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陳時中說了氣話。他說，自己本來就沒宣布要參選，當然就沒有「萌生退意」的問題。然而，這種「不進不退」或「欲進而不得」的情況，不免令人懷疑他在鬧情緒。原因是，指揮中心許多待決的工作都拖在那裡，沒人做決定。

最迫切的事項，像入境檢疫放寬為「三加四」後，回台旅客大增，早就超過了政府規定的每周二﹒五萬人上限。指揮中心原本說，人數限制會視情況動態調整；但現在卻卡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陳時中要參選時，就呼籲大家要趕緊回歸正常生活；但參選路一生變，他就說不能過度冒險，寧把國人卡在境外。

老實說，入境檢疫要不要放□居隔天數，確實不能魯莽，尤其許多國家正逢變種病毒作祟。至於入境人數總量訂得這麼低，就是莫名其妙的政策，什麼國家會故意把國民擋在境外，不讓他們回國？尤其，今年有選舉，許多久未歸國的人必須趕回來恢復戶籍；許多迫不及待出國旅遊的人，則生怕配額不足而回不了家。

陳時中如果選舉癮頭太大，就趕快走吧！別在欲去還留之間，耽誤人民回歸正常的渴望。

相隔十年，林智堅的兩次論文抄襲事件，前一次是在他擔任立委柯建銘助理的時代，後一次則是他出任新竹市長之後。兩次抄襲，情節都極為嚴重，雷同度高達五至八成；從任何學術論文審查的觀點看，這樣的論文都沒有過關的理由。林智堅在中華大學的論文抄襲，當時仍是籍籍無名之輩，倒也不難打混過去。但他當上新竹市長後，想用台大國發所碩士為自己鍍金，卻仍輕率用抄襲複製手法完成論文，未免太不愛惜羽毛。或者，他以為執政黨金童享有更多僥倖的空間？

面對抄襲指控，林智堅採取的是政治式的反擊。第一，揚言提告爆料者；第二，他出示中華大學教授的書面聲明及抄襲對象余正煌的論文「誌謝」，說明自己在兩案均有參與或提供協助；第三，由自己的台大指導教授陳明通代為發聲，說明是陳明通建議林智堅把民調資料借給余正煌使用，雖余正煌更早畢業，但林智堅較具「原創性」。

這些反擊，雖請出了兩所大學的教授發聲，但這些「人證」其實只是簡略的書面聲明，說服力極低，比較像是迫於人情而發。而鐵證如山的事實是，林智堅的兩篇論文完全禁不起逐章逐節的比較，通篇連段的抄襲，連錯字都照抄不誤，看不出他個人思考著墨的痕跡。這樣的論文能獲得碩士學位，除了學生行徑大膽荒誕，教授刻意放水更「功不可沒」。如此一來，將學術良知與教育本質置於何地？

更可議的是，陳明通的護短行徑，完全暴露了自己學術倫理的低落。第一，抄襲案是陳明通在台大國發所任教時發生的事，他卻利用自己國安局長的現職，由國安局發出澄清聲明，這是角色錯亂。第二，他為了袒護林智堅，卻暗指余正煌才是抄襲者，這豈非「毀人不倦」？試問，一個早一年畢業的人竟能去抄襲晚一年畢業者的論文，莫非坐了什麼時光機？第三，林智堅不過是提供了民調資料「素材」給余正煌，就有剽竊他人「成品」的資格嗎？第四，台大國發所那兩年出了兩名論文近似度八成的碩士，誰的資格應被取消？陳明通擔任兩人的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竟沒察覺論文如出一轍，自己也難辭其咎吧！

林智堅的雙論文風波，是台灣社會的一面照妖鏡。這面鏡子，一則映照政治人物喜歡用學位「鍍金」的虛榮，二則反射出大學喜歡結交權貴的醜態，不惜以碩博士學位輕許交心。其後果，只是讓這類學位愈發貶值，學術倫理則日趨下流。

十年間，一個人連續兩次碰到論文抄襲風波的機率有多高？林智堅也許不是絕無僅有，但以其兩案論文抄襲程度之高與手法之肆無忌憚，這兩起事件同時爆發，恐怕很難說是冤枉，更不可能以「舊案」一語輕輕帶過。尤其，國安局長陳明通拿著前後矛盾的說詞為他說項馳援，更只會增添外界的懷疑。

正當林智堅人生最璀璨的時刻，這兩起論文抄襲風暴，迅即將他打回原形。政治人物的光鮮，原來要踩過那麼多人的背脊，才能墊高自己。

問題是，上述聽似華麗的方案，並不能減少租屋黑市及房東寧空不租的問題，租屋制度不健全的現象，包括弱勢者「租不起」以及「租不到」等，也沒有獲得根本的解決，反而凸顯政府在租屋政策住宅政策及社會住宅跳票的事實。

從房客角度思考，擴大方案雖然有加成，但內政部的懶人包顯示，初入社會青年每月比舊案多480~600元；新婚家庭每月增加1,200元補貼，最需要補貼的經濟弱勢，每月也只增加2,000元而已。新方案只「擴大」一點點，難怪政府還要舉辦申請者「抽大獎」的活動，吸引青年和弱勢來捧場。

再就房東而言，雖然願出租給受租金補貼的弱勢者的公益出租人，房屋稅比照自住住家用稅率1.2%；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2□，以及綜合所得稅享有每屋每月租金收入最高1.5萬元之免稅。內政部的懶人包卻顯示，以台北市為例，公益出租人的總稅負，比一般出租的房東一年只省了2.8萬，只比舊制節省8,000元；高雄市的房東甚至一年只省3,000多元稅負。可見得擴大方案，一點都沒有擴大對房東的吸引力。

實際情形正好和內政部、財政部的天真想法相反。目前租屋黑市問題嚴重，九成的一般房東逃漏稅，比公益出租要繳稅更划算。也難怪，內政部的統計顯示，公益出租人申請適用租稅優惠，2020年房屋稅僅8.2萬戶，地價稅只有5.3萬戶，所得稅只有8.9萬戶，占實際出租的房東數連10%都不到。

內政部雖說申請補貼者不需在租屋處設戶籍，也不必房東同意，但申請房租補貼，應檢附載有出租人資料的租賃契約，讓房東擔心會被查稅受罰，自然會拒絕或排斥身心障礙、遊民、育有未成年子女、老人、特殊境遇家庭、災民等弱勢或青年，最後極可能害這些弱勢「租不到」。

而且申請辦法中還規定，稅捐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得向有關機關要求提示有關文件，租金補貼之機關（營建署）不得拒絕提供租金補貼之租賃契約資料。這豈不是更讓房東不想當公益出租人？反過來說，財政部最近「背書」說不追訴追繳公益出租人過去的逃漏稅行為，其實違反了租稅法定主義，稅捐稽徵法和相關稅法的規定，實不可取。

總之，擴大補貼方案對弱勢「租不起」並無實質助益，申請的戶數和補貼金額有限，效果不可能像政府說的那麼誇張。對出租人更有引蛇出洞之疑慮，反而讓房東「寧空不租」，房客「租不到」的問題惡化，租屋制度不健全的問題毫無改善，充其量只是放煙火一樣的華而不實。

內政部何不回到蔡英文2016年選前，承諾在不動產租賃專法中制訂「資訊登錄與揭露」的初衷，趕快建立「租賃強制登錄」制度？再輔以「誠實申報者，過往逃漏稅既往不咎」的「租稅大赦」及「吹哨子」的搭配措施，以及財政部積極「囤（空）房者重稅，出租輕稅」的持有稅制改革，紅蘿蔔和棍子並用，獎懲兼施，自能提高房東釋出空屋的誘因，增加房市或租屋市場的供給，都有助於房價和租金的穩定，讓民眾還有租得起的希望，租得起的民眾也能租得到，一勞永逸地解決租屋市場不健全的問題。

二戰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西方史學界向來的論述都是：希特勒就是大魔王，主戰場在歐洲、北非。日本是牛頭馬面，膽敢惹毛山姆大叔，所以太平洋這個次要戰場要從珍珠港事變說起。至於中國的抗戰？那只是碰巧與二戰時間重疊的區域性戰爭，不值一提。常看國家地理、探索與歷史等美國頻道的戰爭迷知道，二戰系列紀錄片完全不談中日戰爭。

這些年來，歐美史學界開始正視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對二戰的貢獻。除了哈佛學者陶涵、牛津教授米德與丹麥記者何銘生等人之外，美國學者法蘭克尤其值得留意。他前年問世的七百餘頁著作「人骨巨塔」（三部曲第一部）提出新史觀：太平洋戰爭始於盧溝橋而不是珍珠港，所以應該正名為亞太戰爭。這種觀點可以釐清很多難題，包括兩顆原子彈的道德爭議：不只免除美軍登陸日本本土時的慘重傷亡，也終結千千萬萬中國人蒙受的苦難！

法蘭克用前半部篇幅呈現中日戰爭的慘烈與肯定蔣介石的堅毅、勇氣與睿智，儘管錯誤決策在所難免。這本書在亞馬遜好評連連，在兩岸卻無人聞問：台灣這邊要感謝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與媚日史觀，大陸那邊則要怪罪作者的擇善固執：他直言中共與毛澤東消極抗日、乘機坐大，指出共軍唯一發起的百團大戰導致皇軍的殘酷三光政策。

八年抗戰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當年的中國落後貧窮，中央軍以外雜牌軍充斥。蔣介石卻憑著一己意志讓舉國上下奮戰到底。直到珍珠港事變的四年半間，中國幾乎獨自面對海陸霸權（今日的烏克蘭則得到源源不斷的歐美軍援），屢敗屢戰，難得打贏也是慘勝。日本的石油超過八成來自美國，如同法蘭克指出，後者形同殺害七百五十萬名中國人的幫凶。首都海岸失守，半壁江山淪陷，投降本是非戰之罪。第三共和法國是一等陸軍強權，面對納粹打了六天就準備屈服，中國當時已經鏖戰三年。重慶大轟炸高達二百餘次，個人危在旦夕，蔣還是堅信得道者多助，中國不會永遠孤軍苦戰。

假使中國早已投降，日本就沒必要偷襲珍珠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的美國，正值孤立主義氣焰高張之時，加上裝備落後的陸軍不過廿萬人，羅斯福師出無名，只能坐視桃太郎稱霸東亞。日本就能把中國戰場的大軍抽調北進西伯利亞，與希特勒合擊史達林，瓜分麥金德所稱的心臟地帶。因為蔣堅持四年，逐漸同情中國的美國輿情，讓羅斯福政府決定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最後禁止輸出石油，導致東京被迫對美開戰。如果蔣拖到珍珠港後才投降，太平洋戰局也很可能勝負易位。一旦有了駐守中國的幾個精銳師團增援，皇軍甚至就能準備輕取澳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山姆叔叔成就了強權一哥的尊榮，蔣介石的角色是關鍵之一。這位世紀偉人的助陣，扭轉了世界歷史走向。如果勝利果實落入大日本帝國，人權絕對不會是今天的王道。「天照大神」的後裔更加趾高氣昂，「清國奴」們也將世世代代擺脫不了賤民身分。包括台灣人在內，世人都該記得他與當年中國人做出的巨大貢獻。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抗日戰爭只是課本上的名詞，但對老一輩來說那是刻在心□的慘痛回憶。我是在抗戰後期出生的，六歲才隨著父母來台，雖然對於戰爭並沒有太多的記憶，但是從小聽到父母說起逃難的種種，以及眼見戰後城市的破敗，對戰爭的殘酷還是有所體會。

這場戰爭可以說是血肉堆砌而成，八年間總計發生了一一一七場大型戰役，有二○四位將領陣亡，三千五百萬以上軍民死傷，經濟損失高達六千億美元。對於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損失與□牲，雖然先總統蔣公採取「以德報怨」精神，不要日本賠償，但我一直認為歷史的錯誤可以原諒，卻不能被遺忘。而且也希望藉由緬懷這段歷史，大家可以記取教訓，唾棄軍國主義強權侵略，也珍惜幾十年來台海的和平。

最近的俄烏戰爭或許更可以給大家警惕。烏克蘭原以為可以背靠歐美與俄國敵對，但在遭受俄羅斯攻擊後，西方國家卻未如其預期般地出兵協助，僅提供武器、裝備及金錢。到現在戰爭發生四個月了，烏克蘭滿目瘡痍，軍民傷亡慘重。除喪失烏東烏南精華領土及核心工業區，使ＧＤＰ大幅下降；國內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更有無數難民出逃；預估戰後重建經費更是天文數字，可謂代價慘烈。

烏克蘭夾在美俄兩大強權之間，卻未尋求平衡生存之道，而成為美國對抗俄國的戰爭代理人。我們可以看到強國的承諾不可盡信，再多的金援、軍援及經濟制裁都無法彌補戰火的損害，只有避戰及預防戰爭發生才是上策。台灣夾在中美兩大強權之間，很容易就成為美國牽制中國的戰略棋子，當我們過度地「親美抗中」，以美國馬首是瞻時，就可能被中國大陸視為挑釁，即使未有「謀獨」之實，但也有可能因「倚美」而成為箭靶，承受戰爭的後果。

日前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先生發表「淡水河不能變無定河」，文內有句話我深有所感，「戰爭像一頭怪獸，兇猛至極，沒有任何理性，不講絲毫人道。肆意吞噬人世間任何美好。」台灣沒有本錢可以經歷戰亂。即使購買軍備、強化國防，但「避戰」永遠應該是最高原則。韓非子曾言「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兩岸應該避免觸動彼此的敏感神經，減少不必要的怨懟或衝突。我們甚至也可以主動與對岸開□和平對話，事實上兩岸之間還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間，透過互助增加互信，避免兵戎相見，讓台灣永遠是個宜居樂業的寶島，讓兩岸人民同享和平的紅利，才是明智之舉。

廿多年前，我有次看到自己論文裡的圖文，出現在某校政治所一本碩士論文裡，連敘述都是我的筆調，只是把專業的名詞改掉。十年前某校一個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被教育部取消，論文抄襲指導教授前兩屆畢業的論文。教育部每年都有撤銷學位的公告。

多年前有幾位部長、校長級的人，論文被發現抄襲、掛名作者沒實際參與，不久就下台。二年前某高官與幾位教授共同發表英文論文，還掛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應是對論文學術最有貢獻的人。他大概是打些電話、交代下面單位提供資料，或爭取到經費。這種人通常是放在致謝欄的，放在第一作者非常奇怪。一位共同作者還出來幫腔，說他該放第一作者，拍馬屁到不顧學術良知。以這位教授說法，教育部長或科技部長甚至總統都要掛名，因□他們核准經費，貢獻最大。

美國大學校長的主要職責是募款，根本不看論文，升到校長這位子，早已寫過很多論文，哪還需要寫論文證明什麼？做到部長還要看論文發表，真是有病。寫好的論文要投入時間，做校長行政工作非常多，哪有時間做研究？若看到很多論文發表，其實大都是掛名，因為他可弄到經費，其他人樂得和校長一起列名作者。在台灣這種做高位還要發表論文的潛規則，從來沒有人檢討，造成上行下效一票做表面功夫。

我看過學校的論文抄襲處理辦法，會取消學生學位，但沒有對指導教授的處罰。一本論文寫完，若是抄襲，指導教授不知道，那是他根本沒看，或是學養太差，連學生抄都看不出來。也有的是教授做公關，收太多學生，根本沒時間指導。學生論文抄襲被抓到，應一併處罰指導教授，這樣下來這種教授才會注意指導，多花些時間在學生身上，學生會比較用功，抄襲事件會大量減少。

每年這時候是畢業季節，我忙著改六個學生的碩士論文，一本論文改五、六次，這樣下來學生還有抄襲機會嗎。「張教授太硬，不要找他」，學生私下討論…

我服務的學校大學部招生困難，但研究所招生績效亮眼，主管為了生存，用盡人脈廣招社會各界需要文憑者入學，且強調可以「快樂學習」。

這樣的結果，換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學習生態：認真的老師開課困難；熱門的老師為了「照顧」學生，一年收數十個學生；自我放逐的老師甚至容許學生在研究所課堂唱歌歡笑，毫不在意學生來修課能否成長；甚至學生論文請人代寫的傳聞，多年來甚囂塵上。消息靈通的學生更為了投教授所好，定期輪流宴請還包接送教授，並互相通報只要養好教授的胃口，就能在餐桌上搞定論文。

我很疑惑，高等教育怎能如此沉淪？更令人瞠目的是，聽聞教育部要求相似度比對後，有老師為了「照顧」學生，指點同期的指導學生互相「參考」文獻回顧內容，原因在於相似度比對只能與歷史互相比對，無法與同期同學相比對。在這樣情況下，該教授的門徒無論何時開工，時間一到都可以準時畢業。

這樣的教育品質，難怪文憑變得如此不值；這樣的教授人格，難怪社會價值日益低落。

如果王鴻薇將資料握在手上，等選戰正式起跑參選人完成登記後，再將資料丟出，就毫無挽回餘地，要換將就來不及了。到時候民進黨全國選情恐怕會被拖垮。

林智堅第一本碩士論文疑似抄襲，是發生在二○○八年，之後的二○一四年新竹市長選戰，是由曾是民進黨籍的前任市長蔡仁堅挑戰國民黨現任市長許明財，冒出林智堅根本乏人看好，因此也無人有興趣去檢視碩士論文是否抄襲？但林智堅奇蹟式逆襲選贏並連任，政治行情扶搖直上，成為小英刻意培養的明日之星。此時大家就要對過去的作為加以檢視了。

從被踢爆出來的碩士論文內容，與科管局報告比對，是否抄襲根本不需要什麼專業判斷，任何稍具常識的選民很容易都能判定。因此，此時揭露出來或許可讓民進黨選戰策略有轉圜機會。接下來有三個可能抉擇。

上策是坦然認錯並退選。民進黨採取壯士斷腕止血措施，黨中央也可重新布局，而不致拖累其他縣市選情。對林智堅而言，年紀尚輕，人生路途漫長，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跌倒再爬起來，未來仍有大好機會再出發。

中策是認錯但仍選到底。選民或許能嘉許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暫時止血。而學位雖然不代表能力，但既然已搬上檯面，選民自然會將一個純度不足的碩士，拿來與貨真價實留美博士（張善政）做比較，市長選戰打起來將會很辛苦。

下策是硬拗且選到底。此舉低估選民的智商，不僅桃園打起來辛苦，可能連其他縣市選情都被拖累。而且將指導教授及現任國安局長一缸人拖下水，賭注未免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那麼多莘莘學子研讀文獻、做實驗苦熬，如果發現提出這樣的論文，學位也能輕易到手，如何心甘？教育部不能將論文事件推給學校查就沒事，因為這將會立下一個不堪聞問的「低標」。未來教授如何要求學生認真寫論文？學術界恐怕就沉淪了。

惟長期觀察教育部、科技部之學術研究與USR之間似乎並沒有清晰之政策鏈結與實際策略引導，因為這些投入與付出均攸關大學教師之升等，以及其學術研究發表與個人專業生涯之成長。以USR而言，目前大學體制已有學生的「服務學習」課程，而此若能與任課教師之貢獻有具體引導誘因，則應該會有更多教師樂於長期參與其中，此亦與「公民科學家」之培力息息相關。在國際間之公開科學調研網路上，這些點點滴滴之挹注均建構了全球非政府部門對大環境保全修復之重要守護網。

台北在建城一二○周年時舉辦了第一屆「台北學研討會」，但「台北學」迄今並未成為學術界跨域研究之主流；而已有四十年歷史之「鹿港學」係由鹿港鎮公所創立，在文學方面長期耕耘，值得欽佩。同樣，就歷史發展而言，除了「文學」，鹿港學尤得以拓展成各向度研究之主題，包括台灣海岸之變遷、社經與聚落發展之影響…

金門大學亦投入「金門學」研究，其著實與台灣之移民政策發展息息相關。再從「地方學」之角度探討「地方誌」，過去多為文字之敘述且多代承傳，如果用今日之地理空間資訊科技來看，每一個「地方學」應該是國土計畫之最小單元，亦應涵括地理、地質、氣候、水文、植物、動物、人文、社經，甚而考古，以及文化藝術…。以英國為例，其建設部已易名為「住宅社區與地方政府部」，大改過去大尺度之國土規畫，落實到與地方住民、生活環境相關之社區發展為單元，而此亦為「地方學」之基礎。

如果這些跨學門之研究得以和在地大學教育鏈結，鼓勵跨專長教師之合作，走出校園進行長期有序地科學化調研，透過大數據空間資料庫之建立，正如高爾所言「數位地球」得以放大到每一吋土地上，則地方學之建構更得以有效地協助每一社區的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Plan（社區發展計畫）之建構。

有幸參與文化大學跨領域之「陽明山學」研究倡議，近廿年來師生點點滴滴之投入與鏈結，包括經六年多復育成功的原生大屯與紅星杜鵑，更感USR之核心使命當與地方學鏈結時，其成就感與驅動力之無價。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

一、政府補助天差地別、住宿型長照機構一位難求，中重度失能長照家庭不得不選擇居家照顧。

「中重度失能」指進食、移位、如廁、沐浴、平地走動、更衣等日常活動有三項以上需協助（長照需要等級四—八），是長照悲劇高風險群，為何亟需住宿式機構專業協助的照顧殺人案卻往往選擇居家照顧？排除親人不捨外，主因有幾點：

1.選擇機構照顧，政府每年僅補助六萬元，普羅照顧者難以負擔。

主計處統計去年國民薪資中位數四點二萬／月，但長照機構基本月費四萬以上，負擔沉重可見一斑！以長照等級八（最重）為例，長照家庭面對的是懸殊的政府補助：居家照顧補助三六一八○元／月，但若選擇機構專業照顧，則僅補助每月五千元！衛福部次長薛瑞元於願景工程日前採訪中表示「將」研議提升機構補助至十八萬／年。但筆者不解，若選擇「居家照顧」能補助至每月三六一八○元，何以換「機構照顧」方式就補助驟減？縱如薛次長所說提高補助，對長照家庭顯然杯水車薪。

2.政府補助不足、國民力有不逮，怎能有兼顧品質且負擔得起的住宿型長照機構？

衛福部統計去年住宿式機構服務使用人數共計九五四○三人（不限中重度失能）；相較之下，已列冊之中重度失能者達二七五一四一人（未曾使用長照二•○者則未計入），可見住宿式機構供需懸殊、陷入負面迴圈：政府補助不足、照顧者無力負擔、住宿式機構無以為繼導致床位更加稀缺。政府應盡速提升補助、活化公有閒置土地予業者承包建設住宿式機構，促進長照產業永續發展，才能緩解中重度失能長照家庭困境。

二、民主法治應讓人民老有所依；但當政治成為「產業」，朝野政黨均罔顧憲法承諾！

1.我國憲法明定民主法治政府應有作為，福利國政策卻無法落實？

憲法及長照法均表明長照是政府職責及承諾。然而去年三月面對立委質詢，陳時中部長、蘇貞昌閣揆以「長照一•○經費不到五十億，二•○經費超過五五○億」影射已比馬政府時期更好，陳部長更表示「目前成果令人非常滿意」，恍若對照顧殺人案件頻生置若罔聞！倘如衛福部所稱「財源無虞」，何不提供中重度失能家庭足夠金額以負擔住宿式機構之照顧？倘經費不足，又何不撙節預算刻期完成長照制度之補強，讓照顧者有生路可走？

2.我國自詡亞洲民主之首，政黨輪替政府應當做更好！

二○二○年總統大選時，各政黨都對長照提出重要政見，但「長照二•○升級版（蔡英文）」、「一個便當的錢推長照保險（韓國瑜）」，選後不僅執政黨不當回事、在野黨也怠於監督！難道中重度失能者因無從影響選情而被置之不理？

相較於淨零碳排，「照顧殺人」是鮮活生命時刻在危險邊緣、危機更加迫切，必然要有政黨擔起長照制度改革重任，請執政的蔡政府帶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