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船工會動員幹部「攜家帶眷支持蔡英文」，一紙赤裸裸的動員令，讓蔡政府操控國家機器再度現形。工會說，這是基於蔡英文對台船的照顧，否認有「國家機器」介入。這種辯詞，只是越描越黑。

民進黨立委說，台船工會支持特定候選人是「傳統」，並稱該工會過去也曾支持藍委林國正。事實上，台船工會上次選舉既出席林國正的競選晚會，也力挺同選區的民進黨候選人賴瑞隆，根本是兩面押寶。當年中船更名「台船」，工會宣示不介入政治，不知今天的「傳統」何來？

民進黨最近強打韓國瑜的「豪宅案」，相關資料由政府掌握多數股權的台肥提供，更是赤裸裸的政治介入。建商有義務為客戶保密，但台肥為了政治利益，卻將之當選舉子彈提供給民進黨和媒體，這難道也要解釋成公營事業自主？

不僅如此，蔡英文出席全國醫師後援會誓師大會，直接對沒來的榮總醫師點名：「我記下了。」言下之意，不管公營民營，不論士農工商，凡不表態支持的，「給我記住」。工會自主是假，政府操控是真；所謂「傳統」是假，國家機器動員才是真。

蔡英文為了爭取連任，民進黨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公營事業除了用來酬庸，還兼扮演助攻甚至主攻角色，在「物盡其用」上，民進黨發揮得淋漓盡致。把「操控」、「強迫動員」和「黨政不分」說成自主，這就是民進黨為台灣創立的新「傳統」。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宣布行政院前院長張善政為其副總統搭檔。一向形象平和的張善政說，他挺身而出，是「不要讓蔡英文再做第二任」，因為她執政太糟把台灣弄到氣數將盡。同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一場演說中提到台、港人民的悲觀，直言台灣「愛拚才會贏」的拚搏精神減弱，他呼籲新加坡社會團結凝聚避免分裂。

張善政的憤怒，和李顯龍的警語，都提供了台灣人民思考明年大選投票的鮮明指標與線索。我們的選舉，不應該停留在候選人的風格與小節上，而應注意國家發展的遲滯與方向偏歧；不應沉醉在政府撒幣催眠式的「台灣真好」迷思，必須警惕台灣民主正在消蝕，台灣經濟早就落在四小龍之末，而執政者卻還在用「重回第一」來麻醉百姓。

張善政不是一個久經江湖的政治人，二○一二年他放棄Google亞太基建總監的高薪，應邀入馬政府擔任科技政委；四年後，以閣揆卸任。亦即，他實際從政生涯僅短短四年，迄今仍維持「無黨籍」身分，沒有沾染太多藍綠習氣與包袱。正因如此，張善政和韓國瑜的「國政配」雖不意外，卻頗有幾分「非典型」的味道。

張善政的「非典型」，可從幾方面看出。第一，從去年縣市長選舉，他即主動幫藍軍候選人丁守中、韓國瑜等人輔選站台；其積極，和國民黨諸多老將的推諉閃避迥然有別。第二，這次他主動出任韓國瑜國政顧問團總召，延攬各路好手獻策，運用政策論述擴大韓國瑜的治國思維，攻守有致，兩人具有互補效果。第三，張善政學經歷及形象良好，親和力強，政治上沒有拉幫結派之癖好，這對知識菁英、科技菁英及經濟選民具有吸引力。韓國瑜對庶民深具魅力，張善政則能在菁英階層加分。

以張善政這樣無黨籍的半業餘政治人和假日農夫，願意出任韓國瑜的副手，想必不是出於個人的政治欲望，而是出於一個知識菁英不忍見國家沉淪的義憤，才會挺身而出。這點，和藍營不少工於盤計而吞吞吐吐的國民黨人，顯然大不相同。正因如此，他說出「不要讓蔡英文做第二任」的訴求，才會如此堅決有力。原因是，這無關個人恩怨或藍綠糾葛，他關心的是國家前途。

以四小龍的發展評比為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最近的預估，今年新加坡的人均所得（ＧＤＰ）將為六．四萬美元，香港為四．九萬美元，南韓為三．一萬美元，台灣為二．四萬美元；明顯的階梯狀發展，我國遙落在小龍之末。然而，蔡英文總統卻可僅用兩季的經濟成長，聲稱台灣「重回四小龍第一」，這是多可怕的自欺欺人。事實上，台灣半年來瀰漫的「亡國感」，完全不是因為中共對台進行了什麼威嚇，而是蔡政府玩弄皮影戲，放大中共的威脅黑影來恫嚇台灣人民。蔡政府企圖掩蓋的，是它自己鎖國自肥及施政不力的醜態，卻假藉「抗中」的愛國者遊戲來欺矇百姓。殊不知，「抗中」的同義詞不是「愛台」，而是「鎖台」，更可能「害台」。

因此，當李顯龍對港、台情勢發出感嘆，並惋惜台灣「愛拚才會贏」的精神削弱，他其實是深感憐惜的。「愛拚才會贏」曾經是鼓舞台灣從戰亂及貧瘠中崛起的奮進精神，是鼓舞台灣人拎著手提箱走向世界的動力。但曾幾何時，這個政府不斷拘限人民的腳步，不許西望，不許交流，必須以製造業思維強制一例一休，必須唯美國臉色是從。更諷刺的是，台灣明明享有獨立的主權，民進黨卻不斷自我矮化去比附兩制下的香港，說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喪志之語。

張善政說「不要讓蔡英文再做第二任」，和李顯龍說台灣喪失「愛拚才會贏」的精神，其實不只是個人感傷，而是對台灣淪落的深沉痛惜。若看不出這點，台灣將跌入更深的山谷。

個人提供骨董、藝術品在我國參加拍賣會的所得，屬於財產交易，而財產交易所得是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收入），減除原始取得成本，以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的餘額。個人如果未能提示足供認定交易損益的證明文件，2015年（含）之前，是依拍賣品種類，比照適用零售業的營利事業同業利潤率計算課稅所得，利潤率大都超過6%。

但自2016年起，骨董及藝術品在我國拍賣的所得，如果未能提示證明文件，以拍賣收入按6%純益率計算課稅所得。等於財政部給予94%的成本費用率扣除，其實已經提供減稅優惠。

以拍賣收入100萬元計算，只有6萬元算成所得，即使綜合課稅，適用最高稅率40%，也只要負擔2.4萬元的所得稅，實質稅率只有2.4%。如果用5%的稅率，只要繳納3,000元，實質稅率只有0.3%，租稅負擔介於0.3~2.4%，可謂很輕。財政部的2016年度綜所稅也顯示，個人拍賣收入的平均租稅負擔率只有0.57%，其中九成申報戶實質租稅負擔率僅0.4%，實際上比香港0.5%、中國大陸3%來得低。何況，運至香港、大陸拍賣，還要負擔保費、運費等成本以及相關風險。

如果照立委提案改按落槌價的1%分離課稅，相對於其他的分離課稅項目，最低也有10%，最高則達20%、28%，實在偏低；以100萬元的拍賣收入計算，繳1萬元的所得稅，實質稅率低到1%。對拍賣所得較低者（小藝術家或收藏家）其實是增加稅負，對相對高所得者則是輕稅再減稅，進一步造成垂直的不公平。

而且，其他各類所得（尤其是薪資收入）都沒有如此高的費用率，藝術品還享有遺產稅的優惠，文化、歷史、美術之圖書及物品，經繼承人向主管稽徵機關聲明登記者，以及被繼承人自己創作的藝術品，都不計入遺產總額。藝術品拍賣的稅負很輕微，如果還要調降，一定會被各界批評為對富人減稅，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社會觀感恐怕不好。

當然，業者認為「如果課不到稅，談公平沒有意義」，不無道理，兩大拍賣巨頭佳士得和蘇富比，在1999和2001年先後將亞洲總部從台灣移至香港，使得國內藝術品交易金額占香港、中國大陸三地的比重，從2001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僅占2%，確實是個警訊；2001年的台灣稅負很重，市場卻很蓬勃；2016年降稅後市場仍未回溫，而且英美的租稅負擔相對較重，紐約和倫敦仍能成為藝術品拍賣的前二大中心，顯見藝術交易市場的榮枯，租稅應非主因，應該還有其他關鍵因素。

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公司大都創設於2001年之後，能夠在短期內和百年老店蘇富比、佳士得並駕齊驅，從中可以看出發展藝術品交易中心的成功祕訣，包括從進入市場伊始，就投入時間、精力和成本於藝術品市場的教育和培養，而非「成交」，包括舉辦百場以上的重要展覽、論壇等交流活動，還出版百種以上的藝術類圖書，告訴客人如何判斷好的、真的藝術品或骨董，聯結了藝術家、藝術機構、收藏家和買賣家，聚集了頂級的資源，從而建立深厚的客戶基礎，以及新的網路點，打造出一條全方位的藝術產業鏈。

因此，藝術品交易相關業者與其爭取輕稅的減免，還不如借鏡香港和大陸的成功經驗，要求文化部、教育部、金管會等相關部會，提出一套發展藝術品產業的全方位政策、法規和環境，更能實現理想的目標。

上周美國股市又創新高，台股緊隨於後，發行量加權指數已達一一六五三點，一定有不少投資人盼望指數重返民國七十九年二月的一二六八二點，暌違卅年了，就算衝過歷史高點好像也不為過。

如果你問一位學者對股市的看法，如果他是「誠實」的，應當會猶豫提出一個方向性看法，當然，說給看法的學者不誠實是個玩笑話，我們當然都知道股市很難預測，不過還是喜歡分析股市，因為分析過程幫助大家對股市有更多的理解。我現在就來試著替你分析一下股市。

雖然心理因素與情緒影響股價，投資人的情緒會擴張基本面對股價的影響，但是股市的長期走勢還是要與基本面掛鉤的，基本面是股價的定錨，走勢最終還是受定錨約制的。風浪與一些突然的變化，例如地震，有時會使船錨偏移，就像突然有些情況發生會讓基本面改變一樣，例如美國突然發起貿易戰，或者戰爭發生了。所以影響股市的因素有頗可預期的基本面，也有無法預知的情況。

現在世界的經濟基本面基本上是以美國與中國大陸為主體，美國以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國家（如日本、德國、加拿大等）為輔，及其它具邊緣影響力的國家為外環。中國與美國等ＯＥＣＤ國家的經濟總產出占世界的七成左右，他們的經濟基本上是溫和的穩定，外環國家就比較脆弱。

儘管中美貿易戰的壓力不小，大陸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廣大的內需市場，以及扎實的科技與工業基礎，是經濟尚能穩定的原因，美國的科技、創新、充滿競爭的市場造成亮麗的經濟，其他已開發國家因為社會主義、少子化、貧富差距、意識形態衝突等不同原因而成長遲緩，外環較落後的國家因政治不穩定、社會與經濟結構不利成長、教育水準不足等原因難以脫困。

這個態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基本上一直持續到今天，美國川普總統開始打貿易戰、制裁伊朗、退出全球氣候協定、英國脫歐、北韓積極發展核子武器等，是造成這個態勢受干擾的情況，但是並未達到破壞這個全球經濟基本面的程度，就好像船錨在海底擺動，但是尚無劇變的情況發生，例如海嘯等，劇烈推移船錨的位置。

所以經濟基本面尚無立即不利股市的情況，不過股市有可能已過熱，因為全球利率超低，市場資金充裕，資金面正在推升股價，而且美國剛開始打貿易戰的時候，基本面的態勢與現在類似，按理，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已經有負面影響（例如供應鏈被迫調整已經產生不可逆的成本），現在就算美中即將簽一個局部性的貿易協定，基本面最多僅是回到貿易戰前的狀況；何況貿易戰尚未結束，不確定性仍在，所以股價迭創新高應與資金面高度相關，資金面來得快，也會去得快，如果有造成船錨移位的情況發生，股市就會大修正。

現在看起來，地緣政治風險是台灣投資人必須特別關注的，例如伊朗、北韓、中美關係惡化、兩岸關係等。（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

先看一系列相關的關鍵時刻：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世紀金融海嘯爆發；

─二○○八年十一月一日，比特幣概念由中本聰提出，二○○九年一月三日，比特幣正式誕生；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臉書宣布了Libra加密貨幣計畫；

─二○一九年十月廿四日，中國大陸領導人強調區塊鏈的重要；未久，中國央行行長指出，中國將以數字貨幣取代部分人民幣。

這些，都緊聯到美元霸權的地位，上世紀二戰以來的美國霸權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元霸權之上的。

美元霸權奠基於兩個基礎：一、一九四四年的布列敦森林市會議，美國在英國代表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強力反對下，仍堅持以美元作為二戰後的國際貨幣；惟承諾美元發行須以十足黃金作準備；二、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單方面毀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此後，美國形同擁有全球唯一獨占性印鈔權，開始肆意濫印鈔票換取他國寶貴資源。不僅如此，美國並通過建立ＳＷＩＦＴ（跨境電匯支付系統），動輒以切斷美元流動及凍結美元資產來要脅及制裁美國想要對付的國家。幾十年來，全球所有國家面對美元霸權都束手無策。

美國也對美元霸權的鞏固花了極大力氣，建立了難以被挑戰更遑論被攻克的「馬奇諾防線」。美元霸權的「馬奇諾防線」有三條：一、在一九七一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後，深怕失去公信力被各國棄用，乃與沙烏地阿拉伯形成祕密交易，承諾確保沙國皇室政權誘使沙國鼓動全球石油交易需以美元進行，這保證了美元作為全球國際貨幣的條件；二、如有任何國家想以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如二○○三年伊拉克的海珊，則出兵以武力鏟除；三、類似情況，如軍事動武條件尚未具備，則動用ＳＷＩＦＴ加以制裁，如伊朗。迄今為止，美國無往不利。

在美元霸權下，中小型國家無可奈何，少數大國則不甘就範，以將自己主權貨幣國際化的方式來規避部分的利益受損，如日圓、歐元，雖取得部分成功，但過程艱辛，代價昂貴。二○○八年金融海嘯後，中國也為形勢所迫，走上同一條路，吃力的希望讓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十年努力，並非一無成果，但進展明顯緩慢，且前景充滿不確定及風險。

此時，中國釋放信息，一種被稱為ＤＣＥＰ的數字貨幣將出世。這也是習近平日前刻意強調「區塊鏈」的用意，在為海內外認識並接受全球第一個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作舖墊。

臉書的Libra也因挑戰美元可能不見容於美國執政當局，但祖克伯在國會作證時提出警告，不接受Libra，美國就得面對中國的ＤＣＥＰ，美國將失去先機，美元霸權亦將為之鬆動。

中國是否能繞過美元霸權的「馬奇諾防線」，讓ＤＣＥＰ取得奇襲之效，且拭目以待。

繼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力倡區塊鏈後，中國人民銀行也在本月初與華為公司簽約，試圖運用區塊鏈發展數字貨幣的意圖明顯。而外界評論，多從政治面切入，認為中國有意藉此挑戰美元霸權、建構一帶一路國家通用貨幣。

這般遠大意圖，當然有可能出現在中共高層想法中，但就實際而言，對一項尚未成熟的技術做出如此想像，似過於高調空談。初步階段，或許內部治理及防弊方為重點，畢竟中國在面臨外有美國貿易制裁、內有經濟成長不佳等不利因素下，維持穩定統治才是當務之急。

那麼，數字貨幣要如何維穩？這可能會先體現於刑事偵查面，進而反饋治理的現代化。威權統治一大弊端，是人民及媒體難以有效監督政府，以致公部門內部黑幕幢幢，金錢的流向更是一團爛帳。這種沉痾在數字貨幣落實後，隨著所有帳目流動公開透明化，將得到改善，能有效預防洗錢行為。

洗錢是許多犯罪的前置作為，如財務能攤在陽光下，中國至少將解決幾類犯罪問題。首先是貪汙：無論貪官以現金藏於私人密室或存入國際帳戶，在紙鈔使用機會銳減、交易線上化後，不明財產將無所遁形；其次是毒品交易：為了避免留下犯罪證據，毒梟多半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這種模式也同樣將被打破；最後是恐怖主義：中國為了預防國際恐怖組織資助境內新疆、西藏分離運動，對於海外資金嚴加監控，未來也能更容易防範。

其餘諸如詐欺、人口販運、偽造貨幣等中國常見的犯罪，亦可望得到解決。試想在一個國家內，政府藉由嚴刑峻罰有效控制了殺人、傷害等暴力犯罪發生率，再透過數字貨幣改善了非暴力犯罪存在空間，則社會治安將直接改善，政府統治權威亦將樹立，或許這才是習近平日前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所說「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正確解讀方向。

這種改變，需費時多久呢？由中國幾年前在行動支付領域的跳躍式發展來看，只要政府有心投入，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數字版人民幣即可問世。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在他誕辰二十二年後，一位和他同職業、同志業的革命家蔣渭水降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他後來創立了日治殖民時代台灣唯一的反對黨—台灣民眾黨。在後來的後來的後來，又有一位醫生也創了黨，連名稱都一樣。

蔣渭水應當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但他的心事似乎不太受到正視，雖然他的心事是遮掩得那麼清清楚楚。

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爆發，當時台灣重要的反對運動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蔣渭水自然也名列其中，被判刑四個月。在法院起訴時，法官質疑他既然身為日本帝國臣民，何以族群欄上寫中華民族？蔣渭水駁斥道：法官混淆了政治與民族的關係，國民是政治的範疇，族群是民族的問題。他身為日本帝國的國民，這是政治的現實，但他屬於中華民族，這是民族文化的事實。血緣文化的傳承是無從改變的。

法官不知有沒有被說服？但似乎沒有更怪罪之意。只是，蔣渭水的「中華民族論」真的那麼非政治嗎？他的話語如果真要非政治，他該說自己屬於漢族。國籍再怎麼改，改不了民族的事實。日治時期大部分的台灣反對運動人物用以畫清自己和統治者的界線，主要的武器就是漢文化，漢民族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即是漢文化。

但中華民族不等於漢族，在十九世紀末中國革命力量興起前，或者說在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一詞有多少人用？有「中華民國」一詞，才有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創造，才可安頓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主要族群的識別記號是漢族，民國成立了，各民族平等共存是政治現實，所以漢族退位，「中華民族」應運而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大部分隸屬漢族，何來中華民族？蔣渭水錯怪日本法官了，中華民族是真正的政治語彙。

蔣渭水想什麼？日本軍警焉能不知。他自己在台灣成立台灣民眾黨，但老是關心隔海的中國國民黨。他的台灣民眾黨黨旗既像中華民國國旗，也像中國國民黨黨旗，他的黨旗幾經更換，但萬變不離其宗，很青天白日。他是黨魁，但對中國國民黨的黨魂卻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孫中山辭世，蔣渭水痛惜，遠甚國民黨人，他一再撰文弔之，「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其文頗有「日暮途窮，人間何世」之憾。他不寫自己的台灣民眾黨黨史或大肆宣揚我黨理念，卻舊情綿綿，寫了厚厚上百頁的中國國民黨史。蔣渭水一生的文字，以此篇最長。

能怪日本統治當局老是懷疑這些反抗運動分子不服王化，老是幻想自己是有悠久歷史的民族，老是想和對岸政權唱和嗎？蔣渭水大概沒主張武裝暴力革命，以推翻日本殖民政權。他應也沒說過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在曹營心在漢。但他說自己是中華民族，難道有實質差異嗎？而他生前心事，知道的人何止日本帝國的檢調人員。他當時除沒使用「中華民國」一詞的名義外，擦邊球已打得滿天飛，他表達得已經夠清楚了。

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醫師節。但我們幾乎都忘了這個節日存在的意義。

依稀，只記得醫師公會會舉辦慶祝大會，對醫師的辛勞給予褒獎，對服務超過四十年、五十年…的醫師頒發獎狀。然後，醫師們聚聚餐，打一下牙祭。如果是選舉年，候選人就會來拜託一番，說說好聽的話，讚美醫師的服務，拜託去影響民眾。年輕醫師已經不認同這一套了，民眾觀念也認為醫師只是一種專業，好好做好，就是專業本分。

誠然，醫師節的慶祝，該有些改變了。最近漸漸的湧出一個夢，希望在未來慶祝醫師節時，還是要有健康公益的元素。

公共衛生學是要集體解決地區的各種因傳染、汙染，整體性的醫療疾病問題。台灣的前輩醫師，也確實曾經在瘧疾，烏腳病、Ｂ肝、ＳＡＲＳ…，過去的公衛領域，有許多舉世矚目的成就，贏得尊敬。

然而，有了健保，有了經濟發展，文明病樣樣來，造成醫療資源使用的困擾，有極大的原因是公共衛生部門，在教育社會大眾時，對醫療疾病，對日常飲食健康，油煙空氣汙染，迷信，燒金紙，破壞綠地…，認識宣導的不足所引起。

慶祝醫師節，正是所有醫師在共同的節日，共同來推動公共衛生，共同來濟世救人，很適合的快樂公益時間。如果可以，不妨停止大拜拜式的聚餐，公會訂個醫師節前後的星期假日，努力辦個嘉年華式的特色化妝舞會遊行。用歡樂的氣氛，對防治空汙、注意食安、預防文明病等，與社會大眾站在一起的主題，讓大眾留下印象，實際去實踐，減少疾病，妥善運用醫療資源。

平日緊守醫院診所的醫師，也許參加遊行，由白胖變成黑壯健康，且更有活力了。這樣子的「健康日」遊行，可以醫師和家人、親友，一起組隊來參加。更要歡迎年輕醫學生一起來用心規畫參與。遊行結束了，就在附近公園或校園簡單野餐，享受診療室以外的藍天綠地，輕鬆又公益。

醫師如果有這樣的醫師節，一定很高興。

香港殺人凶嫌陳同佳表明願意來台受審，我方主其事者亦設聯繫窗口期盼「引君入甕」。然而，陳嫌香港出獄迄今是否來、何時來、怎麼來等，台港政府、朝野人士隔空叫囂，莫衷一是。現今陳嫌實際受審意願、香港如何算計「操之在人」，但我方政府、司法機關若願貼近庶民人性、回歸素人常情，或可水到渠成立於不敗之地。

先前，蘇貞昌院長表示：「陳同佳在香港如果出獄，就自由自在，怎麼不在香港過好日子，突然之間要來台灣面對殺人罪審判，這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常情」。同時嚴詞呼籲：「從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嚴格把關，守住台灣安全。」然而，類此高層思維果真「人性思考」，相關政府施策果符「常情判斷」，並能嚴守主權利益、維護台灣價值？

本件港人來台殺人「一屍兩命」重大犯罪，關心時事的庶民大眾或多了解，本案觸動林鄭港府制定「送中條例」，引發社會動盪政經秩序大亂，牽引中美貿易談判進程節奏，連帶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穩定等等。

因此，若非位居廟堂政治算計，犯嫌接受審判、承擔罪責、懺悔改過，是市井小民可以想像的「人性思考」。同時，若非老謀深算選舉利益，現今局勢既難見容當地社會，縱使利害算計、來台避過風頭、期待社會復歸，亦是尋常百姓可理解的「常情判斷」。換言之，依據人情義理、常理常規，擺脫政治考量、選舉操作，陳嫌來台受審或可期待。

然而，香港曾為英屬殖民建置庶民司法、人民陪審，行政、立法往往受制外部干擾或中國牽制，但司法獨立、公平審判成就其全球金融中心之重要支柱。相對地，台灣卸任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面對司法官司，每每控訴政治審判、司法不公，迄今裁判組織故步自封仍與人民脫節，自我感覺良好的審判公信節節敗退。

一九九九年七月，台灣與日本同時進行史上首次「全國司改會議」。迄今，日本實施人民參審的經驗，總計約有二八九萬餘人接受法院通知參加審判，進到法院出席選任程序者有約卅四萬餘人，實際坐在法壇與法官決定是非善惡者九萬餘人。其中，就一四一四五件的殺人、強盜、放火、毒品等重大犯罪，被告經確定判決死刑者卅七人、無期徒刑二三四人、廿年以上有期徒刑七九五人。廿年光陰歲月倏忽已過，台灣人民期待「參與審判」遙遙無期。

各國人民參審法律規範，自有回避貪、怨、忿、愚等等「排惡條款」。日本社會對於人民參審實務現況，更大致認為較易親近、審理迅速、程序及內容較易了解等正面評價。因此，我國司法如何反映庶民心聲、維護公平審判，不僅是維護被告人權提升陳嫌來台受審意願的不二法門，也是台港審判公信、司法文明國際競爭重要指標。

報載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興建工程，由桃機公司自行籌資，預算捉襟見肘。但桃機公司向出境航空旅客收取「機場服務費」，須分配五成予「觀光發展基金」，僅自留五成用於機場建設。而政府近兩年實施國旅補助均從前開基金支出，形同「出國玩的人補助在國內玩的人」，引發爭議。

按《國際民航組織關於航空站及助航服務使用費政策》載明，「使用費」係專用於填補提供民用航空設備及服務所支付之成本；航空器使用人及其他場站使用人，包括終端使用人，原則上無須就未使用的設備及服務給付費用；所謂「終端使用人」，指最終消費者，例如旅客和託運人。前開「使用費」與「租稅」不同，後者係用以籌集國家或地方政府收入，通常不用於民用航空整體或特定支出。

準上，「機場服務費」係向使用機場出境的航空旅客收取，用於填補機場設施及服務成本，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屬於國際民航組織所定性的「使用費」，也就是我國《規費法》上所稱的「使用規費」，並非「租稅」。但《發展觀光條例》第卅八條第一項前段明定收取「機場服務費」的目的，除「加強機場服務及設施」外，尚包含「發展觀光產業」，其實是變相開徵「離境稅」。

末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稅捐主體、稅捐客體、稅基及稅率等稅捐構成要件，均應以法律明定之。今《發展觀光條例》在「機場服務費」單一名目下同時徵收「使用規費」與「離境稅」，混淆「規費」與「稅捐」的界限，明顯違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