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刺針的雷神公司吐實，因缺料缺工，暫時無法生產。雷神承認，正為一位「國際客戶」製造刺針，因一些零件停產，過時零件庫存有限，必須重新設計。這張三﹒五億美元的訂單，正是來自台灣。

烏克蘭快速燃燒美軍庫存，五角大廈優先補貨，雷神最快兩年後才能對台交貨。我國早已付款，生產線還涼著，倒是基輔免費取用。

俄烏開打，美國不斷示警「下一個是台灣」，促台強化自我防禦，並開出各類換裝清單要我國添購。現在交不了刺針，自有替代武器可賣，隨美方決定菜色。就像敲定的自走砲也交不了貨，美方要我改買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如此「不對稱」的採購關係，就是蔡總統的「國防自主」？

吳釗燮最近受訪，學舌澤倫斯基向各國要武器，「讓台灣抗中不孤單」。他真以為台灣是烏克蘭，忘記台灣是「自費抗中」，還幫美軍供養長程雷達站。他該學的是印度與韓國，要求白宮別占盟友便宜，軍購務必準時交貨。

比起「轉型正義」或「反省威權」，「民主歷史記憶」名稱相對中性。但從促轉會對「民主歷史記憶館」的說明，宣稱是要搭配「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的園區整體改造」，使中正紀念堂成為「見證威權及反省威權的歷史教材」。由此可見，促轉會要凸顯的仍是「選擇性的」民主記憶罷了。

首先必須辨正一個觀念：「民主化」是一個流動的過程，而非靜態的黑白二分。觀諸各國民主化的歷程，都是從有限的公民參與、有條件的人權保障和不完備的法治基礎，走向更全面的民主、人權與法治社會。在此過程，因各國經社條件不同，會有正向發展，也會發生逆流，「完美的民主化」其實並無終點。而談民主歷史記憶，必須將這些過程全部納入。

但促轉會的民主歷史記憶紀念館要納入的，卻僅限於它認定的「威權時代」，且屬於「對民主產生負面價值」的某段歷史，這是偏頗而侷限的。綜觀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即便在威權時期，並非毫無民主進展可言；諸如地方自治、立委及國大代表的增補選等，都在此時期完成。這些演進，較諸日據時期的高壓統治，或軍政、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都不可同日而語。促轉會認定的威權時代，台灣被世界譽為「自由中國」，這些記憶可以一抹而黑嗎？

相對的，「後威權時期」的民主歷程，則完全不在促轉會的思考之列。台灣經歷解嚴、修憲、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過程後，民主制度堪稱完備；但其後，斲傷民主的逆流及負面發展不絕如縷，卻不在促轉會認定的民主歷史範圍中。例如，台灣全面民主化後，李登輝主政時期發生黑金、地方派系與政商掛勾，影響之深迄今仍無法根除。又如首度政黨輪替後，扁家和民進黨爆發的一系列貪腐事件，對民主的深化亦產生極大傷害。另外，馬政府時期發生的所謂「公民覺醒」運動，對民主的影響究竟是正面或加深民粹仍可爭論，當然也應該是「民主歷史記憶」的一部分。這些若不反思，台灣的民主反省即難有清澄之日。

再看，民進黨當前的一黨獨大，可謂進入台灣民主化後最大的「逆流期」。一黨獨大造成的法制、行政權的濫用，以國安之名任意限縮人民權利，儼然是昔日在反共訴求下的「威權翻版」。難道不也是另一種應被記錄、並陳的民主歷史？但促轉會對這些混沌的民主歷程顯然毫無興趣，或者以為無助歌頌民進黨勳績的均應予略過？促轉會委外的設計案有一案取名「羞愧的良心」，有另一案叫「威權的凝視與主體的自覺」，針對的皆是威權時期。說穿了，與其說是「反省威權」，基本上就是「清算蔣中正」，「翻轉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罷了。

促轉會所提的「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宣稱是要打破威權象徵，卻以特定政治立場，利用選擇性取材，創造另一個威權象徵。這個新的威權象徵，與和解、正義無關，要鞏固的也不是民主，而是民主進步黨的政權。不管如何包裝，這種由勝利者姿態書寫的「民主歷史記憶」，皆難脫塑造新威權的本質。

中國大陸的疫情，目前正方興未艾，3月底先是華南地區的深圳、東莞，4月則是上海封城，疫情持續輻射向外擴散，連周邊的昆山、蘇州都受影響，目前全國有45個城市封城，受影響人數多達3.75億，約占中國大陸四分之一人口，連政治中心的北京，也開始嚴陣以待。

對全球經濟來說，長三角的疫情封城，供應鏈衝擊尤其大，中國大陸經濟主要以上海為樞紐，蘋果公司大約有一半的供應商是在上海、蘇州或昆山附近，封城將使汽車製造商、電子和消費產品公司，面臨產能延誤和提高成本。

在此期間，在大陸的外國商會代表曾致函國務院，並向商務部長請願：清零防疫措施，正在扼殺經濟，呼籲調整。大陸的防疫政策「動態清零」，就是封城，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只要發現一個病例，地方政府就要先封鎖某一區域，不准人員外出，不准消費開工，進行大規模檢測，藉此找出社區中的感染者，然後再將他們送往隔離。

這種政策過去兩年可以成功，因為病毒傳播力不強，但現在遇上傳播力超強的Omicron，清零政策的效果有限。上海3月28日起封城，超過一個月，雖然這幾日病例數字，從2萬多降至5千，但是經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國務院一直要求地方當局平衡抗疫措施與經濟成長，並向上海派出工作組，確保重點企業和供應鏈復工復產，但習近平一直沒有改變清零立場，強調「堅持就是勝利」，地方官員急於表忠，生怕疫情爆發，讓他們丟了烏紗帽。

動態清零也使得經濟萎縮，大陸國家統計局30日公布，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7.4，較3月下降2.1，非製造業PMI也下滑6.5，降至41.9。這兩項指數連續兩個月都在50以下，顯示經濟正在下滑。

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的目標是5.5%，去年第4季僅4%，今年第1季也不過4.8%，再加上長三角地區嚴苛的「動態清零」衝擊經濟活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下修經濟成長率至4.4%，甚至有分析師預測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左右，比目標減少了2個百分點以上，這足以讓中共領導人擔心，因為10月底就是中共20大，是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關鍵時刻。

中共中央於是在4月底連續開了四場高層會議，一連串政策出台，就是希望能夠挽救經濟頹勢。首先是全面加強基礎建設，初估地方提出的投資計畫高達14.8兆人民幣，這是美國國會去年批准的基礎建設計畫新增支出的兩倍多。

2008年溫家寶4兆刺激景氣方案，導致嚴重的後遺症，北京當局並不是沒有記取教訓，但是疫情之後，民間投資和消費都大減，重回政府基建老路，顯然是迫不得已。

政治局會議之後又出台了支持各地房地產政策，並提出支持平台經濟發展的措施。根據《南華早報》報導，為了落實推動互聯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相關部門將邀請科技大咖舉行座談會，目前阿里巴巴、騰訊、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美團等創新科技業者都受到邀請，要求它們出面協助挽救陷入困境的經濟，並保證政府不會再突然整改或處以意外罰款。去年的共同富裕強迫捐款，好像已經煙消雲散。

然而矛盾的是，既要促進經濟成長，在政治局會議中卻還是要「堅持動態清零」，「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兩個最大，話說得漂亮，怎麼做卻是問題。

習近平目前面臨兩難，一方面要確保經濟穩定成長，因為這對他今秋連任第三屆總書記至關重要，但是另一方面，習近平所堅持的清零封城政策，是扼殺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這卻是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的。

有關領土主權與國家繼承，都與國家要素息息相關，目前國際社會有關國家要素，遵守的是一九三三年美國與十八個中南美國家簽定的蒙特維德公約（簡稱「蒙約」）。其第一條界定國家要素包括有具體範圍的政府、領土、常住的人口，與對外往來能力。第三條指出外交承認並非界定某政治實體是否具有國家資格的要素。本文擬參考「蒙約」，並由近代條約有關台灣與香港主權的界定來彰顯領土主權與國家繼承兩概念，也將討論當前國家領導團隊有關人民主權的說法。

一、領土主權與國家繼承

就國家要素而言，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香港都有常住人口，也深具非外交承認的對外往來能力，但香港沒有自己的政府來行使領土主權。有人會問香港九七回歸，為何未回歸中華民國，而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在英國殖民前原屬廣東，在一九四九前後的國家繼承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金門、馬祖以外的中國大陸，而中華民國持續保有金馬。

香港島與九龍司與台澎在清代條約中均有過領土主權割讓。但因香港領土最主要的新界有九十九年租借之約定，在清朝政府讓渡完全主權給英國九十九年期滿時，英國將整個香港一起移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不斷加強廣、澳、港的聯通，其所行使的領土主權，就像一八九五年依馬關條約台灣割日後，日本透過關稅設計使台灣的茶與樟腦出口到美國的轉口港逐漸由神戶取代廈門或香港一樣，其他國家無得干涉。日本對台灣的完全主權則依「金約」與「北約」轉移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依照「蒙約」，一九五二年仍持有金馬的中華民國仍具國家資格。而因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金約」生效，日本恢復國家主權，中華民國由其繼承台澎等主權，是日本國家主權的部分繼承，一如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台澎時，對中國主權進行了部分繼承。

二、人民主權

在「蒙約」之中與人民相關的國家要素是常住人口。但就「蒙約」看來，人民主權並非國際法界定的國家要素。香港沒得透過公投決定前途，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民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人民主權仍為世界上的重要國家，皆為明證。

當前中華民國的國家領導團隊中，有人說，國家一直有主權，但未交代其主權基礎為何；有人說要到人民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人民主權誕生，國家主權方始確立，後者又將此說成是「有效自決」。此一說法應該源於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但相對很多亞洲非洲國家的「有效自決」，在一九四五年前後，台灣人民並沒有。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發展有來自人民抗爭的部分，但更有人民與政府合作開創的部分。真正界定台灣領土主權的一九五二年的「北約」，其簽訂背後有台灣的戰略地位、政府的軍政能力與人民的良好素質等因素，值得全民共同珍惜。

由於確診攀升，第一線單位超過負荷，教育部在四月廿八日發文請學校配合「重點疫調」及協助匡列密切接觸者，配合建立「COVID-19學生防疫單」相關資料，當接獲有學生或教職員工確診時，於知悉確診個案廿四小時內，協助匡列「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並製作「密切接觸者名冊」送交衛生局。五月開始國小也會進行六至十一歲兒童疫苗校園集中接種。

因此，學校接手通報、疫調、居隔通知書、快篩試劑的發放，和規畫兒童疫苗接種的第一級防疫工作，人力吃緊不在話下。防疫長廿四小時待命校內師生疫情變化；班上如有學童確診，導師就要負責聯繫回報填寫表格造冊，業務處室彙整確診班級訊息並回報各級單位，還有接不完的家長詢問停課復課電話。當然本職教學工作，備課、授課及命題，也刻不容緩的必須承擔，家庭事務就先放開吧。

非常時期，學校單位配合執行，但仍懇請中央是否能在防疫順利開展的前提下，對於學校現場執行防疫工作的夥伴給予最大的關懷，無論是核撥代課補助或是加班費用，甚至簡化通報、疫調的流程，以數位通報、自主通報的做法減輕負荷，以激勵第一線學校同仁參與的熱情。

從最初的清零到現在的共存概念，全世界都在尋找一條對人類最有利的方向。黎明前的黑暗，最黑，但是衝破黑暗後的黎明，一定最美。未來台灣防疫史上，學校會以參與防疫國家隊而自豪，會以捍衛學生健康安全而欣慰。

筆者從事偏鄉研究超過十年，觀察到原偏鄉並不缺乏有形資源，而是受困於三大「先天不足」：企業家精神不足、工作機會不足與運輸微血管不足。原偏鄉因為缺乏第二部門（企業組織）願意有計畫地投入於地方產業的推動，只見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投放許多短期方案與救濟陪伴；第一部門（政府單位）雖每年編列大量的計畫預算，但因官僚體系造成跨部會資源無法整合，預算執行結果常是「手術成功，病人死亡」，面臨周而復始的治標不治本。

筆者二○一八年開始嘗試在台中梨山部落和新北烏來部落二個原鄉，整合中央政府衛福部的長照2.0預算、科技部的研發經費、教育部的ＵＳＲ資源、企業的ＣＳＲ資源、非營利組織的愛心和逢甲大學的師生力量，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置偏鄉Uber—小驢行預約媒合平台，聘用在地原住民從事接送任務，推動「一台車養活一家人，服務整個社區需求」的微血管運輸倡議，希望能用富人性化的資訊平台調度在地車輛與司機，來打通原偏鄉「人進物出」的任督二脈。

過去四年以來，這項「小驢行．接送情」的社會倡議，已獲得全台灣約一千萬人口的六個縣市政府支持，透過建置交通預約系統，整合地方政府不同業務目的之車輛，從事長者就醫、身障就業、兒童就學、民眾就養等多重目的的出行。目前也正積極推動「車不休息、人休息」共享模式，於周六日或連續假期將車子投放於載貨物流或地方小旅行。目前小驢行已成功媒合超過一百萬趟次的長者就醫和原偏鄉出行接送。

同時，也因為地方政府的成功經驗，如今這個社會實驗也於過去二年間接帶動了交通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的修法，讓民間白牌車合法經營偏鄉客運服務，增加參與偏鄉公共運輸服務彈性；同時也鬆綁了偏鄉汽車客運、計程車與自用車除了載人以外，也可同時提供貨運服務的限制。終於讓制度法規可以符合原偏鄉的特殊需求。

去年大疫當道，新北市政府更徵召小驢行調度平台和長照專車，推動「微光抗疫」確診者專車接送，完成約四千四百趟次的確診者安心返家服務。

展望未來，與病毒共處將成為新常態，筆者也正構思如何結合社會各方資源，放大微光力量—號召一三四家企業，支持一三四位原偏鄉民眾返鄉，協助融資取得一三四台車輛，培力成為照顧服務員司機，返回家鄉守護老幼窮。用微光１３４行動，帶動人口回流。（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美國不諱言，支持烏克蘭的最終目的是要利用他來消耗俄國的軍力。戰事未如普亭設想的速戰速決，加上歐美聯手給予經濟制裁，俄國的國力大傷；中國將會崛起，憑藉其經濟實力及軍事後盾，成為歐美之外的盟主，與美國分庭抗禮，甚至隱隱有凌駕其上的姿態。

三月拜登邀請東協各國領導人在華盛頓召開高峰會談，主要基調在抗中。只有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親自去了，算是給東道主一個面子。不過他提到，不贊同美國將俄烏戰爭包裝為民主對抗極權的聖戰。他也呼籲要增加中國在ＩＭＦ、世界銀行、亞洲銀行等國際體系的分量、參與力及影響力。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超出英美日等國家。他同時建議美中不應脫鉤。因為中國是美國和東協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很多美國企業的製造基地，一旦雙方斷鏈，巨大的經濟成本將會使美國受傷。

美國拉攏東協，除在政治、外交及軍事方面布局外，更提出將啟動「印太經濟架構」，以抗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及ＲＣＥＰ在當地的積極深耕，但東協各國領袖似乎不願捲入美中的抗衡。就以在「印太經濟架構」及「四方安全會議」中占重要地位的印度來說，俄烏戰爭期間立場曖昧，既不和歐美同步譴責莫斯科，又趁機搶便宜向俄羅斯購買石油和軍武。而最近中印外長會面後，雙方似乎建立了初步的關係。印度的態度是否會造成美國印太戰略的裂痕，令人玩味。五月中旬美國將再度召開東協領袖會議，各國的態度及參與度更值得留意。

美國啟動「印太經濟架構」的目的就是要各國選邊站，東協各國雖與美保持友善，但未忽視中國。二○二一年中國與東協貿易額已逾八千億美元，為了國家利益，諸國均游走於兩強相爭之中，既不想成為美國博弈的棋子，更期待能左右逢源，漁翁得利。台灣有兩岸關係的變數及貿易依存度的壓力，怎麼能不更加小心謹慎呢？

很多人說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確實兩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次戰爭也給了台灣一堂寶貴的課程；美國未出兵援助盟友，讓我們看見國際關係的現實及殘酷；烏克蘭烽火連天、斷垣殘壁，民眾驚恐悲泣、流離失所的畫面，更讓我們體認到避戰的重要。身處美中競爭核心，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安全策略，不要輕易地選邊站，製造兩岸緊張局勢。畢竟維護家園基業，追求和平共存，在地緣政治風險中，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才是愛台灣最好的方式。

就考場安排來說，原本技測中心公告，確診考生不得應考，改以外加名額補救；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須獲衛生單位通報，始得安排隔離試場。然因疫情蔓延過快，技測中心放寬標準，考生快篩陽性和密切接觸者被匡列可至隔離試場應考。技測中心彈性處置，雖可減輕考生壓力，然規畫不夠縝密，隔離試場查詢系統出現不少誤植狀況，反造成考生困擾。

以台中區考場為例，由於隔離考生驟增，臨時加開一所大學集中隔離考生應試，並於周五下午開放考生上網查詢。本校一班隔離考生，一位仍在原來考場，一位卻查不到資料，另一位則排至中壢，經反映後雖做修正，卻也影響考生情緒。而該班確診的考生竟還查到應試考場，鄰近友校主任反映亦有類此烏龍情事，確診學生一旦應考，恐將成為防疫破口，怎不令人膽顫心驚？隔離考生試場安排亦為整體防疫一環，必須百分之百正確，不容任何疏漏。

休息區規畫多數安排一般教室，部分集中在大禮堂，教室通風相對較好，應為防疫最佳選擇；將休息區設於禮堂，考生比鄰而坐，反而讓人捏把冷汗。考生中午用餐處，技測中心並未統一，交由試場學校決定，有的要求在考場用餐，有的允許在休息區，衍生一試多制亂象。大學學測規範嚴謹，全國考生一體遵行，四技統測相對鬆散，不論休息區設置或中午用餐地點，各考場應統一規範，一則落實防疫需求，再則避免不公爭議。

統測驚險落幕，疫情卻未稍歇，國中會考旋即到來，考生將近統測三倍，試務工作挑戰更大。統測亂象殷鑑不遠，當局必須超前部署，訂定縝密防疫規範，完善各項配套，別讓考生惴慄難安。

經濟學家是這麼解釋的：自由貿易會創造財富，但財富會向掌控貿易資源的人集中。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其著作中認為，中國毀掉鄭和寶船旨在扼殺自由貿易。朝廷擔心因對外貿易而崛起的新富商階層會威脅它的權力。特別是當時的明朝，嚴重通膨使得清廉官員難以糊口，買官賣官盛行。為了鞏固權力，明朝皇帝寧願把全球最強大的艦隊自己放把火燒掉。

從此西風壓倒了東風四百年。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和市場經濟，民間生產力得到釋放。只四十年時間，就孕育了許多國際級的民營企業。

但是，自二○二○年以來，中國開始「國進民退」地管控民營企業。如螞蟻金服的上市一夜喊停。根據中研院的經濟院士謝長泰等人的研究，如果中國的資金和人才能像美國般自由地追求效益的話，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力還可以提高三成以上。然擁有中國資金總量七成的四大國有銀行，八成以上資金都貸給了國有企業。

螞蟻金服利用財務工程將國有銀行的存款，依據大數據而非抵押品轉貸給普羅大眾。馬雲是在幫助把中國寶貴的資金資源從效益較低的國營企業轉到效益較高的民營企業，儘管風險較大，應更有利經濟民生，結果被獵巫。也許，中共不希望掌控資金的大權旁落，特別是旁落有外資控股的民企手中？在這ＡＩ時代，生產要素除了人才和資金，還包括數據。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數據平台 （騰訊、阿里、滴滴、美團等）也被「整頓」的原因。另外，香港占中時，許多年輕學生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或間接讓新東方瀕於倒閉。中國政府似乎是想將中小學的教育和教師全然收歸國有，免得愛國教育受到私營資本的染指。

難不成，中國想再次摧毀自己的寶船？軍工複合體發展成艾森豪口中的「怪獸」，深深影響美國政府決策。美國最富有的一％掌握了全國四成財富。中國推行「共富」和「國進民退」，也許只是出於防制這些資本無序擴張後的弊病。然而，上海封城還真可能多少產生這種效應。

這世界有二大泡沫，一個是美國的股市和債市。另一個泡沫是中國的房市，中國房產總市值已高達美國的二倍。美國對中發起貿易戰，要把「世界工廠」從中國搬到印度和越南，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把中國弄得失業連連後，引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故中國希望其房市能軟著陸，免得步日本房市泡沫後失落卅年的後塵。但不斷封城，中國不怕房市硬著陸嗎？

上海、新加坡和香港，在防疫上有一個關鍵的差異：新加坡全用ＢＮＴ，上海全用滅活，而香港約各用一半。其結果是新加坡已然開放，上海封城，而香港半封城。上海是中國經濟的旗艦。批准高效疫苗就能解決的問題，何苦先封自己的旗艦？

這陣子以來，各縣市政府陸續公布了今年教師聯合甄試的考試簡章，對於新課綱下新時代教師，相信大家都有相當高的期待。然而，當筆者看到花蓮縣政府公告的教師甄試簡章時，只能用「瞠目結舌」來形容。從國小到高中，各級學校的教師甄試都要考英語科，而且英文科的比重都高得不合理，而國高中大多數科目教師甄試更取消了該科專業的考試，只需要考英文及教育知能。

舉例來說，化學老師的甄選不用考化學、數學老師的甄選不用考數學，甚至連國文老師的甄選也不用考國文，大家都跟英文老師考一樣的英文試卷！除此之外，教師甄試的口試科目「完全都是用英語口說」！試想，有多少教學能力優良的教師，有可能只因為英語口說能力相對弱勢，所以無法在學校任教？又有多少其實教學能力不足、缺乏該學科專業知識，卻因為英文能力很好而高分錄取，成為人師？

不是說英語能力不重要，只是把英語凌駕在教育專業、科目專業之上，完全忽略一位教師教育能力、輔導能力、班級經營、親師經營、文書處理能力的重要性。罷黜百家，獨尊雙語，矮化教師的專業能力，犧牲學生受教權益，完全是政府看不起教育的最壞示範！

在這樣教師甄選的條件之下，可以保證未來學校老師英語能力一定不弱，但是各科老師是否具有該科專業就是未知數了。面對有可能缺乏專業能力的教師，學生仍舊是最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