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幫他算一下：王國材租了二五五輛遊覽車充當「類火車」，預計替代鐵路疏運二﹒八萬人；但一天下來，共只載運四二三九人，平均每輛車僅十六名乘客。就總目標而論，當天的疏運數量，僅達到王國材原訂人數的一成五。這麼低的達成率，就能讓王國材如此自我感覺良好，也不容易。

當然，也算他運氣好。五一火車停駛，本來估計將出現卅五﹒八萬的量能缺口，高鐵及公路客運加班可能紓解了部分人潮；最後王國材想要解決的二﹒八萬人，僅來了五千人。但王國材真正該感謝的，可能是爆發式疫情的「及時雨」，讓連假期間想要出遊的人興致大減。還有南橫當天開通，吸引車潮在沿線塞爆，讓人忘了台鐵的哀愁。

王國材最該得意的，是「類火車」一詞的發明，把蔡政府的「類決策」創意發揚光大到極致，使陳時中的「校正回歸」相形見絀。接下來，王國材要煩惱的，是台鐵會不會在端午節和十一月底投票日發動奇襲。屆時，「類火車」還靈不靈，才會見真章。

以快篩試劑的分配為例，新北市的每日確診人數，約占全台的三成五到四成之間，台北市則為兩成五。亦即，雙北加起來，占了全國過半的疫情；這兩個都會的醫療物資用量和醫療量能的吃緊程度，不難想見。然而，指揮中心的快篩試劑分配卻是採「平均主義」，每個縣市先發十萬劑。這對其他縣市或許不成問題，但對新北而言，卻僅夠一天半的用量，全體市民都買到得等一個月。這種牛步，如何抗疫？不僅如此，指揮中心還另闢管道讓民進黨執政縣市可自行購得更多試劑，因此，高雄、桃園、台南等地皆稱試劑充裕無虞。為何政府嘴上呼籲全民「齊心抗疫」，做起事來卻是兩套標準，把雙北市民當成次等公民？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近來台灣的景象正是如此。人們看到，許多醫療院所的急診處被快篩人潮淹沒，有些幼兒或老人就在等待的隊伍中不支倒下，護理師悲苦泣訴一人要顧四十床患者，大學則讓確診學生隔離在會議室的簡陋帳篷裡。如果不是指揮中心誤判疫情，情況怎麼會失控至此？更可笑的是，指揮中心那天還秀出「平均數」，稱全台可售的快篩試劑，有七成仍未售出。依其邏輯，買不到試劑的雙北市民，難道要開車去南投或屏東購買？

截至目前為止，全台Omicron的確診者已多達十二萬人，儘管其中九十九﹒七％皆為輕症，但中重症患者也有數百人。然而，指揮中心對相關藥物的發放規定極為嚴格，甚至一直掌控在自己手裡，遲未發至醫院診所。例如，指揮中心規定，只有「重症」患者，才能發給輝瑞的口服藥物Paxlovid。但是，如果不對「中症」患者給予積極治療，不怕他們惡化成為重症嗎？如此嚴重的用藥限制，有必要嗎？

以五月一日的情況為例，全台已有六千多名長者確診，但口服抗病毒藥物僅開出八百多份，醫界質疑用藥太不成比例。陳時中辯稱，輝瑞到貨已卅七萬份，只用了六百多份；默沙東進貨五千份，只用了兩百多份。病人那麼多，而藥用得那麼少，說穿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指揮中心訂出的用藥準則太不合理，二是這些藥物根本尚未發送到醫療院所。以台北市為例，確診人數已超過三萬，但獲配的口服藥物卻不到兩千份。大疫臨頭，就連首都市民都還遭到這樣的對待；如此缺乏效率的指揮官，陳時中要怎麼選台北市長？

兩年多來享受慣「順時中」的官威，陳時中或許已忘了要如何誠實面對現實，忘了要如何服務人民。以美國為例，它的疫情控制成效雖不是特別值得稱許，但其便民精神卻值得陳時中參考。美國推出的「一站式」防疫服務，民眾到相關指定藥局即可進行快篩；若是陽性，藥局會開出五天Paxlovid藥量讓民眾回家服用，不需隔離，也不必付費，全由聯邦政府埋單。

當陳時中還在斤斤計較試劑和人工篩檢成本，還在限制哪些病人才能取得用藥，還在偏心地對待藍綠縣市，對外界的建言愛理不睬；迎接他的，將只有狂飆的疫情。想帶台灣平安走出疫情，先改變心態吧！

2023年起全球136個國家將實施最低稅負制（Global Minimum Tax, GMT），此一史上規模最大的租稅改革，對跨國企業營運有重大影響，尤其是過去利用避稅天堂或低稅率政策吸引外人投資國家或節稅的企業，勢必要調整其政策及投資策略。

這項租稅改革源於全球化腳步擴展，有愈來愈多的跨國企業透過低稅率國家將其利潤轉移，規避母國支付較高稅額。如同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所稱，此一改革將結束過去30年來競相壓低企業稅的競賽，同時也讓目前因疫情陷入債務窘境的各國政府，得以透過稅收的增加而應對危機。

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全球約有400家企業的租稅稅率平均值在8%左右，未來將受到全球最低稅負制影響，涵蓋領域包括網路、直銷、科技、娛樂、餐旅業、金融及公用事業等都可能受衝擊，尤其透過開曼群島、百慕達等地區的美國、台灣、日本公司可能首當其衝。因此，瞭解新制度並研擬應對策略，已是台灣的當務之急。

雖然台灣並非OECD成員國，但現行台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已規定類似精神的最低稅負制，即我國企業若營利事業所得額超過50萬元，須適用最低稅率徵收率12%~15%，只要企業營所稅額低於最低稅負，則需補繳差額，等於是台版的企業最低稅負制。目前全球企業最低有效稅率為15%，台灣所得稅基本稅額徵收率為12%，若調整到15%，可無需修法，經政院通過後即可在2023年調整上路。依據財政部書面報告，全球最低稅負制門檻為全球營收超過7.5億歐元（約新台幣240億元），從跨國企業2019年繳交的國別報告家數估算，約有160家台灣跨國企業及259家在台營運的外資企業符合門檻，合計419家會受到影響。

目前包括美國、主要歐盟國家、中國大陸、新加坡，到英屬開曼群島等136國均同意實施企業最低稅負制，涵蓋了全球九成以上的GDP，可視為全球共識。因此，跨國企業不論母國在何處，都難以置身於外。就台灣而言，2019年3月才脫離歐盟避稅觀察名單，為了避免再次被認列避稅天堂，國內稅制勢將持續與國際接軌。

面對即將上路的變革，最可能受到衝擊的台商現在就應開始調整因應，以求將衝擊降到最低。首先，台商應關注投資當地稅則發展對營運的影響，尤其未來一年內相關範本及文件都將陸續公布，跨國企業除了需要密切關注國內稅收規則和雙邊或多邊協議變化，也應觀察投資當地政府並評估全球稅收變化對其業務的潛在影響。

其次，台商在避稅天堂投資應重新考量效益，避免潛在稅務風險。以歐洲國家為例，英國企業稅率為19%，預計2023年會因應抗疫而增加至25%，相對愛爾蘭目前企業稅率僅12.5%，若GMT協議落實後，英國、愛爾蘭及歐洲等國家，對跨國公司的公司稅項採取GMT為15%的新稅率，此時透過避稅天堂的優惠租稅競爭將不復再見。因此，台商也應檢視境外公司在集團中的功能，評估調整可行性與稅負影響，以避免逐漸增加的法遵成本、潛在的稅務風險，將境外控股架構直接移至租稅協定網路完善國家，並在當地滿足最低實質營運。

最後，台商也應及早因應全球性移轉訂價查核潮，做好全球稅務管理策略。隨著GMT制度上路，各國必然會加強「常規交易」範圍所得，預計將促使各國發動新一波的移轉訂價查核風潮。因此，未來配合各國對於移轉訂價的查核勢將雷厲風行實施，台商應即時建立相關文件，以利著手盤點目前所在營運區域的有效稅率，以及各地子公司的利潤與其功能、風險是否相符，並及早進行調整。

吾人同意雙語遠大目標，但不該只是讓教育界責任一肩扛；甚至連大學國文教師都要能以英語授課（如師大國文系最快一一一學年起開出全英語授課課程）。如此不顧一切，以霸王硬上弓方式硬將英語教學「塞填」進非英、美外語專業的師資陣營，不僅畫虎不成反類犬，可以想見未來將有更多「躺平族」，因為如此毫無章法的教育制度將摧毀教育學者的認知、理念與熱誠，也令多數對外語學習沒天分或沒興趣的學子，不知何去何從。

學習英語固然重要，但身為大學第二外語教師的我，常在班上看到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學生對主修外語的茫然，不是迫於「無奈」，便是溺於「天真」，主因是沒其他興趣可選，或是認為學外語最容易交到外國朋友（甚至有學生說出「學外語是因為想嫁給外國人」等令人瞠目結舌之語）。歸其因，教育政策「一頭熱」的誤導令師生皆迷失了方向。

「外語學習」應看成與其他如音樂、藝術、科學、醫學、工程等同樣需要下功夫培養的興趣或專業領域。身為「國家之長」者應體認：鐘鼎山林，各有天性；應任「主人翁」自由選擇、學習並發揮所長；自幼童至大學學子皆然，否則便是揠苗助長。

吾人以為應由上而下；首先，政府應願當「領頭羊」，先從政府各級階層率先做起，積極改進菜英文，當政府官員與立委答詢時都可以英語對談時，報章雜誌、電視、網路自然會隨之提升雙語層級與國際觀，國民進而耳濡目染，雙語國家的目標才有可能水到渠成。

即便高雄確診人數比不上疫情爆炸的北台灣，單從ＰＣＲ檢測延宕情況，可想而知全台醫療量能多吃緊；然而當雙北市長急向中央喊話快篩陽性等同確診，指揮官卻只慢條斯理回應「時機未到」，或「新措施方向已確定，只剩學者專家開會後即可上路」。這種慢郎中態度，讓人錯愕。

日前新北市一名幼童到院，因為等候前面五十多名快篩陽性病人，一小時後輪到看診時已變重症。倘若疫檢與就醫流程仍死硬不改，可預見未來篩陽及輕症吃掉醫護人力，中重症者卻得不到妥善醫療的狀況將成日常，指揮官陳時中也不諱言疫情的高峰期未至，為何不及早因應？

首先，應促使業者依商業管理法規辦理登記，以核實經營者與業者確為責任保險契約的主體，不應放任業者以非法人方式經營。其次，水域活動主管機關應協同行政院消保會擬定定型化契約範本，或敘明服務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供經營業者與民眾參考。

另外，主管機關可著手建立業者服務與營運能力的評鑑制度，透過外部品質控管，建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服務品質。

自然因素的不確定性，往往危及水域活動安全性，主管機關如能定期因地制宜辦理教育或講習訓練，輔以評鑑制度查核，協助經營業者提升服務品質與強化營運管理能力，不單靠責任保險賠償與順位作為管理業者措施，更可提升業者帶給消費者安全與難忘體驗的信任值。

二一年七月，歐盟宣布「適合五五」一攬子計畫，其中包括歐盟將以ＥＴＳ的拍賣價格為參考，對涉及的進口產品徵收碳排放費用，稱為碳邊境調整機制（ＣＢＡＭ）。ＣＢＡＭ最初將使用於碳洩漏風險較大的五個排放密集型行業的進口，包括水泥、鋼鐵、鋁、化肥和電力等。

預計從二三年開始，歐盟將要求進口商報告上述產品的碳排放量，並建立監測、報告和驗證系統，以了解產品之完整碳足跡。ＣＢＡＭ決定將於二六年全面實施，屆時這些產品的歐盟進口商將需要獲得ＣＢＡＭ當局的授權，並需購買與在歐盟生產貨物所支付的碳價格相對應的碳證書。

ＣＢＡＭ會給進口商帶來沉重的負擔。當歐盟ＥＴＳ逐步取消免費配額，並實施更嚴格的排放上限時，ＣＢＡＭ證書（與ＥＴＳ掛鉤）的價格就會大幅上漲。此外，ＣＢＡＭ涵蓋的商品可能會擴大到歐盟進口的製成品和運輸服務，並可能將使用電力的間接排放包括在計算中。再者，實施測量、報告和驗證嵌入式排放（Embedded Emissions）所帶來的技術和行政管理費用將非常高。

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在二一年四月氣候變遷基礎四國會議結束時正式表達了對ＣＢＡＭ的強烈反對，認為應對氣候變遷的任何措施都必須符合多邊貿易規則，不得對國際貿易施加任意限制，形成新的貿易壁壘。俄羅斯亦反對，同時澳洲也認為，歐盟正在將其內部標準和國內碳稅強加於世界其他地區，明顯歧視澳洲等國家。

ＣＢＡＭ也可能與聯合國氣候公約關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衝突。因為ＣＢＡＭ將歐盟ＥＴＳ作為所有國家對歐盟出口的共同基準，任何國家都可能因為沒有實施像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那樣嚴格的氣候政策而受到懲罰。歐盟明顯期望採用碳定價來展現布魯塞爾效應（Brussels effect），也就是歐盟企圖單方面規範全球碳市場的碳定價制度。

但是全球經濟遭受新冠疫情、俄烏戰事等地緣政治影響，全球貿易體系已經非常脆弱，歐盟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飆漲之際推動ＣＢＡＭ，儘管有維護環境之理由，但勢必引發ＷＴＯ訴訟，甚至遭受各出口國之抵制報復，前途充滿國際複雜性挑戰。ＣＢＡＭ之實施將再度掀起貿易大國之氣候博弈。（作者為退休教授）

蔡英文政府編列了上兆的防疫預算，請問做了哪些超前部署？口罩不足要人民排隊配給；疫苗不夠要像乞丐一樣找人捐贈；快篩缺貨才要緊急進口，叫你乖乖排隊來買還不能嫌貴；新冠藥物存貨不夠，所以用於病人只能從嚴審核；檢測量能不足，所以只能讓民眾擠爆急診室；高官無能，所以只能累壞基層醫護，讓一個小孩無助地在急診室外排長隊最後不治死亡。

這是典型的「官僚殺人，冷血政府」！面對疫情突然升高，蔡政府在毫無準備，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只能選擇全面棄守，卻還不忘忙著創造新名詞，什麼「類普篩」、「類清零」、「微解封」、「新台灣模式」，表面上很有創意，撩得那些覺青跟側翼網軍高潮不斷，結果非但未解決問題，反讓人民活在驚慌恐懼當中。這種種美麗話術的背後，代表的就是一個腐敗、貪婪、投機的超級無能政府。

最可笑的是，這個政府還不允許人民拿事實來打臉自己的無能，動輒以「假新聞」來威脅恐嚇那些拿外國的快篩價格來質疑台灣的「溢價快篩」與貴到離譜的「ＰＣＲ檢測」。殊不知自己才是假新聞的最大來源，成天只會自我美化與自欺欺人，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國家治理，你能期待它真的可以為人民解決什麼問題呢？

造成這一波疫情完全失控的最大元凶，就是主事者好高騖遠與漫不經心的心態。當看著世界逐步地解封的時候，這群官僚滿心以為自己也可以跟國際接軌，於是大開門戶，殊不知其他國家在準備解封時就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而自己卻以管窺天，以為一切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自己只是附贅懸疣之徒。

以美國為例，當美國決定放棄隔離政策，全面開放時，政府已提供人民足夠的免費快篩劑，而且在各處部署了免費的ＰＣＲ檢測站，更重要的是確保醫療量能可應付民眾的需求。反觀蔡政府，在疫情當中處處與民斂財，挖人民的荷包，還被質疑圖利特定廠商，大發國難財。任何人稍有質疑，便被打成中共同路人，一些網軍還會叫你滾回中國。

我記得以前在修習臨床心理學時，授課老師有提到，當一個人完全不在乎被取笑的時候，是最危險的。現在的政府，也到了一個「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的地步了！當交通部長王國材提出「類火車」的新創名詞時，大家本以為只是玩笑話，結果偌大的布條拉起來，片刻之間台灣竟然真的到處都是「類火車」了！

這個政府瘋起來，果然是什麼都可以類的！台灣老百姓此刻怎麼好像是活在鐵幕之中呢？

如果等待配給領口罩讓你無感，排隊買比別人貴的快篩（還是花你的納稅錢買來賣給你的）也讓你甘之如飴，那麼恭喜你，你畢竟是死忠的，對那一個等在急診室外無助死去的小孩，我自然也不會期待你會有一絲一毫的感覺了！

之前因為沒有科學依據，這樣的說法僅能稱為一種哲學性的臆測。但晚近微生物與遺傳學的研究，卻悄悄揭開病毒之間「說悄悄話」的「隱密社交」世界，發現至少一部分的病毒顯示他們在侵入人體（或其他宿主）是有目的、有策略的。

目的就是讓他們在世界上確保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而其策略就是一開始時，為了建立在這世界的灘頭堡，通常會先大開殺戒，以宿主的生命為代價，複製到一定的數量。但當發展到一定數量之後，就會開始「審時度勢」，決定是否應該適可而止。這時，親代的病毒就會釋出含有類似人類簡訊的小分子蛋白，告知其子代應該繼續活躍，或暫時潛伏。有些病毒並且會與其「同儕」「討論」何時應該對宿主發動攻擊，何時可以放過宿主一馬。他們必要時還會藉由互相結合重組基因，以便突破宿主免疫系統的防線。

人類早就觀察到動物也呈現似乎有意識的群體行為，以強化該族群的存活機會，例如鯨魚在大海中會以特殊的聲音互相聯繫，保持一個家族前進隊形的完整與安全；小型魚類當意識到有強敵入侵時也會改變隊形，形成一團球狀，以困惑獵食者的視野，增加群體活存的機會。

病毒雖被歸類為「介乎有生命與無生命之間」的東西，說他們有意識可能讓人覺得突兀，但這些研究因為是發表在像《自然》這樣的頂級科學期刊上面，應該不會是荒誕的怪力亂神。對科學家來講，如果能揭開病毒活躍或潛伏的機轉，就等於發現絕對有效的抗病毒藥物。這些研究發現也可以解釋為何有人已感染卻無症狀，有人雖然打足三劑疫苗卻還是被突破感染。

這樣的研究揭示了一個大自然的道理：萬物都有其一定的意識，也都想要立足於這個世界上。人類應該思考如何與物種和平共存，而非以為自己是這個地球的獨占者，凡是不利於人類的都想要全數殲滅。

這樣的研究也為「清零」或「共存」提供一個生態學的思考基礎。其實，經濟學「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最適法則，早就提供了答案：就像撲滅蟑螂老鼠那樣，要知道適可而止：當繼續做下去所產生的利益已經抵不過所產生的不利益時，就應該停止。堅持「清零」不符合生態學的原理，也是資源配置的錯誤。

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及綠能政策上不遺餘力，但在有限的國土面積及地理環境下，發展太陽能電力實屬不易。因此政府鼓勵公私立學校、工廠、辦公大樓及民宅頂樓設置太陽能板。而在日照時數穩定、能有效提供太陽能的中南部，則鼓勵農地及魚塭投入太陽能發電。但現階段種電政策已面臨土地取得不易，農電共生未來恐成農電共爭之窘境。

台灣太陽能發電主要來源為雲嘉南一帶的各式太陽能發電廠，大多位於平原農地區。目前農地種植綠電分為「營農型」與「非營農型」。非營農型是電廠利用地層下陷、鹽化等不利耕種土地種植綠電；營農型則在現有農業生產用地種電，農地同時利用太陽能發電與農業生產，且農產要求為原產出之七成。然而非營農型土地取得有限，需在農委會公告可申請範圍內，經過土地變更後才可進行種電，但變更過程冗長又常遇到地方政府的卡關。相對的，營農地在農委會配合政府能源政策下，發展出「農電共生」、「畜電共生」、「漁電共生」的經營模式，即透過民間電廠跟農民租地或農民自行鋪設太陽能發電。

原先農委會提出「以農為主、綠能為輔」的營農理念，現在則出現「綠能為主、農業為輔」的景象。部分廠商為了種電破壞農地或魚塭，農地環境遭到改變或破壞後影響作物產出，不時也傳出農民與光電廠商間關係緊張，甚或出現到底是「漁電共生」還是「漁電共爭」之矛盾現象。

政府基於持續開發太陽能的政策，提出將魚塭面積價值充分利用及發揮，將太陽能板設置於魚塭之上，稱之「漁電共生」。期盼養殖業者與太陽能業者雙贏，魚塭既可發電且有漁獲產出。

但從實務現場得知，漁電共生困難重重。首先，光電廠商以高額租金取得漁塭承租權，使漁民無力繼續承租，傷害漁民權益。再者，廠商基於售電獲利為優先目標，將魚塭挖深以獲得更大的土地利用面積，導致養殖生態遭到改變，甚至可能使魚塭無法再使用。兩年多前，泛公營台鹽公司屬下台鹽綠能就是個爭議的案例。第三，漁電共生同樣依農電共生政策架構，要求漁獲達放養量七成，但漁獲比起農作物，更容易受氣候、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影響，該如何認定其為不可抗力事實？初始放養量又未見根據養殖品種及魚塭大小規範等模糊不清。第四，有些養殖戶違法使用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政府如無法有效管理，便可能無法繼續養殖，也將無法保障光電業者的長期投資？

原以養殖為主的魚塭，若淪為養殖為輔、種電為主的漁電共生發電廠，在漁電目標倒置下，原先「漁電共生」美意，恐將變成「漁電共爭」。漁電是否能夠或必要繼續共生？「漁電」在整體太陽能發電占比非常之小，共生之弊將大於利。因此，政府不宜在能源政策目標壓力下，犧牲漁業永續的環境及漁民權益；漁電要脫鉤，讓魚塭地專注於漁業養殖生產。若「漁電共生」的能源政策終需繼續推動，則光電建置作業應以輔導漁業養殖戶為優先、始為正道。

事實上，武器並無絕對的優劣，只有其是否適用的戰場。M113裝甲運兵車號稱戰場計程車，從越戰至今經過多次改裝，依然能發揮其作用。此次成為軍援物資應有以下考量：

一、輕巧靈活：M113雖然使用鋁合金打造，喪失一定防護力，但重量只有十一到十二噸重，相比T-72約四十六噸重、T-80也有四十噸以上的重量，M113較輕的特性可在泥濘不堪的烏克蘭戰場上，較不易陷入「泥將軍」的困境，更能發揮兵力快速移動的優勢。若搭配新型的履帶與油電混合引擎更能發揮省油的特性，相比俄軍在後勤補給上的困境，M113的優勢便凸顯出來。

二、訓練容易：相比其他較複雜的西方武器，M113只需要車長與駕駛二位成員便能操作，對於戰況迫在眉梢的烏軍而言，可在短時間內成為戰力。特別是過去烏克蘭部隊長期使用俄式裝備，能否在短時間將西方裝備立即上手，也是考量因素。因此M113或許可讓現在進行反擊的烏軍，具備一定的移動力，進行機動戰。

三、配合新科技的機動戰法：M113明顯不可能符合裝甲作戰的需求，即便經過改裝但依然是人員運送車，因此不可能直接與裝甲部隊正面交鋒。較可能的是運用其靈巧性攜帶單兵反裝甲飛彈進行機動作戰，以及結合目前美國所軍援的無人機，如彈簧刀或是鳳凰幽靈此類滯空彈藥（也有譯作遊蕩彈藥），由M113載運步兵前往戰場發射大量自殺無人機，再由後方的美洲獅無人機進行監偵，亦能有效發揮效益。

鄧小平說過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同樣在戰場上無論新舊，只要能發揮作用的就是好武器。雖說如此，但在各國軍援烏克蘭之下，依然不免發生裝備混雜，後勤混亂的問題。特別是在北約過去針對反恐轉型後，缺乏大規模兵力投送與整補能力，都導致在軍援上依然需要美國主導。而美國能在短時間內發揮作用，除了因地制宜的裝備外，經過多次戰火歷練的物流與後勤管理，更是未來值得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