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董事長薪事爭議不斷。獎金自肥案剛落幕，又被踢爆老董江耀宗走幾步路開董事會，一次就能爽領八千元車馬費，半年領走十二萬。全球不景氣，許多企業都要紓困，只有公家差事還如此油水滋補，步步生金。也難怪，蘇貞昌說台灣是亂世福地。

江董說車馬費是歷任慣例，依法辦理，言下之意就是「歷史共業」。但高鐵五年前收歸國有民營，交通部若放任官派董事享受民營福利，就是瀆職。若這「慣例」是國有後才建立，那就是巧立名目自肥，難逃貪汙之嫌。

立院調閱十五家交通部投資事業官派董事薪酬，各家撒錢方式多如牛毛。如此，養出一群金牛董事，和高鐵難分軒輊的就有中華電。人稱交通部長是肥缺，資源多到連閣揆都搶著替自家派系卡位，搶著安插人事。但林佳龍對江董移步生金卻和稀泥，牽拖情理法，低調得像是怕堵了自己人後路。

蘇揆剛宣布軍公教明年不調薪，因為疫情，公帑得花在刀口上，希望共體時艱。但有辦法的人仍滿手民脂民膏：蘇揆自己就有五十多億紓困私房錢，住帝寶的肥咖也能領紓困金，國營事業老董還為自己發獎金。吃國家的個個怡然自得，政府撙節的刀口，卻只對著小老百姓。

還說亂世福地，哪個國家執政者有這種財留高官、拒基層加薪的福氣？

繼進入大學校園封存國民黨託管的檔案引發爭議後，促轉會近日劍指司法院，要求交出九份大法官解釋的全部檔案。司法官提交給促轉會的資料，隱去了所有人名，理由是大法官釋憲的評議過程依法應保密，這是維護獨立審判的核心價值。促轉會顯然不滿意這個解釋，特別召開研討會公開向司法院施壓，要求這些資料必須交出由檔案局典藏。

司法院遭促轉會如此施壓砲轟，為的又是當年大法官解釋檔案，不知道今日司法院大法官們看了，作何感想？會不會有「來日自己若被追查」的心寒顫慄？諷刺的是，大法官上月底剛就《黨產條例》和黨產會之爭議作出跌破大家眼鏡的「全部合憲」解釋，對於「黨產會」以一介行政機關卻兼擁司法權絲毫不以為意，甚至曲意苟同。而如今，促轉會以同樣兼擁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姿態向司法院叫陣，司法院卻振振有詞地抗拒，這樣的態勢變化令人啞然失笑。

「促轉會」和「黨產會」是蔡英文創造的一對雙胞胎，它們最大的神似，是都以鬥爭國民黨為宗旨；而兩者最畸形的構造，則是身為「行政機關」卻兼具「司法機關」的裁判權。身為行政機關卻兼具司法裁判權，所以權力無限大，可為所欲為；正因如此，兩個機關皆極易濫用手中權力執行特殊政治目的，淪為東廠。大法官針對《黨產條例》釋憲時，原應為這兩隻「雙重權力」的怪獸套上韁繩，予以節制；誰料，大法官卻選擇向總統屈膝，幫怪獸裝上翅膀，寧可扭曲法治精神也不願指摘《黨產條例》立法失當。大法官的輕率放縱，事隔一個月，報應立刻反射到自己身上。

促轉會向司法院索討的九份大法官解釋檔案，事關當年「萬年國會」的形成及「軍事審判」體制的建立，外界皆亟欲了解其間來龍去脈。因此，司法院以保護評議過程的「秘密性」是核心價值為由，隱去發言法官姓名，未必能說服所有大眾。但誠如大法官書記處長許辰舟所言，如何「回到過去那個時空」，去體會他們走過的路，也許是一個更好的理解方式。

不難想像，在一九五○年代的威權體制和內外交迫的環境下，當年的大法官也許沒有太多自主意識便呼應了威權統治者的倡議，對萬年國會和軍事審判作出同意的解釋。但時過境遷，當大家開始反省那個艱困年代的不合理決定時，台灣民眾有沒有意識到：即使在當今的民主自由體制下，體制內那種對元首唯命是從的心理，似乎依然不減。上月大法官對《黨產條例》和黨產會的合憲解釋，不就是對權力屈從的活生生例證？卅年後，也許在另一種轉型正義氛圍下，這項釋憲和近年胡亂修改的一些惡法，難保不會成為被後人追查的對象。

大法官上月釋憲最大的錯誤，是把轉型正義所追求的「道德目標」和黨產會的「機構職能」畫上等號，以為透過黨產會或促轉會之手，即能回復時代正義。沒錯，轉型正義是一頂大帽子，戴起來冠冕堂皇。問題在，幫你戴帽子或扣帽子的人是誰，他們能否代表真正的公平正義？當大法官輕率認定黨產會和促轉會兼具行政和司法權時，他們其實是造就了一批權力怪獸，這是大法官的愚昧和懦弱。

促轉會劍指司法院，讓大法官後悔了嗎？當年是哪些大法官在為萬年國會擦脂抹粉，是民眾渴望知道的真相；今天是哪些官員在幫主政者遮羞掩醜，人們一樣很想知道。尤其，誰把蔡英文升等論文列為卅年不能解封的密件，不需要打開封印嗎？

先定義一下「經濟繁榮網路」，基本上就是指美國有意推動、建立第二軌全球供應鏈的計畫。從中國改革開放起算，過去40年來逐漸茁壯、成熟的全球供應鏈，中國大陸若非唯一的核心，也是最主要的供應環節。對於如資通訊、電子、紡織、醫衛等產品，沒有中國，世界供應就會停擺。這是所謂的「第一軌全球供應鏈」。

第一軌全球供應鏈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以資通訊產品為例，中國主要任務是最後一哩組裝地，設計來自美、歐，供應商及重要零組件來自台、日、韓，供應鏈管理來自台灣。這樣的結構，意味著在供應鏈系統上的各國業者、各國政府，乃至於市場及消費者，都具有經濟上的命運共同體關係。

過去數十年來，這個命運共同體替美、中、台、韓、日帶來巨大的經濟貢獻，以及物美價廉且從不缺貨的各類商品。問題來了，自2009年開始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製造工廠後，能量持續增加，目前全世界已有三成的產品是「中國製造」，美國只剩16%。而資通訊、成衣等特定產業，中國製比重超過七成，同時日韓歐等美國盟友，合併產能都還低於中國大陸，東協十國更只有區區的5%而已。

隨著美國開始認定中國是威脅者、挑戰者及競爭者後，這樣的過度集中問題，在美國的眼裡看到的風險及威脅，逐漸超越了經濟利益。簡言之，美國認為第一軌供應鏈發展至今，已對其「經濟主權」安全形成威脅。

回應這種威脅，美國先是提出「印太戰略」嘗試建立更多命運共同體，今年開始藉疫情物資短缺的機會，加速推動「第二軌全球供應鏈」，並套上「經濟繁榮網路」這個華麗的標題。

經濟繁榮網路的具體內容還在形成當中，不過核心概念自然在於降低供應鏈對「特定國家」過於依賴的問題，並藉此創造參與成員的經濟持續成長。對潛在成員設定的條件，包括經濟治理架構透明可歸責、尊重現代法治、接受互惠原則、價值觀一致及具有可信賴性。另外亦有智庫指出了「乾淨」的要件，就是不能對西方價值的敵手（中、俄、北韓、伊朗）在經濟上過於糾結。

不只美國，日本聯合澳洲、印度，也開始推動新供應鏈計畫，歐盟執委會本月初公布的報告，一樣提出過度依賴進口，威脅經濟主權的警語。事實上，也有學者指出「中國製造2025」本質上也是在追求第二軌（國產化）供應鏈！當美、歐、日、中四個最大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啟動供應鏈重組計畫時，大概已可確定接下來會逐漸看到更多第二軌供應鏈的具體行動。

由於台灣高度仰賴供應鏈經濟，因此無論是一軌還是二軌甚至三軌，都必須積極了解、布局、參與。按照美國對參與成員設定的條件，台灣應該可以很有自信的全部打勾，而美方也多次認證台灣是可信賴夥伴。

然而針對「乾淨」這一點，可能會讓很多業者有疑慮，是否意味著為了加入經濟繁榮網路，就必須要在美、中之間選邊；果真如此，對以中國市場為主的企業，就可能尚未「繁榮」就先衰敗，不如不參加。但是若美國堅持這個特質，則從加拿大、日本、韓國到澳洲、星、馬，多數亞太國家都不能也沒興趣滿足，因此似乎也不用過於擔心。不過這也凸顯出台美強化對話的重要性，以掌握美國的考量、表達我國興趣及關切，同時經濟部、國發會也應積極與產業分享資訊，消除疑慮擔憂，對產業未來十年布局方向，具有高度意義。

兩名台灣藝人因參加中國十一晚會錄影獻歌，成為新聞話題。只見蘇院長接受媒體訪問時拉下臉義正嚴辭：「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有些人他享受我們的資源…，還跑到對岸去唱不適當的歌，國人自有公評」，緊接著又播出陸委會聲明，措辭就帶有警告的意味了：「勿淪統戰樣板！…若涉及兩岸相關規定，將依法查處」。

蘇院長曾為優秀的律師，當年替黨外辯護，對民主自由的輪廓，應比經濟外交專業出身的政務官更理解：藝人為了她們演藝事業，去對岸央視獻唱兩首歌曲，那怕其中一首名為《我的祖國》，但仍在個人言論自由保障之列，無涉任何國家主權利益或安全的法律問題。如果這在台灣不必是律師也能以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推出的簡單邏輯，蘇院長怎像網民似的加入一些誘導用語呢？

有些媒體做球給院長展現抗中意志，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這樣替政府展現不示弱於中共的相同套路，總覺得如出一轍不斷上演。例如海軍艦艇冬瓜檸檬總統溫馨篇、一支掃帚絕不投降決心篇、絕不買中國口罩國家隊信心篇、健康換尊嚴美豬進口一個可以讓台灣走出去的決定國際形象篇，到令民眾憂心不已的陳時中絕不買中國製疫苗放心篇，去中國化、反中、仇中，島內在這些狹隘民族主義氛圍裡打轉了廿年，網路世代的年輕人甚至是吸收這樣的國家認同長大的，別告訴我如此的時代基調，中華民國還能存在下去。

正因為在這些理直氣壯的民主自由中，多少人認真想過：為此，其實我們反而失去了自由。一個高聲中華民國會遭致同儕暗自恥笑的自由、一種除了表述自己是台灣人外別無選擇的自由，多少對後代子孫有更具重要意義的歷史方向，在這片高頌自由歌聲中被抹殺了。

全球化潮流下無法改變的經濟宿命仍是經濟實力，無法否認的是戰略位置；只圖尊嚴立國的簡化思維，讓我們不務正業的整天驚慌著去細數我們還有幾個邦交國，去檢視有幾個不愛台灣的賣國徒，擔心著還有幾個商人或文化工作者又跑到對岸去唱《我的祖國》。然後到了選舉前，將這些無足輕重的作為展示一遍，激情之後年復一年，我們該發展的產業反而滯足不前，依然無法改變長期在對岸工作有五十萬人的事實，忽視他們的行為軌跡已經等同選擇了《我的祖國》那樣的主旋律，最挺你們留在台灣的年輕人，依然領著低薪必須依偎在父母身邊，附和著你們教會他們的那一套民主自由。

然而一切並未移動而前行。占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與我們語言文字相通之最大市場與機會，仍在一海之隔的身邊；民主自由改變不了地形上的脣齒相依，戰略上一時平衡的軍事消耗，也削弱了國家發展資本。把廿年來為了虛無而耗的本錢，專心搞好任何一樣產業，我們的行政院長何須去回答或者配合演出，誰才是祖國這樣綜藝化的問題？光是忙於真正的民生大計，忙都忙不過來。

為了減輕對中國經濟依賴與拓展國際夥伴，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強化與東南亞國家交流，因此東南亞外語人才培育便成為新南向的重要基礎。根據教育部一○七學年度統計，國中小學生中東南亞新二代約九萬人，這些學生理應是支撐新南向政策的潛在人才，但實際上卻有不少新二代反而成為教育體系中的弱勢族群。

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家長因經濟困難，將年紀尚小的子女送回母國撫養，數年後再接回台灣，這些新二代就此成為「跨國銜轉學生」。久居海外的跨國銜轉學生，華語能力不佳讓他們返台後面臨嚴重適應問題，不僅聽不懂上課內容，與同學交談也有障礙，課業、人際關係，甚至生活上都出現巨大困難。為了協助跨國銜轉學生適應返台生活，教育部於二○○四年提出華語補救課程，然而這個政策迄今仍存在三大問題。

首先是宣導問題，儘管補救教學申請案件逐年增加，但仍不及跨國銜轉學生數量。據國教署統計，二○一六年申請案數為二七一件，跨國銜轉學生卻高達六七一人，且人數仍在增加，二○一七年已突破八百人。二○一八年教育部針對跨國銜轉學生該議題舉行會議，許多地方政府卻以沒有需求為由未派代表出席，造成部分校方根本不知道有此課程。課程申請也缺乏地方窗口，導致校方有需求時只能連絡國教署，經國教署審核通過後才分派師資。教育部除須加強政策宣導，更要盡速與地方行政單位合作建立申請窗口，才不會讓學生的潛能在漫長等待中消磨殆盡。

其次是師資問題。冗長的申請時間造成校方常以新住民志工或是其他新二代學生充任教學師資。但志工雖有熱忱，終非專業教師，教學上難免事倍功半。國教署應與各大學合作，引入華教相關系所學生協助教學，一方面讓學生累積實務經驗，另一方面也可發掘外派東南亞儲備華師。除華教系所學生，教育部另可招募具備東南亞外派經驗的華師，由於這些華師對外派國家與台灣文化異同有充分認識，因此除語言外，還能在文化適應上給予學生協助。

最後也最關鍵的是整合問題。當前各校僅能透過開學後的學生調查找出跨國銜轉學生，而後再準備課程申請，過程中很可能錯過輔導學生的黃金時機。教育部、移民署及地方戶政機關應該進行資料整合，追蹤新住民學齡子女就學情況，在新二代返台時通報學校主動關懷，而非學生到校發生適應問題後才被動應對。

東南亞新二代不但擁有雙語優勢，更具備多元文化背景，是新南向政策未來關鍵助力。儘管受外配人數減少及少子化影響，東南亞新二代國中小學生人數占比已從一○四學年度的六點二八％下降至一○七學年度的五點一二％，人數也從十二萬人減至九萬人，但政府與大眾對新二代教育的重視不應減少，因為不論來自何方、不論人數多寡，他們都是台灣的囝仔。

聯合報廿八日「高中彈性學習時間 □恐淪自習課」的報導，身為高職教師的我心有戚戚焉。

日前經過學校操場，看到有任教班級的熟識學生在福利社前的樹下乘涼喝飲料，因為是上課時間，我詫異詢問他們是什麼課可以在這裡休息？學生告訴我說是彈性課，看操場周邊，學生三五成群的聊天打屁，更多的是專心玩手遊，眼見他們虛擲光陰不禁讓人搖頭歎息。

彈性課程的設計，不禁讓人想起多年前曾試辦的綜合高中，當時有所謂的「空白課程」，是學生選課後遺留下的空堂時間。為此學校安排專責組長及教師，將沒課的學生全數集中到圖書館，要求學生書寫空堂學習計畫；並以請公假的方式到其他教室或工廠，進行例如學習檔案製作、技能訓練等個別化的學習內容，相關教師還需給予學習認證，專責組長則負責檢視每一位學生的計畫及執行情形，整個環節滴水不漏，為的就是不讓學生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反觀新課綱實施之後的彈性課，學校也安排不少學習課程，教務處的業務量爆增，卻不像試辦綜合高中時有三個全職組長的行政配置，倘若選擇自主學習，因為缺乏專責人力管制學生，混水摸魚難保不發生。就算學生選了某一堂學習課程，但學分不計，也無法打成績，多數學生不當一回事；且一次段考期間就轉換一次，缺曠的情況十分嚴重，對教師而言這種不計基本時數的鐘點也是額外負擔，最後就演變成像前述這種「放牛吃草」的窘況。

現下一隻手機就能讓學生瞬間渾然忘我，出神遨遊在綺幻的虛擬世界當中，同時也在大學兼課的我，發現連頂尖學府的高材生都未必能夠抗拒誘惑，何況是身心相對更不成熟的高中生職生？教育部期望孩子能自主學習，卻不願配置相應的學習輔導人力，這樣的實驗理想是否太過危險也太不切實際？

「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這是電影賽德克巴萊曾引用莫那．魯道的一句話，有反諷也有反思的意涵。

上周金鐘獎穿著達悟族服登場的來賓，媒體報導用「屁股蛋」等輕佻文字，加上之前如羅姐的原住民「吼吼吼」、政大校長的「衣不蔽體」等語言或文字，已對多數原住民帶來衝擊，相信絕大多數的人不希望有這樣的理解，絕大多數的人也都知道族群和諧與族群相互尊重的價值，為何會有這樣對文化錯誤理解？顯示台灣社會仍充斥各種關於族群現象的迷思與價值判斷。

或許有些事、有些話是不經意說出及無意冒犯，但有時聽起來就是怪怪的，就算有人聽起來覺得好笑，別人聽起來就覺得不舒服；關鍵在於說出或寫出此話者，有沒有想過會有怎樣的反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需要更關注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到底了解多少？你說的笑話就是很好笑但換成別人說就覺得輕蔑，不夠莊重。

之所以引發這多爭議，是因為一般人對於族群現象的特質與本質，有著太多的誤解；認為台灣有族群問題的，通常將族群視為歷史源遠流長，具有特殊文化，而且界線明確的團體。從這些事件可看出，我們承襲了以前中國人說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難道非原住民就是這樣看台灣原住民？今日證明台灣是南島的原鄉，台灣原住民居住在台灣有六千年歷史，必然有其優質的文化。文化不能有優劣之區分，應該彼此互相尊重，尊重台灣內部豐富多元文化的價值。

這些年原住民媒體努力傳承，在這類事件上應強化論述，呈現族群豐富多元文化，不是要引起更大爭端，而是呼籲大家彼此珍惜居在自由的台灣。「原視」除扮演為族群發聲的平台外，也要和台灣主流環境多一些互動，多一些理解，就少一些偏執。媒體存在的價值就是傳播多元價值，這需要大家的包容及相互欣賞。

台灣農地因買賣、繼承或其他各種原因而轉移時，現行規定在執行面上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上下一騙」騙成一團，不知政府相關單位是故做不知，還是真的眼瞎耳聾？其中甚至因而衍生的一條龍商機，商人賺飽，生靈塗炭，惡法之惡，莫此為甚。

農地移轉規定是標的物必須仍是農地，凡有被移做他用則須回復為農地方得辦理轉移。這樣規定看似合理，也是確保農地維持農用之手段。但在執行面上卻是漏洞百出，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例如農地已被大面積填埋水泥，賣者便須請來「專業指導」，在水泥鋪面上填上一層泥土，而後於其上進行植栽以展示出一個農地仍為農用的形狀。運土、鋪土是一種專業，植栽又是另一種專業，內行專家指導之下，植栽物最常見的是火龍果苗、芭樂苗、香蕉苗等等價錢便宜而又好種，種下去即使未加照顧，至少也可以維持一個月兩個月生命，這樣的生存期足夠讓有關單位前來通過會勘而讓買賣順利完成轉移。一旦轉移通過，苗木即行剷除當成垃圾，泥土運走，續往下一個轉移案循環使用。這樣的專業與分工下，所謂確保農地農用政策根本形同虛文。

因為這樣教人虛應故事的政策，卻造成大地環境的另一種災難。許多土地所有者因擁有多年，無力維持全面積耕種，其中用以耕墾土地比率偏低，或許千坪土地只使用百坪種瓜種菜，其餘十之八九任其成為荒野。

如此荒野狀態之地貌，事實上是對土表與環境最友善者，土表因植物成長而獲水土涵養，昆蟲、鳥類、爬蟲類、兩棲類相繼出現，休養之土地自然形成若大若小的生態系。在人力缺乏、人口老化之偏鄉，如此小型生態區塊更往往相互併連，形成大型生態環境，生態現象常令人驚喜。

筆者曾連續兩年以白鼻心為主題調查其在桃園海岸線農村荒野存活現狀，驚喜發現即使工業化及環境汙染、大肆開發而造成生態惡化，白鼻心仍有少量族群勉力繁衍。若干區域還可看見貓頭鷹（領角鶚）、穿山甲，溪澗也仍可見到河鯽、蜆、蚌、鰻、鱔、蟹等原生水族。許多人都認為田溝圳渠幾已遭水泥化而造成鰻魚無法溯溪返鄉，但海岸入冬仍有大批人民下水捕撈鰻苗出售，可回推鰻魚在內陸水域存活。

吾人保護環境行動如此之軟弱無力，日日為生靈之存續憂心，而政府卻僅僅為了口號上的確保農地農用及行政方便，忍教自然形成的荒野生態因轉移而一夕夷為平地，真乃教人扼腕。農地轉移之執行面，應該是檢討的時刻了。

所謂「吹哨者」亦稱窩裡反條款，即某些個人為了維護正義、公益，針對其所服務之政府部門、企業或公司違法或不當行為，向外界或司法機關採取檢舉或告發行動。世界先進各國如美國「吹哨者保護法」、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英國「公益通報法」及新加坡「證人保護法」，早已對吹哨者加以保護及獎勵之立法，尤其美國對檢舉人之保護最為周到，甚至曾讓三位檢舉者登上時代雜誌，予以英雄式表揚。

日前農委會水保局台中分局爆發集體喝花酒收賄事件、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緋聞請辭案、前立法院公務員田文志揭發長官貪汙被冰凍清算案，均為吹哨者舉發廉政單位才積極偵辦。回顧去年，蘇澳斷橋、普悠瑪火車事件死傷慘重，即事前沒有吹哨者舉發所致，足見我國應早日建立完善對吹哨者之保護立法。

尤其是政府急於明年進口帶有萊克多巴胺之美豬，對於美豬產地及是否具有萊克多巴胺及檢驗等「標示」是否確實明確，在在關係消費者判斷，影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健康至巨。故立法院應依蔡總統司法國是會議，將其列入優先審議法案，盡速通過吹哨者報護法（揭弊者保護法），但該法迄今躺在立法院睡覺已久，立委諸公，看看美日諸國之立法，能不汗顏？

從馬英九說出「首戰即終戰」後，兩岸話題從「國軍能不能戰？美軍會不會來？」轉到了「台灣要如何備戰？」，日前有女市議員提出「恢復徵兵制，而且男女都要當兵」主張，如何備戰更進入具體政策的討論。

同時間，民意調查則顯示：台灣人民壓倒性的不接受中共統治，可是萬一兩岸開戰（中共採武統手段），卻又有半數以上傾向與大陸和談，同時又有六成認為美軍有可能來援。簡單說，台灣民意對和戰的態度是很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且正由於民意主流不明確，當前這個事事看風向的政府乃幾乎沒有任何備戰作為。容我直言，這才是最危險的事情。

「首戰是不是終戰」不能以言詞辯論做輸贏的，第一看國人對戰爭的態度，第二看政府的備戰工作。

曾經，日本軍閥揚言「三月亡華」，可是打了八年最終投降，說那是全國人民團結抗日，對，可是對戰爭的態度其實更重要。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日軍侵犯熱河，大家都知道對日開戰必不可免，輿論一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聲。胡適當時為文：「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可是他對那些徒逞血氣之勇的言論，如某董姓教授文章「就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深不以為然，痛陳「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那亡國是什麼？」

那時候蔣介石被認為「不抗日」，還因此發生西安事變。董某所謂「無組織」就是國軍不打，人民打游擊戰，「非現代」就是武器不如人，用大刀跟日寇拚。

那胡適說的，既要準備犧牲又不要拿起大刀上前線，是什麼意思？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開始建立鋼鐵廠、廢銅煉廠，之前已經開始加緊開採煤礦、鐵礦、石油，建飛機發動機廠。陳誠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四月說：「二十五年一年的建設成就，超過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間四年的建設工作。」那一年七月，就宣布對日抗戰了。那是日本無法「三月亡華」，而中國能夠八年抗戰的重要原因，也就是積極備戰。

如果確認兩岸免不了一戰，那麼，國人對戰爭的態度是重要的，要準備付出犧牲代價，但不能只會講「戰至最後一支掃帚」；政府備戰作為是重要的，不能束手無策以為鴻鵠將至（美軍會來）。而備戰是總體性、全面性的，不是只有恢復徵兵制而已。

二○二○是個悲情的一年，好不容易熬過了四分之三，以為不再為任何聳動新聞動容，但竹內結子離世的新聞，仍讓我心頭一揪。熟悉的「笑容女王」選擇這樣的方式離開，留下八個月稚兒。回顧她那燦爛的招牌笑容，如此不真實，彷彿□藏著無奈、無助、無處可逃…

竹內結子是否有產後憂鬱症？我無從得知。但診所一向有不少孕期或產後憂鬱的年輕媽媽就診。產後憂鬱主因是體內荷爾蒙變化，尤其在產後更明顯，伴隨產後生活變化、家庭、婚姻、育兒壓力，甚至婆媳問題。

婚姻生活衝突是必然的，那是兩個原生家庭的對撞。生產更是一輩子的事，從嬰兒呱呱墜地起，已無法再隨心所欲，有個小生命緊緊依附著妳，人生不再單純為自己而活。

上帝為母親做了個奇妙的設計，懷孕的母親杏仁核敏感度會大幅增加，而且再也回不去。杏仁核是大腦情緒的警報器，意味著母親從此再也不會有「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隨時要警醒小孩有沒有蓋被子，是否餓了…這種巨大的生理心理變化，身為男人的丈夫，是無法完全體會了解的。另外，有些人可能出現精神症狀，如出現幻覺，有些媽媽會覺得「寶寶是惡魔」、「自己是惡魔」等，擔心自己傷害小孩。

竹內結子走了，笑容女王並沒有跨過去這一關。或許「以後，再也不關我的事了」，或許「為了避免自己傷害小孩」，為母不見得強，但做出的選擇仍是為了孩子。

求助專業是很重要的，國人對精神藥物常有刻板負面印象，其實在精神科醫師幫助下，即使是孕婦仍有可以選擇的藥物！

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自殺防治專線「1925」、生命線專線「1995」、張老師服務專線「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