護傘下，需要政府投入更多協助，多提列一些資本也是合理的。

然而在執行這些作法的過程中，我們期盼金管會應多說明所謂銀行「內部管理資本」的涵義。原因是巴賽爾協定Ⅲ中似乎並沒有內部管理資本的定義，我們認為內部管理資本的提出，有相當的正面意義，符合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理發展趨勢。但內部管理資本不應是一體適用，當D-SIBs承作更多高系統性風險的業務，就應該相對應多提列資本。

一般談到D-SIBs，多偏重於「大到不能倒」的問題，但金融海嘯發生後，國際清算銀行發現，銀行還有「太多聯繫以致不能讓它倒」（Too connected to fail，TCTF）的問題，意思是當一家銀行發行太多金融債券，除了存在以短支長、承擔利率風險之外，也表示這家銀行與許多金融機構密切往來，依靠金融批發市場的融資經營業務。因而這家銀行一旦出事，持有其發行金融債券的債權銀行也會受到牽連，並造成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例如，今年5月中國大陸傳出包商銀行被接管的消息後，包商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立刻成為被拋售對象，造成當地市場利率大幅波動。所以，凡是會產生太多聯繫的業務，就屬於高系統性風險的業務，這類銀行的內部管理資本應該比較高。

又例如，承做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占率較高的銀行，且承做客戶不是以避險為目的，表明這類銀行從事承擔較高系統風險的業務，也應提列較高的內部管理資本。在金融海嘯後，研究發現，以歐美為主的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設計過於複雜及高度客製化，如房產抵押證券，市場透明度低，產生難以掌握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此類商品違約時，市占率高的銀行立刻面臨巨大風險，再傳導到整個金融市場，進而產生金融危機。所以在2009年9月舉行的20國集團（G20）匹茲堡會議，認為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也是引發全體金融系統性風險主因之一，金管會對於這類業務也應歸納其系統性風險程度。

以上說明都在凸顯每家銀行的內部管理資本不同，應該隨著經營不同程度的系統性風險業務而調整，金管會可歸類已有的系統性風險業務，並列出其系統性風險程度，如此各個D-SIBs應提列的內部管理資本就可一目了然，也符合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監理制度精神。

蔡英文政府說要增訂「中共代理人」法，引起極大爭議，被批為「白色恐怖復出」或「召回刑法一百條」。這種欠缺法律明確概念立法，折射當權者亟欲控制媒體和言論心態。

面對強烈批判，總統府聲稱是引用美國、紐澳、或歐盟類似立法。但真的是這樣嗎？事實真相是：草案內容更類似俄羅斯二○一二年通過、一七年再修正的外國代理人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七年底，俄國頒布法律幾小時後，立刻對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ＲＦＥ／ＲＬ）新聞服務發出警告；也把美國之音、ＣＮＮ等美國支持媒體和德國之聲列入名單。歐盟譴責，指此法是拿著國家框架，「對自由而獨立的媒體進一步威脅」。

由於之前已通過「訊息安全法」和「媒體法」，俄政府的三法不僅一體適用管控外國政府、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士資助的非營利組織，也適用外國媒體。國際媒體擔心普亭總統再度擴權，政府不經法院判決即關閉「不受歡迎」的外國網站或媒體，更對某些「從國外獲得資金」的「外國代理人」媒體實施制裁。

再看美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ＦＡＲＡ）一九三八年立法，原為對付納粹宣傳，要求外國代理人遵守嚴格披露要求，過去違反ＦＡＲＡ處罰非常罕見。不過川普上台後，這部法律執行突受注目。先後拿俄羅斯和中共媒體開刀。但很多學者認為，此項審查不透明也具不確定性，有打擊特定「外國代理人」媒體形象意圖，呼籲不要具針對性，尤其不應對付新聞工作者。

去年半島電視台案最引爭議，十九位國會議員舉報半島「反美」、「反猶太」報導令人不安，要求調查是否為卡達政府「代理人」，要求註冊。半島回擊，強調過去美國尊重新聞自由，連訪問賓拉丹都沒被打壓，專業已獲三百多項新聞獎肯定。媒體權利團體也強烈表示，ＦＡＲＡ此舉侵犯憲法保障的新聞自由。

綜觀美俄兩法，兩國給予「外國代理人」的「待遇」頗為一致：都要求向所在國揭露與外國委託人的關係、活動和財務收支，尤其重視新聞報導和訊息傳播，必須標誌「外國代理人」識別。不過，在國際抨擊後，俄羅斯官員至少表示，該法「不適用於國內媒體」，意謂不用來箝制國內輿論。但是，我們呢？

台灣的「中共代理人法」，被批為「無限上綱」，對新聞自由的傷害遠超過美俄。例如，適用對象包括「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團體或其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宣傳，或接受其指示或委託而為之」，內容也涵蓋「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決議、共同聲明或相應聲明」。這些不確定的法律內涵，如經認定，違者更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嚴厲程度令人咋舌。

觀點對立和意見分歧，是開放社會的常態，更是民主政治基石。但是九合一選舉以來，蔡政府對媒體新聞控制日趨緊縮，連公視和中央社也不放過，折損媒體公信力。可知蔡政府的「言論自由」，只是符合他們利益的「工具主義」。代理人法草案推出，更看見執政者想掌控輿論的急切。

歷史已證明，比「濫用言論自由」更可怕的是「濫用限制言論的自由」。蔡英文上台以來，一直依照「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動物農莊邏輯執政。代理人法一旦通過，只是給東廠們多一把屠刀，對民主的傷害是必然。

單就這點來看，蔡英文已失去了她的道德羅盤。

（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

最近日本京都動畫縱火事件震驚全日本，也震驚台灣動漫愛好者。對長期研究火災安全的教育者言，這事件對我們有幾點啟發：

突然被火煙或警鈴或呼喊告知發生火災、趕快逃時，究竟要怎樣逃，才能活命？往下逃生，可能跑進火場；往上逃生，煙上升速度每秒三至五公尺，人跑不贏它。為防盜或被占用，通往屋頂平台的防火門常被上鎖；這次京都動畫火災，十九條人命堆疊在三樓樓梯間，就是如此情境。多年前的高雄九龍生活大廈，也是十九條人命堆疊在通往屋頂上鎖的安全門樓梯間。

這是縱火案，調查機關是刑事警察單位。因被歸類為反社會犯罪，所以很多原因待刑事專業釐清。但對受難者家屬言，就是不能接受沒有招誰惹誰，沒來由的慘死。

這對現代化進步國家言，顯然不是法規可防護的，也非單純警察／消防單位可解決的。縱火凸顯現代化都市的偶發重大公安事件，要拉高到中央與地方首長常態性督導會報，才能導引有效解決方案。

這案例也告訴我們，鋼筋水泥建築低層出入口或樓梯間被縱火，往上、往下都有極高逃生失敗風險；受波及住民只有採行水平避開急迫危害、穩定情緒，獲取進一步資訊，然後選擇二次避難方式，才較能脫困。京阿尼的倖存者，確實有跑到二樓陽台，選擇跳樓而脫困成功的。但這例子，並不適合在四樓以上受火煙迫害者，因四樓高度跳下地面，勢必重傷，變成植物人或長期臥床風險極高。這種情境，要嘛用繩索／窗簾、床單，讓自己降低相對高度低於三樓以下；或是找到可以延長生命等待救援的角落。

由此可見，每一空間、情境不同，沒有標準的ＳＯＰ，但要堅信：避難是避開急迫的危難，避難包括水平避難與就地避難。特別要提醒的是「空間的安全性」，才能保護比較多的各種年齡層與行動能力的人們。即使是年輕敏捷者，火煙一起，光靠緊急避難，能救援的極其有限。

今年行政院鑑於台灣步入高齡社會及多件長照機構火災死亡事件，推動強化長照機構公共安全方案。就是告訴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火災安全防護工作，不是光談建築／消防法規、ＳＯＰ、書面計畫，災例告訴我們，上述這些不足以保障長照機構收容的不能自力避難的老人。只有正視災例凸顯的火災情境，透過情境式的演練，一起辨識風險，溝通出有效投資作為，才能限縮活著極可能碰到的不利，但合理會發生的火災事件的波及侵害，提高機構與住民的存活度。

如此台灣的人文社會，也才能真的跟上二○一五年世界防減災會議（仙台宣言）所要建構的「韌性社會」。

任何一次暴雨的淹水規模、影響範圍，與災害程度幾乎皆不相同；因此以本次高雄淹水災情論斷治水績效與比較，可說是在不同基準點評估施政成果，尚欠客觀。因為每次降雨強度、累積量、持續時間、都市不透水率改變及前期降雨影響等，皆會影響淹水災情。下水道清疏是防洪基本功之一，對於防洪施政，無法速成，也不可能永遠免除水患災害發生。

台灣七成人口居住六都；六都發展過程，是都市先發展，防洪防災在後，埋下了淹水災害潛勢。都市發展過程中，土地昂貴道路公共設施密集，可作為防災空間受拘束縮小；常見有線電視等管線占用溝渠，影響通洪斷面，使淹水危險度增高。人口密集經濟財政高度發展，不堪承災也凸顯其脆弱性。人口老化，防災自主能力降低，災變移動能力曝露風險度大增。

檢視本次高雄市洪水發生原因，歸納如下：

一、降雨強度與累積雨量超過現有排水網路設計標準，也超過排水系統操作容量。

二、高雄幾條市管河川與雨水排水系統間銜接發生問題，包括邊溝、雨水支線幹線、滯洪池與抽水站聯合運轉待加強，部分地區水位逆流發生抽排水故障等損壞。

三、地形因素，許多園區、工廠，農地土地使用行為改變，土地管理與防洪系統管理未整合；簡言之，都市化快速與不透水面積暴增，忽略排水系統防範。

建議改善方向：一、重新檢討排水網路的設計標準，及市管河川與雨水排水系統間銜接；二、提高都市綠地滲透保水比例，以控制降雨逕流量；三、對於公共設施，如學校和公園道路等，至少應有二％或更多地方，設置貯水深度三公尺或以上儲存設施；四、提升建物本身耐洪能力。

綜言之，用積極樂觀態度，以最壞打算教育民眾，建立防災觀念。

「三合一敵人」，是上世紀七、八○年代，政府為保護中華民國主權，把台獨、海外叛亂分子（反政府人士）、中共，統稱「三合一敵人」，用政治手段防範他們傷害主權。

早年，軍中強力宣導「三合一敵人」，即使目不識丁的小兵都得牢牢記住，當今五十多歲當過兵的都印象深刻。

時空轉變，數十年後，早沒有「三合一敵人」，昔日的台獨、海外叛亂分子不僅合流為「台獨」；在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刑法一百條後，儼然成新貴，紛紛位居廟堂之上，連行政院前院長都說自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當今政府為保衛政權，制訂「國安五法」，還將推「中共代理人」修法，意圖復辟當初對付台獨的「刑法一百條」，把提倡統一、推動兩岸交流人士，以法律入罪，統派變成整肅對象，民進黨政府的「三合一敵人」（統派、海外促統人士、中共）於焉形成。

政府信誓旦旦說，他們是站在自由民主的一邊，制訂相關國安法律是保衛主權，還說二○二○大選，是價值制度與生活方式選擇，意圖用二分法把反對者打成「中共同路人」（選擇沒有自由民主的一方）。

政府如真心愛中華民國，拿大帽子嚇唬民眾就算了，偏偏有太多台獨，及穿著中華民國外衣，毀壞國家法治、領中華民國俸祿的「假官員」。他們或明或暗推動台獨，這些才是「中共同路人」，都在削弱中華民國歷史傳承與主權。

台北市長柯文哲「大家智商都是超過七十的成年人」說法，戳破民進黨政府假象。柯直白說，只要有點常識的成年人都知道，民進黨政府只會操縱民意—只有民進黨最顧主權、最站在自由民主一邊，其他都在賣台。

高雄市長韓國瑜接受訪問時，更不忘直搗核心：誰想消滅中華民國？一個是中共、一個是台獨。

中華民國「三合一敵人」表面上沒人再提，但多年來一直存在，他們只是蛻變，用借殼與各種方式削弱、取代中華民國地位。

韓國瑜念茲在茲未忘真正國家威脅，柯文哲也看得懂民進黨手法，儘管兩人立場可能南轅北轍，但謀求中華民國生存，兩人合作空間是可期待的。兩岸關係要務實對待，才有寬廣的未來。

蔡英文總統出訪加勒比海四友邦，利用「過境」機會分別停留美國紐約和丹佛兩地，進行參訪或餐敘活動。這是美國國會於去年通過台灣旅行法並經川普總統簽署生效後，蔡總統的第三次「過境外交」。雖無法做到台旅法提及的正式訪問，但美方的限制確實減少了。

這三年來，台灣民主沒有顯著進步，甚至因為扭曲的「轉型正義」、偏狹模糊的「國安五法」等議題，使不少人大聲疾呼注意「台灣與民主的距離」。與其說美方是因台灣進步的民主價值支持民進黨政府，還不如說是因美方對中共當局「對抗大於合作」，所以放鬆些許對台限制，給中共顏色看。

近年來，我國旗得以在美軍事部門若干活動中出現，美副助卿、駐海地大使與我駐海地大使公開會面，美國防部印太戰略報告幾十次提及台灣或其對美戰略布局的重要，代表川普政府不像過去自我設限。

然而就像卡特以來歷任美國政府，囿於整體大戰略與國際局勢考量，川普不可能無限制的對「抱美抗中」的民進黨政府釋出善意。總的來說，川普政府對台還是有「三不政策」，亦即不（在美）開展具高度主權意涵的官式接觸；不准台灣官員在美推動台灣獨立、「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出售具明顯攻擊性武器，台灣也不能研發製造類似武器。

因為不進行具高度主權意涵官式接觸，所以蔡總統在台旅法加持下，仍無法訪問華府，也無法見到主管國安事務的高階官員，只能靠會晤國會議員與地方官員、參訪教育或科技等相關聯邦機構來彰顯「過境外交」意義。

因為不准我方官員在美推動台灣獨立，蔡英文只能打「擦邊球」，如利用僑宴場合自稱是「中華民國台灣總統」，或藉獨派僑團與美方賓客之口，強調美國支持台灣獨立，進行自我催眠式政治宣傳。

蔡英文上周於紐約市接見我友邦駐聯合國常駐代表團代表，是前所未見的做法，卻不表示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或「一中一台」。美國承認中共當局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不表示美國認為後者不存在，而且美國從未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所以我政府領導人在美接見友邦駐聯合國代表，又沒有提倡台獨，未違反美國的「一中政策」。

最後，不出售明顯攻擊性武器，且台灣不能研發製造類似武器，所以這三年來美對台四十四億美元軍售（是馬英九政府同期的二成五左右），仍維持以「防禦」為主。即使美方最近出售M1A2T戰車，也是著眼於防衛台灣地區，因我方並不可能將這型戰車投入中國大陸戰場。另據說，我近年研發的衛星火箭相關技術，受到美方關切與技術性勸阻，因為若「民轉軍」，對中國大陸安全將產生明顯威脅，可能導致台海衝突升高。

川普政府對蔡的「三不」，與過去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限制差異極小，顯然不容台灣某些政治人物或名嘴樂觀以對，也不是幾位對中共鷹派的美國高官可輕易撼動的。

高雄市長韓國瑜將進行小內閣微調，陳雄文接任副市長；因陳曾擔任勞動部長，而韓市長推動青年創業，須借重他在這方面的專才。

進入少子化、高齡社會，夾在中間的年輕族群，面對長照、托育、低薪等現實問題，必須認真面對。根據調查台灣年輕人心目中理想的十大職業，包括咖啡廳老闆、美容師…或美甲師。反觀，大陸大學生創業，主要聚焦消費電商、餐飲住宿。為何他們想創業呢？最直接原因是賺錢，另外是追求「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

筆者曾指導一組學生進行「美甲沙龍咖啡廳創業行銷企畫」，有別於一般美甲店只附贈即溶咖啡和小餅乾，而是不論在下午茶或美甲時間，都會向消費者主動推薦的創意商家。在台灣市場，鮮少有兩者結合的店家。因此，讓人有創新感，也激盪出話題。

有美好創業企畫很好，但是如落實到開店，實際經營時會面臨一些問題待克服，例如當初規畫在店內聘請四位員工（二位美甲師、一位助理、一位工讀生煮咖啡），請問這四位是否都是創業規畫成員？創業最好是都能實際投入，不要有純投資情形。以筆者指導這組為例，創業規畫成員中，若沒有美甲師參與，會讓創業者負擔更高風險。還有，創業選址也很重要，但光選店址好還不夠，仍要思量如何留住客群。

資金不夠，是學生創業主要障礙。為了鼓勵青創，政府應針對學生創業族群，設立創業融資體系，提供資金投入減輕壓力；同時，加強創業指導，由校內老師和校外業師協助，讓好的創業企畫不致天馬行空。

趁暑假背上行囊，行程丟給旅行社安排，是個人紓壓的方法。那晚從立山黑部下來，入宿扇澤一家頗有歷史的和式溫泉旅館，用餐時意外發現，這旅店竟有台灣的大專生在此實習。

導遊一度以為是來自對岸的打工遊學生，得悉是來自故鄉的學子後說：「帶團這麼多年，這是第一次遇到來自台灣的實習生…」，接著由教育部罵到各大專院校，批評他們無所作為，日本企業的實習工讀生名額，大部分被陸生占據。個人解釋自己學生確實也有到國外實習的例子，只是數量較少罷了；導遊又說：「學語言的不來國外實習，留在國內會進步嗎？」

一時無言以對！誠然，基於種種因素，如國外企業媒合困難、仲介剝削、父母不捨…乃至學生不願遠離舒適圈，現在不要說國外實習，即便國內也是人數驟減；加上少子化衝擊，畢業門檻過嚴降低新生報到率，技職院校也取消通過一定實習學分才能畢業規定。了解現況後，導遊搖頭嘆道：「長此以往，台灣鐵定完蛋！」

打開電視攤開報紙，政治新聞藍綠白口水戰充斥，除之前有參選人喊出「讓北漂青年返鄉、企業不加薪就加稅…」口號，選舉激情過後，又有誰注意到年輕人的困境？更有甚者，蔡英文政府執政三年了，有什麼顯而易見的政策，塑造更有利的就業機會和環境呢？

畢業於國立科大研究所的兒子，作品曾獲獎，在學期間也經常接案，熟悉業界生態也自我磨練。退伍後應聘北部設計公司，開出薪資三萬元要求，公司卻回應無實際經驗起薪二萬八。試問這薪資，北漂青年扣除租屋、生活、交通等費用，是不是還得父母「資助」？

筆者這一輩四、五年級生，畢業後無論留在北部或返鄉就業，省吃儉用刻苦耐勞，多少能拚下一間可遮風避雨的房子。這一代年輕人，家無恆產者甭說購屋了，大概僅能追求閒暇時吃頓大餐、國內外旅遊這一類的小確幸罷了。

在扇澤實習的科大女生表示，至少要待在異國一年，除非中途有重大變故，否則不會回台灣。若有機會，希望能繼續留在國外發展。

是什麼因素造成他們必須離鄉背井去當「台勞」？這一代年輕人是辛苦的！政治人物們可曾為他們著想？

在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確認後，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主動開砲，右批藍左打綠，只能說凸顯爭大位遭邊緣化的焦慮外，更是與選民拉大距離的自毀。

其實當柯用盡心機滿足不滿蔡韓選民，自以為可成第三勢力共主，卻茫然不知在情緒化發言下，不但更強固藍綠基本盤，更是讓人民覺得其爭權奪利已趨下風外，也深感他是狗急跳牆，見誰咬誰的暴走族。

同樣的，要爭取年輕世代，該思考他們在乎且又會捍衛的價值是什麼。當柯文哲怨蔡英文只會在香港反送中撿到槍，滿口民主自由人權卻表裡不一，卻忽略了他們同時間也在觀察柯和韓。

當柯文哲仍自我深陷在早先親美友中論述，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以為不統不獨下可以展開吸票大法，中間還有游離選民歸隊，毫不知民主自由是超越統獨的，當選民看穿柯文哲自我狂飆嗆聲，誰回嘴我就罵得愈兇，那不是邊緣化，而是離懸崖就在幾步間。

政客間的對罵見怪不怪，表面上他罵韓國瑜草包，但聽在人民心中等於說他們是無知又有待教化的愚夫愚婦。當政客暴走，腦管不住嘴，選民就會透過選票去教訓。

王子榮／自由業（台中市）

喜樂島聯盟公開表示組黨，明年甚至打算提立委和總統參選人，直接衝擊民進黨選情。蔡英文總統立即表示，希望能夠團結台灣所有派別，包括台灣派和中華民國派；然而諷刺的是，日前才表示打算修法懲治他們口中的「中共代理人」。

筆者認為，如果蔡英文真的有心要團結台灣派和中華民國派，就應當尊重不同的政治主張，而不是嘴巴上喊團結，卻又打算修法來打擊特定政治團體，激化出各種矛盾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