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日是和平醫院因SARS封院十七周年，副總統陳建仁在臉書發言，說當年在缺乏配套下，北市府「無預警」封院，造成重大混亂、恐懼和傷亡。他還呼籲，今天不要「重蹈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覆轍，使防疫出現破口。

近來高雄市政府正因疫調、普篩、封城演練等議題，和中央步調不一。陳建仁表面上看似將矛頭指向馬英九，實際上卻是在暗批韓國瑜「不配合中央」。此舉，頗有帶風向、修正砲火彈道的意味；但當年若不封院行嗎？

這並非陳建仁首度針對疫情出手。他稍早的傑作，是批譚德塞行事不當，並為「台灣率先向WHO通報疫情」一事鋪陳。其後，果然各方砲火聚攏，譚德塞成為網民眾矢之的，「通報說」則連美國都採信。

但一如先前「通報疫情」說的前後矛盾，「台北市政府無預警封院」、「中央地方步調不一」的說法更禁不起考驗。不管誰建議封院，當年封院的決策是在行政院會完成，當時中央是民進黨執政。當年封院時陳建仁是國科會副主委，他後來接任衛生署長，不會不知道其間原委。

民進黨前立委段宜康，在新潮流有個特殊的角色，就是「鎖定砲火方向」。他向誰開火，就是「標定目標」，全派系一起開火。陳建仁今天的角色，猶如「防疫段宜康」。儘管他是以公衛專家身分發言，但和段宜康一樣，背後都另有政治目的。

新冠肺炎爆發迄今，全台累計僅六人死亡；而台北市錢櫃KTV發生火災慘劇，瞬間就奪去五條性命。這樣的災情，令人痛心。最不可思議的是，初步調查，錢櫃KTV整棟大樓的五套「消防設備」全部被關掉，大樓內的「廣播系統」則是長期未曾打開，以致當天消防灑水和警報廣播均未運作，使人員傷亡慘重。如此缺乏責任感和安全意識的娛樂場所，究竟是如何通過台北市政府的安全檢查？

上月十四日，台北市萬華區才發生老舊公寓的嚴重火災，造成六人死亡；事隔一個月，又發生錢櫃KTV的五死慘劇。接連的火警，在在顯示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螺絲真的鬆了。尤其全台正處於抗疫的緊繃時刻，為了防止KTV的密閉空間成為病毒傳播的黑區，新北市長侯友宜一個月前即下令，KTV營業時間縮短為下午一時到隔日七時；但台北市仍讓KTV維持廿四小時營業，亦未進行任何警示作為。火警發生時，柯文哲正在南部從事政治活動，現場僅見副市長黃珊珊露臉，亦可見一斑。

根據稽查紀錄，錢櫃林森店三月卅一日曾申請消防局複檢，註記相關消防安全設備複查合格。問題是，失火當天大樓七、八、九樓包廂在營業，起火點的五樓卻有包商在施工。該包商為了工作方便，竟關掉了消防系統的水線；如此一來，起火時五至九樓的灑水設備均無法運作，只能眼睜睜看著烈火延燒。檢警人員甚至懷疑，店內警報廣播系統並不是「被關掉」，而是「長期未曾開啟」。也因此，許多店內客人是聽到門外的雜沓聲，甚至是接獲親友看電視得知的火警訊息，方知自己身處的KTV已成為火窟，許多人嚴重貽誤了逃生的時機。這樣的人為疏失，除令人震駭，也讓人對業者及官員的漫不經心扼腕。

錢櫃KTV是消防局列管的公共場所，其防火管理或設備檢修可委託專技人員執行，但消防局依規定必須複檢。然而，一項安檢通過的消防系統，如果業者或施工包商隨隨便便就可以將之關閉，豈非形同虛設，又如何保障店內消費者的安全？更何況，錢櫃是頗具規模的股票上市公司，全台營業據點多達十幾處；如果這麼大型的企業都不能以消費者的安全為慮，一邊營業，一邊施工，還關掉所有的消防系統，業者的社會良心何在？

從錢櫃這個例子，人們不難看出：政府消防管理的「形式主義」，已空洞到了什麼地步。在業者這端，有消防卻不起作用，有廣播系統卻不開啟，收客人卻不保安全。失火時，錢櫃人員不僅未盡心盡力通知客人緊急疏散避難，面對外界的驚愕和質疑，公司也沒有任何重要幹部出面說明，是極不負責的行為。在市政府那端，有稽查卻不到位，只問硬體設備卻不問功能與日常管理，有驗收合格紀錄卻不保證系統有效運作。這些，不是官樣文章是什麼？

錢櫃的警報廣播系統之所以遭到長期關閉，據熟知內情者分析，若有客人在包廂開趴吸菸，很容易就引發警報大作；為了避免驚擾，所以裝設警報之後，只要安檢過關，即將之關閉。業者有業者的「潛規則」，但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就在防止這類漏洞變成黑洞的嗎？柯文哲常自詡善於革新，為何卻眼睜睜讓這種事在首都最氣派的錢櫃KTV上演？

疫情期間，人們拚命壓縮自己的社交生活，拚命壓抑自己的娛樂休閒。誰料，一場假日KTV大火就奪走五條人命，且全都是年輕人，令人哀傷。這場火災非同小可，它清晰反映出業者的便宜行事心態和政府的官僚形式主義。也因此，剛剛通過安檢的消防設備，卻完全不起作用；警報廣播系統長期被關閉，卻沒人認為不妥；鬧出這麼多條人命，業者卻覺得可以迴避不談，只說要發給罹難者十萬元慰問金。人命真的這麼輕賤嗎？

截至4月27日，全球新型冠狀肺炎確診人數逼近300萬人，死亡飆破20萬人。歐洲更是重災區，主要國家從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和德國確診人數不斷攀升。但其中的德國，因為防疫措施得當，死亡率最低。英國調查機構Deep Knowledge Group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控中心的公開數據，對各國新冠肺炎疫情進行分析，並評比出「全球最安全的國家」前40名，德國僅次於以色列排名世界第二。

德國能有這樣的表現並非偶然，正當各國都對疫情衝擊感到束手無策時，德國秉持著「病毒傳播速度愈慢，醫療體系就愈有餘力可以應對」的態度，和緩而堅定的對抗疫情。而其遠高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重症加護病房密度（29.2床/10萬人）及呼吸器（平均每10萬人有24台）也扮演著關鍵的支持角色。

反觀與德國在差不多時間爆發疫情的義大利，近十年內無視於國內人口大量高齡化可能衍生的醫療服務需求，刪減國家醫療經費、關閉醫院、裁減醫療服務人力，極度緊縮的醫療資源讓醫療服務體系在此次疫情中更顯脆弱（重症加護病房僅12.5床/10萬人，呼吸器每10萬人五台）。

德國所以有高比例的重症加護病房及呼吸器設備的部署，乃是投注國家大量資源，長久累積的結果。而其所以能夠為疫情超前準備，主要植基於其對未來風險的前瞻力。德國聯邦衛生部曾與聯邦防災局在2012年共同完成一份《防災計畫風險分析報告》，並於2013年向聯邦議會提出，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應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擬訂防禦計畫。

該分析報告中模擬出兩種未來最糟糕的情境，分別是「低山脈融冰山洪爆發」及「變種SARS病毒大流行」。其中變種SARS病毒大流行乃德國病毒學家依據過去SARS的經驗與理論基礎，考量事件發生機率、受影響人數等多重不確定性、變數複合下可預想出的最糟狀況。雖然不是一個精準的預測，但該報告所描述的情境內容卻與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極高的相似度。

其內容描述：「一種源自於亞洲的SARS變種病毒在全球擴散，在WHO正式向全球示警之前，已有零星感染者進入德國，其中有兩名感染者大量接觸他人且傳染力高，使得病毒在德國境內迅速蔓延開來…此次疫情會以亞洲、歐洲及北美為主要爆發處…第一波疫情的爆發大約300天後才宣告結束，德國約有600萬人受到感染，平均死亡率為10%，65歲以上的平均死亡率為50%…」，情境中並提及受到該變種病毒感染的病患可能會有的症狀、潛伏期、重症特徵、疾病診斷方式和疫情爆發後可能產生的醫療量能不足等問題，乃至第二波、第三波的大流行都在預想情境中。這份報告除了展現德國民族性中保守、悲觀的一面，也促使德國在八年前就開始為抗疫預做準備。

從德國的經驗中可以瞭解，政府部門的確應該重視並投資前瞻的預測研究，在過程中同時擴大各界的參與，爭取人民的警覺與認同，提升防禦準備及意識。我們必須認知，新冠肺炎這類「中低機率但超高風險」又經常被歸為「不可抗力」的變數，往往對國計民生帶來重大衝擊。

台灣的知識力與科技力都在世界水準之上，建議政府應該在此基礎上，以長期積極的態度，針對天災劇變、瘟疫、國安等領域進行前瞻研究，並做長期防禦的溝通與準備，屆時才能帶領國人緩解災厄，進而為全球的健康、安全與幸福做出更大的貢獻。

內政部要求婦聯會轉型政黨的大限廿七日到期，三九○億資產面臨充公。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表示，執政黨應在還原歷史真相下，追求和諧與和解，而不是讓人民感覺是在清算、鬥爭。不過，內政部昨天還是完成廢止婦聯會立案公文，並將進行財產清算。

有人批評婦聯會收的勞軍捐不公不義，但民國四○到七○年代末期，勞軍捐轉給婦聯會期間，最大宗在照料國軍與成立眷舍。筆者幼時居住的婦聯五村，目前改為「健康公共住宅」，特存大門遺跡，大理石尚有蔣夫人大名，先人德澤，沒齒難忘。更著名的，為照顧戰後孤兒，蔣夫人創立「華興育幼院」，收容眾多遺孤，已故的傅達仁先生回憶：當時的身分證以及戶口名簿上的「家長欄」，寫的就是蔣中正和蔣宋美齡，想必當然便宜行事，未必合法，但又是何等胸襟？試想：若無婦聯會，軍心不穩，台灣赤化，還輪得到今日當權者，耀武揚威，給婦聯會抄家滅族？

也有人指責勞軍捐流向不明，但黨產條例通過後，追溯以往資料，看似言之成理，實則強人所難：假設今日婦聯會轉型為政黨，依政黨法規定，至多僅存十年內的資訊，豈能要求婦聯會，提供七十年前資料？況且，婦聯會為民間團體，並非公家機關，然依法院文卷保存期限規定，號稱永久存在的不動產與至死方休的人事關係，法院卷宗至多保存十五年，連公家機構都無法做到，卻強要民間團體實踐，不是鴨霸，什麼叫鴨霸？更甚者，今日婦聯會的對口：黨產會與內政部，不乏前輩律師轉任，但民法特別設計保障律師，就當事人卷宗，律師僅須保存兩年，想想：那件對當事人不是天大地大？然主事者厚此薄彼，卻對婦聯會錙銖必較，要求法律所不能之事，又豈算公道？

內政部以政黨法第四十三條為由，要求婦聯會轉型政黨，否則解散且財產充公；並稱其他團體不符上開規定，一視同仁解散。然婦聯會安邦定國、照顧孤寡，難道其他團體有之？而拒絕成立政黨，乃先人「公益優先」之遺志，有何大罪？再者，慈善機構近年募款困難，先前婦聯會將二百億元，欲捐做公益，接洽諸多團體，恐因此次沒收財產，齊遭沒頂之災。綜上，「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婦聯會貢獻巨大，牽一髮動全身，不能視為「普通團體」，仍應盡力保有婦聯會與其所捐助者，於新冠疫情的艱困時刻下，維持最後一線生機。

史實為結：戴笠，雨農將軍，於空難之前，大雨滂沱中對送行者說：「這些年為解決抗戰中死難者遺屬的生活問題，因接收漢奸與日本產業，我們終於有足夠的財產與資金了，你們一定要想著，按時為他們發放」等語，念茲在茲，就是國軍遺族生計。蔣委員長「以德報怨」做得漂亮，但仍須資財，照料軍民；抗戰、戡亂、台海對峙，當時安撫美意，有其時代背景，盡遭潑髒水，成了「萬惡黨產」、「附隨組織」？望主事官員，為自己也為子孫計，給婦聯會機會，留忠厚餘地，存一絲陰德。

近日，有朋友提到，他的阿姨是家庭主婦，沒有工作，每天燒飯洗衣，無所謂生計受疫情衝擊的問題，但她領到勞動部每月一萬、共領三個月的生活補貼。原來，只因她有透過職業工會投保勞保，撿到紓困「好康」。

天外飛來三萬元，對她來說，既然自己符合請領資格，當然沒有需要客氣的道理。問題在政府，竟是如此亂撒人民納稅錢？

進一步檢視該紓困方案，勞動部將資格設定在職業工會投保的勞工，原意是希望紓困透過職業工會投保的「自營作業者」和「無一定雇主勞工」，再搭配投保薪資須在兩萬四千元以下，以及前年所得未達課稅標準四十萬八千元的排富門檻。

但熟悉勞保制度的人都知道，不少像她一樣沒工作的民眾，長年都是透過職業工會投保勞保，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勞動部自己也清楚。但「知情」的勞動部，卻設計了一套真正該被紓困的勞工「看得到、吃不到」，未被疫情衝擊的卻可領「紅包」的紓困方案。

透過職業工會投保的「假勞工」不少。當年，職業工會投保制度是要把營造工、攤販等流動性較高的勞工納入勞保，但多年來許多根本沒工作的家庭主婦、中年失業者，為了累計勞保年資，不願參加給付條件較差的國民年金，而把勞保「掛」在職業工會裡。

高薪低報更是普遍現象。因薪資查核不易，通常這些人一開始都先投保基本工資的最低級距，等到年紀大了再拉高投保薪資，以便老時可領到較多的老人給付。以致出現這三萬元生活補貼，不少可能被沒工作的家庭主婦拿走。

一些真的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過去因為收入不穩定，無力投保勞保，若受疫情衝擊，如今反而因沒納保而未被紓困。

該救的人拿不到補助，納稅人血汗錢卻落進不需要被紓困的人手裡，也難怪不少勞工對於政府的補貼政策無感。

離譜的還有最高十萬元的勞工紓困貸款，幾乎「人人有獎」，完全不需要投保紀錄，不管有無受疫情衝擊，只要勞工出具工作事實證明，都可申貸，政府還會幫你負擔第一年利息。此舉雖可讓沒勞保的勞工也能借錢救急，但也因毫無門檻，以致不少勞工也「蠢蠢欲動」，有意借十萬元來「投資」，完全喪失紓困精神。

疫情緊迫，經濟受衝擊，政府本應救急，但若未經過完整評估與配套，紓困方案只會又是一次「大撒幣」。

聯合報刊了一位台裔學者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的消息。在一片疫情的消息中，不同的主題也還頗引人注意。這陣子也有關於中研院「院士」的國籍議題，討論當中也提到了「院士」並非中研院真正的聘任同仁。那麼「院士」到底是什麼？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的英文名稱為「member」，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英文名稱為「academician」。中文譯名「院士」、而英文名稱「member」的單位較多，如美國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ＮＡＥ））、日本學士院、中國科學院等。中文「院士」、而英文名稱為「academician」，也有一些單位，如亞太材料學院（Asia Pacific Academy of Materials）。

不論稱為member或academician，相同點是這些院士的產生，都是藉由同儕推選的程序而來。這些學院的院士，通常只是一種榮譽頭銜，並非是這些學院的聘任人員。因為多數的這些學院（academy），與中研院的結構不同，他們並沒有研究的實體功能，也就是這些學院本身並沒有太多的研究員。

與「院士」有些類似的是學會的「會士」，其英文名稱主要使用「fellow」；在過往的中文譯名中，「fellow」也曾被翻譯成「院士」。學會的會士通常被認為是學會中學術表現最佳的一群，有些學會的會士資格則也涵蓋對學會會務有重要貢獻者。同樣的是這些會士也是榮譽的頭銜，而其產生也都是藉由同儕的推選程序而來。

因為專業領域中，相當重視同儕的評價與看法。而院士與會士的產生，都是經由同儕的推選產生。這種同儕的肯定，對專業人士而言是非常大的榮譽。這也是為何專業領域中很重視這些院士與會士名銜的原因。至於不同院士與會士的學術地位如何？這是相當主觀的議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學術水準與當選門檻，在全世界類似的組織中，是屬於很前段的一群。

後記：該篇新聞中，列舉了之前入選的華人學者。很可惜的漏掉了徐遐生院士。徐院士學術地位崇高，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與多種重要學院的院士，早在一九九二年就當選了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錢櫃ＫＴＶ大火，造成重大傷亡，令人深感遺憾與痛心，讓我不得不在此悲痛的時刻，來談談多年以來我對大樓消防安檢的疑惑。

我所居住的社區大樓每年會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消防安檢。在消防單位來檢查前一、兩周，管委會總會在各電梯張貼公告，「貼心」的提醒住戶們趕緊將各戶門口、樓梯間的鞋櫃以及雜物收進屋子裡，以免未通過而受罰。因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只有一至兩周得以享用乾淨又安全的梯間；待消防單位大張旗鼓的到社區初檢、複檢過後，住戶們又紛紛「物歸原處」，一切又回歸占用公共空間，卻造成潛藏危機的日常。

祈消防主管機關能實施不預警的消防安檢，發現真正的問題所在，有違規的情況發生時立即依法開罰，如此才能確保家家戶戶的消防安全。

督導神情不悅進入辦公室，見到幾位同事都在，趕緊一吐怨氣。

督導每日搭公車上班，今天有位年約四十歲的女乘客，帶著不友善的語氣問她：你是護理人員嗎？是在開刀房上班的吼？我看你常穿紅色的制服。

督導：我是護理人員，但是我是辦理行政業務的。

女乘客：你可以不要穿制服搭公車嗎？

督導不客氣地回說：我穿運動服不行嗎？

辦公室的同事們聽後，都有種不可思議的怒氣，還能自嘲地說：一、現在還是有歧視護理師此等之事！二、這位女乘客有所不知，在開刀房工作者，是不著紅色衣服的。三、護理師如今搭乘交通運輸工具，要注意衣服的顏色了。

一旁的芯學妹也分享一則事件，這是芯學妹前同事的親身經驗。

護理師因為雙手的皮膚有問題，因此來到皮膚科就診。當醫師刷下健保卡後，居然怒罵跟診小姐：你為什麼沒有告知她是高危險群的職業？為什麼不給她戴手套？跟診小姐委屈回答：她就是來看手的啊！

聽完芯學妹的話，眾人的情緒都爆開了！這位皮膚科醫師所言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醫師不也是高風險的職業嗎？如果醫師都要避諱護理師的話，那麼護理師該如何行使醫師所交代之事務？如何協助醫師照護病人？

疫情嚴重之際，醫護人員要比旁人更注重本身的安全措施，新聞報導多則護理人員在第一線上無怨無悔的工作，令人意外的是還有人會用異樣的眼光仇視著，這讓護理師情何以堪！

我所任職的機構，在政府未下令前，便率先有條件的限制家屬探訪，大多數家屬都能體諒接受，但是仍有一兩位家屬前來大聲咆哮威脅，後來將禁止探訪的公文張貼於門口，這幾位家屬也無話可說了。

如果你們仍視護理師為病毒避而遠之，如果自己人也排斥同行，那麼，請你們跟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吧！稱幸的是，我的家人並未跟我保持社交距離！

我是護理師，明天依然會戴著口罩，到機構執行任務的。

台北市錢櫃ＫＴＶ大火，台北市消防局表示，現場電梯整修工程，未依規定向建管處及消防局等申報施工安全及防護計畫就偷跑施工，還將全棟警報設備關閉，造成重大傷亡，市府將追究刑責及行政責任。

原本火災警報設備是用以偵測火災發生，即時預警人員逃生的消防安全設備，但遭關閉後就無法發揮火災警報的功能，為何警報設備可以輕易被關掉？這樣的設備在安全設計是不足的。雖然擅自關閉火災警報設備的人員有不當之處，但是人員犯錯是很難避免的，在發生事故後只檢討人的過失，將無法根除事故的發生。因此，應該從設備的安全性能進行檢討，讓設備的安全設計彌補人員犯錯的可能性。

在人因工程的安全設計概念有所謂的防呆裝置，就是防止人員失誤可能衍生意外事故發生的安全設計。如一一○伏特的插座與二二○伏特的插座是不相容的，這樣的設計人們就不會插錯插座；電梯的門要完全關閉，電梯才會啟動，才不致造成人員夾傷的意外；自排車的排檔桿未在Ｐ檔位置，汽車無法啟動，才不致造成啟動後發生暴衝。這些安全設計都是預防人員失誤，可能造成意外事故的發生。

火災警報設備應設計有防止人員擅自關閉的功能，這在安全設計原理並不困難，但是我們的警報設備卻無這樣安全設計的要求，這是值得消防主管機關進行檢討之處。

每當事故發生，有關部門只檢討人員的過失，這樣的作法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固然處罰犯錯的人有其必要性，但絕對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作法，應同時檢討環境、設備，甚至制度面是否有不足之處。有關當局若要杜絕火災警報設備被擅自關閉事件再發生，應從警報系統的安全設計著手，讓警報設備具備防呆設計，其他的安全設備也應該具有防呆裝置，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安全防護的功能。

政府大概以為，防疫做得這麼好，經濟影響應該不大才是，因此央行把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從原本的二點五九％小幅修正為一點九二％，政府的紓困方案也非常「節儉」。然而，把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看得如此輕微，適足以害了經濟。

新冠疫情會很快過去嗎？答案應該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當新冠病毒開始出現時，有人以為很快就能得到控制，估計五月分就能穩定下來，這顯然不可能。比爾蓋茲認為要到二○二一年秋天，他的預測可以參考。不管如何，只要有效的疫苗沒有出現，只要疫情沒有控制下來，經濟就很難復甦。

受疫情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台灣的經濟增長下修為負四％，這樣的預測或許過於悲觀，但其實不能排除。原因即在於這次疫情非同小可，全球疫情高峰也遠遠還沒到，雖然至今我們防範得很好，但台灣是出口導向的國家，而中國、東南亞國協、美國、歐洲及日本合計占我國出口總額八十五％以上，其中，中國又占了四十一％，偏偏這些國家疫情嚴重，台灣經濟怎可能只受一點點的影響？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最新的報告，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貿易量將縮減十三％，悲觀情況下，全球貿易量恐崩跌卅二％。這樣的預估是合理的，原因是此時全球貿易幾乎陷於停擺，歐盟封鎖了、印度封鎖了，日本封鎖了，新加坡封鎖了，馬來西亞封鎖了、越南封鎖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以貿易立國的台灣不可能獨善其身。這是為什麼很多國家撒錢紓困，其原因不全是這些國家感染或死亡人數很多，而是全球貿易確實要有一段時間停擺。如果不及時對大量的企業和人民進行紓困，那社會經濟問題就會很嚴重。一向自詡超前部署的蔡政府，在經濟這一塊卻是嚴重落後了。

從這次疫情的紓困比率占ＧＤＰ比重來看，我國占五點五％（事實上，真正的紓困金額只有二千一百億而非一點零五兆，約只占台灣ＧＤＰ的一點一％而已），美國占十點二％，日本占廿一點四％，德國占卅一點八％；然而從對外貿易依存度來比較，二○一九年第三季台灣對外貿易依存度達一○二點七一％，而美國為廿五點六五％，德國為六十九點八五％，日本為廿八點一％，這其實是一個很讓人難過的對比。有一句話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對外貿易依存度遠低於我們的國家，他們投入紓困的占比至少是我們的二倍，甚至是六倍以上，在此緊急時刻，政府怎能不伸出援手，救救大小企業、攤販、自由業者、失業者、街友、放無薪假的人。

受疫情影響，慘業不是只有觀光和航空少數幾個我們明顯看得到的，而是影響廣泛深遠。政府紓困的規模要是不加大，紓困的速度要是不及時，紓困的對象要是不擴大，那麼，很多社會悲劇就會接二連三的發生，而倒閉的企業若要重新站起來，那就不知道還要多久。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指的就是現在啊！

受到此次疫情影響，在飯店業上班的我，知悉公司發薪狀況不穩定，看著同事們不知所措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決定協助員工做最壞打算，主動去了解如何申請失業補助，備而不用。

看到政府針對領隊、計程車司機等行業的紓困補助，我也積極地去了解看看有什麼可以協助同事們的紓困方案，找了很久才發覺有納稅工資超過基本工資二三八○○元以上的我們是無任何紓困方案了，反而在某些繳稅較不明確的行業才有紓困。

我不禁對所謂的排富、紓困打個問號。難道月領三萬元正常繳稅的國民，突然因疫情影響而被減薪甚至失去工作就被排富了，就被認為不應該救濟了，僅可申請自行繳費的勞保失業補助？看著自己繳交的稅被拿去對一些平常不繳稅行業的失業者進行紓困，感到非常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