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針對高風險群的精準篩檢和萬人抗體血清調查，引起中央與地方對立，紛擾多日。抗體血清調查的爭論，在期中報告證明「中央防疫政策有效」的結論下，以大和解暫時收場；而精準篩檢雖在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下令政風介入後已經喊停，但相關的政風調查還未收手。

彰化縣衛生局對新冠肺炎無症狀居家檢疫者採檢，及早確診一名患者，由於不符中央「無症狀不查」程序，遭陳時中送交政風查辦。陳時中此舉引起舉國譁然，質疑其捍衛官威重於探查疫情真相，在野黨將此事比擬「台版李文亮事件」，網民甚至譏諷執政黨「綠共化」。蔡總統特地發文強調「民主台灣不會隱匿疫情」。

這起事件加上近來台灣輸出病例增加，民眾對本土潛藏無症狀感染者的疑慮再起，指揮中心公信力備受質疑。府院黨力挺陳時中，把矛頭對準地方與中央不同調，側翼網軍洗風向，對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進行人格毀滅，影射其採檢措施沒有利益迴避，還誣指其財產申報不實，先鬥臭再說。

網路風向很快帶向彰化縣衛生局與台大公衛學院合作的萬人抗體血清調查，抹紅抹黑手法如出一轍。從使用大陸試劑到違反研究倫理，各種質疑不斷；連前副總統陳建仁都跳出來批評該調查是「失真的調查」。期中報告因同儕審查而延後公布，已知調查結果的陳時中，還指責台大公衛「不該臨時蓋牌」。

一個在回歸社區前被地方衛生局「多做一點」而篩檢出的確診者，竟讓中央執政團隊火速對舉發者發動政治攻擊，不擇手段有如毀滅政敵，難怪醫界與公衛界人士都覺不可思議。而一個結合公衛學者、病毒學家及衛生局三方合作，被前疾管局長蘇益仁高度評為「完整的組合在學術界少見」的血清抗體研究計畫，也遭到莫名攻擊。然而民眾關注的是：在第二波疫情來襲前，究竟要如何應對無症狀者的傳染風險，以及篩檢政策是否應作調整；蔡政府對此反而充耳不聞。這是民主台灣面對危機的正常反應嗎？

彰化縣衛生局以精準篩檢的實證挑戰現行篩檢政策，血清抗體研究的期中報告則肯定中央防疫政策，這些都是科學論證的問題。但在血清調查報告出爐前，陳時中捨棄專業溝通，迫不及待動用政風對彰化衛生局開刀，令人驚覺防疫大旗下已無民主治理，取而代之的是威權高壓。更不堪的是，綠營側翼蓋不了真相，乾脆抹紅主事者是親共賣台，自行篩檢是亂台陰謀，有如麥卡錫主義在台復活。試問什麼樣的民主政府會用流氓愛國主義扭曲黑白？民進黨的民主，已不容許討論公共政策的空間，現在連專業領域都淪陷成政府說了算。

指揮中心成立以來，民眾高度配合，容忍諸多侵害人權措施，到後來演變成多數暴力縱容政府藉防疫大興一言堂，還沾沾自喜是民主防疫典範。事實上，藉由國家危機獲取人民「授權獨裁」，非自新冠疫情始，早在去年大選期間，蔡政府便藉著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美中對抗、香港反送中等，營造危機感，壓縮人民言論空間，發動國安修法，用紅帽子將在野黨、異議者消音。這種綠色恐怖手段在疫情期間變本加厲，人民不能妄議政府，否則動輒法辦。

國家的危機不止是疫情，台海情勢被形容進入一九九六年以來最危險狀態，蔡總統日前指出，要尋求兩岸和平共處之道，但不能危害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因而要提升軍事力量，尋求理念相同國家如美國的支持。然而，同時發生在彰化的檢疫事件提醒人們：傷害台灣民主的威權政府，不只在對岸，還有我們所姑息的執政黨。如果葉彥伯是另一個李文亮，他在二次疫情來襲前警示的，不只是篩檢盲點，還有民主政治再次遭威權侵噬的隱患。

蔡總統宣布開放萊克多巴胺美豬美牛進口，美國自副總統以降到各行政部門輪流推文，盛讚是「川普帶來的勝利」。我外交部則忙著統計出美國政學界共有超過七十位人士表達歡迎肯定，並稱我方「感到鼓舞」。但在國人的憤怒、消費者的不安和豬農的哀號聲中，外交部的振奮顯得很白目。

月初美國衛生部長阿查爾以「斷交以來層級最高的美國內閣官員」，打破陳時中一切防疫禁令，高調訪台。阿查爾不正面回應台灣最迫切需要美國幫助的疫苗議題，被譏「白來了」，陳時中還反批講這話「很白目」。

阿查爾的確沒白來。「層級最高」，壓力最大。阿查爾選在台灣最主要美牛進口商美福集團旗下飯店午宴，被認為預留伏筆；阿查爾才走半個月，蔡英文就對萊克多巴胺美豬美牛大開門戶。許多人也發現，阿查爾還曾是生產萊克多巴胺的禮來公司美國總裁；而衛福部又是美豬美牛進口的最重要把關者。從這些奇妙巧合來看，蔡政府一片歡騰熱迎，恐怕真的很白目。

這是「川普的勝利」無誤。蔡英文說得冠冕堂皇，但陳水扁直指「蔡英文沒說的是，她已經抗拒不了來自美方的政治壓力啦！」阿扁說錯啦，蔡英文連象徵性的抗拒姿態都沒擺，就門戶大開了。用台灣的國人健康和豬農生計來成就川普的勝利，外交部感到鼓舞；一旦時移勢易，台灣再無籌碼或利用價值，淪為美國棄子，外交部也會沾沾自喜？

全球各大央行的貨幣政策決策架構，普遍都是以所謂的「菲立普曲線」理論為基礎，即通膨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替換關係。當失業率低時，通常景氣偏向繁榮，通膨壓力因而加重，此時央行應該緊縮貨幣政策使景氣降溫，並壓制通膨；反之若失業率偏高，代表景氣低迷，於是通膨壓力減輕，而央行便應放鬆貨幣政策刺激景氣復甦，順便帶動通膨升高。

自從Fed於2012年設定2%的通膨目標以來，貨幣政策基本維持寬鬆，失業率持續下降，但經濟成長始終維持在溫和偏低的水準，而Fed所重視的通膨指標─個人消費支出（PCE）平減指數也一直未能達標，平均年升率僅1.4%。低成長、低通膨，符合低利率的條件，但低失業卻意味利率應該上升，於是決策架構出現矛盾；更實際的難題，則是利率已經偏低，未來景氣一旦滑坡，將使Fed的政策操作空間備受限制，刺激經濟復甦的效果減弱，甚至可能使衰退更深、更久。Fed在聲明中也明白指出，基於這項限制，可能使「就業與通膨的下降風險升高」。為因應此一難題，Fed從一年多前就展開貨幣政策架構檢討，以適應低失業、低通膨及低利率的新時代，檢討的核心則是如何對通膨目標下手。

各國央行所訂的通膨目標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單一目標，例如Fed訂在2%，歐洲央行訂在「低於、但接近2%」；一旦超過，央行就應準備升息。另一種是訂定目標區間，例如2%-3%，讓央行能有較大的決策彈性。然而Fed採取的是一套創新的作法，稱為「一段期間之內的平均通膨率目標」，將通膨率視為一項長期性的概念。如果以往通膨率一直未能達標，會在長期間產生「通膨缺口（inflation gap）」，因此未來如果通膨上升，將先彌補之前的缺口，等補完後再考慮升息；反之，如之前通膨偏高，在長期間形成「通膨累壓（inflation build-up）」，即使未來通膨下降，央行也不急於降息。

這套新架構表面上符合「政策中性」的原則，但其中顯然存在貓膩，因為現實情況是存在「通膨缺口」。Fed並未說明「一段期間」究竟多長，以及將從何時起算。假定從2012年開始實施2%通膨目標為起算點，到目前為止每年的通膨缺口便是0.6個百分點；要補滿此一缺口，未來八年的平均年通膨率至少須達到2.5%。基於新冠肺炎嚴重衝擊美國經濟，失業率仍超過10%，且景氣才剛剛開始復甦，因此通膨率在短期內很難持續超過2%。結果就是Fed絕對不會在短期內升息，低利率將維持更久，不必一見到通膨回升就緊縮信用。

Fed會採用這套新決策架構，其實並不意外，而令金融市場驚喜的是正式宣布的時間比各界的預期更早。另一項驚喜，則是Fed也調整了對「最高就業」的思維，從強調就業「偏離最高水準」，改為「就業距離最高水準的缺口」，並認為最高就業是一項廣泛且具有包容性的目標。Fed願意容忍失業率降到更低，希望能藉此促使勞動市場吸納更多的勞工加入，而不會因為失業率下降就驟然緊縮貨幣政策。換言之，就是Fed不僅重視失業率，也更加重視勞動參與率。

直白的說，Fed這次改變決策架構，已經為低利率政策可長可久提供了「雙保險」。然而這套新政策架構雖是促進經濟擴張所必須，但徒法不足以自行，Fed仍高度依賴國會與政府能夠執行更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政策；不僅僅是擴張財政支出，還需推動經濟改革，使生產力加速提升，才是振興經濟的永續途徑。

多個民族，即使各自文化、語言、信仰不同，因社會、政治體制理念相同、相互扶持，也可以成為其樂融融的國家，瑞士、新加坡、加拿大就是例子；一個民族，雖然血緣、語言、文化高度連結，但因政治體制不同，分裂為多個國家也所在多有，北美十三州，成功發動獨立戰爭，於一七七六年脫離英國，就是典型的例子。

兩岸三地，雖語言、文化、血緣高度連結，但近百年來政治體制有極大的差別。香港由英人統治，沒有民主，但有自由及法治；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一黨專政，不容異己，鬥爭不斷，從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生靈塗炭，連自己忠貞的幹部，也鬥死無數。鄧小平改革開放，總算給大陸人民在生活上喘口氣，但隨著經濟起飛，科技追趕西方，掌握了更多工具，反而更加控制人民思想、言論及行動。

華人及中國人都稱為Chinese，所以Chinese並不一定是「中國的人」。一國兩制在習終身主席治下，已是一國一制，香港人在失去自由及法制下，如何能接受？因此從討厭中國體制變成討厭「中國的人」，若干「中國的人」也對香港人的「數典忘祖」大加撻伐。因此越來越多香港人認為自己雖是華人（Chinese），但不是「中國的人」，港獨興起，也是必然。

至於老共對台灣，在習近平掌權後，加大了文攻武嚇的力度。綠營意識到這是見縫插針的最好機會，為了奪權，利用此氛圍，將國民黨落實為外來政權，全力去中國化。然而與此同時，元宵節不但要吃元宵，還要花大錢辦燈會；端午節依然吃粽子、划龍舟；中秋除了吃月餅，再加碼烤肉；拜媽祖及關公這些中國的神（選舉時，從蔡英文起，哪個綠營候選人不是逢廟必拜？），只不過這些節日的緣由都從課綱中消失了，難道只是因為台灣人太愛吃喝玩樂？

從蔣經國准許老兵返鄉及解嚴，到馬英九執政時期與中共虛與委蛇，促進了雙方來往，並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如ＥＣＦＡ，綠營也不敢喊停，反而擔心老共終止）；九二共識，在當時也具有穩定台海的功能。然而習近平已完全表明兩岸三地只有一國一制，九二共識已成為完全沒有共識的共識，國民黨要成為有功能的在野黨，大老們非去除所謂九二共識不可（這是中共逼的，非大老之過）。

選舉一向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綠營要對抗國民黨及中共的壓力，必然用種種文宣，宣稱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至少政治上不是「中國的人」。國民黨的反制之道，應該要讓民眾了解「中國人」是華人，而不是「中國的人」；文化及血緣的中國，與政治的中國是兩件事，我們要去除及不認同的，是政治的中國，而不是文化及血緣的中國。然而國民黨就是不敢說，也永遠說不清楚。

在習近平與蔡英文相互激化下，兩岸人民仇恨已起，大陸年輕人，甚至學術界人士，贊成武統者大增，而蘇貞昌則要台灣人打共軍打到最後一把掃把。兩岸三地華人間的血緣、文化連結撕裂了，如因此血流成河，習近平必然是中華民族最大罪人，而蔡英文則不過是個不知如何「統戰」的小幫手而已。

（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署長）

上周大法官就黨產條例作出釋字第七九三號解釋，以今非古，不受理深水區的舉證責任倒置於被調查者、時效制度廢除等規定，進而宣告列為言詞辯論提綱的條文合憲。大法官既然定調允許基於轉型正義重大公益目的以今非古，爭訟案件該如何處置，方能維持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理由書認黨產條例所規定「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不違反明確性原則，在我國法制上尚非陌生，實質控制或類似用語在彰顯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存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且已具體明定實質控制之判斷面向，故從文義、目的與體系關聯性觀之，其意義應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在司法審查上，則指出：「實質控制之涵義最終亦可由法院依一般法律解釋之方法予以確認。」闡明行政法院可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來確認是否具有「實質控制」；另也強調對政黨是否實質控制人民團體，法院可從「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來判斷政黨與該人民團體間是否具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並審查「政黨以捐助、出資或其他方式實質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為該組織等所充分知悉」。

期許未來行政法院的法官，可秉持其一般法律解釋及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以守護憲法及保障人民權利的高度，就具體個案情形做出合法恰當之判斷。面對公益性「曾為附隨組織」如救國團、婦聯會等在訴訟中尤其在適用公司法的實質關聯性發生困難時，可依前述方法解套外，並參考德國在黨產行政訴訟中多是透過和解方式，來解決爭議。

就「過去式附隨組織」是否牴觸法律禁止溯及既往，理由書抄黨產條例第一條立法目的，稱「目的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繼而認為該法是「溯及既往之法律」，但基於上開公益而例外合憲。

但轉型正義之意義跟概念，在法學、政治哲學上見仁見智，國際人權法上對於轉型正義概念也意見分歧—如匡正民主、探討人權迫害（後者我國已有如二二八條例等，早已落實），而多數意見卻僅論道：「基於憲法民主原則保障政黨機會平等及建構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義務，國家應採取回復或匡正之措施，以確立憲法所彰顯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價值」，不但對於轉型正義概念語焉不詳，沒有充分詮釋概念定義、在憲法基本權之依據、憲法第廿三條中哪一個具體理由，甚至僅以「促進政黨公平競爭，匡正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狀態，以落實轉型正義」為由而不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禁止溯及既往，這是「揮舞轉型正義之大旗進而宣告法律合憲」，欠缺其他憲法上之具體理由，大法官錯失這次將轉型正義概念清楚表明的機會！

再者，多數意見並未預見該法規範實施所造成「打擊過廣而殃及無辜」株連九族之後果（如同詹森林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所指出），更是忽視該條對於人民團體權益造成嚴重侵害。

回想釋字六三三號解釋將當年藍委力推的真調會條例若干重要條文宣告違憲，彼時大法官的風骨與素質，令人敬佩。如今自甘附隨政治服務，著實可悲。面對憲政上的風雨如晦，就遭受株連者，期待法官應抱持作為疾風勁草的風骨，避免再一次的憲法破毀。

聯合報七月發布「一○八課綱周年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高中表示大學考招制度影響新課綱的落實；日昨又報導，不只補教業者，連台大等頂尖大學都紛紛辦理動輒數千元的夏令營隊，從「秒殺」情況足以反映家長對升學的焦慮程度。劃時代的教育革新，在欠缺成功經驗的基礎下強推，無法獲得多數人信任，並不意外。

就教育本質而言，學習歷程檔案的制度設計原意不可謂不佳，它至少彰顯了品質重於數量、實質重於形式、歷程重於結果及反思重於成績等四個核心價值，卻因忽視「人性」而面臨重重障礙。

一，惰性效應。惰性是普遍的人性，要克服這種惰性，惟有「簡化」一途。學習歷程檔案也用懶人包來宣導，但制度的複雜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更因全面增加所有利益關係人（高中、大學、師生與家長）的負擔，挑戰惰性，執行困難在所難免。

其二，從眾效應。教育部擔心學習歷程檔案成為軍備競賽，因此規範上傳及採計的件數上限，並強調校內的多元表現也會被同等看待，希望杜絕或舒緩城鄉落差、貧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但從眾心理也是人性，促使著家長、學生跟隨大眾的腳步尋求歸屬感或安全感。會有這種心理反應，就是害怕被制度拋棄，只好積極融入新的社會運動（參加校外營隊和競賽），降低焦慮感，夏（冬）令營勢將成長。

其三，優化效應。為鼓勵學生向上學習，我們常以「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勉勵。這種止於至善的教育原則，已經成為追求卓越的天性。雖然都知道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尺規強調品質重於數量、歷程重於結果，但為了保險起見，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營隊或競賽，務求提出質量俱佳、歷程與結果兼重的多元表現成果。站在教育者立場是要「增強」還是「削弱」呢？不證自明。

其四，慣性效應。人是習慣性的動物，對於熟悉的環境或制度，充滿信任，反之必升起質疑或懷疑的心理。一○八新課綱的學生家長，屬於聯考世代，要讓他們理解進而支持學習歷程檔案，本非易事；更難的是要改變大學教授評分的慣性，才可能獲得制度最終成功，這真的需要用時間來證明。

上周四蔡總統向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發表演說，表達對於區域軍事活動日益頻繁的憂心，此段談話受到各方關注。蔡總統願意嚴肅面對兩岸擦槍走火的風險，自是好事。但從兩岸關係的政策面來看，民進黨政府應該早知道兩岸關係正處於戰爭邊緣。只是面對自己一手挑起的反中仇陸氛圍，騎虎難下，難以啟齒。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小明回家」和陸生返台的無理歧視和政策反覆。擁有合法居留證的陸配子女，和在台灣各大專院校註冊的陸生，在毫無預警情況下不能回台，社會上同情的聲音很多。當六月七日政府宣布大解封後，呼籲讓他們回台返校就學的聲音不絕於耳。

然而，政府部門一再互踢皮球，陸委會說要指揮中心判斷，衛福部說大陸疫情不透明，且要考量兩岸關係。那麼八月初以來陸續解除高中以下「小明」和大學陸生回台的禁令，是因為大陸提供疫情資訊的作法和七月有所不同嗎？還是台灣的疫情比七月趨緩嗎？對此，政府沒有任何說明。說穿了，更深層的考量，恐怕還是要避免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導致擦槍走火，相關的歧視政策不得不改弦更張。

不過，如此不合理的歧視政策能夠延續半年之久，當然有其社會基礎。畢竟民進黨之所以能扭轉二○一八年九合一選舉的敗勢，靠的就是煽動起台灣社會反中仇陸的氛圍，轉移其治理失能的事實，並最終贏得大選。但仇恨動員易放難收，支撐民進黨勝選的仇陸群眾，就像一把雙面刃，已經成為蔡總統緩和兩岸關係的一大阻力。

因為，如果沒有仇恨動員做為掩護，民進黨的支持者將會發現，蔡總統採取的兩岸定位和馬前總統大同小異，都是「互不否認」，甚至對大陸貿易依存屢創新高。一旦反中立場遭到質疑，喪失了仇陸群眾的支持，民進黨的執政基礎也將隨之動搖。這也是為何蔡總統過去放縱歧視，但現在卻又表示擔憂擦槍走火。民進黨開放政策的搖擺與反覆，正反映了他們騎虎難下的困境。

而且，蔡總統全篇演說只見台灣不見中華民國，不但自我矮化，更是捨棄主權。蔡總統說「台灣的存在無庸置疑」，但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官方語彙中極其常見，根本不須特別要求對岸不否認台灣存在。大陸官方語彙沒有的是中華民國，需要大陸正視的不是台灣，而是中華民國！從我們退出聯合國、邦交國陸續斷交以來，各國不能稱呼我們國號，遂改以台灣稱呼。因此，稱台灣並不是彰顯主權的表現，稱中華民國才是！台灣不是抵抗中共的符號，中華民國才是！

自去年以來，兩岸日趨緊張，任何要降低兩岸緊張的努力，都值得肯定。然而，就兩岸定位，蔡政府沒有比馬政府更突出主權；就對外宣示，蔡政府的國家主權更卑微不見。對外既無法有效降低衝突，對內又不能安撫仇陸民眾，蔡總統要怎麼降低兩岸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恐怕她自己心裡都沒有答案。

要不是中共警告與北京軍事博物館的聲明，大概很少人知道美軍五十多年前的Ｕ２還在執行高空偵察任務。這除了說明這款老爺飛機性能極佳，也勾起那段悲壯的歷史回憶，令人唏噓。

上周美軍高空偵察機Ｕ２飛到共軍北部戰區正在演習的上空區域，北京的軍博官方微博發出聲明：「中國五十八年前能打下Ｕ２高空偵察機，五十八年後必然能打下任何侵入中國領空的戰機。…闖入中國禁飛區的美國飛行員，有空帶上身分證，掃二維碼，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一下Ｕ２高空偵察機的殘骸。我們會講給你聽，那是我們半個多世紀前打下來的！」

中共自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七年在大陸境內共打下五架Ｕ２，但這五架Ｕ２上沒有一個是美國飛行員，全是中華民國的空軍飛行員。北京軍博雖劍指美軍，卻也刺痛了那個年代為保衛中華民國而犧牲的國軍烈士與其家屬後人們。

談到Ｕ２，讓人憶起Ｕ２在美中台之間的特殊連結。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在美軍協防對抗中共下，成立了空軍第卅五中隊（黑貓中隊），美軍提供Ｕ２，代訓我空軍飛行員，並由我飛行員飛進大陸高空拍照偵察，情報再分享美國。

但這個任務極端危險，他們起飛前幾乎都抱著必死的決心，中隊廿八人，赴陸作戰殉職四人、被俘兩人（坐牢近廿年）、訓練死亡六人，折損近二分之一，他們每次出任務時都面臨共軍的飛彈攻擊，有的僥倖脫逃，但第二次就沒那麼幸運，台北市的懷生國中就是紀念第一個赴陸偵察被共軍擊落的陳懷生。

歷史的轉折總是讓人驚嘆，近五十年前，中美開始碰觸，雙方逐漸關係正常化（上海公報），美中關係改善，美國逐步縮減Ｕ２偵察大陸到終止任務。但五十年後，繞了一圈，不僅Ｕ２又飛回來了，各型美軍機艦頻繁抵近大陸沿海偵察，中美關係降至冰點，擦槍走火可能性大增。

Ｕ２這個冷戰時期的產物仍在執行任務，它的性能與戰功無庸置疑，到現在共軍也沒有一架飛機能飛到Ｕ２的高度進行攔截，但共軍這些年研發了更多先進的導彈，擊落Ｕ２更是輕而易舉，Ｕ２不敢進入大陸領空只能在演習區的公海上空偵察足以說明。

五十年前的Ｕ２，除探測共軍意圖，也多少給予老蔣總統反攻大陸的希望；五十年後的Ｕ２與更多美機美艦，改成為拉抬川普競選連任的工具。

五十年前，犧牲的是我空軍飛行員，他們為保衛中華民國而殉難；五十年後，美國大量軍售台灣對抗中共，美台聯手不斷刺激中共，一旦開戰，犧牲的仍只是我國軍將士，但他們為誰死？非得死？個人是否仍有視死如歸的勇氣，都是問號！

蔡政府突然宣告開放美牛與美豬，然而問題一堆，例如對於台灣豬農的衝擊會如海嘯般強烈；例如多數台灣人幾乎每餐必吃豬肉；例如加工豬肉、滷味內臟、夜市小攤一定會轉用較便宜的美國豬肉。

美國政府與養豬協會主張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無害，我曾經與農委會前主委陳保基，在美國華府與養豬協會的律師群進行激烈辯論，指出美國人食用豬肉比例與部位，和台灣人飲食習慣大不同。他們過去所做的研究都是以美國人飲食習慣為主，並不代表其他國家人民一體適用，這也是為何絕大部分國家都禁止國內使用萊克多巴胺。律師們與官員們無法明確回應，最後只能暗示說，那台灣別妄想要雙邊貿易協議（ＢＴＡ）或甚至台美自由貿易協議（ＦＴＡ）！

因此，蔡政府開放美國牛肉與豬肉，主要還是戰略與貿易利益考量，一是表態聯美關係，一是交換與美國談判貿易協議的機會。

首先，美國在國際上針對進口美國牛豬肉的態度是十分強勢的，而且十分政治的，日本與韓國是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採取國內禁止、對美開放的雙重標準作法。

因此，台灣長久抗拒不接受美國豬肉進口，讓美國相關人士深感不悅，不斷施壓比照日韓作法。蔡政府近年明顯「聯美抗陸」政策，無論其他政策多親美，仍然必須要以開放美國牛肉豬肉作為表態，這是戰略利益的聯美表態。

事實上歐盟、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仍然禁止進口，而美國前兩大肉商已經禁止用萊克多巴胺，甚至為出口到中國大陸，做到特別確保不使用萊劑的豬肉出口產線，還去取得美國農業部認證。

其次，開放美國牛肉與豬肉，也是為了交換與美國談判貿易協議的機會。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的位階是直接向總統報告負責，來自農業州的國會壓力，使得台美ＴＩＦＡ進展緩慢，完全不能和台美政治蜜月關係相提並論。

問題是，開放美國牛豬是可能交換一個雙邊貿易談判的機會，但不一定是台美ＦＴＡ，因為台美ＦＴＡ的政治意涵複雜，可能影響中美關係與兩岸互動；美國很可能只願意談判ＴＩＦＡ升級版的台美ＢＴＡ雙邊貿易協議，確實內容則要視談判進行而定。

至於如果台美簽署ＢＴＡ後，台灣則更容易加入ＣＰＴＰＰ，他國因此更可能與我簽署ＦＴＡ的說法，真的太過樂觀，似乎他國不願意與我簽訂ＦＴＡ的主要障礙是美國？或是美國可為我向他國施壓簽署ＦＴＡ？這些都忽略雙邊ＦＴＡ的複雜經濟與政治因素，特別我們還有兩岸因素。

最後，就開放的時間點而言，應該也是要等到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作為向美國新政府（川普連任也會新組內閣）談判的籌碼。在總統大選的兩個月前開放美國牛肉豬肉，這是送給川普的禮物，以此表態支持川普政府。但是如果拜登當選呢？雖然美國牛肉豬肉已經開放，拜登政府仍會針對台美貿易逆差與貿易障礙問題，要求台灣先作退讓，雙邊貿易談判則是前途未卜。

看來蔡政府相當押注在川普政府，總統大選前突然開放美國強力施壓的牛肉豬肉進口，戰略表態親美聯美政策，換取加入「繁榮經濟網絡」，交換後續不明確的台美貿易談判與協定的簽署！問題是真能如願嗎？

蔡英文政府單方面開放美豬牛進口，舉國譁然！破格空降我國駐美代表處，擔任政治組長的蔡英文親信、「口譯哥」趙怡翔，也不惜違背政治倫理，跳出來替美方喊話：「ＦＴＡ向來是台灣自己要爭取的」、「美豬開放是先決條件」、「沒處理，根本不用談」，儼然一副「美國利益代言人」的高姿態。

開放美國豬肉進口，是台美「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談判進程上，我方的最大籌碼。畢竟美豬開放，不但會打擊我國龐大豬農的生計；對於以美國農業州為選票基本盤的現任總統川普，則是選前的一大利多。然而，民進黨竟然在美國總統大選，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選情膠著之際，做出明顯有利於共和黨籍候選人的重大決策，背後意圖，令人玩味。

此外，在古今中外國際貿易談判上，鮮少看到這種將自己底牌（允許美豬進口）亮出，再嘗試向對方爭取本國利益的反常作法；而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幫我國談判對手講話、嗆聲，更令人瞠目結舌！尤有甚者，趙怡翔臉書直接預告，「美豬開放只是先決條件」，一方面提醒台灣吃了美豬，也不一定拿得到ＦＴＡ，另一方面更預告我方必須向美國釋出更大、更進一步的利多，才「可能」獲得美方進一步讓利。大概自從袁世凱政府被迫簽署《二十一條》之後，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喪權辱國，莫甚於此。

不過，若回想過去蔡英文政府對極右翼的川普一面倒的盲目支持，答案或許就明白了！過去兩年，對我國正規外交官系統始終難以徹底掌握的民進黨，就不斷透過操作網路輿論風向等「大內宣」手法，向民眾塑造「台美關係史上最佳」的形象；至於川普政權，則是定期以諸如「駐美代表處更名」、「聲明反對中美洲小國與台斷交」等口惠而實不至的對台「利多」，來回應、安撫蔡政府，並間接讓民進黨於二○二○年再度贏得總統大選。

然而近來，內政失靈、新冠肺炎防疫漏洞百出、偏激族群政策導致美國民怨四起的川普政權，為了挽救民調落後的頹勢，必須下猛藥，才有辦法在年底大選反敗為勝。也因此，在日前派出美國衛生部長赴台後的不久，蔡英文政府就立即接受城下之盟，同意開放美豬進口。顯而易見，這背後的動機，不是台美間的貿易談判，而是基於蔡英文選舉期間受到共和黨當局的暗助，川普如今過來討「人情債」了！

所以這次「美豬進口」的決策，說穿了，只是民進黨「選舉治國」的再次體現，差別只在於這次是將選舉考量，延伸到國際貿易談判與台美關係之上。然而筆者還是要呼籲：希望民進黨政府別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夕，貿然單邊押寶，承擔得罪日後美國總統當選人的風險；更不該套用外國特定候選人一時的選舉考量，危及到立國根本的農業、戕害我國農民的長遠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