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九日認定林智堅抄襲並撤銷其碩士學位當天，中華大學聲稱次周公布調查報告。隔日，林智堅赴中華大學學倫會說明，十一日他受訪，指控中華大學學倫會「不友善」、「先射箭再畫靶」、「拒絕換名片」。外界期待中華大學公布真相，等到的卻是延宕的消息。

原先稱「下周公布結果」，可見調查應已告一段落。其後生變，是林智堅的說詞撼動調查結果，還是他的「不友善」指控，讓中華大學不得不變「友善」？又或者，有不為人知的外力介入，逼得中華大學必須拖下去？

無論原因為何，延後公布，一來讓林智堅免於被「補刀」；二來民進黨上下得以暫從論文風暴抽身，可轉而操弄其他選戰議題；三來中華大學也避過風頭，不必因在關鍵時刻公布調查結果而得罪當道。如此處心積慮，不免讓人對調查的公正性打上大問號。

無論民進黨或中華大學，若想「以拖待變」，還是得想清楚。儘管林智堅已經退選，但此案仍是輿論焦點；倘認為再拖一段時間，議題淡化，即可顛倒是非黑白，恐只會適得其反。

從機密設定日期看，陳時中去年二月即將疫苗採購資訊全部封存。當時萬華疫情尚未爆發，我國尚未採購國際疫苗，鴻海等機構也尚未購捐ＢＮＴ；因此，陳時中聲稱要保護「賣方」的機密，唯一對象只有高端，以及政府稍早阻止東洋代理ＢＮＴ的決策過程。事隔三天，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出面澄清，稱該「密件」只是公文流程的保密等級，卅年指的是「保存」期限，而非「封存」。不論陳時中的「封存」或王必勝的「保存」，長達卅年都是極漫長的時程，陳時中設下這麼長的「機密」保護傘，難道不是想要掩人耳目？

區區疫苗採購決策，衛福部如果竟用到最高等級的「絕對機密」，給人一種「牛刀殺雞」的荒謬感。根據我國《國家機密保護法》，保密期限分為三級：「絕對機密」不得逾卅年，「極機密」不得逾廿年，一般「機密」不得逾十年。如果疫苗採購只是為了幫廠商保密市場價格，適用十年的一般「機密」都嫌太長，哪裡需要用到卅年的「絕對機密」？難道是我國高層首長插手了不該的決策，一外洩，可能成為高級醜聞？

不管是公文流程的「密」或企圖遮掩的「絕對機密」，衛福部將疫苗採購設定為卅年的保密文件，都有規避國會預算監督之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五條規定：國家機密的核定，應在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而且，不得為了下列目的：一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二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三為掩飾特定自然人、法人或機關的不名譽行為；四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反觀衛福部的作法，不僅違背了「最小範圍」的精神，甚至觸犯了法令所有禁止之目的，是為了隱瞞疏失與不法，幫特定人士掩飾不名譽行為，並違反政府資訊應公開的原則。否則，為何立委拿到的相關資料，重要的金額和數字均被塗黑？

由此可知，《國家機密保護法》早預見會有不肖官員濫用機密保護機制，因而設下種種規範。遺憾的是，政府中仍不乏陳時中者流敢厚顏曲解法令，讓國家的機密保護機制隨他傾倒。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對象，原主要涵蓋國防、外交上可能動搖國本的國安事務，現在竟淪落至為疫苗政策、總統論文背書，執政心態之封閉即不難想見。

蔡政府官員如此需要藉助機密的保護，主要是決策粗疏或私利糾纏，因而無法接受監督，只能濫用機密為自己打造「金鐘罩」。卅年的時光何其漫長，那是耗掉一代人的等待；屆時，遲來的真相還有什麼意義？尤其，國會的監督是民主政治極重要的制衡，當立法、司法、監察都淪為蔡英文一言堂的橡皮圖章，如今連疫苗這種公眾利益攸關的事都要以銅牆鐵壁封存卅年，逃避監督。試問，蔡英文自詡的「公開透明」，都要灌上水泥了嗎？

陳時中追打柯文哲的大巨蛋案時，聲稱所有歷史資料都須公開透明；若以此反求諸己，他封存的文件豈不該先行解密？否則，以他不透明又不受監督的作風，首都市民選他，豈非引狼入室？

觀察財政部歷年的綜所稅申報核定統計，按家戶20等分來看所得總額的差距，最高5%申報戶的所得總額，在2012年是最低5%申報戶的84倍，2014年破百之後就扶搖直上，2019年達110倍，2020年更惡化為129倍。按十分位、五分位來看，差距倍數也是一致地逐年增加、惡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所得者的所得總額幾乎不受經濟不景氣或疫情影響，甚至逆勢增加，但低所得者的所得總額卻受到嚴重影響而減少，應是近年來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

此外，上述的所得申報核定資料，並未包含申報戶取自政府的補助款、免稅所得或者分離課稅等，其實低估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程度。目前分離課稅的所得項目，包括債券、短期票券、證券化條例的受益證券等之利息所得、結構型商品之交易所得、股利所得，大多為高所得者享有。而許多減免稅，包括證券、期貨之交易所得，產創條例、生技新藥條例、科學園區條例、促參法等，也集中在高所得者、高科技產業方面。

因此，如果把這些分離課稅、租稅減免的所得計入，富人的實際所得絕對要比所得稅申報的統計資料所顯示的要高出許多。例如，最高20％的申報戶「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總額」就高達2,000多億，其他八成的申報戶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總額為零，由此可知股利所得集中在高所得者，台灣實際的貧富懸殊程度，絕對比財稅資料顯示的更為嚴重。

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也印證了財政部稅收資料所顯示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五分位的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從2014年的6.05倍，增至2019年的6.1倍，2020年為6.13倍，2021年更擴大至6.15倍，貧富差距創十年來最大紀錄。

每戶吉尼係數從2016年起從0.33開始逐年增加，2020年已增至0.34，2021年為0.341。而2021年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年增1.0%，中位數年增僅0.1%，代表高所得者的所得成長超過低所得者，這些都和財稅資料所顯示的貧富差距擴大相符。

再看所謂「量能課稅」的綜合所得稅制，在縮小貧富差距或改善所得分配不均方面的表現如何，則更是乏善可陳，依舊令人大失所望。

2020年五分位的差距，最高20%的稅前所得（綜合所得總額）是最低20%的13.47倍，但是減掉了應納稅額之後的稅後所得，差距竟然暴增為25.62倍，顯示2019年的25.09倍比2018年的12倍加倍惡化之後，毫無改善的跡象。由此也顯示最高所得戶比較容易從扣除額方面獲得實質的鉅額減稅效益，以致於有些高所得家庭的所得稅有效稅率比相對低所得的家戶還要低，出現累退的不公平現象。2020年所得超過500萬元的高所得者中，有九個申報戶完全不用繳稅，證實所得稅制真的是不公平。

這也印證了主計總處的統計發現，2021年五分位的所得差距倍數增加到7.63倍，創下九年來新高，但是租稅政策還是跟2013年度一樣，只縮小所得差距0.14倍而已，毫無進步。幾乎都是靠著社福補助，縮小所得差距1.34倍，才使得可支配所得最後的差距減為6.15倍，但貧富差距仍是九年來最嚴重。

「所得」分配的差距既然愈來愈懸殊，可想而知「財富」的集中程度一定更為嚴重。財政部怎能對相關所得稅、不動產稅制的不公不義視若無睹？財政部應立刻檢討改革相關稅制，才對得起誠實納稅的中產家庭和勞工階級。

這個法案嚴重牴觸憲法對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保障，當然會引發公憤。只是ＮＣＣ為何要在此時提出這樣無腦與荒謬的法案呢？從ＮＣＣ的委員結構來看，在中天換照一案上七位委員一致贊同，沒有一位委員有任何不同意見的表述。同時對於中天的換照評分表臨時改採最新通過最嚴格的標準，這份標準也只用在中天，其他電視台換照呢？一個中天案就把ＮＣＣ已非獨立機關的事實給掀開來。那麼會在這個時候推出這樣無腦的數位中介法，不更反證出七位委員絕非專業任命，而多半是政治任命。

其次，中天台下架，ＮＣＣ主委毫無保留就推由公廣集團華視入主，卻沒想到華視出包累累，ＮＣＣ則完全採取雙標處理中天／華視，根本談不上公正公平。中天轉戰網路ＹＴ頻道，從零到一，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轉型之路，同時堅持監督政府的立場，這讓ＮＣＣ特別「關注」，有意藉著數位中介法再來嚴審中天ＹＴ頻道，真的是「用心良苦」。但是此舉正暴露出ＮＣＣ已成了政院的附隨組織，只有政黨利益與選舉勝選為優先考慮，不惜犧牲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再者，不少網路業者與使用者根本就反對數位中介法，連ＰＴＴ與民進黨內一些有識之士紛覺不妥，ＮＣＣ的委員根本對於網路的發展與現況一知半解。澳洲與歐盟針對入口網站與網路平台大量使用各國媒體產製內容，不但沒有使用者付費，反而藉著網路廣告大賺其錢，分潤不公不義，重擊當地各大媒體。澳洲政府與歐盟出面去向這些跨國入口網站與平台力爭。試問若是要管理網路經營，政府與ＮＣＣ是否應該在這些問題上用心去據理力爭，好讓國內媒體有更大的生存保障，願意投入更多心力來產製正確、有深度與有價值的報導呢？

最後，ＮＣＣ以防範假訊息、假新聞來做為數位中介法嚴管的理由。別忘了新聞真假，要靠媒體自覺與自律，還有第三方公平獨立機構。傳統主流媒體原本就有嚴格的自律要求，但是蔡政府為勝選縱容網軍側翼不斷散布假訊息與哏圖來抹黑抹紅競爭對手，讓原本自律系統與要求幾乎破壞殆盡。ＮＣＣ以為只要一切納入管制就會一切ＯＫ，可是從中天案看出ＮＣＣ的立場就已經偏頗了，如何有公信力來判定新聞與訊息的真假呢？ＮＣＣ與蔡政府想用一個無腦的法案來管理網路，這不是緣木求魚嗎？這已經不只是牴觸憲法而已，更凸顯這一屆的ＮＣＣ委員已失能與失智了！

八月三日傍晚，北京宣布將在四至七日「進行重要軍事演訓…實彈射擊」，並劃定圍繞台灣六個禁航區及禁飛區。

八月四日共軍向台灣北、東、南方海域發射十一枚東風導彈。日本防衛省次日報導有五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其中四枚在下午三時多飛越台灣上空。

至八月七日為止，在海峽活動的共機達一百廿多架次，在周邊活動的共軍艦艇達十四艘次。根據美國前外交官和「民主防衛基金會」學者Craig Singlton八月十六日Foreign Policy專文：共軍演習是「毫無瑕疵的軍事奇觀（spectacle）和戰略及戰術的傑作」。但是最令人矚目應是前所未有的導彈運用方式。

觀察家多認為這大規模演練是共軍攻台預習。美軍專家深信近年台海將爆發戰爭。

其實，以上場景的描寫早在十九年前已出現在共軍的構想：「向敵國發射導彈…使…飛行彈道掠過敵重要城市等戰略目標上空…（著落在）某一公海海域…」。來源是趙錫君主編《懾戰：導彈威懾縱橫談》（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二○○三年八月第一版）頁一九二。

趙錫君曾任共軍第二炮兵的副司令（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三年）。之前在九五／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時任二炮參謀長（一九九三年至九六年十一月）。九五年因為他規畫當時對台飛彈演習受肯定而晉升為中將。

八月五日，美國白宮發言人柯比譴責中國對台的軍演，並表示隨後幾周「美軍將要在台海執行例行的海空穿越，『雷根號』航母打擊群將留守在附近更久些」。八月六日，原來已北上至日本東南海面的雷根號航母打擊群轉向台海航行。但十九日，雷根號已北上返回日本橫須賀港，進行維修。

同日，在台海活動有共艦六艘次、共機十七架次，八架次越過中線。這是台海新常態嗎？北京稱台海為領海。法理多爭議，事實已既成？

美國航母戰鬥群通過台海前兩次的是九六年獨立號及尼米茲號，及○七年小鷹號。這次雷根號錯過機會。

《懾戰》另一場景將應在另艘美航母戰鬥群嗎？「向侵入己方領海的敵航母戰鬥群附近的翼側或前方發射導彈…使敵心理受到震撼而撤離己方領海。」

《懾戰》點出實施威懾打擊應把握的關鍵環節是：「確保精確打擊，防止誤傷…科學選擇發射時機…與國際外交鬥爭相統一…對敵目標勿造成任何實質性破壞…選擇高精度導彈…防止直接擊中敵航空母艦…給敵授之以柄，造成後續威懾的被動…威懾方必須…見好就收。」

更值得注意的是《懾戰》首頁趙錫君序言的標題：「『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威懾戰略的理論根源和核心思想」。

綜合以上觀察，呈上淺見：

●十九年後的今日，共軍飛彈威懾規畫比之前劇本應更細密、武器更精準、演練更成熟。

●裴洛西訪台為北京提供藉口或「科學選擇發射時機」以實施準備已久的方案。

●共軍反應強但不會擦槍走火。

●北京將「見好就收」，謀求與美協商。

●台灣將免於戰亂。

（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出版新書《框外天地》）

六十四年前的今日，共軍以各型火砲向金門地區進行地毯式濫射，二個小時內連續發射了五萬餘發砲彈。在短短四十四天內共發射將近四十八萬顆砲彈，創下全世界落彈密度最高紀錄。我的老家古寧頭，有一半房子全毀，四分之一半毀。戰爭殘酷無情，子彈六親不認，房子何辜，百姓又何辜。

有道是，「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即使已到廿一世紀，還是有戰爭。君不見，今年二月底開打的「俄烏戰爭」還在進行，多少的生命灰飛煙滅，徒留親人的哀號哭泣聲在風中飄散。遺憾的是，人們總是忘記歷史的教訓而重蹈覆轍。誠如杜牧《阿房宮賦》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八二三砲戰」，又被稱為「第二次台海危機」，六十四年過去了，當年出生的小孩，如今早已過花甲之年。兩岸關係也勢隨時轉，起了不少變化。金門在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長達卅六年之久的實驗戰地政務。隨即開放觀光，揭開戰地神□的面紗。兩岸「小三通」也自二○○一年一月二日實施，自此開啟「雙門對開，雙馬先行」新紀元，締造兩岸交流熱絡之盛況。若說金門由昔日反共的跳板，成為今日和平的試金石，亦不為過。

然而，近年兩岸官方關係陷入冰凍，僅限少數的民間交流，加上疫情阻隔，「小三通」被迫停航，難見曙光。特別在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大陸除了對台祭出經濟制裁外，更舉行封島式實彈軍演。台海關係緊張、兩岸地緣政治風險上升，被喻為繼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後的「第四次台海危機」。高盛追蹤地緣政治風險的「海峽兩岸風險指數」急升至八十，創近年新高。不少人憂心，兩岸多年建立的互信，恐又化為夢幻泡影。

兩岸關係到底何去何從？金門未來又該走向何方？不同政黨有著不同利益的考量，每個人民也有各自的想法。但身為國家領導人，要將國家帶向何處，就必須以國家長遠考慮，更必須對歷史、對子孫負責。筆者最近閱讀「梅克爾傳」亦有所感，這位從鐵幕女□到成為歐洲母親，見證了東西德統一；執政後又以安靜及堅毅，以及科學態度治國，不僅讓德國成為歐洲經濟與道德典範，更致力於歐洲的和平穩定與團結，說是當代偉大的領袖亦不為過。美籍德國作家，湯瑪斯．曼曾說過：「若無法和平解決問題，戰爭只是一種懦弱的逃避」。兩岸雖然一衣帶水，但未來會不會發生戰爭，絕對有那麼一點可能，端賴兩岸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緬懷八二三，大家應牢記「戰爭無情，和平無價」；唯有兩岸以理性步向和平，才是炎黃子孫之福。

八二三當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共軍發起戰爭，進行密集性砲彈攻擊，經過四十四天的對峙作戰（陸軍砲戰、海軍海戰艦砲互轟、空軍空戰戰機纏鬥）。國軍陸海空軍共計四三九位官兵陣亡，其中新兵陣亡二七二位，已婚並育有子女者二○一位（涵蓋台籍、客籍以及原住民）。

共軍傷亡不詳；但資料顯示，共軍由於輕敵、急躁以及低估國軍捍衛中華民國的決心與毅力，其官兵傷亡更為慘重，尤以海空軍為甚；若以我敵的傷亡比例推估，海軍約為一比六，空軍約為一比九。

國軍重傷官兵，經過漫長的醫療診治、復健，共有一八七○員體列肢障（含雙眼失明）；由於已失去謀生能力，均由退輔會就養照護。另外，無辜的金門居民，因共軍砲火濫射攻擊，導致一二六人死亡，而大多數為國小以下兒童。

八二三戰役結束，粉碎毛澤東「血洗台灣、解放台灣」的迷思；也斬斷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思維。國軍則有效掌控台灣海峽制空權、制海權；令共軍不敢越雷池一步。

蔣氏父子政府在長期穩定的局面，遂傾全力拚經濟。尤以經國先生為扎根台灣，毅然投入十大經濟建設，厚植台灣經濟發展實力，政治上則逐步改革開放，造就了繁榮富足、民主自由的台灣。而這一切，在八二三戰為全民奮戰犧牲的國軍官兵烈士，皆功不可沒。

現今科技發達，武器裝備日益精進；其殺傷力、破壞力以及攻擊目標之準確率，遠勝於六十四年前八二三戰役。

戰爭沒有贏家。祇有人員血腥傷亡，經濟下滑敗退，物價通膨飆漲；它更製造無數家庭的悲劇，破碎與夢滅。

烏俄戰爭，烏國境內烽火連天，處處斷垣殘壁，生靈塗炭；人民驚恐悲泣，流離失所，即為血淋的例子。

兩岸一旦不幸兵戎相向，兄弟相殘，將是一場世紀大災難；一場殘酷的大屠殺。

期盼兩岸領導人，發揮睿智、遠見以及憐憫慈悲之心；以人為本，以民為先，以蒼生福祉為念；化干戈為玉帛，造福兩岸血脈相連，同文同種百姓是幸！

實行一千四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是自古以來一般平民通往榮華富貴之路，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好書才能有成就的迷思，造就華人重教育、重學歷的文化意識。這種思維根深柢固，縱使現在已是多元社會，大部分的人還是會看重學歷，且慣以學歷來評判一個人的學問及能力。

事實上「學歷」和「學問」是兩件事。學歷高的人不代表學問好，因為學歷只是一個學習階段完成的紀錄，而學問卻是無邊無境，可以終身鑽研的，所謂學海無涯。我們在學校內所學，多半是基礎理論，而很大部分的學問都是在離開學校之後，在職場、在社會、在生活、在經驗中所獲取的。一個懂得終身學習的人，比僅僅取得文憑後就原地踏步的人要更為傑出。

同樣的，「學歷」和「能力」也不成正比，學歷越高不代表越厲害，而學歷不好卻能力出眾的比比皆是。在台灣有經營之神之稱的王永慶先生，僅小學畢業卻創下驚人的企業王國，而日本的經營之神，本田汽車的創辦人本田宗一也只有初中學歷，卻將本田帶進美國汽車名人堂。從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也看到，通常學歷只會對初入社會找第一份工作時有些影響，但其後大家更在意的會是個人在職場上的表現、口碑及評價。因此在我看來學歷的價值在於不斷累積的學問，而不是在於那張薄薄的文憑。沒有學問做為後盾的學歷，即使再顯赫，終究會褪盡光芒。

華人也還有另一個迷思，那就是有了某項專業的學歷或學問，或有了特殊的成就，就彷彿高人一等成為了萬事通，可以插足於任何事。事實上這樣的人是一位專才，專業上值得尊敬，但術業有專攻，對於其他領域他可能就沒那麼瞭解，如果越俎代庖，甚至認為自己可以去領導那個領域的專業，不但影響了自己的價值，更會引發混亂，徒然製造問題。在我們周遭像這樣的人並不罕見，但大多數的人都習以為常，或許要破除這樣的迷思需要大家的自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官大不代表學問大。

最後我必須要強調「終身學習」非常重要，不管身處於任何行業，知識都是日新月異、變化飛快的；即便離開學校，也應該透過各種管道充實自己，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因此企業及國家可以透過各種補助及獎勵，鼓勵大家持續增能，繼續進修，這樣對於整體人才層次的提升將有絕對的幫助，也能從而強化台灣的競爭力，為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

這些想法，主要是為了獲得某種心理上的控制感，透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發生Ａ事件是因為Ｂ，那我們移除Ｂ，事件Ａ就不會發生了，事情似乎就在我們的掌控之內，可以增加心理的安全感。

事實上，自殺事件並沒有簡單而直接的原因，只有許多危險因子和保護因子，具備較多的危險因子，發生自殺行為的可能性越高，像是重大的生理或心理疾病、酗酒或藥物濫用、感到絕望或衝動性高、失業或財物損失、求助行為的標籤化等；保護因子則是可以相對降低自殺的風險，例如積極治療身體或心理疾病、家庭與社會人際支持、信仰的力量等。然而，無論我們再怎麼預防，自殺事件終究有可能會發生，影響活著的人們，他們就是大家常說的「自殺遺族」。

講到自殺遺族通常想到的是家屬，然而廣義的自殺遺族除了自殺者的家屬外，還包括目擊者、親友／同學／同事、鄰居、照顧過世者的醫療人員等等。例如我曾經聽過自殺遺族分享，自殺者的心理師得知自殺身亡的消息，驚訝的說「怎麼會這樣，前兩次會談都還好好的」，可見這個心理師的震撼和難以接受。還有過去研究發現當媒體過度報導某個自殺事件，可能會激起模仿效應（所以世界衛生組織才會訂定媒體報導自殺事件指引，台灣的自殺防治法也有相關規範）。這些聽聞自殺消息而受到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們，都可以算是廣義的自殺遺族。

自殺消息引發的創傷反應、回憶與自殺者的點點滴滴、與其他親友的互動和支持、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等，都是自殺遺族可能經歷的心理歷程。任何一個受到這個自殺事件影響的人，可以練習以下的事情照顧自己：

第一、找一個能夠傾聽陪伴的對象，說說自己對於自殺事件的想法感受。身為諮商心理師，我通常會提醒家屬們要找一個讓自己有安全感，能夠接納自己各種典型或不典型悲傷反應，不會太快提供建議的傾聽者。

第二、遺族們也可以參與相關團體，例如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搜尋協會的臉書可以獲得有幫助的資訊（例如相關的繪本／影音或文章），也有機會參加活動／課程尋求同儕支持。

第三，自殺遺族也可以考慮心理專業協助，心理師會試著協助您用適合自己的方式面對生命中的重大失落。

最後，在我的臨床工作經驗之中，透過各種形式的創作或貢獻而發現意義，諸如寫作、繪畫等藝術創作、園藝、投身相關公益活動等，是失落悲傷的家屬常提到的療癒行動。面對自殺喪親之痛的自我重新建構過程不容易，但是並非遙不可及。讓我們用自己的方式為自殺遺族們送出禱告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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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自詡為全球最幸福與良善的福爾摩沙，一夕間因為戰爭恐攻與價值錯亂，島內人們心中蒙上了一層不安的陰影。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似乎不再是「想當然耳」了！

社會學領域中的社會建構論學派，對此種社會現象有深入分析。社會建構理念帶領我們不再理所當然去經驗生活，而能檢視反思我們到底是帶著什麼樣的模式去定義我們和他人的生活。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視很多事為「理所當然」。小朋友就是要讀書上學、大人就是要工作賺錢…。但是社會建構論學者，則邀請我們提出疑問：為什麼會有這些理所當然？這些理所當然對人類發揮了什麼作用？這些理所當然的假設掩蓋或忽略了誰的聲音？是否應該也有理由去探索其他相反或相異觀點？社會學家肯尼斯．格根提出有三大來源，形塑了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把我們連繫在一起的語言、日常對話的過程、我們生活其中的制度。

如何化解這些衝突與亂象？肯尼斯．格根所主張語言的結構及使用對於形塑何謂真實和良善，是可參考的解方之一。藉由人類語言和日常對話的互動過程，當人們在不同情境下的口語交談和行動舉止一致時，我們就建立起做事情的正確方式，進而形成道德範疇，最後演進成為常規、制度或法律。藉助這些標準，我們定義出社會群體與人際互動中的各式擾亂、違規和失敗等判準，同時確立了何謂「良善」，成為大眾接受「理所當然」的現實，以及所有行動模式與違背良善的情境。

不過我們的言語傳統上是鑲嵌於一個更大的組織之中，這類組織才有確立現實、理性和對錯的權威。例如：法庭的法官有從法律角度判定對錯的權威、醫院的醫生有判定健康的權威、大學教授或科學家對特定研究領域中認定事務對錯的權威、宗教有引導心靈事物的權威…。這些機構確定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建構。

所以，維護這些機構的獨立性與不被政治力介入，就成為公民保護制度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最重要使命。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社會轉型的世紀》一文中，就點出了廿一世紀必然是一個持續動盪與充滿挑戰的世紀，政府的機能及運作，將成為政治思想及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而推動一個強而有力、獨立自主、有績效的「社會部門」，來督促有效能的政治治理與政府機構，則是最重要的工作。

每一位台灣人，我們都是局內人，旁觀不得！（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