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選戰，目前是蔣萬安、陳時中和黃珊珊「三足鼎立」之局。陳時中的策略，顯是針對上屆綠營選票被柯文哲橫掃、導致姚文智慘敗的教訓而來，專注鞏固綠營基本盤，讓蔣萬安、黃珊珊相互廝殺，以便自己分食「非綠營選票」而得利。

所謂「綠營基本盤」，千篇一律不外「抗中保台」。可預見，陳時中為貫徹「鞏固基本盤」目標，極可能主打蔣萬安「蔣家後人」，攻黃珊珊、柯文哲「親中」。根據這項既定套路，這些輔選大將就可派上用場。

但去今年兩波疫情，台北市都是重災區。林昶佐曾因漠視萬華疫情遭在地民眾反嗆，范雲是「三加十一」政策的疫情破口元凶，陳嘉行則曾提出「積極染疫」謬論引發抨擊。這些作為，中間選民點滴在心頭，不可能無感。陳時中的團隊布局，形同是放棄中間選民。

棄守中間選民，是民進黨料定：只要「鞏固基本盤」就贏了。但若連中間選民都「可割可棄」，選這種人當市長，豈非請鬼拿藥單？

以往民進黨的全代會，多少會有黨內路線分歧的爭議，以及派系奪權的你爭我奪。但在蔡英文領導下，這類異見越來越少，派系人馬也因投靠「英系」眾，加上實質主導的新系堅不可摧，多數職位均經由協商喬定。無論是中執會或中常會，在民進黨的權力運作中，均只剩聊備一格的「諮議」功能，大半決策都是英明主席一人說了算。如此一來，民進黨全代會即淪為選舉的造勢場，徒有標語和燈光秀，看不到黨內民主，更看不到治國願景，只剩空洞的「團結」口號，襯托全黨服從一人意志的倒退景象。

民進黨的虛矯，由此可見。宣稱要「團結台灣」，卻從無意願或作為與黨內外不同意見者溝通，從未向社會公正人士請益，更拒絕將將政治資源與非黨籍人士分享。不僅如此，從行政決策到立法執法，蔡政府將許多力氣用來打擊異己，甚至把民眾劃分為「死忠的」與「不同路人」，透過側翼與親信媒體不斷地分化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實質上已經被民進黨裂解成為「綠」和「非綠」兩塊，在它貧乏的包容力底下，更多的是被它不屑、排斥及討伐的同胞，台灣哪裡可能有團結？

這次縣市長人選提名，除屏東舉辦初選外，有十四縣市都由蔡英文欽點黃袍加身，「滿朝都是英文系」，爭也沒用。即便林佳龍希望爭取出征北市，廿四次明示拒選新北，最後仍被迫俯首聽命。林佳龍只要忍下一時全國恥笑，或許能換得未來內閣高官前程，選輸也值得。擺平了林佳龍，陳時中自然就能拋下疫情，順利登場。包括早說過不選桃園的「小英男孩」林智堅，就算論文抄襲風波纏身，只要獲蔡主席青睞，便急急上陣。表面上看，他們都是「為黨承擔」，說穿了，其實是在「為小英承擔」，哪有一點一絲「為台灣」？

好笑的是，陳時中在全代會開幕片中擔綱，說出「心中有市民，就是好的父母官」的主台詞。別說「父母官」三字太封建，陳時中做了兩年半的防疫大臣，何曾以台北市民為念，乃至以全台人民為念？他咬死不承認桃機是破口，咬定「萬華是破口」，這算什麼父母官？陳時中親自主持了五百多場防疫記者會，也隻手管控記者會內容，有記者膽敢挑戰指揮中心決策，必遭中央指揮網軍圍剿。「順時中」的專擅霸氣，幾乎就是「男版小英」之翻版。當初他為了護高端而力擋國外疫苗，使全台深陷染疫危機，所幸鴻海等民間團體自告奮勇捐購疫苗，否則危機不知將有多深。這種只顧個人權力、無視國人健康的官員，還有臉自誇防疫成績；如此形象，騙得過台北市民嗎？

從陳時中去年在防疫時發明的「校正回歸」術，不難想像，民進黨對於是非對錯、乃至事實真相之操弄，到了多麼得心應手的地步。任何不利的訊息，只要經過全黨上下及側翼媒體的集體巧言轉化，立刻可以轉黑為白，化假為真。這就是民進黨的選戰本事，再加上蔡政府的話術治國，如今已無堅不摧。但當民進黨是一片形勢大好，而台灣的未來在哪裡，這才是人們該問的問題。

外在經濟環境詭譎多變，國內產業年初已展開應變，包括嚴控庫存水位，收緊應收帳款條件等，都是為了經濟變局預做準備。深挖洞、廣積糧是「自助」，產業更需要的「人助」是政府重大財經政策的可預期性，因為唯有更透明的財經政策，產業才能據此訂立可執行的短、中、長期計畫。

放眼下半年到明年的總體經濟情勢，眼前對產業影響重大的兩大政策分別是能源供應與基本工資。上月底政府宣布調漲電價，其中又以工業用電大戶調漲15%最受矚目。過去三年多來我國連續七次凍漲電價，此次調漲電價雖然是因為國際能源價格飆漲的不得不然舉措，但一次調漲15%仍讓產業措手不及。2015年立法院通過的新版電價公式，用意就是要讓電價調整有一個透明可預期的機制，當國際燃料成本上升或下降時，國內電價跟進反應，不只台電可以掌握電價的調整方向，產業界也可憑著公開資訊預期電價的可能走勢。

可惜的是，新版電價公式2017年正式上路後，七次凍漲讓電價公式流於形式，產業界也可能因此喪失了對電價調整的警覺性，總是預期政府最終會出手干預。過去一年全球減碳趨勢與俄烏戰爭大幅推高了能源價格，政府最終無法承擔高昂的虧損，出手調整電價。產業界關心的是，兩個多月後政府又要檢討電價，依目前的能源價格，10月很可能再調漲電價，但11月即將舉行選舉，依「往例」凍漲的可能性較大，如果今年不再調漲電價，由於明年沒有選舉，屆時是否又會重演今年的大漲電價？

除了電價調整，我國能源政策是否做出改變，也是產業界關心的議題。今年以來我們見到歐盟、南韓多國調整能源政策，或延後燃煤發電退場時間，或重新擁抱核電，背後都有國際政經情勢變化的因素。我國自2017年起經歷四次大範圍停電後，電力供應穩定度以及綠電的發展一直是產業界關心、甚至擔心的一環，尤其是國內電力最重要的支柱天然氣發電，新增接收站的推動一直不順利，若天然氣發電成長不如預期，我們還能倚靠的能源種類為何？

基本工資調漲是另一個影響產業的重要政策。今年前五月我國全體受僱員工實質經常性薪資呈現年衰退，這是六年來首見，顯示薪資成長速度趕不上物價增幅，這也是月前蔡英文總統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時宣示政府一定排除萬難、務必讓最低工資持續調升的主因。總統這番宣示不無選舉考量，因為她的政見就是要解決低薪問題，加上年底地方大選是另類的對政府信任投票，政府必須正面回應通膨的挑戰。

不論是能源政策、電價調整與基本工資調漲，都是關係產業生產成本的大事，政府必須更深入、更全面的跟產業界溝通，既是瞭解產業的現狀與困難，更要藉此讓產業知悉政策的可能演變方向，以此為基礎制訂各自的發展與生產計畫。今年跟後年分別有地方與總統大選，政治影響經濟的案例只會愈來愈多，同時間要面對國際間經濟的變局，又要分神面對國內各項政策的波動，絕非產業之福，也可能影響總體經濟表現。對企業經營而言，最怕的不只是變動，而是更多的不確定性。

第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認為網路資訊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得向法院聲請『資訊限制令』。」更規定：法院裁定前，主管機關認為該資訊為「謊言」或「不實」訊息，得直接以行政命令對該資訊「加註警示」之處分。此兩項規定將對網路言論產生嚴重「寒蟬效應」及「文字獄」之恫嚇惡果，顯現出蔡英文政府就目前網路言論之畏懼，而有全面封鎖之急迫性。

首先，何種言論為「謠言」？「不實」？主管機關有何依據評斷？何能對其「加註警示」？是否藉此以剷除異議之聲或批判政府之言論？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真諦，乃為確保人民之自主與自決，維護人民擁有「絕對主權」。傾聽反對異議言論、言論自由保障愈健全，賦予人民自由討論批評政府，對「政府生命」之重要性，猶人體之心臟，心臟減弱，政府愈趨虛弱。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闡釋憲法對言論自由之最高保障，於一九一九年首件言論自由判例，即由偉大的何姆斯大法官創立兩項標竿：

一、明顯而立即危險法則：言論自由當然為憲法保障，除非其言論足以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且須法院精確衡量，始得限制。何姆斯大法官並舉例闡明：於戲院內謊叫失火，始為明顯而立即危險。

二、意見市場理論，追求最高之真實，應由意見自由交流而獲得；真實之最好測試應由意見市場競爭而判定。因此，言論意見之真實與否，應非由法官個人於法庭裁判；即應由人民之意見市場定奪。

而且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真諦，當然為保障「真實言論」；但更重要的卻是為保障「不實言論」。美國知名言論自由學者施夫瑞（Shiffrin）即指出：雖然錯誤之陳述非得憲法保障，但卻為言論自由市場所不可避免。處罰不實或錯誤言論對於行使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將造成嚇阻與限制之危險性，即所謂「寒蟬效應」。因此，保障「不實言論」，正是確保言論自由的真諦。

事實上，我國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解釋即闡明：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此項解釋，ＮＣＣ官員們應再三閱讀；認知此項法律違憲甚明。於言論市場，尤其網路言論空間，容忍「不實」或「錯誤」，始能開啟更多不同，甚至「更真實」言論。否則要求不得有「不實」或「錯誤」，必將嚇阻或限縮言論之表達空間。這些經典保障言論自由之ＡＢＣ基本原理，卻將由ＮＣＣ此項「中介服務」法破壞殆盡。

更甚者，「中介服務法」又創設一項財團法人之「專責機構」，並編列二十五億元基金。試問：ＮＣＣ乃法定機構，何須另創設此「專責機構」，且須編二十五億元基金，是否將成為「網軍」之「合法基地」？二十五億元是否將作為「網軍」之「合法報酬」？否則何須疊床架屋，另有此「專責機構」？所司為何？

期盼在野立委們應竭盡所能嚴格審查此項立法；絕不容許此一公然侵犯網路言論自由之違憲法律通過。

尤其試問於蔡總統：在妳主政下的台灣竟然會擬定此一公然箝制網路言論市場之「惡法」；是否正是凸顯當前民進黨政府之言論管制，嚴重踐踏憲法言論自由？

社會大眾應先認清這些房市政策是「誰的利多」？另外應認清政策背後是否有具體的法令、財務及執行計畫，「能否落實」？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只是避重就輕的頭痛醫頭，還是能夠掌握問題關鍵，真正逐漸「解決問題」？

當前房市問題嚴重且錯綜複雜，「高房價」導致買不起（無殼蝸牛）、換不起（一□蝸牛）到住很差（住房品質與區位不佳），是首要問題關鍵。

高房價形成的原因雖然很多且複雜，但杜絕房市不當的「投資炒作」絕對是最關鍵且應優先解決問題。最近有《報導者》特別訪問投資客如何從新竹炒到台南的實際案例，也看到這個案背後有更多的「炒房團」，包括業者一起投資炒作。看到如此炒房亂象，我只能感慨在台灣「不炒房是笨蛋」！

政府難道不知道這投資炒作所導致高房價問題嗎？政府好不容易才在四月提出《平均地權條例》修法草案送立院審議，原本信誓旦旦要在五月通過實施，沒想到受選舉政治影響，竟然被延後到九月選前才要通過。最近又有消息傳出，此草案爭議太大，可能還是不會通過。投資客立刻從「驚慌到驚喜」，重上賭桌繼續賺！社會大眾則從「期待到憤怒」，不相信政府只能無奈躺平！

高房價買不起房子，至少要能租到合理房屋，然而租屋市場普遍「租屋黑市」，這是另一關鍵嚴重問題。尤其租屋者多為弱勢，不但房東收租金逃漏稅，進一步剝削房客租屋權益與租金補貼，租屋不公平現象更應優先重視解決。

政府企圖以租金會轉嫁房客及放寬租金補貼為由，不願正視租屋黑市根本問題，完全是本末倒置。最近有《關鍵評論》讀者投書，述說與五位房東交手結果，深刻體認到嚴重租屋黑市問題，讓「三百億擴大租金補貼」是看得到但領不到的居住不正義。這位房客還是位充分了解租金補貼政策的研究生，更別提若是一般不□楚政策的弱勢租屋者，將受到租屋黑市更嚴重壓榨扭曲困境。

政府難道不□楚租屋黑市造成不公平逃漏稅，又讓「租金補貼」和「包租代管」政策無法落實的關鍵問題嗎？社會各界包括學界和民間租屋團體都強烈要求政府應修正《租賃條例》，訂定租屋資訊強制登錄、逃漏稅大赦補正、吹哨人檢舉等條款，但政府始終不願積極修法解決此關鍵問題，而寧願花大錢只想製造短期選舉利多表象，令人遺憾！

面對地方選舉，中央不修法，「選民是笨蛋」嗎？地方政府難道也只能無所作為嗎？記得我曾在台北副市長任內，訂定「房屋銷售規範」，要求各局處強力稽查，違者公布名單，投資炒作明顯減少，高房價也從二○一四年由台北帶頭逐漸下滑。同樣地方政府也可訂定「租屋申報規範」，要求各局處強力稽查，透明租屋資訊，違者大戶公布名單，同時依法課稅，並給予吹哨人獎勵。

相信只要地方首長的政策與作為明確表態，絕對也可以逐漸打通房市的任督二脈，導正不當「投資炒房」與「租屋黑市」二大關鍵問題。這一切就看選民的抉擇了！

台灣「生不如死」，學校從托兒所、幼兒園，一直關到大學，寵物店家數早已超過麗嬰房。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之前就已人人上大學，今年出生的更不用擔心，都可上國立大學。

台灣將在二至三年內進入超高齡社會，速率之快，世界第一。今日四、五十歲以下人口，繳交的勞保、健保費，均在支付已退休者的勞保給付，及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勞保二○二八年就要破產；健保因為需要照顧的老人不斷增加，能夠交健保費的青壯人口逐漸消失，不倒才怪。

更嚴重的是，台灣兩性生殖力的衰敗，也是名列世界前茅。男性十餘年來，精蟲每年少一％（六十萬隻），沒能力搖頭擺尾的比率也節節上升。女性則依國健署的資料，只要過了卅三歲，生殖力就大幅下降，而台灣女性平均初婚年齡是卅點二歲，也就是婚後二、三年內不育，機會就渺茫了。因此台灣每七對夫妻，就有一對不孕。

就算青年男女勇於逆流結成夫婦，雙方也都具有生殖能力，但若總是躺平（大陸用語）或草食（日本用語）而不愛愛，如何生兒育女？世界各國夫妻性生活次數，最多的是戰鬥民族俄羅斯，平均每月八次；南歐民族浪漫，也有五至六次；最有趣的是色情片王國日本倒數第一，每月平均三次，大概是初一、十五及三十；台灣是倒數第二名，只有四次。

經典電影《殉情記》主題曲有句歌詞：「邱比特控制了我們」（Cupid he rules us all）；蔣經國的老師吳稚輝更直言「戀愛戀愛，精蟲作怪」。今日台灣邱比特失職，精蟲也都不作怪，為什麼？就是當今政府「毒」你千遍不厭倦。

就說最近的石斑魚，或前二年的鳳梨、芒果、釋迦，每每被驗出不合格藥品，農委會每次都說是老共的陰謀，養套殺，但絕口不提自己管理不當，讓農漁民用禁藥與合格藥混搭。又說要告ＷＴＯ，請問告了哪一次？大內宣騙騙百姓而已。再請問，不合格的農產品不外銷後，都去了哪裡？還不是全民下肚。

蔡政府每次都說依科學管理，不論萊劑、核食、塑化劑、戴奧辛、重金屬殺蟲劑，都不超過國際標準上限。問題是各種毒素相加，還有漏網上市吃下肚的，難怪男女生殖能力快速下降；加上社會高度分裂，年輕人沒有前景，連「幹活」都沒興趣。

最有趣的是綠營人士，食品安全就是騙選票及大內宣的工具，跟科學根本無關。谷歌一下就知，二○○九年，蔡英文、蘇貞昌、管碧玲、陳菊、陳亭妃、柯建銘，各綠營人物無不義憤填膺，堅決反對萊牛；但二○二○年蔡政府換了位置也換腦袋，強力主張進口萊豬。全民毒食再加一味，蔡英文也再次證明自己一再說謊。那些當年高調反萊牛者，如今再看影片，難道都不會臉紅？

蔡總統自己不婚不育，是個人的選擇，應予尊重，但在她領導下，整個國家絕子絕孫，該當何罪？（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長）

當我剛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時，無論是新生入學手冊或是前幾周的研究方法課程，最常出現的字眼就是「剽竊（plagiarism）」（原意就是竊取他人作品的一種欺騙或說謊行為），學校也經常提供許多學術倫理的講座或課程，三令五申提醒我們學術誠信的重要性。

當我在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口試委員想了解的就是研究者到底對於自己的研究是否充分理解？以及學術論文寫作的邏輯清晰與思考論述能力。我很幸運的是在我國內碩士論文的養成過程中，我的指導教授非常嚴謹的指導我，讓我清楚明瞭閱讀一手文獻的重要性，適當引註與遵守學術規範的價值，更重要的是，讓我逐漸學會獨立思考判斷的知能。

轉眼間，我已經在高等教育機構服務十五年，當我授課交代學生作業或是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我都會耳提面命地提醒學生適當引註與避免抄襲；我也指導或口試很多在職專班的研究生，相較於一般生或許會給他們少一些壓力，但是該有的學術要求我們還是很堅持，甚至很多在職生表現得很優秀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所謂的碩士學位論文，代表的是一種在學習特定學術專業歷程中，挑選一些想要探究的主題，透過閱讀與引用相關文獻探討，針對探討的理念或假設進行原創性的研究或實驗，並就所獲得的研究發現中與文獻進行綜合性批判，進而培養具備獨立學術研究的基本能力。

針對一些在職進修的研究生，我們也會鼓勵他們從實務工作現場發現問題進行行動研究等，從基本的蒐集資料、文獻探討、研究設計、分析討論到完成論文寫作，研究信實度和倫理都是整份研究的核心，其中透過計畫與論文口試答辯或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讓各自的研究與思考更加清楚與完善，這是我們的堅持與要求。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教授秉持性善的觀點給予研究生較大的自由或彈性，但是我想表達的是學術誠信就是學術誠信，不能與工作表現或政治立場混為一談。

雖然學費調整涉及的因素很廣，各有不同的考量，但對學生來說，為了生存，打工賺學費及生活費也因此成為比上課更為重要的事，大部分的私立學校學生，在還沒進入社會，就已開始有數十萬的學貸。

於是有人說，現在的大學教育品質低落學生素質太差，與其浪費四年時間不如早一點進入社會工作較為務實。但現實的社會中，無論考公職或求職，又把大學畢業當做基本門檻，因此無論如何，總得要拿個文憑。

在教室中，老師像公務員般的在課堂上課，學生礙於成績及點名，不得不坐在教室，玩手機、打瞌睡或發呆無所事事，也成為現在的校園中常見的場景。老師抱怨學生不認真上課，不受教，學生抱怨老師上課不精采，沒有收獲；在少子化的狀況下，學校也不敢嚴厲管教學生，深怕影響招生，老師也只在乎自己的升等，深怕工作不保，久而久之成為負的循環。

但另一個報考公職、國營事業、國家考試補習班教室中，不管來自於名校或是私立學校，大家□牲暑假及個人時間，戰戰兢兢的在擁擠教室中上課，沒人玩手機，沒人睡覺，老師也認真上課，因為鐘點費高，要建立好的口碑，這和學校的教室簡直是二個不同世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因為同學心裡清楚，只有在這裡學習，對自己的未來才有幫助。在現有的體制下，學校、老師、學生各有自己的問題及無奈。

選舉到了，政府可以花大錢買武器，花大錢投入討好大眾的建設，可以凍漲水電費，但卻沒人關心目前少子化及大學普及的教育困境，大多數的同學現在關心的不是未來如何，而是打工賺錢及基本的生存。教育對未來的影響不可謂不鉅，政府應該要加以重視改變。

高教多年累積的痛點一次爆發，所有私校陷入程度不同的集體焦慮。一一七新生最少的虎年大限前，還有多少時間為上岸找繩索？要縮編嗎？要轉型嗎？要跟誰併校？該投資還是降成本？這將是私校領導人最艱難的對策考驗。人數下墜的陡峭曲線已定，想拉住失速列車，治理面沒有本錢再多頭馬車；合體自救，才有生路。私立大學的兩組關鍵人：董事會和行政團隊必須對「大局為重」有清楚的共識。

在學校法人裡，這兩者間的關係一向微妙，董事會雖不能干涉行政和營運，但依私校法規定，校長要受董事會監督考核；校長遴選，董事會更有最後圈選權。制度結構讓董事會的姿態和權力是一定程度的太上皇，校方若不獲支持，施政難矣。

承平時代，雙方大可行禮如儀。但眼前，所有私校行政高層都知道面對的危機有多迫切，撐不撐得住，就看三、五年。不論找問題、想解方、端出完整配套，都有強大的時間壓力；而且要比快比準比執行。慢一拍，彗星就要撞地球。

但要說服私校董事會理解並接受事實，私校校長必須有勇氣多吃幾顆誠實豆沙包。團隊要提出實戰規畫，從精確的情勢與困境分析、揪出關鍵、設定目標、形成有指標有步驟的完整行動方案…絕不只是喊喊願景，互相取暖而已。

尤其，若改善計畫必須進行組織再造、人事調整、預算分配等等敏感級的「大地震」，也要不隱藏的敘明。這對校長們非常挑戰，但不先說，必有後患。另一端，董事會若真心在乎學校的未來，就得捐棄成見聽進心裡，一旦做成決議就全力支持。

不過熟悉私校運作的人都知道，這根本近乎幻想。很少有校長面對董事會能有「被討厭的勇氣」；而私校董事對校務也多是沾個醬油隔著山，儘管是聲譽卓著的大校長、大教授、前政府高官，經驗值離私校經營的現實和痛點都有太遠的距離。可怕的是時間不等人，任何蹉跎、誤信、自以為是，都會造成致命的拖延。董事會，顯然是這次危機的首要關鍵。

前不久又有一所科大宣布停招，接在後面剉著等的還有一長排。往好處看，危機會讓有決心的私校願意以學生和教學為主體，重新思維怎麼轉動，並且趕快執行。但對私立大學校長來說，這將是前所未見的溝通苦戰，很難揣測董事會願不願意以相同的決心一起奮戰。說到底，高教巨塔裡有多少人願意勇敢的轉念、謙卑的溝通合作，決定了一切。而這一役，先覺醒者得勝。

高等教育政策是百年大計，亟需深遠思考和縝密規畫。不少教育評論者就認為，當年教改為了鬆動一試定終身的壓力而廣設大學，結果考生搶上頂大的壓力不但未減，更因忽略人口結構的發展，造成院校過多，招生名額過剩。

其實少子化是全球問題，以日本為例，在擬定高教政策時，就將人口結構、產業與國家發展列入考量重點，認為日本到了二○四○年，將是邁向永續發展目標（ＳＤＧｓ）的社會，必須回應第四次產業革命、迎接人生百歲的長壽生涯；而跟進全球化的同時，也要走向地方創生。因此提出《二○四○年日本高等教育藍圖》，強調以學習者為本位的教育轉換。

依此藍圖，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了五大高教政策方向。首先是教育及研究制度應確保多樣性和靈活性，透過學生、教師、課程、治理的加強優勢共同呈現；其次要強化教學素質的保證，學習質量的品保資訊必須公開；第三是重視高等教育機構的規模和區域分配，將高教功能從傳統人才培育，轉為替各世代提供知識基礎；第四是推動高教機構的多元特色，多方發展教育內容；第五是開拓促進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和支持管道。

在少子化壓力下，日本高教發展並未採取讓私校「自然淘汰」的消極作法，而是建立公私校多元發展的教育生態體系，緩解資源的分配不均；同時讓民間資金和能量與政府協作，共同支持高教提供不同世代的學習需求。

在台灣，根據教育部預測，大一學生自今年起平均年減二千八百人或一點五％，至二○二八年將只剩十五萬人。在升學供需面當然是數量過多，但若把範圍拉大，台灣進入高齡社會，會非常需要大學提供新科技的學習、金融理財知識，甚至客製化的終身學習地圖。大學的功能如果能重新定位，在環境速變的未來，將可更靈活的配合社會發展為不同世代提供教育資源。

日前立法院已三讀通過私校退場條例，雖是為處理私校過剩形成了法源依據，但教育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引擎，台灣也需要像日本一樣進行通盤考量，為高教政策和大學功能重畫藍圖。至於在少子化壓力下首當其衝的私校，尤其要務實面對，調整規模，穩固體質，以「學習者」為主體，盡速思考精緻化轉型升級的契機，在浪潮下站穩腳跟。

更具前瞻性及全面性的高教發展政策，才能讓公私立大學在良性競爭下發展各自特色，提升教學品質，並接地氣的滿足當前產業對跨領域人才的需求。均衡的高教生態系，也才能讓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學生都被公平照顧，各世代的學習需求都能被大學滿足。這樣的高等教育，將可成為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柱！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

本質上，大學就具有公共性與都市性。參與社區與城市發展，是落實大學的社會責任。大學作為市民社會一員，不只聚焦於學術層面，更應關注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等面向，面對城市的環境問題、不平等、貧窮下所需要的社會創新，此時大學的建築、環境、經濟、社工及藝術等學術部門，即可成為積極形塑所屬城市的文明力量，搭建校園學術空間與城市發展的良好關係。著名實例如台中巨蛋結合逢甲大學「共善樓」，共推「捨得與減法」的節能減碳教育理念。更因此創造出大學與城市間，知識分享與創意空間規模的「溢出」效應。

大學可作為城市的智庫，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城市發展。校園活動空間可與市民共享，彼此是自然的共生關係，當學校培育人才，也需要有城市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便利的交通、安全的治安等條件，方能留住人才。此外，串起校園文創資源與城市「文創園區」、「市立美術館」等藝文環境，形成大型的藝文園區，學校提供創意人分享與交流的創意平台，打造創新城市。

有效運用大學創意能力，方能將城市連結上全球文明與知識的網絡。大學所研發的知識通常會「擴散」到周邊的企業，成為城市和區域高科技發展的引擎。諸如中部大學與中部科學園區的共生發展，正是最佳的在地實例。

事實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即是以「在地連結」的「人才培育」為核心，引導大學從在地需求出發，連結城市公共建設資源的投入，當然創造出大學、產業、城市共利的局面。例如，為優化河川水環境與城市的永續發展關係，去年台中市府與中興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逢甲大學與東海大學等四所大學，共同簽署「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合作協議備忘錄，藉由分享水環境工程建設成果，踐行大學對河川水環境的社會責任，並連結公私部門資源及建立夥伴關係，帶動民眾參與水環境維護及區域發展。上述種種「溢出」效應，在在證明大學社會責任與社區城市發展是相互證成的緊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