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花四十億元購買高端疫苗，每分錢都來自民眾口袋。更別說，為了買高端，衛福部竭力阻擋其他疫苗進口，動用公權力和行政資源護航高端。因此，每個國民都有權利監督、批評。陳時中的說法，是昏官之見。

陳時中之所以敢嗆聲，除了自大，靠的就是「高端保護力效益報告」。衛福部這份報告，拼湊一堆數據，趕在台北市長辯論前完成，除幫高端解套，也為陳時中助答。於是，高端股價漲停，陳時中聲音變大。

奇怪的是，應由高端在七月前交給政府的報告，竟出現了九月的統計數字；原來報告竟是疾管署代筆，還用了政府的數據。專家會議成員姓名不公開，又是一塊大黑布；相關資料，也是選擇性公布。陳時中的反嗆，表面上義正詞嚴，其實是色厲內荏。

透過這份報告，大家才知道：原來打「三劑高端」的，共只有區區三十四萬人。這些人，不僅是「死忠」，還是「死忠裡的死忠者」。而即使「三劑高端戰士」，也已有網紅如「館長」陳之漢怒嗆，呼籲拒投綠。那陳時中在跩什麼？

說衛福部的審查違反專業，並非無的放矢。衛福部以為人民不懂藥物審查的專業，因此就能欺騙蒙混，胡亂護航。我們以下試著以白話文，揭穿衛福部的蒙混伎倆，也要讓台灣人民了解：陳時中主政數年下的衛福部，專業墮落到了多麼不可思議的地步。

世界各國做疫苗臨床實驗，都須將受測對象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針對兩組施予不同的治療（例如一組施打疫苗，另一組施打安慰劑），再比較兩組效果的差別。這裡的重點是：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個人特徵必須相同，在年齡、性別、種族、健康狀況等面向，都有相似的分配。這種要求，理由很簡單：唯有兩組人身體狀況相似，才能確定實驗結果的不同是源於實驗組與對照組劑量或配藥的差異。舉例來說，如果實驗組全是老人、而對照組全是年輕人，人們即無法分辨實驗結果的差異究竟是來自於藥劑差異，抑或來自年齡差異。這是臨床實驗的ＡＢＣ知識，醫學院人盡皆知。

這次，衛福部把「接種高端疫苗者」與「接種其他疫苗者」做重症罹患比較，卻對不同疫苗接種者的身體特徵差異不置一詞，就是刻意在誤導民眾。眾所周知，願意接種「臨床實驗數據殘缺的高端疫苗」者，許多是受到蔡英文「捐出手臂」召喚的綠粉、「天然獨」。天然獨世代都比較年輕，因此接種高端疫苗的族群，必然有比較多的年輕人。由於年輕人本來就不容易因新冠感染而引發重症，那麼比較高端與其他疫苗接種者的「重症罹患率」，又有什麼統計意義？衛福部略過接種疫苗者身體狀況的事前控制，卻大剌剌公布沒有科學意義的事後重症率數字，這不是存心蒙混嗎？

此外，高端的次蛋白疫苗注射後身體副作用比較輕微，因此「不喜歡因接種而身體不適」的人，比較傾向接種副作用較輕的疫苗。當這些疫苗接種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身體有些微不適時，他們也比較會積極就醫服藥，因而也就減少了病情轉重症的機率。很顯然地，這種「染疫後如何處理自己身體不適」的態度差別，又是一個不同疫苗接種者的特徵差異。衛福部刻意略過這些差異，其公布的數據又有多少科學意義？這些統計瑕疵不是不能校正，但衛福部完全不做說明，就是刻意誤導。

看看過去一年多，台灣為高端付出多少代價？為了這家「負責人醜聞纏身」的公司，陳時中與蔡英文扭曲了全球通用的藥物審查流程、氣走了院士級的疫苗專業權威、誘騙了幾十萬人接種沒有其他國家認證的疫苗、銷毀並浪費了幾十億的國家預算、阻擋了民間疫苗的進口、放任了股市的高端股價炒作、坑殺了追漲追跌的散戶。如今民進黨主政的衛福部再接再厲，輕易踐踏了臨床實驗的基本法則，又將無人問津的作廢疫苗延長一年ＥＵＡ。如此操作「全黨挺中」，一如兩個月前「全黨挺堅」的霸道與野蠻。真可謂：「標準降低，唬爛竟成高端；專業扭曲，垃圾也是中堅」。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再度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並強調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引發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及討論。

現代化，就字面了解，就是想要跟過去不一樣，但並非全部不一樣，而是好的保留，不好的加以改變、改善和改革。必須看到，西方的現代化早於中國，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中，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人權宣言及工業革命等，持續不斷地去神權、去封建、去霸權，同時釋放出生產力，將廣大人民從落後、貧窮、受剝削中解放出來。總的結果，從目前西方的表現看來，有相當成就，卻也有不足缺失之處。具體地說，成就主要體現在生產力、效率、創新之上，不足與缺失則普遍出現於財富的分配與貧富差距的惡化之上；更有甚者，由於資本的運作缺乏節制，不但導致無序擴張，甚至最終有如一頭怪獸，全面滲透、主導並控制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每一個領域之中，對國家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且往往難以扭轉和矯治。說到底，這正是目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面對的最深層次的問題。

較之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晚了許多，且是在西方現代化強大了之後，欺壓中國，被迫作出的反應，從清末至民國時期，走得步履蹣跚。鄧小平「先讓一部人富起來」路線走了30年，果然成效卓著，中國GDP在全球的排名從1979年的第15位到2010年時超越日本成全球第二，直追美國，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運作也產生了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的擴大，於是，如何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之後，能讓更多的人甚至全體民眾也跟著富起來，便成了執政當局面對的首要課題與挑戰。

2012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台執政，在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追求持續發展的同時，開始把全面脫貧，實現小康列為施政主要目標，必須在「第一個百年」（即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前戮力達成。2021年在全面實現小康這個目標達成之後，習近平又進一步提出新階段的目標：共同富裕。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了解，分配問題始終是一個難以根本解決的困擾。亞當斯密其實一早就洞悉了其中的難處，所以在出版《國富論》之前，先完成了一部《道德情操論》，但顯然世人只知前者而忽略後者。馬克思則比較粗暴，面對早期資本主義下的貧富差距惡化，乾脆以社會主義（以公平正義為訴求）全面否定了市場經濟與私有產權制，這也是後來20世紀蘇聯及1978年之前的中國面臨到困難、難以為繼的主因。

中國大陸比較幸運，早一步走上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之後，走到今天，基本走出了困境，在效率與公平，成長與分配之間，初步實現了兼顧與均衡，正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反觀西方，除北歐及極少數西歐國家外，包括美國在內的一眾資本主義國家，仍多陷於分配困境而難以自拔。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2013年出版《21世紀資本論》，一針見血點出了西方的問題在資本，但未能提出有效對策；2019年再出版《資本與意識形態》，點出資本問題的根源與意識形態有關，應該說，對西方尤其對美國有一定程度的啟示意義，但坦率說，如何妥善處理資本這個難題仍未得到清晰的答案。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指出，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同時，還應「規範財富積累機制」，稍早在去年，還指示研究「資本理論」，應該說，不但已看到問題的本質，甚至也觸及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接下來，如何進一步發展值得高度關注，對海內外所有企業CEO而言，這也是一門必須跟進的功課，切莫以八股教條視之。

事實上，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與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合作，在2021年國際傳染病學刊發表2020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台灣在室內與戶外戴口罩率各為99.2%與80.9%，而進入建築物或餐館酒精洗手也高達98.4%，顯示防疫資訊透明確實能得到民眾防疫行為的高度配合。

相對於前期疫戰成功，我國的疫苗政策起步卻遠落後於先進國。

由病毒免疫學觀點，優質疫苗必須激發最早出現的先天免疫(innate immunity)、抵擋細胞外病毒所需的抗體相關之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與清除細胞內病毒的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三種免疫力；且記憶免疫(memory immunity)要強，免疫力較持久；同時對不同病毒具有共通的「抗原決定位區的保守胺基酸」 (amino acid sequence-conserved epitope)，均能引發免疫反應，才足以成功對抗快速出現的各變異病毒。

由公共衛生效益來看，疫苗必須滿足：(1)高安全性；(2)在人群或社區能阻擋該病毒的傳播，即由族群血清流行病學證實病毒的傳播力甚低；(3)感染卻「沒」發病或病徵極「輕」；(4)即使發病，打疫苗組的重症率與致死率均較沒打疫苗組顯著降低；及(5)有第三期臨床試驗及社區血清流行病學數據支持疫苗的保護有效性(vaccine effectiveness)。

惜政府全無任何資助臺灣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與相關研發，與歐美先進國迥異，未達國際要求！

由於台灣疫情早期的病例少，政府在研發上未積極佈局，也沒有長遠防疫科技生根的深入討論，更無如英國官方對AZ疫苗或如美國川普總統在2020年3月2日敬邀疫苗廠與公衛專家開會後速給鉅資的鼎力支持。面對此全球百年大疫，我國決策者聚焦在病例數與政令宣導；忽略疫苗實為生物國防，也未對長期抗疫所需疫苗而前瞻規畫。

去年7月19日食藥署決定以免疫橋接(immunobridging)視為通過緊急使用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的唯一準則，不僅跳過第三期臨床試驗，違反國際通則，又僅看對武漢病毒株的中和抗體效價，至今仍未提出T細胞免疫、免疫的持久力與對抗不同病毒變異株(尤其抗Omicron BA.5)的數據，與國際科學評量有重大落差！

在無第三期試驗卻通過EUA之下，施打疫苗後的主動偵測(post-marketing active surveillance)，以全盤明瞭疫苗接種者的反應，包括罕見的局部與全身性反應，更顯重要，是真實世界最重要的疫苗安全切實數據；在保護力上，民眾關切的突破感染(breakthrough infection)率為何，遲遲提不出報告，尤其我國有官員接種國產某新冠疫苗後卻仍確診，在缺第三期臨床試驗保護力數據下，易增國人疑慮！

至今我國有EUA的疫苗仍僅以棘蛋白(spike protein)為唯一抗原，在全球Omicron如火如荼「在地演化」變異之際，疫苗評估必須更重視免疫的多層保護、持久性、抗變種病毒與長期追蹤的科學數據。

誠然，疫苗審核應採國際標準，以提升我國疫苗研發實力，並公平評比，建立良性競爭，避免獨厚一家，令外界負面聯想!惜食藥署官員偏偏不重視T-細胞免疫，此與T-細胞免疫力高愈有助於免疫愈持久的科學認知背道而馳！為避免我疫苗產業心血功虧一簣，建議經濟部、衛福部與科技部應建立對國產疫苗第三期試驗或其他研發之補助條件與評估機制，且要求每半年提供不同年齡層的第三期臨床試驗與長期評量數據，讓台灣疫苗早達國際水準，裨益我國民與全球健康福祉。

其實聯合報早在一○二年五月廿日就已報導〈古圖裱褙被裁 故宮：原圖無損〉，指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清代『黃河蘭州浮橋圖』去年公開展覽時，科長兼策展人林天人為求美觀，把民初的裱褙材料裁掉一小截，但原圖無損。」

當時故宮並表示「裱褙可修補、替換，但林天人未報備即動手裁切，違反行政程序。」時任該院副院長何傳馨也指出「『黃河蘭州浮橋圖』原藏於民國時期的北平圖書館，裱褙材料據判斷應屬民初作品。根據古物修復原則，裱褙是輔助文物展覽的工具，非屬文物本身，修復單位可視需要修補甚至替換。」

不可諱言的，其實不只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內其他博物館或多或少也曾發生過類似情形。據筆者所瞭解，有博物館為修復某畫家早期畫作，卻毫無典藏專業，竟然委託該畫家修復；其典藏作品的裱褙或畫框並未有嚴重損壞或蟲蛀等情況，卻也只為美觀就重新揭裱與訂製新畫框。

雖然文物的裱褙、畫框等部分，按故宮何副院長所言，可能「非屬文物本身」，然而「修補甚至替換」卻需要非常謹慎；非到萬不得已，絕不可輕言行之。如決定進行，則需要保留「紀錄」。因為這些「附帶」的裱褙、畫框，可是吾人瞭解當時裱褙的方法、材料、喜好、工藝等諸多資訊，同時也是一個可靠的辨偽途徑。

由於文物的「保存維護」遠比「修復」為重要，所以博物館必須具備妥適的典藏管理制度、人力與空間。除了在學校加緊培育博物館的專業典藏管理人才，更要加強培訓博物館的現職人員，以免濫竽充數為害「人類的文化資產」。

近年詐騙集團猖獗橫行，立法院於民國一○三年修法新增第三三九條之四「加重詐欺罪」，法定刑拉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民國一○五年十一月刑法再次修正，爰將第三九九條之四加重詐欺罪納入刑法第五條國外犯罪之適用，且於一○六年四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大幅度修正。此後，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的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的詐欺集團，很明確的構成犯罪組織，除宣告重刑外，將一併宣付刑前強制工作三年。

強制工作身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以矯治行為人之惰性，藉謀生技能之訓練養成其勤勞習慣，立意實佳。惟大法官基於保障人權理念，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釋字第八一二號宣告刑法及所有特別刑法中「強制工作」處分均違憲，自宣告之日起失其效力。雖謂大法官保障人權之心不言而喻，惟是否造成島內詐欺集團肆無忌憚，仍有待實證觀察。

我國刑法長期模仿德國，德國刑法第六十六條保安監禁規定，以行為人故意犯罪至少受二次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為其要件，關於所犯罪名不加限制，其對於各種類型犯罪之常習犯（尤其是財產犯罪）均得適用，並以被告的「全盤生活狀況，堪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者」為綜合衡量之要件；且德國法保安監禁並無最高執行上限，蓋其目的在將社會危險性較大之犯罪人長期隔離，施以矯治並維社會安全。德國刑法保安處分對犯罪抗制之規定極其綿密，實值我國參考。

台灣當前處境艱難，對外非僅直面大陸嚴重軍事威脅，迫切需大幅延長兵役以因應，內憂竟接連發生島內詐騙集團陷害同胞殘忍害命案件，委實重創台灣形象、實力及治安。建請法務部應緊密聯繫內政部警政系統，從犯罪追緝、刑法修正雙管齊下，以期快速有效打擊犯罪，鞏固民眾安居樂業之空間。

詐團泯滅人性的殘暴引人公憤。怎麼會那麼多人如此容易受騙？進而被囚禁？他們多是走投無路，誤認交出帳簿，馬上會有一筆錢入帳，或是低收失業已久，被虛假的優渥待遇誘騙，失去警戒，因此受到控制。

「天下苦人多」韓國瑜四年前競選高雄市長時丟出的這個社會現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之下，更為惡化。警界退休友人google幾張六都車站照片，遊民聚集、鋪地而眠、家人失聯，正是詐騙集團犯罪侵入的豬仔市場。

一個「背景乾淨」的遊民可以被詐出多少錢？警界初估，大約五百萬元！包括：申辦各種電話卡，提供犯罪集團使用；身分證健保卡與護照，給通緝犯用；銀行戶頭，給詐騙集團使用；信用卡刷爆後，轉坑銀行；甚而充當各種行業的人頭等等。被害人知道這些隱身在後的巨大危險嗎？窮會讓人只顧眼前的飢餓，特別是少了家人的溫暖和朋友的慰問，他們更容易上當。

「很多遊民源於生意失敗後妻離子散，或失業後欠缺兄弟姊妹的後援。」一群在社福組織工作的友人說：「如果政府和社會能夠適時提供吃住或生活的補助，他們就不會這麼容易陷入詐騙的圈套。」

佛光山星雲上人說：「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這句話對於陷入生活困頓的人格外受用。台灣這幾年「外熱」的出口暢旺，讓政府忽略了內冷的市場蕭條。餐飲、旅遊、交通、補教、店售等等失業的壓力，使他們面對通膨的壓力，也不敢要求加薪。他們無奈成為社會的「夾心階層」，沒有窮到可以成為政府補助的弱勢，家庭卻被房貸、房租和各種生活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些人一旦挺不住，向地下錢莊借錢，就向被騙被囚走近了一大步。

有些囂張的詐騙分子並把黑手伸進了校園。這些暗黑勢力看準了學生們的社群傳播和資訊運用的能力，透過線上支付等金融科技網路，大肆在社會進行各種買空賣空、虛假救助或網路博弈的詐騙。

這些組織型的犯罪因為每筆詐取的金額普遍不大，受騙者一般自認倒楣，學生則在工讀的迷霧和工作的切割下，很難識破詐騙者的手腳，政府和社會不能輕忽這種暗黑勢力的存在。

家庭痛苦指數預估在今後兩年將隨著通膨、失業和低薪而加大，反觀社福組織的功能則因各界捐獻減少而受挫。政府此時更應在社會福利和急難救助上盡心盡力，政治人物也不要天天只噴口水，不知民間疾苦了！

同時於去年七月，在各界強烈質疑聲中，逕行通過高端疫苗的ＥＵＡ，附帶條件為一年內檢送保護效益報告。由於高端疫苗即使在政府營造打高端才愛國的氛圍下，打氣仍然不旺，又經美、日等境管單位打臉，形同白打。高端所須提交的保護效益報告，在政府壓力下，於十月廿八日「壓線」補件後，於十一月三日迅速通過公信力可疑的食藥署專家會議審查，外界一度懷疑該報告是政府要求高端繳交的資料，質疑涉及倫理、個資爭議，後來發現是疾管署「越俎代庖」，親自送至專家會議審查的資料，頗為離奇。

另一方面，陳時中在擔任衛福部長與防疫指揮官時，冒大不韙將疫苗採購合約封存卅年，並被列為密件，引起軒然大波；雖經審計部早於八月五日發文立法院「COVID-19疫苗採購執行情形專案查核報告」，明白指出應研議於不違反保密條款下，適時公開疫苗採購執行情形，讓採購資訊公開及透明，而指揮中心始終不為所動，反而由民進黨立委與側翼大肆攻擊默讀出未及遮掩英文文件中有「保密例外條款」的蔣萬安。由於情勢不利，突然在十月卅一日由高端公布疫苗每劑價格，種種跡象都指向為陳時中在十一月五日台北市長辯論會中「拆彈」。而現任衛福部長薛瑞元解釋說，高端是秘密資訊提供方，保密協議是約束接收方而非提供方，高端主動公布並無問題，如此難以解釋既有「保密例外條款」，當初百般隱蔽，所為何來。

高端疫苗原為針對新冠原始毒株而開發，在世界上已有容易購得針對屢經變異毒株有效次世代疫苗之際，是否續作三期試驗以及有效性都已與當前防疫無關宏旨，但整個事件在政府打著「扶持」國產疫苗旗號下，處處曲意維護，讓高端疫苗股價一度高漲。對照政府先不盡力購買國際間有效疫苗，在國內疫情趨嚴，但疫苗短缺，人心惶惶之際，反極力阻擋民間捐贈，並一再遮掩疫苗採購內情，難怪有人譏為「萬般皆失敗，唯有股價漲」，種種作為，沒有弊端是違反常理。

而原指揮官反被賦予角逐台北市長重任，上行下效，政風敗壞侵蝕蔓延，以致防疫各級文官均不以「政治凌駕專業」為恥，在民進黨政府擺明「全面執政，全面不負責」下，不知反省，「俟河之清」已無日，只有由選民下架是正辦。

近來出版的《精實影響力》書中即提出，如果資金贊助方只聚焦在非營利組織提案的計畫細節上，自然會格外專注在執行面的檢視；相反的，如果資金贊助單位能和募款團隊先建立明確目標，審慎挑選並授權團隊，給予較大的自主權與彈性，彼此成為緊密合作夥伴，攜手追求共同目標。透過代理關係的重設計，雙方互動將產生實質改變，資金贊助方將從懷疑和微觀的監督，轉變為信任和宏觀的共創。當然，被授權的非營利組織也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對結果負更大的責任，故必須強化組織能耐，而非僅尋求憐憫。

筆者近來執行一項ＴＴＧＯ震後接駁服務或可做為參考案例。ＴＴＧＯ是台東縣政府委託執行的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目的在建構一套台東偏鄉交通接送整合平台，進行「跨運具、跨鄉鎮、跨服務」的就學、就醫、就養、觀光、社福交通媒合派遣服務。唯九一八花東連續大地震後，玉里—富里間的鐵道橋橔受損嚴重，火車只能到玉里，台東人民的出行嚴重受困。台東縣政府迅速調整ＴＴＧＯ原計畫目標，將系統擴大為玉里—台東縱谷沿線的救災交通接送服務，同時組建一支交通接駁車隊。

縣政府和筆者的團隊短時間完成救災交通計畫書，向國發會申請緊急預算。在地方政府和國發會與公路總局大家通力合作下，我們快速完成媒合平台和叫車ＡＰＰ的開發、職業駕駛的招募，同時裕隆集團也投入廿台公益專車贊助。ＴＴＧＯ已於十月十四日正式上線，順利推出玉里—台東的共乘接駁服務。這是一段奇妙的公私協力共創歷程，直到如今，每天晚上十點縣府人員都會召開線上會議，檢討當天服務細節並確認隔天工作重點；公部門和民間機構合而為一、相互分工、主動補位，只為讓台東人有一條安心返家的路。

十九世紀普魯士陸軍元帥毛奇曾說：「一旦開戰，所有的作戰計畫統統沒有用。」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一樣。當代社會問題大多錯綜複雜，所有想要改善社會問題的非營利組織或民間團體，幾乎不太可能事前規畫出完美的解決方案，反而是必須邊做、邊學、邊調整，持續修正，摸著石頭過河。政府每年編列巨額經費投入成千上萬個專案給非營利組織代為執行，衷心盼望這些社會福祉計畫都能「手術成功，病人康復」！

（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