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說，美國已成全球確診病例最多國家，「紐約比武漢還危險」，但湖北返台者集中檢疫，美國回來的只需居家檢疫，後者人數爆量，地方不堪負荷，他要求中央統一標準。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則回應，「類包機」乘客集中檢疫，是因社會對他們仍有很多「不放心」。

湖北因疫情和緩而解封，若社會真有疑慮，第二批武漢包機乘客無一確診，便是最好的釋疑。但政府迎合民間歧視，堅持對湖北台胞實施嚴格的境管註記及集中檢疫，聲稱讓社會「放心」。不公平的待遇就是懲罰，檢疫所成了感化院，彷彿這些台胞不隔離十四天，社會即無法接納他們。

陳時中用「社會觀感」決定誰該集中檢疫、誰可居家檢疫，顯示防疫也有「潛規則」，被民粹和政治正確牽著走。也難怪指揮中心「沒想到歐美公衛體系這麼快崩盤」，問題不在沒想到，而是官員的專業被偏見蒙蔽。

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禦敵從嚴，成績斐然；但指揮中心只對中國一以貫之，歐美相繼封城鎖國時，竟開放疫區返國者湧入社區居家檢疫，造成雙北民政、警政系統超載，學校機關相繼淪陷。這時，為何不在乎民眾的感受呢？

當前民眾最不放心的是美國和歐洲，陳時中若在意社會觀感，就應將湖北台胞的檢疫標準一體適用，全面防堵。檢疫所是因應疫情嚴峻而開設，不是政治洗白的「感化院」。指揮中心要防堵的是病毒，不是意識形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近有兩項決策引發爭議。一是對觀光局員工因接待長官之子而確診進而感染其五歲兒，刻意輕描淡寫粉飾；二是對湖北及歐美返國民眾採取截然不同的隔離處置，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不滿，並要求「不要一直放人進來」。當指揮中心處理疫情出現了雙重標準，除導致民眾困惑，更容易造成國家防疫網的破漏，不容含糊以對。

先談觀光局員工（案二六九）的感染事件。那位「長官之子」（案二七七）在菲律賓已有發燒住院三天的就醫紀錄，入關時我海關並未檢測出來，他亦或未誠實申報；因此長驅直入，不僅讓觀光局人員陪他喝咖啡，也讓父親開車來接。這些作法，都違反了疫情指揮中心宣示的原則。到昨天為止，他不僅感染了觀光局員工父子，也累及一名同機旅客（案二八四）確診；至於其父和另一名觀光局員工及一連串交通部會接觸者，恐怕都在剉著等。

陳時中上周才宣示，在境外發病者，回台如果不誠實申報，最重將開罰十五萬元。那麼，以這名觀光局高官之子的情況，要不要開罰？如果連這種天下盡知的案例，指揮中心都要視關係親疏而故意放水，那麼其他被罰的人豈能心服口服？

再談柯文哲的批評。他的抱怨其實可以分成兩部分：其一，現在「紐約比武漢危險」是事實，但我對紐約入境者的管制卻比湖北返國者寬鬆；前者只需居家檢疫，後者卻需集中隔離，這是雙重標準。其二，要求「不要一直放人進來」，是因為地方政府的防疫能量已達極限，尤其台北和新北兩市；指揮中心若不能為雙北增補檢疫人力，至少要疏散部分隔離或檢疫者，交給其他縣市處理。當初政府不放行武漢台胞返國，就是以「檢疫量能」有限為藉口，如今放行歐美返台民眾卻是「量能無上限」地收。這類令人困惑的兩套標準，除了讓民眾無所遵循，地方也可能因人力短缺而形成防疫破口。

當疫情進入第二波高峰後，台灣確診人數已由五十人迅速增至三百多人，死亡人數上升至五例，指揮中心似乎已出現了若干疲態。除了上述處理不同地區或人物案例採取「雙重標準」外，指揮中心最輕率的決策，是在上月廿一日宣布「輕症不二採」，讓「居家檢疫」留下了一個大破口。最近，多名確診者在「居家檢疫」時將病毒傳染給同住的家人，就是這個破口釀禍。

我們檢視最近幾起案例：第二八九例確診者，是丈夫自西班牙、葡萄牙旅遊返國後，在進行居家檢疫時遭到感染。第二四六例確診者，則是受赴美探親返國後居家檢疫的妻子感染；案二四七的確診女性，則是受到荷蘭就學返台居家檢疫的家人感染。陳時中將這些案例籠統稱為「群聚感染」，事實上，他們的感染源就是「家人」，是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時草率放輕症者回家的無辜感染者。

由此，我們也看到了指揮中心的另一個「雙重標準」。這些在新冠肺炎擴散至全球風潮中的歐美返國者，依政府第一階段的嚴格措施看，其實是具有更高的感染風險。然而，政府不僅輕率地放他們入境，任由他們各自返家「居家檢疫」，又更將檢驗放寬標準為「輕症不二採」；這種種舉措，都顯得自相矛盾。對待風險更高的群體，卻反而採取更低的標準，當然會形成防疫漏洞。試想，就算居家防疫者足不出戶，但他們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的家人卻繼續外出上班；如此連環下來，會把病毒帶向多遠？

中國大陸派赴義大利的專家說，義大利的疫情之所以未能有效圍堵，主要是義國讓輕症患者居家隔離而非集中隔離，結果致使他們將病毒傳染給家人，這也是武漢在疫情爆發初期犯過的策略錯誤。那麼，台灣還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嗎？

簡單地說，疫變型經濟即指人們日常生活行為、各國經濟活動、全球金融市場都將隨著疫情受控程度而產生變化。目前看來，有些短期型的變化都已陸續反應在各項高頻數據上，台灣亦是如此。

就首當其衝、短期內變化極為顯著的民間消費、進出口來看，即使台灣疫情尚屬受控，但其造成的恐慌已讓民眾自發性地減少非必需性的外出與消費，導致餐廳及旅館、休閒及文化產業等嚴重受挫。資料顯示，2月份零售、餐飲業營業額分別年減1.4％、17％，動向指數更一度分別跌至創編以來新低。受內需動能驟減連累，3月無薪休假人數明顯攀升，消費者信心更下跌至2017年8月以來新低，反映消費意願顯已受挫，抑制民間消費成長。

其次，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2019年貿易依存度高達100.6％，且製造業的海外中間投入有18.9％依賴中國供應，中國製造業的海外中間投入則有10.7％係由台灣支援的情況下，當全球疫情不斷升溫，各國需求緊縮與防疫措施造成的供給斷鏈，將嚴重衝擊台灣進出口表現。1至2月台灣外銷訂單年減7.8％，已證實國外需求萎縮，且2月外銷訂單金額動向指數創下歷年同期最低紀錄，更釋放3、4月接單前景堪憂的訊號。再加上2月製造業PMI中的新增出口訂單，呈現六大產業同步收縮現象，顯示疫情來襲下，主要產業無一能倖免於難。而供應商交貨時間急升至2012年7月創編以來新高紀錄，則反映廠商普遍面臨生產物料短缺或因運輸不及，難以如期完成訂單的嚴苛挑戰。難怪廠商對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從63.7劇跌至36.8，顯見受訪業者對產業前景的看法明顯轉趨悲觀。

至於民間投資方面，即使高頻經濟數據尚未出現負面訊息，但疫情已為經濟帶來高度不確定性，並重創企業信心，必將打亂企業原定的投資節奏。

由此可知，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將經由民眾減少外出及無薪休假人數倍增等途徑重創民間消費，而封城、延後復工等造成供應鏈中斷、全球需求萎縮等，則重挫對外貿易。而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大為降低企業對經濟前景的掌握度與期待，則將壓抑民間投資，致使GDP成長放緩。

所幸，今年公共部門投資成長將由去年的6.9％加速至8.9％，且鑒於疫情嚴峻，各行各業經營陷入困境，政府又推出刺激性財政政策，均可望透過乘數效果，部分緩解對經濟的衝擊；再加上政府推出的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恰巧順應美中貿易戰後的供應鏈轉移趨勢，持續誘發企業回流與深耕台灣意願，多少可成為穩定民間投資的力量。此外，油價大幅下跌，且消費、投資、輸出衍生性需求受挫，令進口金額驟減，有利貿易順差增加。

綜上，民眾、企業與政府都需要嚴陣以待。畢竟，有些衝擊會在疫情終止後逐漸復原，就像遞延的消費；有些或將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例如部分企業不堪疫情衝擊而關閉、裁員，並引發失業潮。在此情況下，無法以經濟自有一套調節衝擊的反應機制來看待，而是要藉由政府相關部會進行跨部門的協作，並推出合宜的措施，減緩那些不可逆變化對經濟帶來的傷害。惟此次COVID-19疫情對全球及台灣經濟帶來的衝擊，可謂百年一遇，政府如何精準投放可令經濟體儘速消炎及增加對抗疫變的免疫力良藥，將考驗著領導人危機處理的能力。

新冠肺炎的高傳染力為全世界帶來連環重擊，當疫情肆虐到歐美而造成全球股災的同時，義大利的疫情發展則令人震驚，除了每日飆升的確診病例數外，義大利的死亡個案已突破一萬人且持續增加，超過百分之十的高死亡率，也令人感到訝異。

義大利與日本都是全球知名的長壽國家，本次的疫情除了第一時間輕忽防疫之外，近八十四歲的平均餘命及百分之廿三老年人口比例的人口結構，加重義大利面對新冠肺炎的挑戰，衝擊勢必高於中國大陸。

一九四六年台灣出現霍亂大流行，在醫藥衛生不發達的當時，死亡率接近六成，最嚴重的嘉義也採取大規模封城。當時流行的傳染病不止霍亂，一九五○年代台灣的十大死因之首便是霍亂、痢疾等感染性腹瀉，當時的平均餘命約五十歲；一九六○年之後，台灣的十大死因便轉為以腦血管疾病、癌症等非傳染性疾病為主的模式，這是已開發國家所共同走過的公共衛生軌跡。不過，傳染病防治雖然有成，但其威脅從未消失，特別是各種新興傳染病。

由於高齡者健康特質上的差異，往往受到雙重夾擊的健康挑戰，也就是所謂的「雙重負荷」（Double burden）模式。高齡者由於身心功能、營養狀況、生理儲備功能等等較差，處於穩定環境時較少出現問題，一旦發生傳染病、氣候劇變或是天災時，往往都是最容易受害的群體。福島地震發生時，高齡者死亡率明顯為高，震災後一年，福島縣孤獨死的長者增加四成，顯見高齡者其身心功能與面對各種壓力的能量較為不足，需要更為周全的計畫。

綜觀我國十大死因排行，與先進國家狀況類似，均以癌症及慢性病為主要疾病，但肺炎的排名卻悄悄逐年上升，特別是年長者，肺炎已成高齡者十大死因第三名。高齡肺炎死亡人數高升，成為已開發國家主要死因中唯一的傳染病。高齡者具有多重慢性病，更合併身心功能衰退與生理儲備能力下降，免疫力的衰退造成罹病嚴重度上升，而治療時發生嚴重併發症的機率也增加，例如高齡者肺結核易隨著免疫力下降而復發，治療除了結核菌的抗藥性之外，衰落長者接受治療的副作用更為棘手。

二○○三年法國熱浪造成近一萬五千人喪生，其中多數是年長者；二○一九年法國熱浪又奪走上千條生命，且三分之二是七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但死亡人數降為二○○三年的十分之一。二○○三年之後，法國發展出各種因應對策，在醫療體系強化高齡醫學以及醫療體系對高齡病患的能力，並且開展出許多社區為基礎的身心強化與防衰弱課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老化與健康全球報告」所提出的政策主軸一致，從強化高齡者個人的健康與體能為優先，再從環境改善出發，也要同時發展出以高齡者需求為主的健康照護體系，再透過整體社區營造與社會改造工程，讓超高齡社會具有因應多重挑戰的應變能力。

超高齡社會的挑戰相當多元，各種新舊雜陳的問題紛至沓來，人口快速高齡化的現在是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景象，僅靠老把戲解決不了新問題。由新冠肺炎的防疫經驗可以得知，結合多元思考、善用科技創新並透過群體合作，以宏觀的整體視野面對挑戰，方能形塑超高齡社會的未來。

（作者為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疫情折騰世界已逾三月，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不但死傷無數，且重創世界經濟。短期內股、滙市及油金價動盪，長期傷及世界供應、需求及物流配銷鏈，不但景氣恢復不易，且在全球化和區域優先間相互擺盪，產業競爭和重組更加劇烈；中美霸權爭奪戰顯將進入另一新的回合，恐怖不安瀰漫，經濟失序的不確定將持續一陣子，世界疫戰對經濟運行和企業投資及經營的影響，難以估計。

川普以關稅為手段的貿易戰，改變了中國為「世界工廠」的角色，而重塑中美兩國特色的對立「供應鏈體系」，影響所及，台商採取回台及分散投資亞太投資相因應。未料，新冠肺炎不但重創中國大陸兩個月的經濟活動，其封城措施也讓世界各地感受缺料斷鏈的危機，加上沙俄美三國的石油供應戰，幾乎讓石油價格崩盤；緊接著，歐美又淪為新冠疫區，美國又有四次的股市熔斷，聯準會在兩星期內迅速採降息六碼的措施，川普也配合提出二兆多億美元的紓困方案；各國政府馬上跟進，分別提出降息降準、紓困等救市措施，一時之間全世界的寬鬆救災政策放出許多資金，但遠水救不了近火，企業倒閉、員工失業，加上消費不振，眼看著經濟大危機逼近而來。

此際，政府當然要以「非常」手段的紓困措施，並「超前部署」才能讓產業界不致連鎖倒閉併發大失業潮危機。筆者提幾點具體作法。

首先，政府宜比照防疫的一級作為，成立「產業緊急救難小組」，由行政院長或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分別由財、經、金各部門首長，加邀產業公會及專家學者組成，定期針對疫情、供應、需求及物流等四大類產業，依嚴重性不同，提供差異性的紓困措施。

其次，產業界宜主動提出紓困需求。尤其是中衛體系宜向央行或各金融機構，提出金融資金互保互助辦法，避免連鎖倒閉發生。

再者，針對失業潮或放無薪假的航空、旅遊、交通及零售服務業等，分別對業者和員工，提供融資和短期的生活補助金，以半年為期，定期檢討和調整。

此外，針對疫情相關的醫療等大健康產業，政府宜在技術、產銷及物流配銷上給予貸款、經營及技術上的輔導，並積極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配合線上及遊戲產業難得的發展商機，此時的輔導協助將有事半功倍之效。

復次，由於國外巿場突然萎縮，外銷業將有半年左右的不景氣調適期，政府應給予業者特別關注和金融與減稅協助，以免產銷失調造成的資金周轉和員工失業的危機。

最後，對回台投資或分散投資的南向業者，政府宜督促銀行給予融資以及整體的配合協助，如五缺及人才訓練等；另銀行、保險業者也是此次降息的辛苦產業，政府宜助其籌豐裕的資金，及降低風險的補貼，他們才有能力和意願配合政府的紓困措施。

最近美國為了防疫問題，發現缺少呼吸器。美國總統向福特和通用汽車求助，他們答應了，但是最快也要在四月廿日開始生產，而且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川普也向波音公司求救，請他們幫忙製造有關醫療的設備。

西方媒體在新聞中會提到一種公司，叫做科技公司。有趣的是，科技公司都是指矽谷的電子和軟體公司。波音公司造出來的飛機有四百多萬個零組件，這些零組件不能有任何差錯，內行人絕對知道波音公司的技術是相當高超的。汽車公司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將一輛汽車開十幾年之久。這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媒體從來沒有認為這種公司是科技公司。

我們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成天講５Ｇ和ＡＩ，好像治國平天下就靠這種新的科技。虧得我們有設計及製造紡織機的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使國人有口罩可戴。很少人會鼓勵孩子投入紡織工業的，絕大多數的人也都將紡織工業列為傳統工業。

從這次危機中，我們應該知道，可以喜新，但絕對仍然要念舊。教育界尤其要有一種覺醒，我們不能不注意很多舊的學問和技術，因為即使最新的技術，也建築在很多舊的學問和技術上。以電機為例，恐怕很多教授不會設計類比線路，但是精密儀器中，類比線路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學生也不太懂電磁學，但是高頻率的訊號就要考慮電磁波。類比線路和電磁學都不是新的學問，但絕對不能放棄。

至於機械和化工，我們往往忽略了他們的重要性。大家會鼓勵年輕人研究機器人，但是不知道最精密的機器人牽涉到很複雜的機械設計。機械工業中有很多看上去是舊的技術，研磨就是一個例子。小學生都知道，要有一個很平滑的木板，要用砂紙。很多精密機械的零組件都要經過研磨，研磨就牽涉了研磨液，研磨液是一個特用化學品，也不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視的產業。

我在此誠懇地呼籲教育界不能過分地強調創新，而要讓莘莘學子知道很多舊學問和舊技術的重要性。好的教育絕對要使學生知道工業界的真實面目，教授們也要走出象牙塔，多多向工業界學習。教授們最大的優點是擁有很好的學問，但是希望教授們知道，要將理論化為實際，絕非易事，除了理論以外，很多技術上的細節都是相當重要的。

我更希望官員不要再提傳統產業這名詞，很多傳統產業是高科技產業。我們更不能提夕陽工業這個名詞，我們應重視所有產業，要求所有產業都能提高附加價值。過分強調某種科技或產業，都可能使國家變成畸形的國家，非常危險。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各國政府窮於應付，美中兩個大國竟然還有餘裕相互甩鍋，指對方是瘟疫禍源。如此口水戰完全無益於抗疫，徒然顯示自己的無能卸責而已。

歷史上第一個「甩鍋」記載，當屬「鯀治水不力」。

帝堯時，洪水滔天氾濫於天下，堯命鯀治水，九年無成，執政的舜將鯀處死，可是卻任命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這個舉動現在看起來很不合理，但那是上古時代，有治水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就是他們家。既然如此，處死鯀就不對了。當初堯是接受四岳（四位高級顧問）的推薦才用鯀治水，洪水災情不能緩解，民怨想必跟洪水一樣「滔天」，執政的舜顯然是藉處死鯀以平息民怨，那就是甩鍋—洪水不是他引來的，治水技術也只有他家，可是舜需要一顆腦袋來向人民交代，於是鯀就冤死了。

後來大禹治水成功，舜退休時禪位給他，那可不是私相授受或還他公道，而是「諸侯歸之」，因為諸侯一致認定禹有大功於天下。也就是說，天下人因為一場全面性的天災而有了共同意識，而真正有功於天下的人會得到天下人擁戴。

這一次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多有認為將促成「反全球化」者，個人認為恰恰相反。因為這一次有別於之前的ＳＡＲＳ、ＭＥＲＳ等僅有局部區域感染，也有別於包括Ｈ１Ｎ１的流行性感冒可以有疫苗予以控制，而是全人類共同對抗一個不明來源、沒有藥物可以對付，而且不分人種、貴賤統統感染，從英國王室到印度賤民都無倖免。事實上，那些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的國家，現在都已經吃足苦頭，因此，這一役必將更增強人類「全球一體」的觀念。說得更明白些，任何一塊沒有被照顧到，例如中東、南亞、中南美的難民，都會是防疫缺口。只有全人類一起，方法、步調一致，才可能克竟全功，即使一年半載後疫苗成功問世，也須全人類接種，否則疫情可能沒完沒了。

結論，甩鍋他人或可以稍減一時壓力，但是自己的治理能力還是人民評判的最終標準。前述歷史告訴我們，舜將治水不利的責任甩鍋給鯀（他自己是實際執政者），他卸除了一時的輿論壓力，但因為他能任用賢能各司其職，解除（包括洪水在內）人民痛苦，才是他得到人民謳歌的原因。今天呢，只會甩鍋或封國的領袖，最終將不能令「諸侯歸心」。

三月廿八日桃園機場終於爆發首例工作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但令人擔心的是這名工作人員是在廿日就接觸到傳染源。這期間在機場的活動路線及接觸了多少人等等，不免讓在機場工作的其他單位人員擔心。而桃機公司才立即宣布自四月一日開始在出境安檢入口及航廈出入口，針對出境旅客及進入航廈人員測量體溫，體溫過高者不准進入航廈及搭機。但是這樣的動作不會稍嫌太晚了嗎？

其實在三月廿二日即有讀者投書媒體，呼籲桃機公司應盡速使用紅外線體溫偵測儀針對進出航廈之旅客測量體溫做好防疫工作，但桃機發表聲明稿，除了說明他們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做了多少防疫工作之外，還說明在二月廿七日去函疾管署，並在三月十三日收到回函，所有進入辦公區域員工量測體溫，係發生持續性或廣泛性社區傳播時之建議作法。因此桃機遵照疾管署指示不做測量體溫的工作。

只是筆者感到很疑惑及納悶，防疫工作竟然可以用去函詢問然後等了二星期才知道不可以做？不能電話詢問嗎？萬一這期間疫情大爆發怎麼辦？再者桃園機場是防堵疫情的最前線也是傳染的高風險區域，要不要測量進出航廈人員的體溫竟然要疾管署同意？不知高鐵／機捷／台北捷運實施測量體溫也是否是去函疾管署獲得同意後才實施？

機場進出人員複雜且入／出境旅客可以在機場管制區外的餐廳接觸到。就像此次觀光局工作人員確診案例一樣：如果有新冠肺炎帶原者（本身不知情）入境後因等候友人載或是肚子餓，先去餐廳喝咖啡或用餐。但此時在餐廳的人員有可能是搭機前先來機場吃東西的出境旅客，或是機場工作人員用餐。而病毒就有可能隨著出境旅客及工作人員到處跑。當然機場工作人員也可能從入境樓層接觸到旅客，而將病毒帶到各個地方，尤其是在歐美留學生大量返台期間更是讓在機場工作的人員擔心不已。

防疫工作應該不只有提供酒精、消毒器或是撥補防疫口罩而已，最重要的是人員的動線管理，入出境工作人員／旅客如何分流不碰面，以現實面來說執行非常困難，如何由保全人員協助消毒及監控體溫也是可以考慮規畫的。轉機旅客也應該考量用紅外線體溫偵測儀測量體溫，以防堵有發燒旅客繼續搭機，除了可能影響出境樓層的工作人員外，也會影響相同一班飛機旅客。餐廳部分也是防疫重點，如果動線無法區分入出境旅客，也可考慮用透明隔板區隔旅客用餐，並定時消毒隔板。

桃園機場是國家大門也是防堵疫情的最前線，防疫工作更應超前部署，除了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的工作項目外，也應肩負在機場工作各家員工免於被感染的重責大任。

目前大部分國家鎖國時間將在四月中旬後開始開放，桃機也將面臨另一波更大挑戰！防疫工作很辛苦且可能還要持續一陣子，需要在桃機工作的所有人員一起努力。希望桃機公司能多加思考防疫工作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或是可以再超前部署，提供在桃機上班的所有工作人員免於被感染的工作環境！

曾經有幸近距離地見過郝柏村先生，一次是學校的演講，九十多歲的郝先生站著講了近兩小時，更熱心地解答了同學的問題；一次是歷史的研討會，致辭後的郝先生馬上被一群記者圍住，他的聽力已經不是很好了，對於毫不重要的提問甚或是惡意的圈套，卻還是耐心地一一回答。

郝柏村先生有為有守，可惜被李登輝以權術打擊操弄，眾人多有評述。然而，郝柏村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開展，卻常被人忽略。早在一九九○年，即「九二共識」更早之前，兩岸紅十字會就在金門簽署了《金門協議》，地點選在金門，更是郝柏村先生規畫支持的結果。

郝柏村先生主張國民黨對抗戰的重大貢獻，親自出書解讀抗戰日記，到大陸時更是堅持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功績。相比很多在兩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政客，其風骨直不可以道里計。

一次，看完京劇，偶然看到坐在前排的郝柏村先生起身，攙扶夫人一起緩緩離開。回想京劇裡唱的忠孝仁愛，精忠報國，現實中，郝先生出將入相，剛正耿介。無奈現實總非京劇，憶及郝先生的背影，一路走好。

郝柏村院長走了。

自己看過對日抗戰的書籍當中，寫戰役寫得最好的，就是葛先才將軍的回憶錄， 主要是講長沙／常德／衡陽會戰。講戰史講得最好的，就是郝柏村院長寫的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也是巧合，葛先才將軍卅七年擔任一九六師師長的時候，院長剛好擔任他的參謀長，兩位出生入死戰功彪炳都得過青天白日勳章。

出將入相， 除了在軍職上的成就之外，八十一年擔任行政院長時，院長特別指示全民健保要提前實施，八十四年連戰擔任行政院長時健保正式實施，當時筆者任職人力資源部門，大家人仰馬翻罵聲連連。經過這麼多年大家的努力之後，全民健保已經是全國的驕傲了，也要謝謝這些努力過的人，包括郝院長。

院長長期以來認為退休將領基於武德，不應該到具有敏感性的場合，如果退役將領站到中共閱兵台上看閱兵，就應該要放棄退休俸。跑到打敗你的國家那邊看人家閱兵，這算什麼？這種風骨和一些人相比，就高下立見了。

帶著不知道是在哪一場戰役裡，進到腦子裡的金屬彈殼，院長卸下公職返鄉探親祭祖的時候，有人在機場抗議他賣台。講真的，沒有這些軍人守著古寧頭和院長打過的八二三，台灣現在不知道哪一國去了。塵歸塵土歸土，帶著青天白日勳章，院長就要長眠在五指山公墓了。有夫人和這樣多鐵血的國軍前輩在一起，院長可以好好安息了。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台北市長柯文哲又對疫情發話了，主要是說政府應該控制從境外回來的國人人數；如果全部都要居家檢疫，那麼中央和地方要協調，看看地方對居家檢疫可以忍受的數目是多少，不然量太多，地方垮掉了也不行。

作為一個地方退休公務員，我很能體會柯市長說的話，反映了地方防疫內外煎熬的心聲；而且當前疫情嚴峻，對境外回來國人必須採取更嚴格的檢疫作法，才能確保全體國民的健康與安全。

我建議，根據國際疫情發展，對境外回來的國人，比照武漢返回的台灣民眾集中檢疫十四天，這代表中央採取了統一標準，對歐美返國與大陸返台民眾都實施集中檢疫作法，不致讓回台避疫的國人匆匆返家，在有限的家居處所自行隔離，除會排擠家人的生活空間，也可能影響家人健康。

而且，近月來隨著地方居家隔離的人數暴增，已加重地方鄰里長管控自我隔離民眾的作業壓力。如能統籌由中央集中檢疫，將可大大安定民心。

人力上，國防部和地方政府可支援中央﹔至於中央的隔離處所，空置的軍營可當作防疫旅館，受到疫情衝擊業績欠佳的旅館或停業的飯店業建築，都可作為臨時安置隔離人員的處所。

要堵住疫情擴散漏洞，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緊密地手牽手，期待中央政府早早體察地方防疫能量，調整新一波境外返台國人的檢疫隔離作法。台灣平安！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如何和人群保持安全距離，已成個人的防疫要務。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一詞，更成為目前最為火紅的詞彙。

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目前初步規畫，在非特定人場所，室外的社交距離至少一公尺，室內至少一點五公尺。如果因特殊狀況無法達到，要戴口罩或使用隔板。這是目前台灣面對疫情，在社交距離最新的規範。

隨著社交距離的要求與落實，人們在室內室外有可能和人群接觸的場合，戒慎恐懼之感，可能油然而生。然而所謂的社交距離，直言之，就是一種空間距離。我們要區隔的就僅是這種實質的物理距離，而不是心理距離。

在疫情蔓延時，為避免或減少病毒的傳播與感染，保持適當的空間距離，是絕對必要的。但疫情蔓延狀況，可能非短期間即會緩和或結束。由於疫情的拖延，若人們持續和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極可能連帶影響個人的心理狀態，而形成和他人產生疏離的心理距離。果若此，應該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為避免因持續保持和他人空間上的社交距離，而形成疏離的心理距離，我們更該和平日有互動關係的家人、親友、同學、同事等，透過面對面的交談、電話、網路訊息等，時時表達愛與關懷。只要我們心中有愛與關心，並經常適時表達，才不致於對人際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