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產會指控，救國團成立時雖隸屬國防部，實為依恃黨國特權辦理青年活動，故所積累資產屬不當黨產。依黨產會邏輯，為何黨國軍頭假借名義圈地謀利，造就海霸王，卻能躲過蔡政府的正義檢驗？

台北市長候選人童文薰指稱，海霸王旗艦店用地，是取自國民黨威權不義之財。當年黨國大老藉「中央軍事同學會」名義起造會館，透過特權將北市二號公園預定地改為「軍事建築用地」，取得建照隔天即轉賣私人，蓋起招待美軍的飯店。軍頭的同學會，從未出現。

救國團取得國有地，用之於青年；而擁有海霸王那塊公地的家族，在歷任台北市長「照顧」下違章使用，接受威權庇蔭攢積致富。同是國民黨「不義特權」，黨產會狠抄救國團，卻不敢查海霸王，只因那是蔡總統家族起家厝。

救國團感嘆，數十年公益服務，卻淪落滅門命運。諷刺的是，海霸王在柯市府和內政部合作下，終於改為商業用地，洗白身世，都更後便又是隻金雞母。

一五六死的災難，已相當於一場戰爭的傷亡規模。但當時聚集在梨泰院一帶的十萬群眾，不過是疫情解封後來此尋求解放和歡樂的市民，誰能想到歡慶會瞬間變成死劫？這天，並沒有任何單位舉辦大型活動，人潮是主動聚集在這個酒吧林立的消費娛樂街區；悲劇發生瞬間，是因為太多的民眾在一條坡道窄巷兩端推擠，引發了恐怖的推擠踩踏。根據調查，多數人不是死於踩踏，而是死於窒息；有些人被擠至巷道牆邊，仍站著就斷氣了。可見現場擁擠的程度。

要說群眾就是殺手，可能令人難以接受；但事件的發生，確是由於人群的無故推擠。儘管誰也沒有故意殺人的犯意，但起鬨推擠引發人群恐慌傾倒，悲劇就在瞬間發生。據目擊者稱，當時有六名喝醉的男子在巷子裡故意推擠，另有人呼應高喊「推啊！我們力氣更大」等。就這樣不特定人的非故意，不特定人的跟隨起鬨，旋即造成現場群眾的失控。推擠之中，力氣較弱的女性及缺乏經驗的年輕人更快不支倒地，旋即莫名喪失了性命。

根據韓國警方的統計，在死亡的一五六人中，廿到廿九歲者占了一○三人，十到十九歲者則有十一人，合計占了八成。這些青春正盛的青少年何辜，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命喪街頭。他們又何曾料到：一個狂歡之夜竟隱藏著如此難以捉摸的危機，沒有人懷著惡意，但群眾的盲動卻能觸發如此可怕的慘案。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在梨泰院踩踏事故次日，印度古茶拉特省莫比鎮發生了吊橋斷落事件，導致一四一人墜河而死。兩個重大事故對照，其實可以發現約略相同的蛛絲馬跡。印度這座十九世紀的吊橋近日剛修復，重新開放通行；當天適逢印度「排燈節」，民眾群擁而至，現場氣氛歡樂。問題在，該吊橋最多只能負荷一五○人，而管理單位不僅超賣門票，還讓五百多人同時上橋。更糟的是，事發當時有近廿名青少年故意在橋中間抓著固定索猛烈搖晃，甚至用腳猛踹。不久，吊橋即斷裂下墜，大批民眾隨之跌入河中，包括不少兒童。

兩相比較，印度的斷橋事件，要比韓國梨泰院慘劇的責任清楚。印度的吊橋管理單位未能妥善控制上橋人數，造成吊橋不堪負荷，是主要原因。此外，吊橋修復後仍未經政府單位安檢，地方即逕行開放啟用，因此警方已逮捕九名管理人員。梨泰院方面，首爾警方的部署不足，及對於人潮疏散缺乏防範對策，則難辭其咎。但同樣不幸的是，印度吊橋上有一批懵懂青少年在橋上耍酷，胡亂搖晃橋身；梨泰院則有一批醉漢在那裡推擠叫囂，引發無名群眾的跟進反推，致雙雙釀成可怕的悲劇。

這兩起事件，也許可以讓人們更理解所謂的「蝴蝶效應」：群眾中少數人的不理性行為若沒有及時制止，行為持續傳播下去，將會造成不可測的嚴重後果。尤其，在節日歡慶的氛圍薰染下，許多人從公民、雇員、學生的身分解脫出來，變成理直氣壯的消費者和唯我獨尊的娛樂者，即更可能變成失控群眾的一員；更不幸的人，則在狂歡中成為受害者。這在真實世界如此，在網路世界亦然。

最近兩年來，陸續在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美國大幅升息影響下，世界經濟逐漸出現衰退現象，這對於以外銷為導向的台灣經濟，造成很大威脅。今年以來個人電腦及手機需求下降尤為明顯，於是坊間出現以電動車取代伺服器、個人電腦、手機，成為台灣企業生產主力的期待愈來愈高。然而在做這樣的設定前，需要確認幾個基本前提。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這三類產品的數量並不在同一個等級。個人電腦每年全世界的需求大約3億台、手機則更達到10億支，可是電動車的需求到2024年卻大約只有1,000萬至2,000萬輛。即便電動車內使用的半導體晶片可達數百枚，但其總數仍然無法與手機及個人電腦堪相比擬，故十年之內，電動車無法取代手機成為台灣廠商的製造主力。

其次，電動車不像手機或個人電腦，集中在幾個少數品牌，而且經過20年的產業結構演化，生產與銷售已高度分工。到目前為止，除特斯拉外，絕大多數的電動車仍然掌握在傳統車廠手中，且這些電動車廠都是自產自銷，短時間之內看不出產銷分工的趨勢。

或許有企業希望成為特斯拉第二，但是時空背景已然轉換，除了蘋果、谷歌、亞馬遜等世界級企業或許尚有機會之外，台灣企業已經沒有可能。

再來，電動車的生產雖然比傳統燃油車簡單容易，銷售和維修卻需要有龐大的網路據點，在大型市場如美國、中國、歐洲、印度、巴西、印尼、俄羅斯等地，其交車及維修門檻並非台灣企業所能跨越。

最後，電動車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性產品，2035年之後，有可能被真正節能減碳的氫能汽車所取代。氫能汽車雖尚有技術困境需要克服，但歐洲、日本、澳洲，近期在氫能汽車的研發均有不錯的進展，前景相當可期。

面對這種種的挑戰與限制，台灣產業應如何因應呢？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自己在世界電動車產業的定位與限制，努力切入以傳統車廠為主的電動車生產供應鏈，成為不可替代的一環。

其實台灣過去在傳統燃油車的供應鏈中，已有很不錯的表現，只需要順藤摸瓜，應該不難切入這些品牌車廠的電動車供應鏈。

其次是投入更多的研發資源在電動車輛所需要的智能化模組，包括自動駕駛、電控系統、車聯網、資安系統、智能通訊、智能娛樂等，繼續以質優價平的MIT特色，提供給全球的電動車品牌廠商。

與此同時，政府所支持的研發法人，如工研院，應該採取跳蛙策略，直接跳過電動車，進行氫能汽車的技術研發，俾爭取2030年之後的世界汽車市場。同時，台灣企業不能放棄燃油車的市場，畢竟它還有至少15年的發展時間。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為了水中的彩票，丟掉了手中的扁擔。

在技術平台方面，台灣應該與世界主要系統結合，爭取組成策略聯盟．避免閉門造車，重蹈WiMAX覆轍。

不論政治情勢如何發展，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過去如此，未來仍然如此，我們不應該在這個龐大市場缺席，應該盡力爭取在中國市場扮演重要不可替代的角色。

電動車與自動駕駛汽車固然不是同義詞，但自動駕駛技術勢必成為電動車的標準配備，台灣必須在這方面急起直追，取得良好的切入點。人才更是世界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環顧台灣，沒有一所大學下設汽車開發的相關系所，未來是否比照半導體學院的設置模式，設立新能源汽車研究學院，值得有關部會慎重考量。

要言之，產業發展應該短中長期兼顧，手機與個人電腦是我們的短期重點，中期以電動車為目標，長期則捨氫能汽車其誰。

為山九仞，絕非一日之功，我們必須精心研擬30年的車輛產業展策略，依據短中長期目標，產學研分工合作，按部就班地落實執行，方有可能在未來為台灣再造一座護國神山。

這種現象可以延伸到一年多後的總統大選，無論哪個政黨贏得大多數縣市的控制權，結果幾乎肯定會加劇這個少數選民決定國家命運的現象。亦即支持藍的有ｘ％，支持綠的有ｙ％，尚未決定的有ｚ％，以往的民調看起來好像ｚ＞ｘ和ｚ＞ｙ，其實ｚ裡面很多只是不表態而已，真正游離的比率其實是很少的，而這些少數看他們偏向哪一邊，哪一邊就獲勝，也就決定了國家未來的走向。民主本來是多數人決定，現在變成這樣毋寧是很奇怪的。

號稱最民主的美國也有這種情形，美國政治可能比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僵化和不穩定，大多數僵化和少數不穩定，因為多數的選民以及多數的州都被可靠地鎖定在某一個政黨，所以少數選民和少數幾個真正可以爭奪的州之間最輕微的變化，也可能會改變權力平衡，結果是任何一方都無法維持持久執政優勢。而一個擁有三點三億人口的國家的政治方向，是由大約六個州的可能只有幾十萬選民來決定。

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的人覺得現在的民主政治很令人沮喪。藍的選民在南部地區壓力很大，因為不管再怎麼努力，好像還是選不贏，綠的選民在花東和某些地區也有相同的心情。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緊張地分析少數幾個縣市搖擺選民的選擇，看看哪個政黨將贏的關鍵縣市，這樣就可以宣稱獲勝。

美國沒有外患，民主共和兩黨對於國家對外的方向沒有大分歧（支持烏克蘭，對抗中俄），所以即使權力平衡時常改變，只影響國內議題走向（墮胎反墮胎、反槍擁槍、左派右派）。台灣不同，面對對岸的強敵，雖然同文同種卻又互相猜疑，沒有團結和一致的國家戰略，就會讓國家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

當然各政黨仍然夢想在他黨掌控的縣市獲勝，例如二○一八年韓國瑜在高雄，但這樣的勝利需要不同尋常的環境和候選人，當時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多國與我斷交；全台大斷電，普悠瑪出軌；還有吳音寧和管中閔事件，再加上韓國瑜的獨特個性，要再複製難上加難。

現代民主政治被描述為「鈣化」，但鈣化不等於穩定，只表示我們被困在同一個結果中動彈不得，選舉復選舉。（作者為台北商大前校長）

杜爾認為，德國和歐盟因為俄烏戰爭，致俄國以能源作為對抗歐盟國家的武器。目前歐盟會員國需要所有可用的能源，這適用於核能，燃煤電廠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擴張。就核能而言，確保未來幾個月電網的穩定對德國來說很重要；同時，必須控制價格。解決手段是增加可用電量，而不是在年底前讓三個核電廠脫離發電網。

自民黨對德國三座核能電廠繼續營運，做為過渡，並考慮作為一種能源選項的開放態度，在紅綠燈執政聯盟中遭到綠黨的抗拒。反核是綠黨建黨的主要訴求。二○○五年，社民黨與綠黨結束聯邦政府執政後，綠黨開始了一場氣候保護運動，並訴求逐步淘汰核電。二○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聯邦議會最終以多數票決定淘汰核能發電廠，綠黨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但是在現階段歐盟因為俄烏戰爭，決定全面性制裁俄國，德國原自俄國進口石油及天然氣亦大幅降低至全面終止，面對替代性能源進口來源需調整與規畫，且能源與天然氣價格高漲，帶來民怨與抗議。

面對三座核電廠是否延長運行問題的爭議，蕭茲（社民黨）行使總理的「最大權力」，決定三座核電廠應運行至二○二三年四月中旬。自民黨立即對這一決定表示歡迎。黨主席兼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說：「我們在今年冬天保持所有能源生產能力，符合我們國家及其經濟的切身利益。」杜爾在推特上寫道：「在能源危機的背景下，這是個好消息。」

在野黨基民黨／基社黨聯盟聯邦議會黨團召集人兼基民黨主席弗里德里希．梅爾茨告訴《世界日報》，蕭茲的決定達不到要求，「德國核電廠必須如自民黨所要求的，在二○二四年之前繼續運轉。」巴伐利亞邦總理兼基社黨主席馬庫斯．索德感到失望。他在推特上寫道：「這是解決紅綠燈執政聯盟糾紛的方法，但不是解決德國電力問題的方法。」德國另一選項黨聯邦議會黨團副召集人霍姆認為，這是個懶惰的妥協，「到明年春天的時間太短而且不夠，因為關鍵的冬天將在明年到來。」

德國係日本福島核災後唯一決定終止核能電廠營運的工業大國，依據德國政府資訊：二○二二年十月廿八日電力組合百分比，煤炭卅二點一％、風力十八點三％、天然氣十三點三％、生質能十一點六％、太陽能九點三％、核電六點八％，其他八點六％。如今面臨能源短缺困境，除決定延長三座核電廠營運至明年四月外，並討論核能發電作為選項的可能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德國的能源政策可作為我國借鏡。

蕭茲難以對人民企業交代的無奈，充分表現在出售漢堡港碼頭股份給中海遠，以及埃爾默斯的晶片工廠可能出售給其競爭對手Silex（中國賽微電子集團的瑞典子公司）。有趣的是，蕭茲有求於中國，卻仍打算說教談談人權與市場。不過，正不啻說明了蕭茲的想法：欲靠中國市場賺錢；卻想針對威權主義、人權、市場開放等議題開導中國，換句話說，講人權與賺金元都想抓。

儘管蕭茲想賺錢，整個政府卻對中國相當警覺，上至總統，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書面訪問時表示，德國將繼續嚴肅參與印太地區的安全部署，並繼續向亞洲派遣軍隊，制衡中國擴張；綠黨的外長對中不友善，近日出訪中亞的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兩個中國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拔樁意味濃厚；下至德國情報單位紛紛祭出過度依賴中國危害國安的警報。

無獨有偶，歐盟執委會的產業專員十月底更表示，歐洲政府和企業必須意識到中國是歐盟的競爭對手，在批准中國投資時不應天真。總理蕭茲此行「友中」的大禮早已在各方勢力箝制下，僅剩下甜頭予中。碼頭僅廿四點九％的股份出售給中國遠洋，而非原本的卅五％，能成為阻礙的關鍵少數。歐盟與德國內部仍憂心中國利用依賴來獲得外交影響力。

德國經過整體評估後，發現難捨中國市場，因此，僅能靠分散市場與鞏固亞洲市場安全作為因應手段。德國總統在近日訪問日韓時所作的回答，更可推敲出德國未來想採對中政經分離的走向。德國總統言明：即使德國欲展現對亞洲安全的承諾，也難以對中國過於強硬，乃因中國是德國重要的貿易夥伴。然而，德國可以效法日本，與中國打交道時，「巧妙地平衡了經濟交融、政治分歧和安全挑戰」。

準此，我們可預見德國不會斷捨中國市場，但不會放棄參與印太地區的安全部署，甚至進行更常態性的部署，對內也會警覺關鍵設施的外資，及對外分散依賴。對中政經分離將是蕭茲政府的手段，只是中國是否會關照德國，端看美國與歐盟給予多大的壓力。

為何成為節日的被迫害者？首先，新冠疫情封閉人類快三年，去年此時，梨泰院所辦的萬聖節活動還曾受到限縮，但今年所有的束縛大開，因而加速人群的暢快聚集。

其次，現場人潮不成比例的擴張，沒有預警，造成層層「人山」，讓參加民眾被壓在人群的下方。這是世界各地發生相同踩踏而亡的翻版，因現場民眾緊張，形成暴動，造成踩踏，悲劇因而發生。從媒體統計世界上發生此種相同悲劇的調查，最多的是宗教活動的失控，再來就是節日，如跨年的大型人流，也容易出相同問題。

但我們應該反思的是，西學東漸，萬聖節這個純西方的鬼節，透過文化工業與大眾文化產品的過程，產生了嚴重的全球「同質性」，影視、傳播、網路內容，共同構成了一個制式化的體系，萬聖節從幼兒園的「不裝扮就搗蛋」啟蒙，大人配合著學校、社區、到消費社會，無不讓裝鬼慶祝的節日無限擴大。台灣尤此，韓國勢必也不遑多讓。

韓國作為東方國度的流行顯學國家，仍舊臣服在西方萬聖節的麾下。我們耳熟能詳的少女時代、Super Junior、ＥＸＯ等「ＳＭ娛樂公司」下的團體，每年都會舉辦萬聖節的變裝派對，由偶像帶頭做起，讓千萬追隨的影迷和歌迷，將每年此時的裝扮活動成為商業運作下最重要「儀式」。上行下效，著迷的個人，化為歇斯底里的群眾，萬聖「迷」無不充斥在你我的生活視野中，萬聖節的重要性，也成為一種特別活躍和響亮的消費社群。

當萬聖節成為世界上一種「盲目」下商業、文化，傳播到教育的集體操弄，我們會發現，越是接觸流行議題的人，越是會成為魔彈理論下的「同質性」消費者。

悼念這些傷亡者，也希望未來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費，追求快樂，更要注意安全。

蔡英文很清楚，台灣人厭惡戰爭。因此，二○一六年的競選主軸就是「維持現狀」。兩岸政見第一條就是：「守護和平的現狀，守護台灣下一代的選擇權利，守護台灣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的價值。」潛台詞就是：「安哪！我就有本事，既不打仗，又能做想做的事。」於是，相對於國民黨自我設限，束手縛腳，不敢逾越，小英顯得既霸氣又有策略，深得年輕人的心。

二○二二年，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中共軍機繞台，美國則鼓勵台灣替他打「代理人戰爭」。美國白宮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提出「剌蝟之島」的概念，在解放軍登陸後，進行巷戰、都市戰或叢林戰。面對變局，國防部長表示，年底之前可能會調整兵役期間，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

蔡英文執政六年半，年輕人見證了她的無能，聞到陌生的戰爭氣息，更面臨即將延長的役期，這一切都違反了她當年的允諾。她的謊言即將把台灣帶上一場不歸路，烏克蘭已預演了結果—轟炸，死亡，飢餓，流亡，貧窮，毀滅。

什麼能決定台灣的命運？蔡英文明示：選票！這是人民唯一的利器。倘若十一月廿六日民進黨大勝，證明人民支持她的路線，延長兵役武裝備戰必將接踵而至。倘若民進黨大敗，那就證明人民選擇和平，要求執政黨盡力避戰。

陳水扁輸掉台北市長一役留下名言：「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九合一選舉，對民進黨無情，是台灣自救之道，命運掌握在人民手上。

近期衛福部不斷宣導，聘請移工的家庭也有長照服務可以申請，長照司祝健芳司長更表示：「移工遲早要減少！」面對家有照顧重擔、聘請移工照顧的民眾來說，衛福部簡直是開了一張病危通知書，放棄急救，要家庭等死！

我國引進移工協助家庭照顧，已有約卅年的歷史，而長照的發展則從民國九十七年開始。迄今近十五年，私人自費請移工的家庭數量，遠遠超過政府長照2.0目前顧及的人數，預見少子女化的勞動供應會愈來愈不足，而人口老化的速度愈來愈急速，衛福部卻評估移工遲早要減少，那麼補足照顧勞動力缺口的規畫何在？又如何說服有需求的家庭放棄選擇聘請移工？

事實上，台灣家庭的長照需求，根本是由移工撐起了半邊天。廿六萬個聘用移工的家庭，都仰賴移工分擔照顧負荷，如果將這些家庭還給政府長照體系，不論是機構的布建或服務人力培養留任，根本都趕不上。勞動部主管移工事務，似乎已經了解，外籍勞動力已是台灣不能缺少的人力來源；但主管照顧的衛福部，卻仍以一種傲慢姿態，認為移工是不專業的、是臨時的、提供的照顧品質是不可接受的。監察院於一○七年就已糾正衛福部，對於移工引進與長照人力的整合，失責未予規畫。時隔五年，衛福部仍停在當時的思維，把移工當成一種次等照顧的選擇，用高高在上的長照否定移工對家庭照顧的貢獻，在政策上完全排除外籍照顧者的培育，也未正視聘請移工家庭所需要的支持服務。

勞動部在一○二年曾實驗性的推出「鐘點外勞」計畫，然最終以失敗收場，衛福部以此為證，認為移工納入國家的照顧系統終究不可行。然而，當時台灣尚無長照支付制度，勞動部並在一○一年、一○四年兩度放寬國人家庭申請外籍看護工的條件，致使移工人數大增，也使鐘點外勞實驗無法成功。如今，台灣有長照的支付制度，足以計算服務價格，長照法令對於照服員應接受的教育訓練也有規範，甚至部分縣市（如台北市）已跨出勞政、衛政協作的腳步，提供到宅式的移工照顧技能指導，並發展出聘雇移工家庭支持計畫，不但協助家庭善用移工安排照顧，更將長照資源引入，使家庭能有更多的選擇，並緩和移工與雇主之間的照顧衝突。衛福部卻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說，移工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會是家庭長照的伙伴，連訓練機會也不願分享給這些外籍勞動力。

面對需求愈來愈高的長照問題，衛福部忽視及瞧不起外籍勞動力的貢獻，也丟棄選擇移工的家庭，兩手一攤的說，移工要減少。如果這是政府的政策方向，也請衛福部告訴苦撐的家庭，如何快速提供廿六萬個家庭「高品質」的長照，把次等的移工逐步移出家庭，開一張有效的處方箋，收回病危通知！

其實我也看過不少國內外主打高齡住宅的設計，擄獲人心的幾乎是一眼就看到的照片「把房間設計成飯店行政套房以上等級的美觀」。我邊看邊想：先不談居住費用，誰能自年輕起就居住在這樣的房內呢？難買得起房的年輕世代多與父母同住或者租房而居，居住環境多為透天房、公寓或是大樓，通常是沒電梯的老屋、進出和物品放置都需要與眾人協調相處。這些夢想中的房間簡直就是一種偶爾可以享受的旅館生活啊。

於是，我開始困惑：如果自年少起都未居住過某種居住環境，到了老年，也許我們會習慣？年輕都負擔不起，難道老年就負擔得起？好吧，當成政府的德政，大家都可以廉價入住！即使是主打歐美飯店般的豪華或安全，那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夢幻住所嗎？我開始思考什麼才是本土的高齡共生方式。

台灣民眾多半喜歡透天的房子，買大樓多因考慮持有成本以及有電梯方便出入，但現在孩子愈來愈少，因此一般大樓設計多以小兩房、小三房做為最佳主打，大家偏好增大私有空間、縮減公共空間。

長年下來養成的心態，到了晚年若要搬入老年共居宅，住戶可能沒想過、卻非常關鍵的首要改變是：逆轉的空間感。就是要放開心胸，願意與他人共享空間，不能總是關起門來生活，反而要更積極走出去，透過客廳、餐廳甚至走道等活動空間與大家互動，與所有人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軟硬體設施。

我想起一位好友近年改建透天房，當初誤打誤撞設計，後來意外發現和高齡住宅的分享精神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房子一開始就安裝室內電梯，一樓打通的大客廳是住戶共用或是當社區廚房，二樓可以長租或短租給老人、年輕人或者來附近醫院看病有幾日住宿需求的民眾。再上去幾層又是打通的空間，可以當管理者的住宿空間或辦公室。」

這樣的想法其實就是往青銀共居的高齡住宅發展了，關鍵在於從主打「可以擁有多大多好的私人空間」，轉變為告訴大家「走出房門來與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例如共用一個廚房讓大家一起共餐。

這樣的生活也是需要學習的，自年輕學起總比老了再適應來得容易，加上年輕人買房困難重重，因此是不是能有更多屋主改建時能考慮空間設計來增加住戶，甚至鄰里間的互動呢？社會中也有不少團體進行共居嘗試，或許還沒最成功案例，但已摸索出願意分享與互助，絕對是重要關鍵。

希望不論老少，不論透天或大樓，都能開始透過居住空間和方式的改變，慢慢地由獨居進化到共居的生活。一個房子的改建可能帶動一條街巷的氣氛，正如一個大樓的管理單位若願意時不時用閒置空間舉辦活動，也可以帶動一個街區的改變。這些努力不只是為了眼前的鄰里互助，更能幫助我們為將來晚年生活做好心態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