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志在台灣聲名大噪，是去年寫了首歌《玻璃心》，諷刺大陸「小粉紅」動輒出征、指控「辱華」，很不理智。當時「小粉綠」一片叫好，此曲不但入圍金曲獎，文化部長李永得還說這首歌「唱出大家心聲」，「反共比舔共更有市場」。一時風光無限。

巧的是，黃明志發文諷刺當天，恰好是「玻璃心」發行周年。歌詞第一段「說的話，你從來都不想聽，卻又滔滔不絕出征反擊；不明白，到底辱了你哪裡，總覺得世界與你為敵」。黃明志這回被出征，說明這樣的玻璃心不僅說中「小粉紅」，也刺準台灣「小粉綠」。

近三年，已有三名馬國女子在台遇害，每次都引發社會震撼。黃明志發文，主要是對同胞遇害深有感慨，藉機抒發。之所以引發「出征」，則是他文中諷刺了台灣的司法與治安，被認為打臉蔡總統近日宣示的「強化社會安全網」，綠網軍擔心影響民進黨選情。

綠營支持者一向對「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深惡痛絕，而黃明志的抱怨文遭小粉綠出征，證明兩岸的「玻璃心」恰恰是「一家親」。

報告揭露後，正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的前疫情指揮官陳時中竟稱，他已離開衛福部，「有關行政的事情，以衛福部說明為主」。陳時中甚至說，自己因防疫決策「身上背滿箭靶」，若時間拉回兩年前，他不會接防疫指揮官。兩年多來陳時中享盡神壇光環，一談到責任，便閃躲、卸責、打悲情牌；但面對質疑，卻無言以對，只能任君笑罵。

審計部列出的缺失，至少有三點過去不為人知。首先，是衛福部採購另一家本土廠商「聯亞」的疫苗，預付七億五千萬元，但後來聯亞未通過緊急授權，衛福部未查核，就直接不追回這筆款項。其次，大批疫苗將屆期銷毀，以AZ疫苗為最多。更引人矚目的是，蔡政府全力護航的高端，曾四度延遲交貨超過三十天，但衛福部卻未依約罰款；直到審計部指出缺失，衛福部才開罰一千八百多萬元。

報告未點名「缺失」的部分，也可發現不尋常之處。首先，從高端遲交的疫苗數量和罰金回推，可發現高端疫苗的採購價格並非過去揭露的一劑七、八百元，可能超過一千元，比所有國際疫苗都貴，令人咋舌。其次，許多國家去年中就紛紛停打或限制施打AZ疫苗，而衛福部去年十一月還加碼採購五百萬劑，造成大批AZ疫苗面臨過期銷毀的結果。

對疫苗採購的諸多質疑，蔡政府總以各種理由含糊其辭，不願正面回應；甚至對立委依法索取資料，亦百般阻撓或選擇性提供。以審計部報告被列為「密件」看，蔡政府曾不斷否認採購資料列為機密，如今報告內白紙黑字，寫明解密時間是「三十年後」的民國一百四十年，赤裸裸戳穿蔡政府謊言。

另外，過去外界對蔡政府採購疫苗缺失，多聚焦在護航高端疫苗，以及阻擋民間購捐BNT疫苗上。然從報告來看，蔡政府疫苗採購缺失並不只在「一護一擋」，亦顯現在其他國際、本土疫苗採購上。整個疫苗採購決策，可說就是一本不堪聞問的大爛帳。

如今這張黑幕，只算是被審計部掀開了一個小角落。而陳時中閃躲推託，蔡政府則切割不遺餘力。對於開罰高端，行政院長蘇貞昌官樣文章地說，「依約而行，該罰就罰」。過去極力護航高端，甚至放言「圖利廠商天經地義」的衛福部專家李秉穎，也改口稱高端疫苗一劑「好像賣一千多元」，要高端積極說明和主動爭取認證。

就算再會閃躲、切割、甩鍋，都無法免除蔡政府眾多決策與執行官員的責任；他們應負的，也不是只有「政治責任」或「行政疏失」而已。公務員應作為而不作為、量身打造疫苗試驗和緊急授權規範，以及採購上涉嫌對特定廠商利益輸送等，均應釐清是否涉及瀆職、圖利及貪腐問題。這絕非陳時中「已離開衛福部」或蘇貞昌說「該罰就罰」，即可一筆帶過。

遺憾的是，審計部只能對預算執行進行查核，對於決策背後黑幕卻無調查權。有調查權的司法檢調和監察院，面對前仆後繼的舉發、提告，迄今仍選擇視而不見，不見任何具體的調查進度。如此消極以對，不免令人懷疑：是要等到湮滅證據、相互勾串，相關人等全身而退後，才敢出手嗎？審計部看到的問題，檢調是真的看不到，還是故意遮住自己眼睛？

財政部近來指出，公股行庫將繼續透過投融資等業務，攜手供應商投入淨零轉型；金管會也表示，各產業應注意五大ESG趨勢「WATCH」，包含避免漂綠（washing） 以及壓力測試納入氣候風險（testing）等。

在ESG蔚為風潮之際，廠商及金融機構無不力求ESG的績效獲得社會認同。ESG分別代表環境（E）、社會（S）及治理（G），其中對於S和G如何影響公司經營績效，以及公司如何達到S和G的準則，學理上已有許多討論，而實務上也多獲得印證。至於E，則需政府公權力介入。

現代公司組織的最大特色，是藉由經營與所有權分離，來極大化股東權益。雖然公司股東期許經理人發揮專業能力，但經理人卻可能私心自用。為防止此種公司治理上的弊端，財務理論發展出公司多發債，以減少經理人任意動用公司自由現金流量的解決方式。而實務上則發現，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家族企業，以及國營事業，較易發生經理人侵蝕股東權益的情形。

公司經營的成敗，除取決於經理人外，還有賴社會上包括員工、公司債權人、金融機構、上下游供應鏈廠商以及社區居民等利害關係人。財務理論顯示，對這些人施以小惠，有助公司發展。換言之，善盡社會責任並不妨礙公司追求股東權益的極大化。

公司雖有誘因遵循公司治理原則與關懷社會，但缺乏誘因自行吸收減碳成本，以維護環境的保護。因此，政府必須介入要求公司減碳。然而，一國政府是否進行干預，往往取決於他國政府是否也干預，因而減碳牽涉到國際合作的問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成員在1997年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 （COP3），曾簽訂「京都議定書」，以規範各國減碳目標。在2015年197個國家簽署「巴黎協定」，承諾要自訂減碳貢獻。而到了去年年底，在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會議，各國獲得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協議。

全球減碳的成敗取決於各國集體行動的結果。1965年奧爾森曾出版《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說明團體成員少及成員利害關係愈緊密，愈容易採取一致行動。就全球減碳行動而言，並不合乎這些前提。首先，隨著時間推演，一國的排碳會堆積到其他國家的大氣層，因而必須全世界200多國合作減碳。其次，各國蘊藏的天然資源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互異，因而對減碳產生的效益評價不同。最後，減碳成本立即發生，但成效並未立竿見影。因此，富國不想耗費大量成本補助窮國，以引導窮國減碳。

俄烏戰爭迫使歐盟接受核能及天然氣，為過渡到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的綠能選項。因此，此減碳目標並不切實際。然而，多數國家仍宣示此目標，而廠商也明瞭附和這個說法的好處。2001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史賓斯的「訊號理論」，可解釋為何出現此種現象。監管機關希望藉著宣示，可以獲得經由觀察廠商是否進行淨零轉型的行動，就可區別出好、壞廠商的「分離均衡」。然而，只要壞廠商可耗費低成本佯裝成好廠商，則會出現不論好、壞廠商都釋出進行淨零轉型訊號的「混同均衡」。

存在此種混同均衡的理由如下：首先，漂綠成本低且不易被捉到。航空及石化公司多透過認購森林植樹以減碳，而要印證這些行動是否達到減碳效果相當困難。而即使漂綠行為被捉到，監管單位也不會給予嚴懲。其次，目前評級機構雖對ESG商品進行認證，但標準不一。而金管會頂多剔除少數浮誇不實的產品，並無力再對其餘產品進行認證。

各國對其他國是否真正減碳存有疑慮，故在政策上多裹足不前。由於我國尚未訂定碳費，因而雖有少數獲利較佳的公司已進行減碳轉型，但多數仍持觀望態度。因此，在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的道路上，仍布滿荊棘。

卅年後的台灣會長什麼樣子呢？人口估計減少三五○萬人，扶養比將從二○一二年的卅四上升到一百左右，青壯年工作人口的經濟負擔將變好幾倍。

現在大家還沒什麼感覺，因為雖然台灣人口已經開始負成長，但總戶數還在增加（因為每戶平均人口下降），人口紅利（工作人口占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也尚未完全消失（預估於二○二八年前消失）。再過十年，大家應該就會很有感。

少子化有沒有可能逆轉呢？很困難。現今七、八年級的生育主力，不僅沒有享受到過去卅年房地產飆漲的紅利，還得面對日益高漲的房價、物價，加上未來將不斷調漲的年金、健保等，生存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以房價來說，過去二十年房價所得比增加三倍左右，已高居世界前幾位。台大醫院的資深醫師可能就住醫院附近（台北市中正區），而現在年輕醫師則大多住到板橋、新店，甚至樹林去了，除非家裡幫忙，否則完全負擔不起台北市區的房子。連醫師族群都買不起房，更何況是其他年輕族群呢？可以說，那些炒房的投資客以及建商，正在親手葬送國家的未來。

加上台灣社會對「非婚生子女」的接受度低，因此整體來說，少子化逆轉的機率趨近於零。不只台灣如此，整個東亞社會都有類似的現象。

由於未來領的人多、繳的人少，軍公教退撫基金以及勞保、國保基金都會面臨破產危機，不是被迫舉債因應，就是要調高費率。勞退基金過去十年報酬率約僅四％，慘輸大盤，扣掉通膨幾乎是呈現零成長。

未來錢從哪裡來？除了新進公務員外，可能就是那些受雇的高薪族群，例如醫師、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等。根據目前的所得稅制，有八十四％的人落在零或五％稅率，也就是所得稅來源主要是剩下十六％的人。而這些受雇的高薪族群不僅稅率高，由於其受僱身分，也缺乏合法的避稅管道。

至於醫療業，未來只會更慘烈。由於健保負擔沉重，給付點數幾乎沒有提升。醫師做同樣的處置，健保給付的錢與卅年前一樣，但是物價卻持續上漲，等於實質報酬正減少當中。未來醫院要維持盈利將越來越困難，只能靠衝量以及增加自費收入勉強維持。未來醫師的收入將陷入長期停滯。

面對將來的危機，有什麼應對方法呢？

個人認為從現在就要開始廣招移民，不管是藍領、白領族群，即使短期會對社會治安、文化造成衝擊也必須積極進行，以填補人力缺口。

再來，政府應加強生育補貼、幼兒養育、教育等福利，比起年輕世代面臨的龐大經濟壓力，目前的補助只是杯水車薪。

另外，政府應廣建社會住宅、壓抑房價，但這比較困難，因為背後利益結構複雜、既得利益者龐大，政府打房的選項與力道有限，難以撼動現況。

以上是國家政策的部分，但是更實際的是從個人做起。年輕世代宜趁早規畫個人的退休帳戶，並且進行長期穩健型投資，創造穩定的被動收入。如果只是依賴各種年金與勞退基金，未來的退休生活恐將非常艱辛，淪為日本學者口中的「下流老人」。

在經過一八六○年代的南北戰爭，內部整合後，美國開始對外擴張，第一個重要里程碑應該是對西班牙的戰爭。馬克吐溫認為美西戰爭將古巴由西班牙殖民暴政解放，說：「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戰爭是最有價值的戰爭。」然而馬克吐溫反對緊接著與美西戰爭相關聯的美菲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他寫了一篇短文「戰爭禱告」，強調人文精神與基督教傳達的愛與戰爭行為不符。然而當時美國正沉浸於戰勝菲律賓，擴張殖民的喜悅情緒中，對於馬克吐溫觸霉頭的針砭之言無法接受，沒有報社雜誌願意發表這篇文章。馬克吐溫是有良知的文人。

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想法異於馬克吐溫，認為將古巴由西班牙殖民暴政解放後應將其納入成為美國的一員。在美西戰爭前，惠特曼就一直在他的詩作反映出國家的信心及自豪，也導致美國對美西戰爭的熱衷。他在一八八二年發表一系列的作品《Specimen Days and Collect》寫著：「美國繼承了過去，是人類未來的監護人。」他和許多美國人一樣，在美西戰爭的過程預見美國會成為超級強權，認為加拿大和古巴會成為美國的兩個州。他歌頌美國，並塑造出這個國家的構想。

我對惠特曼的印象深刻，因為他的作品常在美國傳統節日出現。一八七二年他寫一首萬聖節的詩「神秘的號手」：「聽！某個荒野的號手，奇怪的吹奏者，隱身在空中盤旋，在今晚吹出反復無常的震動曲調。」年幼女兒抱著南瓜，興奮地唸這首詩，又高興又害怕。惠特曼這些文化人對美國的影響，由兒童到成年人，相當深入，而其「人類監護人」想法也深植美國領導人的內心。

美國成為世界警察，其警察學校則是西點軍校。麥克阿瑟擔任校長時創立歷史系。該系的教授很驕傲地說：「我們教的歷史大部分是由我們教的學生所創造（Much of the history we teach was made by people we taught）。」世界警察影響世界，創造歷史，是以力服人，靠拳頭打天下的。若功利主義抬頭，犧牲他人，只顧自己，強大的力量將讓世界其他民族受苦。

最近報載美國軍事學者發表「覆巢：阻嚇中國入侵台灣」，建議台灣應該威脅中國，設計自毀機制，如果中國入侵台灣，就摧毀台積電，不允許半導體產業設備落入中國之手。美國則迅速撤離台灣高科技人才。我希望這是假新聞。因為在此假設下，被美國遺棄的台灣其他民眾將何去何從？我認識的美國友人，大多正直誠實，樂於助人。我們誠心希望美國能堅持其「世界的監護人」的理想，務必維護海峽兩岸和平。如此，我們都會認同強大的美國，否則，如張忠謀所言，將會是世界的悲劇。（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天氣晴朗時，插滿蚵棚的大潮溝襯著藍天，映照出七股地區和諧寧靜的漁村風光。然而這一切就在台南市政府及市長黃偉哲操作大潮溝光電申請案的過程中，悄然變色。相關單位六日前往七股召開公聽會，過程顯示出，台南市政府為強推光電而隻手遮天的意圖。

首先，台南市政府始終迴避七股漁民所提出「究竟是誰同意本案可開發」的關鍵問題，直到國產署出示由黃偉哲市長蓋章署名、經發局發予光電業者的同意函，經發局代表才不得不接球。而其說法卻是「根據電業法，２ＭＷ以上容量的光電開發案是由中央審查，地方僅負責『核轉』，不具備審查權責」，企圖推諉責任。然而，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三條，業者必須連帶取得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同意函，才算備齊文件，具備電業籌設申請資格。經發局卻避重就輕、無法說出「就是黃偉哲市長蓋了章、送出了開發同意函」。

其次，經發局又表示，市府確實要求業者，「核轉本案有但書，廠商務必做好溝通，並取得漁民同意」。此一說法更讓人詫異，這將影響七股地區人民生活、生計與生態的光電開發案，市府居然可以草率的將政策溝通的工作丟包給開發業者負責，市政府在尚未協調七股眾多權益關係人，處理複雜的經濟、社會與環境議題之前，究竟憑藉什麼發同意函給業者？我們為何需要這樣毫無責任、僅會「轉接」的總機政府？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根據台南市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一○九年四月卅日的會議紀錄，「在《台南市設置地面型太陽能光電設施審查自治條例》通過前，台南市政府應嚴格禁止審查台六十一線以西任何太陽能板設置之申請」。而該自治條例草案經審議後決議暫時擱置，仍未通過。黃偉哲市長連同其市政團隊，究竟憑什麼能罔顧台南市議會的決議，逕自同意位於台六十一線以西生態敏感區的大潮溝進行光電開發？

此次公聽會，中央國有財產署派出了南區分署署長聆聽民意，而台南市政府僅願意派出經發局、農業局的科長代表出席。我們僅能暗自盼望經發局、農業局的決策長官，還有黃偉哲市長，能在辦公室看一下公聽會現場直播，垂憐一下地方的小老百姓、聽聽他們委屈的怒吼。

我身為一個將七股視為台南寶地的台南市民，除了心疼，更多的是憤怒。想請問黃偉哲市長，大潮溝的光電申請案是否是七股地區全面光電化的策略性第一步？從桃園埤塘種電所造成的環境衝擊幾乎可以想像到，布滿太陽能板的大潮溝，不僅可以驅趕礙事的蚵農，同時更可以透過優養化後的海水排放，將兩旁天然養殖的魚塭一點一滴地變成不利耕作地，屆時就可坐收二千公頃的光電專區！

七賢村當地居民指控，該村淹大水是由於溪州閘門未關閉所致，讓我想起民國八十五年賀伯颱風時，因淡水河抽水站未發揮功能，造成板橋大淹水，檢察官以瀆職罪中的「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起訴十工處（現在的十河局）及土城市公所公務人員，震驚水利界，讓水利公務員人心惶惶，擔心一有水旱災，自己雖已盡力，但還可能有囹圄之災。經過幾年折騰，涉案人員雖獲判無罪，但包括處長、課長、技正等這些優秀工程人員也因此對工作的熱情消耗殆盡，提前退休，實在可惜。只希望司法的大刀砍向風狂雨驟的颱風豪雨等臨場應變時，能更慎重。

淹水是事實，居民的不滿要同理心疏導、損失也可依法補償；但連續二天，該地接近一千毫米的雨量，也是事實及致災之因。檢察官既已偵辦，要釐清是否違反公共安全，應予尊重。而依據雨量及河川內外水位要查明閘門操作是否妥當也並不難，但個人要提醒的是，偵辦或各界在評論時，不要以「理想化」的條件去設想。颱風豪雨時，人力外派各處而可能不足、路可能不通而必須繞道耗時、電力可能中斷而無法正常操作、風強雨驟也要考慮自身安危等，工程人員不是超人，若以理想條件歸責工作人員，重則讓人含冤，輕則打擊人員士氣。

很多中央管河川的防水閘門都已透過評選，委託專業廠商保養、操作、管理，不但節省人力，而且效果也良好，專業廠商還會提供各種改進建議，更增防洪安全，例如，附近有聚落的閘門，影響重大，可更新為自動閘門，自動依內外水位差啟閉，並加強內外水位監測，甚至可遙控，以免淹水路不通無法現場操作。閘門雖是防洪設施一環，但也有其專業，應善用專業廠商資源，不但節省人力，也能及時反應而不遭質疑。

淺見以為，安平古堡等於熱蘭遮堡，毫無疑義，倒是安平古堡的現狀頗有怪異乖張之氣，應當留意並反省。茲舉其犖犖大者兩樁：

首先，矗立在古堡最高處紅頂白牆的瞭望台，經常被認為是熱蘭遮堡的代表性建構，這是嚴重的誤導。

這座瞭望台是二戰末期，一九四五年日本人營建的圓形瞭望台，用以監看古堡四周安全，卅年後，一九七五年市政府將它改建成四方形白牆紅頂的醒目建築，期待發揮吸引觀光客的作用。

幾十年來，這座瞭望台經常出現於官方與私家的觀光介紹，結果，許多人誤以為它是熱蘭遮城的主要建構。瞭望台是違章建築，而竟然以假亂真，喧賓奪主，誤導對於古蹟的認識，破壞古蹟原有的氛圍。

其次是古堡的招牌，「安平古堡」石材立碑。它挺立在主要通道的入口處，看起來壯偉高聳，但是卻散發著非常不調和的氣氛。

這一塊石碑是一九四一年日本人所建「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建在熱蘭遮堡，用以紀念一六二八年日本船長濱田彌兵衛綁架荷蘭台灣長官Pieter Nuyts的抗稅事件，而其用意是以三百年前日本人的英勇事跡來激勵日本人發動戰爭的民心士氣。

沒想到才過五年，世局變遷，中華民國的台南市長卓高□刮除「濱田彌兵衛石碑」原有刻字，以其背面鐫刻「安平古堡」四個大字，做為國家一級古蹟的招牌。毀損前代文物，再以此敵方故物，做為國家一級古蹟的招牌，氣氛失調又失格。

淺見以為，紅頂白牆的瞭望台，是「偽歷史建築」，不該讓它繼續曝光，應當立牌說明誤導原委於建築物前，至於是否進一步處理，還需從長計議。

至於安平古堡碑，建議送到新近成立的台南市立博物館收藏，它是日本人在荷蘭時代和日本時代重要活動的見證，是台南市歷史的第一等史料。歷史不能忘記，史料不該破壞，後人應知前人事，從而知道未來如何走下去。

在廿一世紀智能化環境，□業講求的是速度、專業、多變化整合、系統化競爭局面，一成不變／僵化的產業政策已不足以應付快速多變的環境。但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需高度專業人才的注入，目前台灣各項經濟政策、科技創新、產業政策中，「殭屍政策」的鑿痕既久且深，譁眾取寵有餘但建設性嚴重不足。

受到中美貿易衝突及美國晶片法的影響，台灣護國神山半導體、物聯網、元宇宙、智能產業、電動車等產業都遭到相當程度的衝擊，故必須積極謀求半導體之外「護國神山」的產業發展。有鑑於此，經濟部長王美花率團訪美，在華府及北加州矽谷進行招商引資，但技術與產業皆外行的王部長在試圖引進矽谷資源究竟是一個開創性的思維，還是另類的「殭屍政策」呢？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創新活動主要是由政府主導，包括大學的創新、創業及「□業學院國家隊」的設立、招商引資、技術引進等。台灣現實主義掛帥、短線操作、小確幸的社會，政府只知道有「護國神山」，重視大內宣但無暇顧及前瞻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另外，政府團隊產業創新的專業不足、抱殘守缺、消極被動，再加上媒體又經常虛報一些政治正確的「重大科技突破」或「世界首創」，雖「自我感覺良好」但搞得真正的專家無言以對，所謂的創新政策及產業發展也不過是「殭屍政策」思維的延伸而已。

在台灣產官學界對矽谷創新文化有著不切實際的迷戀，多年來始終不減。矽谷是現代高科技萌芽成長之地，靠的就是無止境的技術創新。矽谷創新玩的是市場規模、獨特技術及應用、金融槓桿及組織治理，而台灣除了基礎建設及人才不足外，國內市場、上下游自主整合的產業鏈深廣度也不足，再加上外行政府下指導棋、業者炒短線、「打帶跑」的心態也都是關鍵，故矽谷這種創新模式在台灣小確幸的文化中難以落實。另外，矽谷要調動資金很靈活，不像台灣綁得死死的，台灣創新的氛圍跟資金都比不上矽谷，想「整廠輸入」矽谷創新模式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科技創新是全球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經濟轉型的典範。政府模仿矽谷文化但政策墨守成規、不知求新求變，是個典型「殭屍政策」的翻版，凸顯了執政團隊的專業薄弱的困境，王美花部長造訪矽谷尋求境外創新資源正是這個老哏策略的再現。在全面智能化及web3.0的產業環境中，企業槓桿結盟是企業自身必須克服的障礙，而政府應秉持專業、與時俱進的創新理念，在基礎建設、產業鏈結構、網路連結等項目中下功夫；封建官僚、泛政治化的「殭屍政策」也該適時重新再檢討了，直接介入□業創新的傳統□業政策模式也該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