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日，民進黨才和日本自民黨舉行「二加二」會議，談福島食品解禁議題。再前一天，經濟部長王美花也說，這是我國入會談判勢必要討論的議題。誰料，我方一頭熱，卻換來一盆冷水；泉裕泰擺明了說：兩者沒關係！言下之意，台灣該開放福食，但不表示你能加入CPTPP。

這種局面，就是我方談判策略上的大挫敗。本來，蔡政府可把開放福食當成籌碼，和日方爭取交換我方漁權或其他事項；誰料，政府卻把它當成送給日本的禮物，要求國民吞下有疑慮的核食。這種軟弱的態度一被日本識破，日方便開始拿翹，擺架子。泉裕泰說福食與CPTPP「沒有連結」，弦外之音就是：台灣開放福食買不到CPTPP門票，除非付更昂貴的代價。

蔡政府對美日的一廂情願，常淪為看對方臉色、一味討好的地步，從而失去自主立場。福食換CPTPP及萊豬換TIFA，都有相同的盲點；最後愚弄了百姓，卻未在外交經貿上得到相應利益。泉裕泰那句「要看台灣的決心」，顯示日本把台灣吃得死死的。

這次，王力宏之妻李靚蕾雖是婚姻關係中弱勢的一方，但她利用犀利發言精準反擊，屢屢得分，被網民封為「蕾神之鎚」。繼林秉樞對高嘉瑜的家暴事件，民眾對暴力、薄情者多所譴責，顯示台灣在兩性平等的實踐上逐步朝正向發展。另一方面，王力宏事件也暴露「優質藝人」形象的虛假，道德及責任感的弱化，生成了「巨嬰」、「媽寶」現象。看似自由開放的環境，其實相當虛假，再加上宣傳操弄，在在削弱公民社會的求真精神。

娛樂圈內男帥女美，難免是桃色事件的溫床。但論形象瓦解之徹底，王力宏堪謂名列前茅；原因並非因為離婚，而是他糟糕的危機處理。諸如，面對指控，無法否認卻也不道歉認錯，老父代為發言卻反更暴露家中失和原因。再如以日本舊名稱呼李靚蕾，有挑起民族情緒之故意，不僅無助彌補形象，反而激發更多反效果。尤其，他遭遇困難就巴望父母解救，對自己的三個孩子卻絕口不提爭取，令人看不出他身為巨星歌手的社會責任感與家庭責任感。

伴隨著李靚蕾揭發的王力宏各項隱私，加上狗仔的添油加醋爆料，人們也看到影視圈內的種種不正常生態。其中極可議的是，有些歌手利用歌迷對自己的感情迷戀，一味自私地剝削與欺騙。有些藝人則利用與藝人間的交際酬酢，為自己虛增知名度；一旦出事，卻汲汲切割裝作不熟，或者幫對方掩護。在影藝圈內，難道只有性、炫富、玩樂是大家的共同興趣？在看到相熟的藝人出現悖離社會規範的脫軌行為時，難道朋友間不會互相勸誡一下，只能眼睜睜看對方自毀？

近年媒體一味講究收視率及點閱率的風氣，也多少助長了這次緋聞事件的擴張，各色捕風捉影的爆料隨之而起，有些陳年舊案甚至被當成新聞重新包裝產製。也因此，在各方互揭瘡疤下，遂有藝人因吞食藥物過量而送醫；有歌手貼出針對性的警告文字，立刻有人反咬其行徑與王力宏可堪比擬。這除了蹭網路熱度，其實只會加深人們對影藝圈「都是一丘之貉」的反感，明智的藝人都應深以為戒才對。明智的民眾也要保持理性，不要被濫情的演出所欺，或跟著瞎起鬨。

公投剛結束，蔡政府立即強勢推出新竹縣市合併及總預算逕付二讀，王力宏事件占滿網路討論空間，必然是她的考量之一。前高雄縣長楊秋興在臉書發文，要求大家「放過王力宏」，並稱有緋聞的立委高達八、九成，對政治人物的要求應更高才對。撇開楊秋興的說法是否誇張不談，但以衛福部而論，醫福會執行長王必勝、健保署長李伯璋連續傳出不倫戀，政府都置之不理，不也是政壇道德墮落卻因執政者「寵溺」而無所顧忌嗎？這跟王力宏的「巨嬰」習性有何兩樣？

綜觀王力宏的婚變，從他罔顧偶像的公眾形象，到媒體的恣意消費與剝削，所顯示都是社會責任感的嚴重缺乏。台灣社會近卅年急速轉型，昔日揭櫫的價值與典範如今常被視為不合時宜，在失去舊信仰、又找不住新價值的情況下，只剩下虛浮口號，這都是滋養王力宏們的溫床。

從時機和動機來看，林智堅的升格主張顯然是意圖為個人謀求擔任第七都市長的私利。而升格的理由之一既然是「為了大新竹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卻未將擁有竹南園區、銅鑼園區的苗栗縣納入升格的範圍，顯然是自相矛盾，更打臉蘇貞昌院長「讓半導體最大聚落更有利整合」的說法。何況，竹竹加入苗栗縣，人口就超過125萬人，何需因人設事而修改地制法，既破壞制度，又任令窮縣的縣民淪為低階的國民，更增加政治上的衝突和紛擾。

至於林智堅抱怨的「新竹縣市是繳稅大戶，創稅1,900億元，全國排名第五；可是統籌分配稅款卻合計不到百億，是全國倒數」，確實點出了當前地方財政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六都就分到61.67%，其餘16縣市分配24%及鄉鎮市分配8.24%，造成「富都窮縣」的水平不均現象。林智堅打的是「一魚兩吃」的如意算盤，以為新竹市升格為直轄市，躋身富都俱樂部，就可以分到更多的統籌分配稅款，而且還可以延續任期，卻毫不在乎自己升格，要不是和六都搶錢，就是從另外14縣市帶走財源，反正都是以鄰為壑。

由此可知，針對林智堅的抱怨，解決方案絕對不是讓新竹縣市合併升格為第七都，而是中央的蔡政府應該將新竹縣市等地方政府，拚經濟的貢獻和犧牲環境品質所創造的國稅，合理的和地方政府共享。

更何況，已經22年沒有因時制宜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充滿了中央集權又集錢的問題。根據主計總處的各級政府淨收支統計，在扣除補助款、統籌分配稅款之後，中央的淨收入占了七成多，地方不到三成；但是在淨支出方面，中央還不到六成，地方超過四成，顯示財政收支有嚴重的垂直不均現象，中央政府應該將淨收入至少應該撥出一成（至少3,000億）給地方政府。

依據財政部累計至今年11月底的稅收統計，國稅的所得稅、營業稅都大幅成長，已經占了全部稅收的87%，地方稅僅微幅成長，以致於萎縮到只有13%，顯示財政的垂直失衡持續惡化。因此，坐擁財政絕對優勢的中央政府，應當拿出政治擔當，正面回應林智堅的「地方拚經濟創稅多，分配到的稅款卻少」問題，就是將能反映地方拚經濟創造的所得稅、營業稅，和代表犧牲環境品質的貨物稅等稅收，和地方政府共享。

換言之，國稅中的所得稅、營業稅至少應該一半和地方共享，貨物稅則應參照空氣汙染防制法，由地方分得六成，則新竹縣市即可分得合理的稅收，就不需要藉由以鄰為壑，甚至擴大水平不均，讓地方財政雪上加霜的升格方式，製造政治衝突。

當然，中央的蔡政府難免會擔心把財源多劃分給地方，可能會成為「零和」，這也是財政部寧願承受跳票的罵名，也不願修改集錢又集權的財政劃分法的主要藉口。但是，財政部何不轉為正念思考，如果國稅多和地方共享，地方政府更有誘因，積極招商引資，改善投資環境，認真拚經濟，最後創造更豐碩的國稅稅收，中央政府也是最大的受惠者，又何樂而不為？

總之，竹市升格已經淪為政治鬧劇，蔡政府還不如錢權下放，為歷史負責。

竹竹併升格議題，外界質疑聲浪不斷。此時修法，究係為一己之私或明年地方選舉？縣市是否升格，應由區域整合發展觀點，經充分審慎討論而定，否則富市愈富，窮鄉愈窮。直轄市若不能帶動區域內城鄉整體之共榮，國土發展勢必失衡，背離《國土計畫法》第一條均衡發展，「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的真義。

《地制法》第四條縣市升格條件，指「人口聚居達一二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法義清楚指出，除人口因素外，整體發展的配套條件才是主要關鍵；但民進黨擬修一字，將「且」改為「或」，失之草率，缺乏「特殊需要」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深度論述，只是炒短線的政治操作罷了。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國土規畫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新竹地區雖然已形成科技聚落，但未來新都的水資源、綠電及自然條件的供需如何，是否仍一味發展耗水耗能之產業，恐須量力而為。另從文化地景觀點，新竹市、新竹縣和苗栗縣都是客家族群聚集地，竹竹併為何沒有納入苗栗？兩竹的國土計畫甫於今年四月底公告，新竹市國土計畫明文圖示「竹竹苗活力科技城」同屬資源共享圈，如今竹竹匆促合併，非但浪費國土規畫已投入的資源，又如何交代原規畫的整體區域發展願景與目標？

行政院曾在二○一七年提出《行政區劃法》草案，針對行政區域的新設、廢止或調整，以及各級政府權力行使、責任歸屬、管轄居民和財政取得的範圍，建立公開合理之法律機制。依據院版和內政部說明，「目前…行政區域間規模差距甚大，且直轄市未能肩負起『領頭羊』角色，帶動整體區域發展，反而對於周邊地區的人口、資源、產業及建設造成強大磁吸效應，致使周邊縣市陸續產生留才不易、財政狀況欠佳及施政效能難以有效提升等問題。」由於行政區域的劃分影響未來區域整體發展及行政資源分配，內政部特指出，「未來將配合國土空間整體發展，並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之下，完成行政區劃相關工作」，以落實行政院「均衡台灣」的施政目標。如今匆促合併，其邏輯、理念和民意基礎何在？

直轄市的財政金額雖高於一般縣市，但尚須負擔高中教育、社會安全和交通建設等經費。在國土計畫推動過程中，為保留農地和國土保育區而犧牲發展權益的縣市，均希望有合理補償。因此，比縣市升格更重要的課題，應為《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才能建立各級政府財政收支之合理劃分。大新竹是否合併，合併是否能帶動整個區域發展，牽涉到嚴肅的國土計畫和國家未來永續發展，《地制法》修正和行政區界調整，應循序漸進，充分對話討論，避免政治決定，方能彰顯民主社會的「程序正義」。

正如當下老謀深算的蔡政府，在四項公投沒通過後，志得意滿，總想圖利執政黨並列為優先服務對象。為能最有效推動本身利益，在全無公民參與、專家論證的情勢下，強修《地制法》，意圖以新竹縣市合併，硬推「第七都」，更以阻撓大新竹產業發展為話術，強壓不同聲音者。堅持偏執意識型態又自利的蔡政府，總可藉由政治算計，在決策過程中的某些環節找到切入點，或讓執政者的特殊利益夾帶成功，或讓堅決反對的政策胎死腹中。蔡政府只在乎權力的掌控，所以在野黨抨擊「英人設市、狼狽為堅」，毫不考量適不適配國土規畫，更不在乎縣市資源與價值的平均分配，種種得意忘形之行為，罄竹難書。

可悲的是，台灣在蔡政府的自利競爭中，選舉與立法正沉溺在不健康的自利與輸贏競爭中，正如前述書中所言的，總是出現兩個關鍵現象，即爭取勝選與通過（或阻撓）法案的抗爭。立法院為蔡政府所壟斷，政策不透明，顏色控制下的政策議題，根本無法做理性的論辯。執政黨的政治壟斷贏，正是一黨專權專政的體現，更代表全民大眾輸。以大新竹市升格為例，適足以說明「台灣不缺直轄市，缺的是國土資源的合理劃分」。當初六都十六縣市的劃分，已導致資源福祉不能平等分享，「第七都」的倡議只會再度惡化長期不合理的行政區劃。

這次公投結果顯示，中間選民之所以不出來投票，其實對蔡政府是警訊，是沉默抗議，更是不信任蔡政府對食安與環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等於否定蔡政府的執政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如此強力動員的主因，把原本單純的食安與環保公投，刻意轉成一場「藍綠對決」，搞成「大選前哨站」。然而，也只動員出基本盤。

蔡政府勿得意忘形，這是中間選民對改變錯誤政策的無力感，更是對蔡政府的不信任感。蔡政府不要會錯意，以為可以恣意妄為，為所欲為，否則將重擊蔡政府的形象。

身為這屆高三學生的家長，筆者亦可體會這些因為過程的不確定而有的質疑，也認為目前的制度還可以繼續調整。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焦慮背後所預設的人才定義，似乎深受「製造業思維」所影響。我們可用以下的方式來類比：

客戶（大學端）先開出規格，讓廠商（家長或高中端）努力作出最符合標準或超過標準的產品（學生），來爭取訂單（上榜率）作為績效。所以如果規格不清楚，會讓想卡入供應鏈的廠商感到焦慮，擔心被轉單而白忙一場。最好可以多辦幾場標案，好增加產品被採購的機會。而從大客戶的角度來看，開出越高的規格就越能挑走好產品，至於其他同樣排序稍後者，就讓給其他中小型同業。畢竟教育環境如同資本市場，贏者全拿，願賭服輸。

從以上的類比，我們就可以了解真正的問題不見得在於產品（學生）該如何被挑選，而是在於當這樣的規格越明確，就有越多學生都被廠商用同樣的規格來塑造，使其個別差異只在於符合程度的高低而已。說到底，我們名之為教育的東西，竟然只是一個工廠的流程。學生本身的特質、興趣與多樣展現都會因為不符規格而被忽視或壓縮。

事實上，這種只看績效不看實質的情形，也反映在教育部所喊出的「生生有平板」的政策：彷彿學生只要有軟硬體設備就可以學習順利，卻沒有看到都市學校的生師比仍高，偏鄉教師極不穩定，使得每個學生所得到個別化教育資源仍然稀薄。筆者無法理解這二百億元為何無法成為對教師名額更好的挹注，或投資於更多加深加廣與實作的課程，好幫助每個學生的特色得以展現，因而更有自信的申請合適的科系而非被動的按照某種規格被塑造。

事實上，從明年開始，美國許多知名大學不再將標準化考試（如SAT）當作入學申請的必要資料，因為未來世界的人才定義只會更加多元而非單一。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希望我們所關心不再只是產品如何被規格化篩選，而是如何紮實培育各樣的人才成為未來社會的支柱。

不同學校能否有相同的評分標準？這是測驗與評量的「評分者信度」問題。事實上很可能連同一位教授都會因疲勞或時間差的關係，產生評分歧異，更不要說是不同校系教授迥異的個人主觀判斷因素，如此何談公平？

再則是內容的問題，招聯會與大學端一再說是重質不重量，但問題是台大或成大辦的醫學營哪個分數較高？Ｋ歌社的社長資歷是否比班長更勝一籌？紅十字會的志工加分與慈濟的哪個更重要？海濱淨灘是不是價值優於班上的打掃工作？這些本來就不該評判高低的營隊、社團、服務或學習活動的質性項目，又要如何以數量化的分數區別優劣？

而擔心學生在甲校的得分與乙校同系差異太大，會被貼上亂評分的標籤，會不會教授們不約而同的都打個不得罪人也不用重新評閱的安全分數？問題是所有的教授均採取中庸保守的打分模式，那會不會落入像高中免試入學一樣，採計國中的多元學習表現只要有就可以？所以最後的決勝關鍵還是得回歸學測成績，那大費周章的學習歷程檔案到底為何辛苦？為何忙？

用一個簡單的資料來看，國中生要升高中必須參加會考，會考最低分是C。以英文和數學來講，全國卅％左右的學生會拿C，但是偏鄉很多國中的全校學生，數學和英文都有八十％拿C。這種現象行之多年，政府從來不會公布每一個縣市學生拿C的比例。很多國中在會考以後，會在校門口貼出布條，恭喜畢業生考上明星學校，但是對於有多少學生功課不好，卻一問三不知。

學業程度不夠高，會有很嚴重的問題。如果這個孩子家境不好，功課又不好，往往會輟學。只有國中學歷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也因此極容易被黑道所吸收，成為社會邊緣人物，甚至於觸犯法律。社會當然不希望有邊緣人，可是從來不研究產生這種人物的原因。

我國是講究競爭力的，只有少數的工廠需要完全靠勞力做工的工人。如果數學和英文未能達到最低標準，很多先進的工廠是不會雇用他們。電子工廠的作業員要能操作儀器設備，當然也需要一定的學業程度。

一個人的學業程度落後，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只能打零工，沒有固定的收入，成為低收入戶的一員，也常常需要倚靠政府的福利政策。他們不但不能對政府有貢獻，反而成為政府的負擔。如果他們有家庭，也因為收入不高，常常會引起家庭中的不愉快事件。很多的社會問題是與學業程度有直接關係的。

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學生有一樣的學業程度，但是我們必須設法讓所有的學生達到最低的標準。希望大家知道，在我國，很多孩子即使國中畢業，也寫不全ABC，更不要談會寫出文法正確的英文句子。

對教育制度有影響力的官員和學者，會提出很多響亮的口號，這些口號也會相當重視升學方法，但是就沒有注意到學生的學業程度，尤其沒有注意到弱勢孩子學業程度低落的問題。

教育部如果始終沒有明確的品質管制政策，也不採取因材施教，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在課堂裡鴨子聽雷，卻又可以升級和畢業。希望政府關心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偏鄉孩子，他們也是我們的國民。政府有義務要將他們教好，偏鄉的孩子也有權利接受好的教育。

（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草原上的水牛，經最近監察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因被刺網圍籬圍在僅僅四十二公頃的草地，以及陽管處的疏於管理，竟然有五十隻之多被活活餓死。這是活生生「公地悲劇」的案例，竟然會發生在寶島台灣，令人怵目驚心，也造成社會上極大的震撼。

國際知名的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教授曾提醒世人「公地悲劇」的警訊，引起很大的回響，也啟發了世界各地廣泛的討論與研究。他總結道，「公地的治理，既可採用社會主義的公有化手段，也可以採用資本主義的私有化手段，兩者都可能奏效，但也都可能失敗，魔鬼藏在細節裡。不過，對那些輕忽治理的公地，您可以忽略掉魔鬼；因為這些公地，將因資源的過度使用，導致承載能力急遽下降，公地悲劇將是不可避免的。」

擎天崗草原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是北台灣最佳的牛隻放牧場，為大台北地區農家農閒時寄養耕牛的首選。但曾幾何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農業相對其他產業喪失競爭力，農民離農離牧，農機具大量取代水牛，耕牛變成無田可耕的「失業水牛」，被棄養於擎天崗草原上，淪落成所謂的「無主野化水牛」。更殘忍的是，竟被陽管處視為野生動物，自生自滅，唯獨擎天崗草原這獨特的自然草原景觀，卻讓國內外遊客趨之若鶩。

如何避免這「公地悲劇」？或許瑞士的公地放牧治理可供我們參考。天下沒有白吃的（或廉價的）午餐，瑞士高山草原和牛群共生的無敵景觀讓人驚豔，背後政府的「直接給付」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瑞士政府及人們看見無敵景觀的龐大休閒觀光價值（或商機），透過「直接給付」及公地承載能力的妥善監控，讓高山雪景環繞的廣大草地獲得農民特別的維護，也讓在草地上「上班」、「就業」的牛群獲得專業的細心照料。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擎天崗草原上的水牛雖無農業生產價值，卻具有休閒遊憩及文化景觀的獨特價值。建議政府透過「直接給付」誘因引導，帶動民間與社區自主管理的力量，建立我國公地放牧治理的一個新典範，讓擎天崗的草原、水牛及人，形成一個永續共生的草原生態系，再次擦亮「擎天崗草原」這個獨特品牌形象。同樣是無敵的自然景觀，瑞士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目前國內疫苗的打氣消退，唐鳳系統十八期預約人數少得可憐，已於十二月廿二日結束，廿三日開始由醫院、診所自行預約病人，大多是零零星星，疫苗寬裕之下（甚至有的即將過期），就是只來兩、三位民眾，診所也奉命開一瓶疫苗注射，剩餘劑量丟棄，非常可惜。

根據目前的研究，施打兩劑mRNA疫苗的中和抗體濃度比較高，也可以維持比較久的時間，所以第三劑疫苗剛開始許多國家是要距離第二劑六個月之後，隨著變種病毒導致疫情嚴峻，英國等國家第三劑已經縮短為三個月後注射。至於施打射兩劑AZ，其中和抗體濃度原本就不高，經過三、四個月後降得更低，台灣因為疫苗採購的緣故，大多醫護人員都是施打AZ疫苗，醫院的醫護人員已經隔五個月，也都施打第三劑加強針，有足夠防疫能力。

倒是絕大部分的診所醫護人員第二劑AZ打完，距今只距離四個月，依規定無法施打第三劑，對於過年的可能疫情，大家莫不憂心忡忡。尤其第一線醫護人員如果疫苗防護力不足，萬一被病人傳染罹病，變成無症狀或輕症，不知情下再傳染給來診所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免疫不佳的長者，後者因而重症插管，情何以堪？加上台灣七十五歲以上老年人第一劑疫苗施打率最低，有廿六％沒有注射任何一劑新冠疫苗，毫無抵抗力，這可能是台灣最大的風險破口。

近來診所屢屢丟棄疫苗殘劑，這卻是現在診所醫護人員最需要的第三劑疫苗，格外的諷刺和令人心痛。建議疫情指揮中心早日同意施打兩劑AZ疫苗者，可以提早混打第三劑疫苗，除了加強台灣的防疫能力，更可以避免丟棄疫苗，實一舉兩得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