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高彬屬一線防疫人員，聯亞二期解盲前，彰醫和國軍台中總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他與醫護人員接種莫德納疫苗。在抗疫大局與代言民間計畫間，他的取捨可受公評；對比之下，總統則過於自輕「領導人的臂膀」。

歐美元首的臂膀承擔抗疫重責，拜登為加強美國人民接種意願，率先挨針，打了德國BNT。德、義總理及韓國總統則是依齡序施打，並選擇有血栓疑慮、後經科學釋疑的AZ疫苗，以行動鼓勵人民。他們的選擇首重防疫，而非政治紅利，更不標榜「挺國產」渲染疫苗民粹。

和蔡總統有志一同的，是俄國總統普亭。但俄國只提供略去三期試驗的國產疫苗，俄國人民缺乏信心，接種率極低。可見，政治正確反有礙抗疫。

百姓為了討活路，只能爭殘劑自保。總統在重重衛護下，不僅讓政府官員先接種，自己從容挺國產拖著不打針，甚至拖延民間外購。人命關天，如此不接地氣。誰綁著她的手臂呢？不過是黨私障目吧！

二月間，陳時中還誇口「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一轉眼，牛皮吹破，台灣就吊車尾了。這件「國王的新衣」，再遲鈍的百姓也看得出來全是假的：多少確診者病死家中送醫無門、患者需要的藥物和救命儀器迄今短缺、民眾亟需的疫苗被政府延宕擋在門外、國境邊防依舊惜篩如金徒具形式、解封步調龜速到害整個社會缺氧。台灣的防疫韌性墊底，其實並不令人意外，最近COVAX分送疫苗，台灣的名字與第三世界國家掛在一起；論疫苗施打率，我們只有第三世界國家的水準；至於染疫死亡率，我們則是全球的兩倍。

把台灣帶到第三世界的境地，是蔡政府執政的目的嗎？政府寧可撒數千億銀子去紓困救濟，卻不肯積極去購買疫苗，反要靠其他國家施捨救急；這種態度，是國家建立自尊和自主的正常方式嗎？彭博評比各國「防疫韌性」的四項指標－「疫苗接種率」、「封鎖嚴重性」、「航班載客力」、「已接種疫苗旅客自由度」，除著眼各國既有的承受能量，還包括未來走向開放的準備。問題是，這些指標中，哪一項是陳時中或蔡政府放在心上且認真準備的事？

沒有！比起展示官威及炫耀外國援助，蔡政府對於上述指標顯然不太在意。台灣疫苗接種率僅七％，但對於各個民間團體有意捐贈疫苗，蔡政府卻不斷阻撓拖延。台灣三級警戒一延再延，許多民眾及商家都已不支，紛紛關門，政府卻提不出有效辦法。台灣的航班載客力為負九成一五，全球最低，近乎鎖國；最近甚至連金門、澎湖的人民要返台工作都得在機場苦等數日，政府對此不聞不問。至於已接種旅客來台，則仍須接受漫長的隔離檢疫，說穿了，台灣對於疫苗護照毫無準備。

綜觀蔡政府的防疫戰略，其次序是：政治第一，其次國安，人命第三，經濟第四；至於科學，則根本排不上位置。在這樣的邏輯下，防疫以凸顯蔡政府的「英明」及民進黨的「利益」為優先，若無法達成這點，至少要藉機打擊在野黨及其執政的地方政府。與此同時，政府不斷利用美日的疫苗援助繼續打「反中牌」，但對於人命的流逝，以及各階層民眾因封城受苦的聲音，則裝聾作啞不予回應。

蔡英文和蘇貞昌不會不知道這股民怨來勢洶洶，他們之所以不願撤換陳時中，主要就是需要他來當這面「民怨擋箭牌」；否則，民眾的怒火可能就直接燒向他們了。問題是，當全民都看出陳時中主導防疫的缺失，當地方政府對陳時中的調度指揮都充滿質疑，甚至公開提出反對意見，情況只會日漸惡化；陳時中究竟還能為蔡政府抵擋多久的民怨？

說穿了，陳時中的不適任不是他個人的問題，其更深的源頭，是蔡政府把過重的責任堆在一個人的身上，卻又賦與他太多權威做了超乎其能力的決策。因此，這筆帳若要認真算起來，最後勢必要回到總統和閣揆身上。陳時中只是他們的代罪羔羊，不是嗎？

彭博評鑑依據的四項指標：疫苗接種率、封鎖嚴重性、航班飛行力，以及開放接種疫苗旅客的旅行路線，取代「控制新增確診數和死亡數、確保醫療系統承受力」兩大指標，可知先進國家已將「恢復疫情爆發前生活」的能力，提升為防疫的前瞻性指標。和大多數大型經濟體的漸入佳境相比，台灣卻跨入死亡交叉，深陷在抑制確診及死亡人數的深淵，連微解封也遙遙無期，境況真是天差地別。何況，台灣疫苗仍然嚴重短缺，印度變種病毒也已侵入，下次的抗疫排行恐怕要敬陪末座了。

台灣何以從自詡的防疫模範生，突然淪為國際引以為戒的負面教材？基本上，就是蔡政府的防疫政策缺乏人本精神，又沒經濟思考，指揮中心不符基本專業，加上官僚性格喜好操作政治，凌駕專業意見，卻缺乏風險意識和管理技能，導致入境破口一再發生，疫苗又鬧飢荒，才落到今天這般田地。

上述事例確證鑿鑿。陳時中指揮官曾誇言「全世界都在跟台灣學習」，就知道他停滯在口罩的低端滿足上，本身最不知居安思危，當然不會超前部署；連台灣防疫成功「靠國人的氣質」這種不專業的話都說得出口，徒留笑柄。疫苗只要扯到中國大陸，他就說「他們沒打的，我們有一點興趣；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錯把疫苗當敵人，沒有民胞物與，以蒼生為念的人本精神，當然採購疫苗就落得一年無成，對外國政府奧援感激涕零，卻說國內民間捐贈會造成困擾；多少人建議入境普篩、快篩、複篩，指揮官就是以不專業的理由頑拒，發生諾富特及3+11的破口還不認錯，直到Delta病毒入侵才幡然改悟，採取較嚴格的邊境檢疫新制，但台灣已冤死600多位民眾，經濟和生活都已失常。

以指揮中心採取的邊境檢疫新制而論，27日起入境者一律須住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但從七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享有免費，其他地區返國者則須自費並自行找尋防疫旅館。此種差別待遇，除了不公平之外，還有更多可議之處。

基本的風險管理概念告訴我們，保費要和風險成正比，然而我們的衛福部，反而對自高風險國家入境者給予免費優惠，這不是要納稅人招待高風險者，鼓勵或吸引他們來台灣增加傳疫的風險？指揮中心的風險意識如此薄弱，恐怕才是防疫最大的風險。 □

再看交通部民航局和觀光局相互矛盾的旅遊措施，更讓人懷疑蔡政府官員沒有經濟腦袋，甚至還倒行逆施。例如，日前有從本島搭機前往金門旅客，登機前快篩陽性，民航局竟未攔下而放行，還好金門衛生局在機場攔截，緊急送醫PCR檢測為陰性。民航局竟說，遷徙自由是民眾權利，政府對侵犯人民權利的行為必須審慎；機場對往離島旅客篩檢仍屬自願性質，並無強迫性。最後表示，為免造成地方疑慮，未來機場篩檢呈陽性反應者，不再考慮誤差，將不許登機，仍是「改過不認錯」的十足官腔。

而同屬交通部的觀光局，對於國人組團出國打疫苗兼度假，竟然忘了自己為觀光產業服務的天職，不知出國打疫苗有助於觀光業，更有利於防疫，竟然嚴令禁止，根本就不考慮人民遷徙自由，一副損人又不利己的官僚態度。

總之，蔡政府沒有人本精神，缺乏經濟思考，防疫政績終於走到「最壞的去處」，遺笑國際。

由於老人確診後的死亡率偏高，在疫苗不足下，老人施打順位排在一般人之前，是合理的。然而，自ＡＺ疫苗開打後，接二連三的猝死通報出現，才十天左右累積人數超過百人；有時候，這個數字居然高過同一天確診死亡人數，令人擔憂，卻步不前。

如果一位老人，未打疫苗而染疫的機率為千分之二，確診後死亡率為百分之五，那麼染疫死亡的機率為萬分之一。如果打疫苗十天內死亡機率也是萬分之一，會怎麼選呢？筆者猜想多數老人會選擇觀望，因為只要遵守戴口罩、勤洗手、少接觸原則，染疫機率可以透過自律來降低；若選擇打疫苗，就靠老天保佑吧！

指揮中心再三說明，打過疫苗後的通報死亡率，台灣相較於國際並沒有偏高，也從病理分析中說明多數猝死也非疫苗惹的禍。儘管如此，只要打疫苗後的猝死率未能下降，民眾是很難釋懷的。誠然，只有鼓勵越多人打疫苗，才能達到「集體防疫」的目標，打疫苗仍是利大於弊；可是仍有不少老人在不想被感染與不想有意外之間掙扎，該怎麼辦？

施打疫苗本就有風險，遑論目前在各國施打中的幾個疫苗，並未完成三期試驗。這些疫苗被國際認定有效且安全，是基於機率的判斷，從試驗的方式即可了解。簡言之，試驗是採實驗組與對照組，受測者在不知情下被隨機分到任一組，在實驗組中施打疫苗，在對照組中施打的是安慰劑；這些受測者暴露在具有疫情的日常環境中一段時間，研究人員計算兩組感染的機率。

疫苗能通過測試，往往是樣本數夠多且試驗結果符合預期；而那個「預期」最起碼條件就是，實驗組染疫機率夠低，並與對照組差異顯著。然而，多少樣本才夠？樣本的分布，是以生產國還是全世界為標的？施測時間要多長、是否涵蓋不同季節？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做起來都很花錢！尤其是受測者的特質，除了膚色、年齡、性別需有適當的配比，若還考慮體重、懷孕、疾病等因素，困難度會更高；因此，受測樣本中為又老又病的黃老鼠，機會應很低，相關紀錄想必不多。

換言之，若試驗對象以本國人為主，疫苗對自己國人最有保護力，在不同人種與地區施打，則可能產生差異效力。因此，在世界各地接受疫苗的人們，相當程度如實驗中的老鼠；施打後若產生不良反應，都是值得分析的訊息，特別是死亡案件。政府應有專人探討疫苗和疾病與人口特質的關聯，甚至對於施打的劑量與環境，都可以研究，畢竟任何試驗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概推力。

話說回來，由於多數老人是處於傳播鏈的尾端，讓長者減少染疫機會和打疫苗應一樣重要。一般而言，老人最可能的感染源是家人或附近商家市場，政府應趁勢推廣電子錢包，協助商家建立系統，以取代現金交易，減少病毒的傳散，尤以傳統市場最為迫切。老人若不想當黃老鼠，就把疫苗機會讓給因工作需要在外趴趴走的人或是學生，他們在傳播鏈上還較具關鍵！（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兩個一百年」是中共既定目標：二○二一年建黨百年建成小康社會；二○四九年建政百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共強調，過去一百年，中共最主要貢獻是讓中國強起來、讓中國人民富起來、讓中華民族站起來；但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現代化提供另一種發展可能。

中共認為，歐美西方國家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雖然率先走上現代化道路、享受現代化成果，但也掌握了現代化詮釋權。也就是說，西方國家堅信，中國乃至任何發展中國家，唯有全盤複製歐美制度和價值觀，才能走上現代化發展。因此有美國學者福山認為，西方垂範下的現代化，即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結。

然而，一些仿效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並未成功，不少更陷入停滯或混亂。加上金融風暴、債務危機，及資本主義造成的剝削、壟斷、貧富差距，甚至異化等，都讓中共質疑歐美發展路徑並非現代化唯一方案。一九八二年中共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為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為中國現代化因地制宜保留空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中共重新詮釋現代化的企圖。

近年隨著大陸綜合國力提升，以及部分歐美國家治理失序，加上因應新冠疫情相對成功，使中共在「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展現更多自信，也讓中共認為國際趨勢將是「東升西降」，中國可以平視世界。即使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共仍認為，在經濟總量突破一百兆人民幣、世界經濟占比達十七％的物質基礎上，未來中國機遇仍大於挑戰。

可預見的是，在邁向建政百年的現代化征程上，中共最大的難題，將是如何在西方封鎖下推動科技自主創新及產業升級轉型，以及如何回應西方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挑戰。也因此，未來無論是在政治體制、產業經濟、治理模式，甚或文化意識形態，中共將強化更多操之在己的「中國特色」。也就是說，未來中共將在全球文化陣地，說更多的中國故事、中國聲音；在全球產業領域，推動更多的中國技術、中國標準；而在全球治理，倡議更多的中國模式，乃至中國方案。

面對未來無所不在、影響日盛的中國因素，台灣除了重申「中國威脅」，抑或冀望「中國崩潰」，是否能有更多務實的思考與回應？或許這是中共建黨百年的此刻，台灣更應思考的課題。

中國大陸目前雖有八個民主黨派樣板，形成在中共領導下參政議政的政黨制度，但這些民主黨派都是中共建政前已成立，且當時也皆屬反蔣中正主控的國民黨。因此，這八個民主黨派早已失去中共對其進行「統一戰線」的價值，且其本身更不具有需進行「民主協商」的代表性。

相較中共將近有九千二百萬名黨員，八個民主黨派所有成員總計僅約一三二萬人，說明八個民主黨派的繼續存在，只具保存歷史遺緒的意義，並不會發揮政黨政治的效用。更何況，八個民主黨派存在的目的，也並不是為了追求成立時的宗旨與理想。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二二八事件後由台共謝雪紅創立，現有盟員僅三千三百餘人，且主要是由居住在大陸的台灣人及從事台灣問題研究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但「台灣民主自治」的理想，早非該同盟追求的目標。另如現有黨員十五萬餘人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又何能在中共領導下致力實現中山先生「正統」的三民主義，並以此號召有志一同的黨員參加呢？

中共在鄧小平時代曾一度對「以黨代政」進行改革，但其後黨國體制又再收緊，而「黨管幹部」原則的確立即是表徵。「黨職」在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也是「公職」，所有公職人員皆是「幹部」，包括在各民主黨派機構任職或出任公職的民主黨派人士，也是「黨管幹部」原則下受中共管理的「黨外幹部」。故而，這種政黨制度並不具有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的實質意義。

百年的中共固然致力於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但也凸顯難以從馬克思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其實，中共大可以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還政於民的條件，而將目前的政黨制度界定為訓政的需要。

可惜Delta變種病毒不會給你僥倖空間。因為他已經變異成以上呼吸道為主的傳染病，自然比以下呼吸道為主的傳統新冠病毒傳染力高出很多。只要想想肺炎的傳染力與感冒的傳染力有多大的差距，就不難理解以去年肺炎的檢疫政策去攔阻今年像感冒的Delta變種是有多不可靠。怪不得一有國外疫情不久就傳進來，跟去年的其他變種台灣竟然可以擋了一年，完全是政策無法變通。

由於Delta變種的傳染力強，受影響最大的在檢疫政策。在關口檢疫時，風險國家入境旅客的認定宜寬列，在世界疫情已遍地開花時，應該所有入境的旅客都要提高規格檢疫，不可以只侷限於某些國家，絕對會造成掛一漏萬。

入境的旅客更不能依靠十四天的集中檢疫所檢疫就想有效防範，因為入境旅客一旦確診集中檢疫所是擋不住病毒的，絕對會散給偶然接觸且有防護的工作人員。只有在入境及離開檢疫所前執行ＰＣＲ篩查是不足的，應該每日執行ＰＣＲ檢測，一旦發現病例就必須立刻執行合規的隔離病房隔離。愈早發現愈能保障檢疫所的工作人員，因為檢疫所的硬體設備參差不齊，絕對無法有效阻擋病毒，以前可以，但現在不可以。

社區檢疫政策也必須大幅調整。確定病例接觸者的匡列，不能只依同室十五分鐘作為密切接觸的標準，因為Delta變種不需要同室，也只需要十四秒就能傳染。包括非密切接觸、偶然接觸都必須作為匡列範圍。感染者症狀出現四天前所到足跡，都應以整棟建築為標的進行人員廣匡列。

匡列區域所有人員應立即限制行動，形同精準「微封城」的狀態。此時「國家篩檢隊」立即進駐，對全體匡列人員進行「多輪篩查」。判定陽性者立即隔離病房照顧，陰性者就能解除匡列及限制，也可自由活動。「多輪篩查」的目的可以排除偽陰與偽陽，若能快速執行多輪篩查，可以在短時間內立判陰陽，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解除「微封城」的限制，節省全員管束的大量公衛資源。廣州就曾以此方法成功於卅三小時內就解封城，顯示防疫必須動員才能節省資源，才能減少經濟損失。台灣這種政治味濃厚的社區警戒，拖泥帶水的死拖著，中間也不搞個普篩查，根本只會拖垮經濟，對防疫幫忙不大。

Delta變種的醫療照顧與隔離政策與最早在英國發現的常規Alpha變種差別不大，傳統隔離與醫療政策不需大調整。只希望醫療院所應該常規開放上呼吸道感染病患新冠篩查，老百姓也能多利用快篩在上呼吸道感染時執行篩查。所以整個Delta變種的因應政策就是篩查、篩查、再篩查。希望指揮中心也能跨過自己的坎，好好擴大任何型態的篩查量能，才能由各方面圍剿Delta變種病毒。

現今因為新冠病毒，連上課都以線上上課的方式進行，投票當然也可以用網路科技解決。現今報稅都已經可以使用自然人憑證或是健保卡來解決認證問題，技術上選舉投票也可以用自然人憑證以及健保卡來解決認證的問題。

長年來，每次選舉，很多海外公民為投票必須坐飛機回來投票，這實在不像一個尊重公民投票權的國家。前年印尼總統大選，我家的印尼幫傭都可以去投票。我們自豪地聲稱為先進的民主國家，竟然連印尼都不如。

當政府要人民納稅時就願意提供各種便民措施方便報稅，但當人民要行使公民權的時候，政府部門中選會卻只會阻擾，實在令人覺得不平。

希望趁此次公投以電子投票方式一次解決不在籍投票的問題，相信唐鳳政務委員可以很容易解決相關的科技層面問題。

勞動部日前公布最新無薪假數據：本期減少工時的事業單位共九八七家、人數達到一○二二九人，是去年十二月以來首度破萬。當中居冠的是住宿餐飲業，二八六四人，較上期增加近兩倍。這駭人的數字在全國三級警戒下，短期內恐怕只會升不會降。

餐飲業作為台灣經濟一大命脈，五月營業額只剩五○二億元，是歷年同月的新低，年減達到十九點一％，預估六月還會更差。從中央到地方各縣市首長，儘管在面對疫情時偶有爭鋒，但對未來疫情趨緩後的微解封或軟性解封，餐飲業擺在最後倒是有志一同。

去年美國新冠疫情高峰時，全美有超過十萬間餐館歇業，疫情緩和之後仍不得復工的也大有人在。韓裔美籍名廚張錫鎬悲觀地認為，餐飲業未必能夠撐過這場瘟疫。名廚江振誠近日接受媒體專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看法，稱疫情對全球餐飲業「哪裡是衝擊，根本就是『斬首』！」

不過相較於張錫鎬的悲觀，江振誠倒是將疫情視為一次「總體檢」：餐廳預備金是否足夠、員工保障是否做得好…。至於後疫情時代的餐廳場景，江振誠則認為，近年「開得太誇張」的現象有望緩解，人們會更謹慎投入餐飲業。

美國在疫情好轉後對餐飲業實施的「漸進式開放」，或許是我們可參考的一條路徑。不必從外送外帶立即跳到開放餐廳滿載，而是逐步允許室外用餐（地狹人稠的台灣恐難實施），最後再分次調高室內允許的客人容納量。

即使未來疫情得到控制，過去行得通的商業模式也未必依然可行，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也將無可避免被迫改變。幾個月前當消費者與業者還在考慮「是否需要」外送外帶，轉眼間已成了「非做不可」。

在病毒全面侵台前，人們原以為只有難以接入外送平台的老餐館才會在疫情中熄燈；殊不知，三級警戒以來，不少新潮餐廳受限於販賣餐點在外送外帶市場的接受度，歸零的內用客數加上不見調降的租金，讓這些業者只求收支打平也嫌奢侈。

針對餐飲業在內的服務業加碼紓困補貼有其必要，政府也已著手進行，但說到底仍只是「救急」。一次紓困能多撐幾個月？很多個體經營的餐飲業者恐等不到進一步措施就會關門。

面對疫情帶來的消費型態劇變，政府更有必要從頭盤整勞動市場的結構問題。當然，這次的「超前部署」必須得是玩真的了，而且動作愈早開始愈好。

表面上紓困之所以捉襟見肘，就是因為錢不夠，否則怎會有防疫照顧假津貼孩童一名一萬元，但因社區長照據點暫停運作而須請假照顧老人者卻沒得領；以及企業紓困僅限第一線經營餐飲、美髮、娛樂休閒之業者，但是幫業者做廣告的公司，由於服務對象需求下降而減少業務，就不符紓困行業別認定之情形。然而要避免為德不卒，首要放棄複製貼上去年紓困的作法。

事實上現在單首波紓困追加預算就有二千六百億元，全台每人發一萬元救急，已足矣；將所餘之三百億元結合本次尚未發出的特別預算一千六百億元，及去年紓困沒用完的三八八億元，總共近二千三百億元，則用於企業紓困。須知台灣的公司行號將近九成都是中小企業，周轉資金有限無法長期處於警戒狀態，因此為了產生多元紓困乘數效應，絕對要善用公私協力，並由中央、地方合作擴大效果。

就以新創事業的紓困為例，撇除行業別認定之問題，即使想申請企業貸款，囿於新創事業往往尚無或僅有部分營收，不符同期營運衰退之規定，而且沒抵押品，要如何申貸？但新創事業擁有的數位能力，卻是成為智慧國家的基礎。試想我們可以運用ＡＲ與ＶＲ技術，發展沉浸式體驗，協助無法開演的劇團，或會展業者另闢生路。對陷於解封與經濟衰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的決策者，也能透過無人機偵測體溫搭配快篩，適度解封，為風景區、市場、夜市攤商迎來消費者。

當局老說錢要花在刀口上，但只有貸款給業者發薪水苦撐是不夠的，須設計多種方案讓業者申請，以開創新商機。再結合官民資源，鬆綁法令限制，同時運用地方政府提供的緩徵或減免地方稅、租金等措施，幫大家發展不一樣的營業項目，諸如透過物流媒合平台請小黃運將宅配農產，抑或經由直播系統，協助才藝老師們授課，才不至於斷了生計。

這波的疫情原可避免，然因主事者拒絕地方官廣篩阻斷隱形傳播鏈之建議，方導致今日的困境。但此刻若能將眼光放遠，藉紓困進行經濟超前部署，在步入後疫情時代，便可看見現在投資的成果。

上漲的糧食價格指數，不僅反映在植物油、食糖和穀物價格飆升，同時也顯示全球肉類和乳製品的需求殷切。由於中國對玉米強勁需求，導致玉米國際價格漲幅最大，芝加哥玉米期貨價格在五月上旬漲至七點四美元／蒲式耳，超過小麥價格。

五月由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共同發布《二○二一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指出各國因為新冠疫情，同時極端天氣持續，導致於二○年全球約五十個國家，至少有一點五五億人陷入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約二千萬人。

一九年台灣糧食自給率僅為三二點○八％，該年主要糧食進口量為玉米四八○萬噸，黃豆二六七萬噸，小麥一三五萬噸，合計約為八八二萬噸。主要進口國家以美國為主，其次為巴西、澳洲。根據財政部六月份發布資料顯示，今年一至五月自美國進口麥類金額為一點二八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二二點八％，但從澳洲進口麥類二點七九千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一三七點二％。同時自美國進口玉米三點三四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三○七點四％，進口大豆約五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六九點二％。自巴西進口大豆金額亦較去年同期增加八七點五％。顯示我國今年一至五月進口糧食支出受到國際糧食價格上升而增加，當然亦會使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

美國、巴西是我國主要糧食進口國，但目前美國西部和南部發生歷史性持續高溫熱浪，對玉米和大豆造成威脅。而巴西在經歷疫情持續肆虐中，亦遭受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不僅威脅巴西農作物生長，並且衝擊農產品的河流運輸。如果美國及巴西乾旱持續，估計全球糧食價格仍將上漲，對我國消費者將產生壓力。

國內新冠疫情嚴峻，最近北農果菜市場等爆發群聚感染，由於該市場掌控全台灣近三分之一的蔬果供應量，政府已採相關管控及防疫措施，建議亦應將相關大型肉類加工廠納入防疫重點，確保國內農產品供應不受疫情中斷。

由於本土疫情持續嚴峻，全國實施三級警戒，衝擊各種行業，失業人口大幅增加，在糧價續漲下，弱勢民眾購買食品支出增加，政府對於這些身處糧食不安全的民眾要有適當作為，避免引發社會不安。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所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