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內，發生了兩起震驚國際的衝突事件。其一，是北韓炸毀了南北韓聯絡辦公室大樓，據稱是北韓「準接班人」金與正樹立威嚴的傑作。其二，是中印部隊在拉達克的爭議邊境發生衝突，雙方死傷人數達數十多人。

金正恩在神隱一個多月後再現身，其胞妹金與正也逐漸以「黨中央」名義亮相，並頻頻借題發揮給南韓鐵青的臉色看。日前她以南韓空飄傳單事件為由，切斷南北韓的軍事熱線；繼而，又下令炸毀位於開城工業區的兩韓聯絡大樓。金與正一登場即如此手辣，南韓恐怕不易接招，至少很難以常理揣度。

中印的邊界衝突，植因於印度政府去年驟然下令取消喀什米爾地區的憲法特殊地位，以穆斯林為主的喀什米爾居民被剝奪了特殊權利，印度並派軍對當地進行全境封鎖，引發了嚴重衝突。中印爆發衝突的拉達克就在喀什米爾北境，中方稱無法接受印方片面修法侵害中國領土，也增兵前往；雙方劍拔弩張多日，終於爆發流血衝突。

中印的邊界摩擦並不少見，但多年來尚能平和收場，雙方也建立了一套爭端解決準則。但這次，在雙方僅使用鐵棒和石塊的情況下，竟造成五十年來最大的死傷衝突。主要原因，是印度總理莫迪和美國總統川普近日通話，升高了中方的情緒。

仍未擺脫病毒威脅的世界，於今顯得更不太平。兩韓對峙，中印衝突，中美貿易戰，南海爭端，加上美國反種族歧視暴動，每個都難題重重。

陳其邁昨天辭官南下參加高雄市長補選，行政院副院長遺缺內定由經濟部長沈榮津接任，外界猜測多時的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並未如預期出線。這樣的發展並不意外：第一，若用一個功高震主、頭頂光環的人擔任副手，豈是官場之道？第二，陳時中穩健防疫有餘、睿智開放不足，能力有待考驗。第三，醫材收費天花板一案魯莽行事，他已被蔡英文一把拉下神壇。

「順時中」風潮籠罩台灣半邊天，原本就是民進黨的「人造旋風」，一則用來吹噓蔡政府的防疫神話，二則用來隔離內閣的政治責任。如今疫情已解，回到原點，正是其時。依照法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理當由副院長出任指揮官，二○○九年的H1N1抗疫由朱立倫主持，二○一三年的狂犬病防治由毛治國指揮，二○一五年的登革熱防疫由張善政領軍。按理，今年新冠肺炎防疫應由副院長陳其邁坐鎮指揮，蘇揆卻命陳時中以「二級開設」身分繼續代理，讓公衛出身的陳其邁坐在一旁納涼。如今疫情暫告終結，陳其邁拍拍屁股南下享受清理乾淨的戰場，陳時中則只能摸著挨打的熱騰騰臉頰，真是情何以堪？

最滋議論的，不是陳時中的個人遭遇，而是蔡政府的用人只見親疏，卻不見權責對應的法則，也不問國家治理或服務公眾的意義。試想，公衛出身的陳其邁不任防疫指揮官，卻讓牙醫背景的陳時中去承擔，其間還被迫說出違背專業知識之語，拒絕武漢台胞和「小明們」返台，這算什麼權責相副？近月來，陳時中的指揮調度已失去方寸，但蘇內閣仍躲在他的光環下逃避自己應負的責任，好整以暇的陳其邁則光鮮南下競選。從此觀之，陳其邁才是民進黨真正要栽培的自家子弟，至於陳時中，竟然只是一面疫情擋箭牌罷了！

副院長一職內定由沈榮津接任，外界立刻傳出「財經內閣」、「展現振興企圖」的讚頌之聲；這些台詞，恐怕是一廂情願的溢美居多。以蘇貞昌的酷吏性格，一向在乎的只是命令的貫徹和執行的落實，經濟發展在他只是次要目標，他豈會在乎「財經內閣」這樣的花名？再說，以民進黨一貫的政治凌駕經濟的本能，連蔡英文親信的林全率領之財經內閣都短命而夭；以沈榮津如此低調的「歐吉桑」政務官，哪裡能期待什麼宏圖？

環顧沈榮津的「傳奇」，只能找到三條線索：第一，他是技職體系出身，高工畢業後進入台北工專，而後在升級後的北科大取得碩士。第二，防疫期間推動「口罩國家隊」，他耗盡力氣督工催出六十條生產線，一夕爆紅。第三，他待人親切，獲得「最強歐吉桑」的封號，指的是他勤跑工廠，日夜待命。若要論他擔任經濟部長期間做了什麼重大經建決策，則恐怕搜索枯腸，遍尋不著。基本上，他行事更像一個循規蹈矩的事務官，而非政策的創意發想者。「歐吉桑」這個標籤，恰說明了他平易可親卻也平淡無奇的本色。

如果說沈榮津晉升副閣揆，能夠提升蘇內閣的經建擘劃能力，或也值得肯定；但經濟部長遺缺內定次長王美花接任，則旋即打破了這個幻想。王美花出任部長，固可提高女性閣員的比率，稍稍彌補內閣改組性平考慮欠周的遺憾。問題在，王美花的主要專長在法律，包括智財權、著作權、貿易談判等範疇，與經濟擘劃或產業發展的範疇存在相當距離。這項任命，充其量只說明了「法律人」在蔡政府受到重用的程度；但這種「法律人治國」的取向，也折射了民進黨用人的侷限與肅殺。何況，王美花之夫顧立雄上月同樣以法律背景出任國安會秘書長，亦被外界質疑資歷和經驗都不適任。近期台海形勢險惡，外界迄未聽到他有任何安定人心的發言。

這樣的政府，誰出任副閣揆又有什麼差別？

越歐自貿協定安排在十年之內使兩國99%以上的商品貿易免除關稅，且一旦生效，71%的越南對歐盟出口貨品將立即免關稅，65%的歐盟對越南出口貨品同樣免關稅。對周邊有貿易競爭關係的國家而言，若和歐盟這個大市場沒有簽下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將迫使大量企業移往越南投資，不可輕忽帶來的影響。

越南面積約台灣九倍大，目前有9,900萬人口，在東南亞僅次於印尼2.7億人和菲律賓1.1億人，是成長極快速的經濟體。1986年追隨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後，拚經濟的力道和北京無分軒輊；近五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6%以上，失業率維持在2%上下。越南目前人均生產仍只有2,600美元，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約7,000美元，仍遠遜於泰、馬、菲等國；農業生產占總生產15%，僱用了四成的就業人口。以越南這樣仍屬中度發展程度的國家而言，迄今對外卻已簽署13個自由貿易協定，這種不畏產業衝擊、積極開放追求成長的態度，連台灣都要自嘆弗如。

在這些自貿協定中，最重要的是其單獨和歐、日、韓、歐亞經濟聯盟（EAEU），以及透過東協和紐澳、印度、中國簽署的自貿協定，為越南帶來免關稅待遇；才剛生效不久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越南也勇敢加入成為會員。若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在中國等16國努力之下，如願於今年完成，越南就除了與美國尚未自由貿易，可說已經打通全球主要國家間的自由貿易關係。

越南挾著已簽署的眾多自貿協定，加上擁有仍相對低廉的工資、認真的工作態度和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強烈企圖心，文化和社會習俗跟台灣差異不大，足以對海內外台商構成致命吸引力，並因而大幅增加台商對越南投資，從而排擠對台灣和對大陸的投資。

對台灣企業而言，這是正面有利的發展機會，對於尚未前往越南發展的廠商而言，多了一個有利的投資地區，值得廠商深入研析。特別是生產歐盟關稅稅率高達8%的人造纖維、14%的監視器和投影機（設備），以及7%的相機鏡片等廠商，若留守台灣就必須對歐盟付出高額關稅。

然而，即使越南投資環境因各項自貿協定而更為優化，但不表示沒有其他問題，例如越南勞工已呈現缺乏狀態、南部省市地價快速上漲、土地取得漸難且須負擔居民搬遷費用、非法罷工快速增加、外匯管制使利潤難以匯出、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幣值長期貶值、道路港口等基建和電力仍然不足、產品內銷仍有相當管制、環保標準提高且嚴格查緝、行政效率低落且索賄頻繁。因此，越南絕非適合所有的製造業去投資，必須詳細研究才能做出適當決策。

至於對台灣經濟而言，投資當然會受排擠而不利經濟成長，要完全消除帶來的負面衝擊不容易，但政府還是有些作為來減少傷害。首先，即是政府再繼續努力爭取加入CPTPP，讓我國25%的貿易可獲得免關稅待遇。其次，選定相對不受北京影響的菲律賓、越南、印度、歐盟、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撇除干擾，儘速談判，突破自由貿易被封鎖狀態。最後則是可尋求歐美日支持，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倡議「機械貿易協定」的複邊協定，仿效「資訊科技協定（ITA）」來擴大對我有利的國際免關稅貿易。當然，若能創造大量高產值的投資生產，就更不畏懼他國的自貿協定了。

大家可以想像機器人進入公司董事會的情境嗎？董事會運作的觀念、技術必須與時俱進！我近來為拙著「公司治理：全球觀點、台灣體驗」進行三版修正工作，發現人工智慧（ＡＩ）已開始應用至各種領域，有助於優化決策流程與效能，並支持、甚至取代人類的決策能力，特別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因此，董事會應積極面對ＡＩ所帶來的影響，亦應思考如何利用ＡＩ使公司治理機制達到更佳的效果。

香港一家藥物研發與老人疾病研究的創投公司，於二○一四年宣布任命「ＡＩ機器人」為公司董事，有權決定是否對特定公司進行投資。此機器人藉由「深度學習」分析大量且複雜的財務與業務數據，強化董事會所得到資訊的品質，並做出更具邏輯的決策。該公司宣稱，除非獲得此機器人的證實，否則董事會不會做出積極的投資決定；而若其發現危險訊號，則該公司將不會執行投資。其實，更正確地講，此機器人可視為具觀察員身分的董事會成員，但非法律上的真正董事。

ＡＩ可以應用在董事會的決策，提升決策效率與未來績效，亦可提升董事會的獨立性。即便各國已將董事會職責納入法規，但仍經常發現董事會並未發揮作用與獨立進行決策。箇中問題在於，一家公司有著大量的資訊，而董事們必須在短時間內消化並判別這些訊息與進行決策，實為一大挑戰。由於ＡＩ係以鍵入演算法的資料為依據，不會受到人為偏差的影響，而利用ＡＩ所得到的決策建議，將可提升董事會因資料龐雜而受到阻礙的判斷能力；並且鼓勵原不願表達異議的董事，使用ＡＩ決策建議做為表達意見的基礎。

傳統上，董事會審查由經營團隊提供的大量資訊，董事們以自身專業與經驗做出決策。但採用ＡＩ進入董事會，在數據可靠且安全的前提下，ＡＩ應用於公司決策將有助於簡化決策流程，並將原本由人類董事藉由直覺進行的重大決策，轉換為有可靠數據為依據的決策，且對該決策的結果有更準確的預測。而董事會亦可藉由ＡＩ數據分析，掌握公司即時運作情形，若出現異常訊號，可立即判斷並做出決策，強化監督功能。但必須強調的是，將ＡＩ導入公司治理及經營策略，並非指治理及經營自動化，而是強化董事會成員所獲得資訊的品質，以利董事會更快速地做出完善的決策，最終決策控制權仍在人類董事身上。

董事會應對ＡＩ有何了解？首先，董事會應了解ＡＩ對公司所在產業的影響，包括：業務模式與競爭關係，以搶得先機，調整公司的經營策略。其次，了解目前與未來ＡＩ發展對公司營運的應用，以及使用ＡＩ強化董事會決策。再者，公司對於ＡＩ的應用，董事會應清楚系統所使用的數據來源，與如何對資料進行管理與保護，避免遭到駭客攻擊與公司機密外洩，影響公司經營及聲譽。更進一步，董事會仍保有最終決策控制權，有義務驗證並確保ＡＩ系統所使用資料、決策過程及決策建議，皆合乎法規與公司治理規範。最後，為維護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信賴，董事會應提升使用ＡＩ系統的透明度。

（作者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

六十年前的今天，美國總統艾森豪踏上台灣之旅。在不到廿四小時停留中，他兩度與蔣介石總統會談，也在總統府前向五十萬歡迎人潮演說。此次來訪可媲美甘迺迪三年後的柏林圍牆之行，給活在共產主義陰影下的人打上一劑強心針。

在美國還承認中華民國年代，艾森豪是最支持台灣的總統。當時的國際局勢是理解艾森豪的關鍵：他能當選，主因在美國社會陷入「紅色恐懼」、民意唾棄一度親共的杜魯門政府。一九五三年，艾上台後不久，朝鮮半島戰火終於止息，次年法軍大敗的奠邊府之役卻預告中南半島可能赤化，日、菲、印尼也將不保。這讓艾森豪相信台灣會是下一個骨牌。

他不是沒想過跟毛澤東暗通款曲。一九五五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首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中方代表提出雙方同意就台灣問題互不使用武力，這正中美方下懷，但是艾與國務卿杜勒斯擔心各國會雪崩式與台灣斷交，還是打退堂鼓。

艾、蔣打交道波折迭起。儘管美國是保護國，蔣介石仍堅持底線。金馬讓艾舉棋不定，他揚言不惜為這兩個小島丟原子彈，美國輿論與盟國反對，他又施壓蔣介石撤軍，誘餌是承諾保護。蔣對特使直言不信任美國，即使國務卿親來台北下最後通牒，蔣不為所動：「金門沒了，台灣守不住五個月。」曾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任職的哈佛學者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書中描述：「杜勒斯最後完全投降。」

儘管艾就任第二年簽訂的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刻意模糊金馬，八二三砲戰時，美國還是全力援助我方補給，因為艾深信金門失守，蔣就會垮台，台灣接著完蛋；他很清楚蔣的角色在當時無人可取代。

孫立人案與雷震案都讓艾頗有微詞，介入卻點到為止。在他看來，民主不是一切，堵住赤色洪流才是第一要務。

美國在一九五一至一九六四年間提供台灣高達十五億美金的經濟援助，其中十億來自艾森豪任內八年。國民黨政府把大部分經費花在硬體建設與人才培育上；蔣介石在台灣主政前九年，勞工薪資成長十六倍，美援居功厥偉。

艾森豪的光芒常被繼任的甘迺迪掩蓋，打抱不平的大有人在；前年史學家希區考克所寫的紐時暢銷書「艾森豪的時代」就是其一。廿年前美國會推動建造艾森豪紀念館構想，馬政府二○一五年捐一百萬美金共襄盛舉。美國「外交家」雜誌以「艾森豪如何拯救台灣」評道：「不搞大建設與大行動，這可能是很多美國人不認為他偉大的原因，但是喜歡艾森豪的台灣人應該不會苟同。」

但一甲子過去了，誰還記得這位風雨飄搖年代的貴人？

高雄市長補選將正式起跑，藍白能否合作，左右選情，但就怕藍白各懷鬼胎，把「真議題」變「假議題」。

當罷免案過關的那一天起，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代表民進黨投入高雄市長補選，已成定局，陳其邁這幾天開始積極在高雄市趴趴走，提前暖身；反觀國民黨方面，仍處於只聞樓梯響階段，而且還得應付民眾黨來插花、蹭熱鬧。

近兩年以來，高雄市的政治生態變化快速，想要阻止民進黨在當地重返執政，已經是一件高難度的任務，這使得「藍白合作」出現契機，因為唯有結合國民黨的藍營支持者，再加上以中間選民、年輕人為號召的白色力量，比較有一搏的機會。

不過，到底是「藍白合」或「白藍合」，雙方陣營打著不同盤算，考驗著這兩個政黨的合作基礎。對於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來說，在成功罷免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後，各界都在猜測，柯文哲將是民進黨下一個想要除掉的對象，雖然實情不一定如此，但柯文哲如刺在背、坐立難安。

不想成為被出征的對象，柯文哲自保的最好方法，是化被動為主動，證明自己有左右政局的影響力，眼前的高雄市長選舉也一樣，柯文哲必須出招，才不會讓民進黨看衰。

同樣地，看準國民黨在高雄市長補選這一役找不到合適人選，民眾黨當然會躍躍欲試，若能讓國民黨力挺民眾黨推出的參選人，哪怕是最後角逐失利，但民眾黨等於提前在南台灣票倉練兵，並且擴大政黨的支持度。

國民黨可能就不會如此想，因為國民黨自認仍是國內第二大政黨，評估選情再不佳，也不得不去考量自身主體性，怎可落得自己不推人、反而去支持別黨參選人的不堪下場。

何況國民黨還是最大在野黨，絕不可能平白無故被民眾黨這個老三占便宜，更不想讓柯文哲在這議題上揩油，所以即便知道會是犧牲打，照樣要派人上場完賽，就算失了裡子，也不能沒有面子。

如此一來，一個想吃別人豆腐，一個想繼續打腫臉充胖子，藍白合作的基礎將相當薄弱，若最後勉強成局，未來選舉過程中，只會猜忌更深、增添彼此更多嫌隙。

政黨算計是兵家常事，但往往是算計過頭，失去先機，也失去位置。

因應疫情經濟，各國砸大錢。歐美日投入以ＧＤＰ的十％計算，馬來西亞達十六％（雖然至今發出僅二％）。錢哪裡來，舉債與增稅。

財政部日前提出四項方案，包括未來一年要以一兆台幣低利融資協助廠商，另以一百億元與民間資本聯合創投。四家綜合報紙無不報導這則新聞，卻僅有聯合報沈婉玉呈現的財政部長蘇建榮「無加稅需求」，會讓國人想到「稅」的問題，另三報並無一處提及。聯合報的標題足以提醒讀者，英美、歐盟、澳洲等稅收已占ＧＤＰ三至四成多的國家，都在考慮或醞釀加稅因應疫情。《經濟學人》呼籲各國「抓住這個時刻」，減少各國給予化石燃料近五千億美元的補助，引入足額的碳稅，拯救人類維護地球。

那麼，稅收僅占ＧＤＰ不到十四％的台灣，無論是因應疫情經濟，或是降溫自救，真的「無加稅需求」嗎？

五月廿八日在「疫情引發新思維與契機論壇」，疾病管制局首任局長張鴻仁說，這次防疫成績優秀，但「台灣醫療體系量能不足」也是事實。現在若不未雨綢繆，來日再有嚴峻的疫情，恐怕疲於奔命。這則新聞協助社會思考，進而因應即將到來的挑戰，也是僅有聯合報陳雨鑫報導。醫療體系資源不足，除了增加健保費，另一個來源不就是必須由財政部增加稅收，然後從稅收移轉挹注嗎？

五月三日，聯合報賴于榛、蔡晉宇、卜敏正三位記者再次獨家披露，重大刑案精神鑑定依照現行規定，本來就可以延請一位以上的醫師鑑定，但監察委員王幼玲與立法委員王婉諭說，由於「預算不足」，很多時候根本連鑑定都沒有做。這就使得不檢討預算欠缺，卻提出「一個醫師就夠嗎」的行政院，輕則是不知道預算不夠而有「何不食肉糜」之譏，重則是推諉卸責的怠忽職守。

楊竣傑（今周刊）整理的資料顯示，行政院審核通過的「2017-2021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四年來「預算與人力並未增加」，國人人均心理健康支出○．七五美元，是世衛組織將近兩百會員國人均二．五美元的三分之一不到！台灣社區關懷訪視員過去十三年來都是九十六人，但二○一三至一九年，社區病友已從二萬多人增至四萬多人，社關員一位負責從二一三位增至四三四位，而衛福部若要兌現蔡英文的競選計畫，應該是一比八十！

從疫情的經濟救急，到建立社會安全網及救人救環境的降溫減碳，沒有一個項目不需要大錢，政府不善用各種時機，讓國人知道箇中利害，不行。請不要再說「無加稅需求」。

去年底立院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並增訂「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七款，即透過增修兩組織法方式，將監察院部分轉型為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NHRC），原預計於八月一日掛牌運作，然監察院日前罕見發布新聞稿指出，因立法進度等因素恐導致無法如期運作，此又涉及考、監兩院人事提名及立院臨時會之審查。

其實監院人權委員會之運作，不僅有上述現實問題外，可能尚涉及其他根本的憲政爭議。因巴黎原則及一九九三年世界人權會議均未強求，各國要以何種形式設立人權委員會，各國可自行選擇設立國家人權機構之模式。

故當初立院討論原也有三項方案：甲案比照審計部在監察院下設「國家人權委員會」；乙案是將監察院轉型成為混合型人權監察機關；丙案是在監察院設置院級獨立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由特定監委兼任人權委員。但因甲案、乙案都有缺陷，最後通過是丙案。

此種以立法方式增修組織法，創設國家級人權委員會，固屬便捷，但因監察院畢竟屬憲法機關，又因過去幾度修憲，將監察院憲法職權大幅刪減，一九九三年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為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立下門檻。

亦即，監察院的「憲法職權」，僅限於憲法及增修條文有明文的「彈劾權、糾正權、糾舉權、審計權、文件調閱權、設施調查權」六項，為輔助這些憲法職權自有權行使調查權，但不能因此侵害其他憲法機關（如立院、司院、考院）之憲法職權。至於其他依國會法律授權之監察院「法定職權」，未必得行使憲法第九十五條之調查權，也未必得依此聲請釋憲。

二○一八年大法官第一四八二次會議不受理決議第四案，即針對監察院就不當黨產條例聲請釋憲案，理由稱：（監察院）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應以監察院得依憲法行使彈劾、糾舉或審計等目的性權力為前提。如與監察院上述憲法職權無關或逾越其範圍者，應無從發動調查權，如僅係單純為調查而調查，則明顯逾越監察院之憲法職權範圍，故亦不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央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得聲請釋憲之條件，故為不受理之決議，可為例證。

觀諸上開「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列舉九項職掌，如該條第一款，得依職權或陳情對涉及酷刑、侵害人權或構成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進行「調查」，但就法位階而言，此仍是屬憲法及增修條文未明文規範之「法定職權」，並非「憲法職權」，若未能與彈劾、糾舉或審計等憲法職權有關聯，復可能與其他憲法機關的憲法職權發生積極衝突時，將如何行使憲法第九十五條之調查權而不違憲，恐衍生爭議。

考量監察院人權委員會將來行使職權時，是否再度引發憲政爭議，是否跨得過大法官第三二五號解釋、第一四八二次會議第四案不受理決議、及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門檻，殊值關注。若為根本解決爭議，應回歸修憲，以徹底解決監院的特殊憲法地位。

公共幼兒園中籤與否，牽動著女性就業選擇與職涯思考。身為二寶媽，我在台北市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登記第一階段，有學區優先身分可登記；不料兩天內，缺額十六位的幼幼班，報名衝到五十幾位。公布是「備取」，心情糟透。

第二階段招生登記開跑，原來沒缺額的園所無法線上登記，瞬間要改變策略。想著上班路上還有兩間園所，打電話詢問，一家說目前備取到七，後面還有四十三位備取，一家備取到九，還有廿四位備取。

聽完真心只有「絕望」兩字。只好登記另兩間第二階段有名額的園所，缺額分別是八名及九名。

沒想到登記截止，這兩間園所分別有五○五人及四一四人報名。中籤機率一點五到二％之間！公告開獎時刻，網路上父母哀鴻遍野，臉書一句留言「三胎還備取七，想哭哈哈哈」，可想而知公幼缺額，對多數家長只是平行世界。

點開北市招生登記網頁，卅八家有幼幼班的非營園中，只有十三家有少數缺額。其餘廿五家缺額及報名人數都掛鴨蛋，好像沒有需求，其實是因為北市不開放無缺額的園所線上登記。這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教育局無法清楚掌握各區家長對公幼的需求量，二是備取方式由各家決定，影響公平性。

以丹麥為例，托育服務規則是「幼兒滿四個月前可以向市府登記托育需求，登記後兩個月內可以獲知確定托育服務所在地」，政府依據登記需求數量來規畫各區的托育服務。我們不敢奢望在台灣能有這樣的境界，但線上登記的備取名單，明明就可讓政府清楚掌握家長服務需求，但政府卻是「蓋牌」，不見登記無門的家長無奈心聲。

各園所自行公告備取及遞補方式，家長若打電話詢問各園，能獲相關訊息，後來才發現遊戲規則的家長，就只能再往後排備取。公平性何在？

參觀過公幼跟非營利幼兒園的家長，都能感受到公幼設備與多數私幼的差異。但混亂的抽籤戰場過後，我們仍舊要在沒有品質保障的鋼索上，戰戰兢兢為孩子選擇尚可接受的服務。過程中不斷煎熬著是否夫妻有一人應辭去工作回家育兒？這早已是台灣育兒家庭的樣貌。

副總統賴清德說：「蓋一間公幼，恐怕就關一間私幼，沒有必要。」國家持續看不見家長掙扎在就業及育兒的痛苦邊緣，無異就是逼家庭節育自救！

生育率持續下探谷底，剛好而已。

聯合報昨天獨家報導，一位台大教授十一日晚間搭乘欣欣客運公車回家，因司機沒注意後門有人上車，教授腳遭車門夾住拖行數百公尺，才自行掙脫，由路人報警送醫，住進加護病房。

此事發生的三周前，我也經歷被公車門夾住的驚恐經驗。

五月廿日我去台北市政府開會，坐大南二八八公車在國父紀念館站下車。我過了前一站就按鈴，走到後門刷卡等候下車。車上人少，我前面沒人，車門一開就下車，沒料到車門突關上，緊緊夾住我，車就啟動了。我大叫：「我要下車！」車上乘客也有人跟著喊，司機才把門打開，卻沒有表示關心或道歉。

還好我沒有被拖行，身體也不錯，沒有骨質疏鬆，只覺得後背肌肉有輕微拉傷。到了市府，我覺得有必要向交通局反映此事，主辦會議的科長陪我去找到了交通安全科陳述此事，要求加強司機的安全訓練。股長表示，管理公車是公共運輸處的業務，但是他們同意轉達。幾天後我也接到運輸處電話，他們看了錄影畫面，會處理此事，我一再提醒危險性，期盼這類事件不要再發生，卻仍很快發生了。

台北市綿密便捷的公車網，是我們外縣市居民羨慕的對象。公車因站間距離比捷運短，特別受老年居民歡迎。交通安全宣導常以死亡行人統計為重點，然而未立即死亡、未經報導、也未列入統計事件卻可能是意外的大宗，也造成許多實質傷害；這明明可以防範，管理單位千萬不能忽視。

中印兩國邊防部隊日前在西段邊界的加勒萬河谷地區發生激烈肢體衝突，導致印方廿名軍士死亡，中方傷亡數字則尚未公開。事實上，雙方原本上周已進行談判並同意撤軍，未料仍發生流血事件。這也是繼一九七五年後，雙方軍人首次因邊境衝突而死亡，顯示雙方長期苦心經營的邊界問題已經失控。

回顧歷史發展，中印在一九六二年邊界戰爭後，雙方關係就再也回不去一九五○年代「印中是兄弟」（Hindi Chini Bhai Bhai）的友好狀態。但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六年，雙方成功簽署兩個信心建立措施協議，希望在解決邊界問題前，能夠維持「實際控制線」現狀。為降低軍事衝突，雙方承諾不使用武力威脅對方，具體措施還包括設定十公里軍機禁航區，及二公里內不得開槍等措施。所以才會出現兩個核子大國的部隊以石頭、棍棒攻擊對方，這種看似街頭混混打架的場景。

然而，中印邊防部隊在二○一七年夏天於洞朗地區對峙長達七十三天，即顯示原有機制已無法有效管理類似邊界衝突。兩國領導人因此在二○一八年於武漢會晤，協調出以大局為重的「龍象共舞」精神。但中印邊界的安全管理機制，近來隨著兩個地緣戰略板塊位移，裂縫進一步擴大。

第一個變動的小板塊，源自印度去年八月取消喀什米爾自治。外界較少注意到的是，印度不僅取消喀什米爾自治，還將拉達克地區從喀什米爾分離出來成為中央直轄區。拉達克就是與中印邊界爭議地區接壤之地，包括此次爭議的加勒萬河谷。拉達克改制後，印度中央不需透過地方政府便能直接管控當地，進而強化當地的軍事和基礎建設。中國當時不但提出抗議，甚至還想訴諸安理會介入喀什米爾問題。

第二個更大的板塊變動，來自印太地區的戰略重組。川普政府推動印太戰略後，希望聯合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來箝制中國的戰略擴張。印度雖未全然附和印太戰略，但今年一月接待川普總統來訪，建立「全面性全球戰略夥伴關係」；六月初與澳洲總理莫里森進行視訊峰會，建立「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加上原有的日印「特別戰略及全球夥伴關係」，印度已與印太戰略的另外三角構建起夥伴網絡，不免引發中國的疑慮。

上述兩個板塊變動，不僅動搖中印原已薄弱的互信，更讓「武漢精神」煙消雲散。雙方都擔心對方改變現狀，刻意擺出寸土不讓的對抗姿態，丟石頭鬧劇便成了悲劇。

中印若想維持穩定關係，當務之急應先降溫，以避免激化彼此的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則需要擘畫升級版的信心建立措施，例如在爭議地點設置非巡邏區等，以避免兩軍直接衝突或片面改變現況。否則，兩邊軍士互擲的石塊，或許就是山崩前的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