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昨天民進黨中執會提名陳時中和林佳龍出征雙北，由蔡英文為兩人披上背帶；當時台股已因國安基金力挺大漲逾四百點，一掃前日跌破萬四的陰霾。國安基金進場與提名配合得天衣無縫，鼓舞大盤，彷彿投資人正同聲為「中龍連線」喝采。

國安基金這回是史上第八度出動護盤。不同的是，過去進場都是股市跌到「萬點」以下，市場恐慌不止，基金才上陣安定人心。這次，台股不過跌破萬四大關，距離萬點還有四千之遙，蔡政府就急急催促國安基金入市，未免太沉不住氣。對民進黨而言，「顧股市，就是固選票」，哪顧得了髒手伸太長。

比起汲汲為台股護盤，政府更該做的，其實是降緩通膨壓力，減低基層大眾負擔。畢竟，護盤護的只是資本家和投資人，而那些手上連一張股票都沒有的勞苦大眾，才是通膨的最大受害者。包括退休勞工和軍公教，都受到勞退及軍公教退撫基金在股市慘賠牽累，但政府什麼也沒做。

國安基金到底為誰奔忙，還不清楚嗎！

陳時中是歷來最政治化的衛福部長，其不專業也是史上僅見。他以老練的手腕見風轉舵，見招拆招，連口才便給的醫師市長柯文哲都瞠乎其後。諸如：他配合反中力阻「小明們」返台，可謂「手上有權力，心中無人權」；他購買疫苗推拖拉，把全民健康都押給高端；「三加十一」的決策破口引爆本土疫情，他推了又推不肯負責。一個月前，他以「疫情穩定」不再主持指揮中心記者會，當天確診數高達七萬九千多人，死亡兩百多人。這就是陳時中，「臨難吾苟免」，卻稱責任來了他就扛，還說政務官是「自由業」。

對衛福部而言，政務官的確是「自由業」。也因此，衛福部內多位政務官相繼傳出緋聞風波，竟都在陳時中的掩護下安然過關，監察院也裝作若無其事。當政務官的品操要求下降至零，官員的私生活我行我素，衛福部的自由程度，也在內閣居冠。也難怪，衛福部審核快篩試劑，不少得標者是缺乏專業的小吃、電玩業，致一再發生試劑失靈事件。食藥署的審查，還講究什麼？

這麼一個濫權、徇私、傲慢、放縱的政務官，竟能獲得蔡英文的百般寵愛與堅定提拔，要他承擔「光復首都」之重任，究其原因可能有三：第一，陳時中對自己的失德作為似毫無自知之明，自以為深受人民愛戴；他有一把賭贏的高度自信，認為能在此役為綠營立下汗馬功勞；第二，蔡英文太過低估台北人，認為首都市民沒有判斷是非功過的能力，只要結合空軍陸軍的優勢，陳時中即能取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看準藍白對立之形勢，結合綠營基本盤的力量，應有在首都勝出的可能。

陳時中高度政治化的特質，包括面對任何決策疏失既不認帳、也不認錯的本色，說穿了，其實就是「道德衰弱症」的表徵。這種道德衰弱症，一方面仗著總統及閣揆的力挺，覺得犯錯無所謂；一方面憑藉反中民粹，自認頭上有光。也因此，對於民主政治主張的責任政治、行政倫理，陳時中都覺得可以置之不理。

陳時中應召出戰首都時稱，「責任來了，我就扛」，一副理直氣壯之姿。關鍵就在，他把「黨的徵召」看成重責大任，卻把防疫指揮的「公共責任」看成可以自由來去的事業，這是公私不分。可見，陳時中效忠對象僅限於「民進黨」，而不是「國家」或「人民」。以此心態，他一旦當選台北市長，一切治理恐怕也會以「為黨服務」為先，而無意著眼首都及全體市民的未來。

進一步看，「道德衰弱症」並非陳時中所獨有，近幾年來，蔡政府的治理早已走上這條歧路。政務官的品格與專業逐漸變得不重要，要能作假善騙、強詞奪理，才是黨政珍寶。蔡英文提名陳時中，便是吃定台北市有夠多「死忠」百姓，足以把陳時中拱上去。

情勢發展至今，陳時中如何看待自己已不重要。他有什麼神秘魅力，讓蔡英文把最大賭注押在他身上，也不必再細加咀嚼。關鍵在，以陳時中兩年半來領導防疫的所做所為，台北市民會認為這是一個有格局、有瞻矚及有責任感的領導者嗎？這個選擇之鑰，握在台北市民手上。

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成立於去年12月，其稽查法源是立法院於2015年1月三讀通過的下列「超商條款」：公平交易委員會可依市場狀況、商品成本、利潤考量以及事業行為的合理因素來推定業者是否涉及聯合行為，而不用再具體舉證。反觀，業者須自行提出計價公式等，證明不存在聯合行為。手持此「有罪推論」的利器，在今年農曆春節前，此小組要求廠商提供和生產成本相關的細部資料，並對蛋商及其他廠商做出不同處置。

首先，由於雞蛋供應商眾多，無法獲得其一致凍漲的承諾，因而此小組祭出價格上限管制。但由於管制價格低於多數供應商的成本，造成供給短缺，使得零售商必須限制消費者的購買數量。直到過年後，在政府逐步撤除價格上限管制後，雞蛋市場才恢復正常運作。

其次，在此小組的道德說服下，銷售民生物資的店家大多承諾過年前凍漲。然而，過完年後，消費者卻發現下列現象，顯示通膨並未減緩：一，連鎖品牌餐飲店接力漲價；二，零售商不變動商品售價，卻調降品質或重量。例如，減少沙拉盒內的肉品；以及同類商品，以高價品取代低價品。例如，7-11以每顆18元的所長茶葉蛋取代原先每顆10元的一般茶葉蛋。

物價聯合稽查小組無力抑制通膨，是因其行動悖離經濟學原理。根據管制經濟學理論，政府適合在市場結構偏離完全競爭時介入。例如，1940至1960年代，在哈佛大學發展出的「結構-行為-績效」學派認為，市場結構會影響廠商行為，而廠商行為會影響其經營績效。因此，只要市場出現少數廠商壟斷的市場結構，則政府就應介入。由於此小組稽查的民生物資相關行業，多數接近完全競爭，因而其行動徒勞無功。而此小組較適合稽查的產業，包括油、電、水等公用事業、電信及有線電視與金融保險業等，政府早已採用價格上限或其他監理措施，更顯示此小組屬疊床架構。

截至今年7月6日止，此小組已完成現場稽查36家下游連鎖餐飲業者，並向上溯源稽查57家中上游供應商及一家食品業，共94家業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小組若想再繼續稽查，則應先揭露是否發現這些業者違法。若有，則應說明已進行那些處理。若無，則繼續稽查就形成干預市場機制。

過去歷史的經驗顯示，物價管制並無法解決通膨問題。在1970年代初，美國尼克森總統曾採用工資及物價管制以對抗通膨，卻徒勞無功。一直到聯準會主席伏克爾在1980年12月，將聯邦資金利率上調至19%-20%，才澆熄了第一及二次能源危機所引發的通膨火苖。

因此，透過央行升息才是有效抗通膨的手段。一旦央行升息，商業銀行會因融資成本增加，而減少對央行借款；貨幣供給會因而減少，貨幣購買力也因而增強。換言之，通膨壓力會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於多數消費者是可貸資金的提供者，因而可從升息中獲利；反觀，多數廠商是可貸資金的需求者，因而升息對其不利。然而，升息也會造成廠商減少投資，從而增加失業人口的問題。因此，央行必須權衡上述利弊得失，以制定出一個最恰當的升息幅度。

二○二四年，蔡英文總統任期屆滿後，國內政治局勢將面臨新的機會與挑戰，有志大位者，也早自年底九合一選舉開始「固本建樁」，準備搶占總統大選的優勢地位。雖然距離權力重組還有兩年時間，蔡英文憑藉「依美反中」情勢，累積整合的龐大政經實力，也成為政治人物逐鹿總統府所必爭取的「權力魔戒」。

二○一六年，蔡英文以八百七十多萬票當選總統，並拿下立法院完全多數席次，得以掌控整個國家政經資源。蔡英文團隊藉由執政權收攏國家資源，如今全盤掌控政黨、行政、軍隊、特務、司法、媒體、國企等等所有可用資源，並藉由國家資源招募培養很多網軍做為攻擊在野黨的強兵悍將。民進黨也藉由國家資源的權威式配給開始吸引台灣的人才群往綠營靠攏。

二○二○年後，台灣走向「蔡英文意志」主導局面。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始終維持在五成左右，加上民進黨在國會占有多數席次，讓她在掌控政治事務時能夠展現個人意志。民進黨在北北桃市長提名一拖再拖，就是源自於蔡英文對於陳時中投入台北市長選戰的堅持，展現蔡英文個人強烈的主觀意志與思考策略。蔡英文原本布局就是希望台北市長選舉派陳時中、新北市提名林佳龍、桃園市提名林智堅，雖然有些許波折，但是仍能如其所欲，完成北北桃的關鍵布局。如今，這樣「一意孤行」的「逆地方」選戰策略，真能靠黨中央「由上壓下」的一手搞定，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各搞各的離心運動，這就全賴政府資源的分配運用，及蔡英文個人意志的落實了。

如今，蔡英文以徵召方式打造個人的夢幻「地方團隊」，除希望一掃四年前被「韓流」掃過急凍之恥，更希望藉由北台灣縣市席位攻城略地，鞏固「蔡英文王朝」一統地位；這樣的強攻局面，是否能遂其心願，就看台灣選民對於「蔡英文政府」的信任投票而定了。

這是非常怪異的事情。因為學術倫理最重視的精神就是「自律」，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寫的論文有沒有問題，應該是自己最了解。可是，林智堅論文涉嫌抄襲案爆發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立即在臉書上留言相挺：「為了選舉任意抹黑，不是成熟民主應有的亂象」！

這話聽起來好奇怪：蔡英文根本沒有參加任何一個調查委員會，她怎麼知道這件事是「為了選舉任意抹黑」？林智堅論文有沒有抄襲，跟台灣民主是否「成熟」，又有什麼關係？

然而，蔡英文一出面相挺，林智堅立即變得「理不直，而氣壯」，批評爆料的人是對他潑墨抹黑。他在意的，並不是學術倫理的「自律」精神，而是「相挺」—東窗事發後，「有力人士」是否出面相挺。如今「這個國家」的「最大咖」竟然「拔刀相助」，由此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林智堅的台大國發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現任國安局長陳明通。「阿通師」神通廣大，在台大任職期間指導過一七三名碩博士生，是許多綠營政治人物的指導教授。林智堅論文案爆發後，他大言不慚的說：是早一年畢業的余正煌抄了林智堅的論文。余氏現任調查局調查員，在民進黨「官大學問大」、「權力就是真理」的文化籠罩下，他只能選擇「沉默是金」。然而，從他們的反應，我們能看到什麼學術倫理的「自律」精神？

林智堅的中華大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賀力行，指導過四七三篇博碩士論文，其論文指導「功力」，連「阿通師」都要自嘆不如。從二○一一到一八年間，每年指導人數都在卅人左右，桃李滿天下，堪稱是綠色執政的「人才培育中心」。事件發生後，他也出面「相挺」，說林智堅曾協助計畫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因此其做法「合情合理」。這樣「皆大歡喜」的「學術倫理」，難怪廣受學生歡迎！

台灣大學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中華大學的校訓是「勤、樸、誠、正」。我不知道：兩個月後，台大和中華大學能夠調查出什麼樣的結果。我想問的問題是：截至目前為止，當事人的這些表現，能夠讓我們看到什麼叫做「敦品勵學」嗎？能夠讓我們看到「誠實以治虛偽」嗎？綠營政治人物如此的「揪團相挺」，到底是「愛國愛人」？還是我們另一種的「國安危機」？

一個日本政治人物走了，容或曾對台灣施以善意過，是故適度表達心意足矣，否則過與不及皆是矯情薄情，禮也要有節度，降半旗之舉有待商榷。

或謂：不是只有國喪才下半旗？其他人士逝世亦可？依《國旗下半旗實施辦法》規定，若由蔡總統拍板，認為安倍對中華民國有特殊勳勞，或人類進步有偉大貢獻，即便安倍非現任首相，亦可降半旗。

或問：上開決定降半旗行為，司法可否審察總統作為？故大法官吳庚於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三八七號理由書舉出：「政府行為則係法國行政法院一百餘年來累積個案所形成之理論，所謂政府行為雖無絕對明確之範圍，大體言之，國會與政府間之行為、有關戰爭或公安之緊急措施、元首之解散國會、提交公民投票或赦免行為、政府外交措施或國際條約之解釋及執行等，行政法院皆無權予以審理」。

依前述下半旗辦法，此事主要是總統決定，而其是否妥當？依「政府行為」理論，屬「政府外交措施」，出於權力之本質者，司法審查權在本質上應受限制；是以，蔡總統為安倍降半旗，司法不能置喙。

或謂：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戰戰犯，用國旗給他外孫下半旗，不是很奇怪？《論語．雍也篇》：子謂仲弓曰：「□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好的牛兒，即便其父祖不好，大家也還是祭祀用；申言之，冉雍父親是失去貴族身分，品行不佳。孔子認為，冉雍德才兼備，子改過，變為美，仍可做官。

也就是說，安倍父祖如何，怎能抹殺其友台善心？是以，用安倍父祖說事，拒絕降半旗追悼，亦非讜論。

或謂：安倍捐疫苗又如何？郭董、台積電、證嚴法師也捐啊？記得當時政府調度疫苗失當，疫情肆虐，全台如大旱望雲霓，望救命疫苗早日來臨；安倍雖不在大位，仍促成捐贈疫苗，能說不是「及時雨」或「救命丹」？今安倍橫禍，降半旗，撫其遺族，慰其英靈，實至名歸。

縱使日中有民族糾葛，然安倍之死，若兩岸能撇幸災樂禍之舉，肯定安倍任首相時親中友俄，與卸任後的助台義行，或更屬持平之論，亦成神州大國之風。

日本有降半旗嗎？這點在日本國旗國歌法中並無規定，只是為表彰安倍在政壇貢獻及體恤國民追思感情，內閣決定視同現任首相過世，在首相官邸降半旗哀悼；至於其他地方機關自治團體，則自行決定是否配合實施。在安倍故鄉山口縣，縣教育委員會本於政治與教育分離原則，以非強制建議方式，通知五十一所公立中小學降半旗紀念這位地方選出的國會議員。

代表日本國旗的日之丸旗，讓人聯想到軍國主義時期的旭日軍旗，因此歷來在中小學典禮儀式活動，發生多起教師不願起立向國旗致敬及唱國歌的紛爭事件。例如東京都公立學校二名教員，在畢業典禮拒絕依校長指示起立唱國歌，因此受六個月停職處分。去年二月最高法院判決撤銷學校處分，理由在於從憲法保障良心思想自由、教育理念宗旨觀點，教員可選擇是否唱國歌及對國旗起立，其不起立的消極動作並未妨礙典禮儀式進行。

「政教分離」為普世價值，多年來為我國追求政治活動退出校園目標，教育基本法第六條楬櫫「教育應本中立原則」，規定不得強迫師生及行政人員參加政治團體或活動。日本政府考慮為政治人物降半旗悼念，尊重學校教育自主權作法，值得我們深思。

二○一三年，第二度上任首相的安倍在華盛頓特區發表演說，發下豪語：日本重返榮耀！ （Japan is back!）這句話對於甫經歷失落的二十年的日本而言，的確燃起了許多人的希望。

日本自一九九一年至二○一二年，處於廿年經濟不景氣，長期受通縮之苦。消費力不足，一般民眾薪資長年不漲。期間日本央行和政府嘗試了許多方式刺激經濟都不奏效，包括二○○一年成為全球首個實施量化寬鬆的國家。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日本大概會就此沉淪。

安倍於二○一二至二○二○年間，積極地扮演了經濟改革的主要推手。他推出了Abenomics（安倍經濟學）試圖對症下猛藥。其中有所謂的「三支箭」政策，一時成為日本經濟的希望。

第一支箭：貨幣政策。安倍敦促日本央行推行無限制的寬鬆貨幣政策，並訂定二％的通貨膨脹目標，放手讓日元大幅貶值。雖然日本在失落的廿年因寬鬆的貨幣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但有鑑於日本企業以往對於貨幣緊縮反應不佳，因此安倍致力於創造寬鬆的貨幣環境。

比較有爭議的是，自二○一○年後，日本已不再是以往的淨出口國，日元貶值雖然會使出口產品具有競爭力，但相對地會使進口價格變貴，使貿易條件惡化，也未必能有效提升出口。所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日本經濟的幫助有限。

第二支箭：財政政策。安倍任內推動許多財政刺激方案，包括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補助中小企業、投資補助，同時也增加了國防支出，並且降低了外國援助的資金，期待以政府的支出來推動日本經濟。

雖然增加政府支出是各國很喜歡使用的刺激經濟政策，但是日本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已經高達二六○％以上，高居已開發國家的榜首。因此在大規模支出之餘，安倍同時也提高消費稅來平衡支出，此舉削弱了些許財政擴張的力道，有「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之疑慮。

第三支箭：結構改革。這也是筆者認為安倍對日本經濟最重要的貢獻。安倍上任之初就無畏政治壓力，推動了包括醫療、能源、官僚文化、移工、公司稅、減輕育兒費用、鼓勵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禁止工作過勞等連串改革。雖然這貌似對日本經濟沒有明顯影響，卻對日本的勞動力產生了寂靜革命。日本的勞動參與率在安倍在位期間產生了明顯的改變。從二○一二年到二○二○年，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四十九％上升到五十三％，準時上下班也成為上班族敢於提出的要求。

總的來說，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毀譽參半，在一份去年的調查報告中，有六十二點五％的日本民眾認為岸田文雄首相應重新檢視安倍經濟學。這表示安倍經濟學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歡迎。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這三支箭方向是正確的，尤其是第三支箭的改革。但改革是需要時間來看到改變的。

安倍在僵化的日本經濟政策硬土上，做了拓荒鬆土的工作，一改過去一成不變的既有政策，已經顯示出一個政治人物的勇氣。逝者已矣，只有時間能夠證明安倍經濟學是否能夠對日本經濟發揮持恆和顯著的影響。

三年前，美國已宣布將海岸防衛隊部署到亞太地區。若美國為因應中國大陸海事新作為，也決定將海岸防衛隊往台海移動，台灣海峽可能變成中美海上衝突的新場所。

目前美國認定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中國大陸不接受。倘若，北京試圖「內海化」台灣海峽，美國也勢必高調反對。

預料中美雙方可能就台灣海峽法律地位、海域和海權主張進行新一輪的論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與台灣海峽相關的國際海洋法問題。

首先，台灣海峽作為一整體看待，並非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三部分所規範的「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因此，不存在「過境通行權」的問題。中美對此無歧見。

第二，《公約》第五、七及十四條允許中國大陸與台灣採用正常基線、直線基線或混和基線畫法。中國大陸採用領海線基線劃法，台灣採用以直線基線為主，正常基線為輔的混合基線劃法。美國挑戰兩岸的領海基線劃法，認為與《公約》規定相牴觸。美國也認為中國大陸和台灣要求外國軍艦行使領海無害通過權時須先取得許可或報備的附加條件，與《公約》相牴觸。

第三，台灣海峽內存在《公約》第三、八、五十七及七十六條所允許設立之海域，此包括內水、領海、專屬經濟海域（EEZ）、及大陸礁層。台灣海峽兩側之領海基線向陸地一方延伸的水域稱為內水，沿岸國行使主權與管轄權。台灣海峽兩側領海基線向海延伸十二浬之海域稱為領海，沿岸國也是行使主權與管轄權。外國在此海域所享有之唯一權利是無害通行權。台灣海峽兩側領海基線向海延伸二百浬之海域稱為EEZ和大陸礁層，沿岸國行使有關海洋資源開發、使用、保護等之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美對此海域之主張與建立沒有意見。

第四，鑒於台灣海峽最寬處只有二二○浬，且海峽兩側的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宣布劃定EEZ，因此，海峽內沒有《公約》第七部分所規範稱為「公海」的海域。

第五，依據《公約》規定，台灣海峽整體不能被主張為「內海」。《公約》並無「內海」此用語。但如果將「內海」的概念視為等同於《公約》第八條所稱的「內水」的話，台灣海峽有一部分水域可被視為「內海」，屬國家行使主權的範圍。

第六，就船舶之航行與飛越自由而言，台灣海峽存在「國際水域」和「國際空域」。但將整個台灣海峽稱為「國際水域」，其上空視為「國際空域」，此並不正確，因為海峽內之「內水」和「領海」部分，不存在航行與飛越自由。

中國大陸部署海警船隻常態性航行執行公務是否具有「內海化」台灣海峽的意圖，此值得進一步觀察。但北京已採取實際行動，強化台灣海峽內的管轄權，這是不爭的事實，此值得注意。

氣候俱樂部的想法，最初是由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ouse）於二○一五年提出，他認為目前國際氣候協議均屬自願性質，無法避免國際環境搭便車（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ree-riding）的惡習，導致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進展有限，對減排積極國家所承擔較高成本形成不公平。

因此諾德豪斯提議，這些積極減排的國家可以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俱樂部，共同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標，並相互免除非成員國將要繳納與氣候相關的貿易關稅。同時該俱樂部的成員將可彼此協調如何決定碳價格，並共同努力實現其工業部門的脫碳，為高碳進口定價的碳邊境關稅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並阻止工業轉移到氣候野心較低的國家。

德國是重工業主要出口國，國內企業甚為擔心歐盟單邊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會引起非洲各進口國之反彈報復。因此蕭茲就任德國總理後，就一直將成立氣候俱樂部做為其施政核心。這次能獲得七國集團領導人支持，亦屬不易。

德國表示，儘管「俱樂部」的措辭聽起來可能具有排他性，但其目標係歡迎所有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具有不同氣候雄心的國家共同加入，並採取措施支持各國實施更強有力的氣候保護計畫。

由於歐盟CBAM被人視為「最新形式的經濟帝國主義」，與《巴黎協定》的公平原則背道而馳。因此氣候俱樂部將有助於消除各國混亂不一致的氣候法規，減少新的貿易衝突風險。並向非成員國施加壓力，要求其採取更嚴格的氣候保護措施。這基本上既是一根胡蘿蔔又是一根大棒。

在七國集團的支持下，氣候俱樂部的想法，有可能列入十一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討論議程。但德國還需要與主要排放國、廿集團國（G20）成員以及其他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等密切討論運作細節。最重要的是提供會員之福利要有足夠的吸引力，尤其是資金與技術之協助。全球氣候情勢嚴峻，歐盟CBAM有可能引發爭議；若能成立開放、合作的氣候俱樂部，既可激發全球減排潛力，又能避免綠色貿易戰，我們將樂觀其成。

（作者為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