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足壇，無論俱樂部豪門或世界盃常客都各具特色，被稱為「強隊」實屬不易；敢自稱「最強」，更是鳳毛麟角。畢竟，強強對戰仍互有勝敗，自古皆然。

然而，某種「非典型強隊」，才真的讓人望而生畏。電影「少林足球」裡，反派的「魔鬼隊」，用禁藥加強體能，而且「球證、旁證都是我的人，你怎麼和我鬥」，生動演繹。二○○二年日韓共同主辦的世界盃，韓國利用暗黑手段，接連淘汰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可說把「非典型強隊」搬上現實。

就選舉技巧而言，民進黨當然是「強隊」。但這種強，靠的是正道，還是「球證、旁證都是我的人」的暗黑力量？蔡政府把手中偌大的行政資源用到極致，中選會、司法檢調、網路側翼都加入助攻；民進黨「最強」的秘密，昭然若揭。

選舉已過了三周，鄭文燦領導的敗選檢討，迄今仍讓人如霧裡看花，不知是在檢討，還是卸責。鄭文燦此刻還能說民進黨是「最強隊」，只能說，他真的很了解民進黨有哪些「特殊武器與強項」。

觀察這次的「麵線平台」事件，數發部是以部長唐鳳為第一人稱發言，「部長想要吃一碗熱氣蒸騰的麵線」，於是透過線上點餐服務，客製化需求，業者「免去客製化所造成的溝通成本」，客人也都點到「自己想吃的麵線」。數發部費這一番唇舌，說明「客製化點餐」，但民眾的共同疑問卻是：「這和目前的線上外送服務有何不同？」

為化解爭議，數發部隨即解釋，這是為了推廣「台灣雲市集服務」。但不說明則已，說明後外界才確知，原來這和民間普及的外送平台真的沒什麼不同；唯一賣點，就是「資安」而已。事實上，早在數發部成立前一年，該計畫即已經由經濟部推動，數發部只不過是接手再做。誰料，老飯回鍋重炒，連包裝都沒換，難怪朝野都看不下去。

數發部成立以來，爭議不斷。年度預算高達二百多億元，直逼警政署；員額六百多人，約聘人員達三分之二，下轄六司、六處、二署、四法人，但定位模糊，還有如「多元宇宙科」、「民主網路司」這種不知所云的單位。此外，數發部是否「花公帑養網軍」的質疑，也未曾中斷。

從功能看，數發部含括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等五大領域，業務是從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五個單位移撥而來。唐鳳曾說，數發部是「踩油門」的創新角色，而「踩剎車」的監管業務，就交給其他單位繼續主導。由此看，數發部似應以促進數位產業發展、技術開發與推廣為主要任務。

矛盾的是，唐鳳又說，資安是他上任後第一大投入重點，「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防護，都會加上新思維來執行」。這點，卻又與他宣稱數發部是「踩油門」而非「踩剎車」互相扞格，數發部似乎肩負「太上網路監管單位」的任務，比起僅在相關政策下進行監管的ＮＣＣ等部門權力更大。

資安當然是產業的一部分，但在近年資安「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下，資安也成為對抗工具。如美國禁止華為產品，蔡政府宣布政府設備禁用抖音，都是例證。看來，顯然是「政治優先於資安，資安又優先於產業發展」，成為國安戰略一部分。數發部若將重點放在資安，只能在「升級」為具有國安層級思考的決策單位，或「降級」為政治對抗的打手間二選一。

在蔡政府的「反認知作戰」和「抗中保台」大旗下，數發部自然不可能扮演前者「資安火車頭」的角色，只能選擇成為後者，將「資安優先」隱藏在「促進數位產業發展」的偽裝下。然而，發出宏大的資安論述後，卻只能端出過時的台灣雲市集推銷「點麵線平台」，也就破功又露餡了。

數發部抓不到重點，麵線平台並非唯一的例子。綜觀數發部的眾多政策宣導，不是「蹭」民間產業的發展成果，就是接辦其他部會業務的狗尾續貂，多半言不及義，竟連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日都拿來作文章。數位發展部已快變成數位文宣部。

數發部存在感不高，諷刺的是，唐鳳卻被「神化」，幾乎所有政策宣導皆以她為主角。試問，唐鳳究竟是台灣數位產業發展的領航員，或者只是一座活招牌？追根究柢，蔡政府成立數發部的定位不明，才會有今天的迷航。

台積電（2330）赴美投資，引發國人高度關切，熱議未來台積電在海外投資之後，是否能保持台灣的晶片技術領先，持續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然而，台積電未來在美、日、歐快速設廠，使用大量卓越的研發人才，極可能導致台灣高科技人才的供給不足，影響其他產業發展。政府和產業界都必須正視此問題的嚴重性，避免成為台灣產業發展的瓶頸。

台灣目前已經面臨「斷崖式」的少子化問題，所幸過去以來相當重視理工人才的培育，才沒讓台積電等半導體業造成的「人才荷蘭病」太過明顯。即便如此，目前已因半導體業的高速發展，讓製造業廠商普遍感受研發人才難尋。這其實是用簡單的統計數據，就可以了解問題的嚴重性。

台積電在2021年底的員工總數為6.5萬人，當年度即雇用新人接近1.3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在台灣雇用。以台積電的員工屬性中，專業人員占了五成，所以這1.3萬人應該有6,000以上是理工專業的研發人員。

台灣培育品質最好的台、成、清、交四所大學的理工學院，一年大約各自培育了1,000名新生，假設順利畢業後全部都投入職場，也不會超過4,000人，因為不少人還要出國留學深造。即使加上中央、中正、中山、暨南、東華，也不過增加2,000多人，合計大概就是6,000人。

換句話說，目前全台灣培育、能和半導體業相互搭配的「頂級」理工人才，供應台積電一家就已經不夠了。台積電要擴充產能，只能從其他私立大學去尋找，或是從現有的產業界去「挖角」，難怪一般製造業都感受到人才難覓或持續流失。

問題不只如此，即使台積電可以找到足夠的研發人才，但在少子化之下，台灣頂尖大學的畢業生程度，其實也在逐漸下降。所以，台積電為提升本身的研發能力，也有所警覺，甚至已經開始因應，包括提供博士生獎學金、和大學合作辦理半導體班、到海外提供獎學金培育人才等。然而，就算極少數台灣頂尖半導體企業可以勉強克服人才困難，但台灣不能只有半導體產業，所有產業都必須高科技化或高值化，否則這個經濟體會毫無「產業韌性」。

台灣各行各業都需要卓越的研發人才，以高品質和特殊性來支持薪資造成的高成本，否則就會萎靡不振或全數外移，造成嚴重的「經濟安全」問題。但如何去滿足這種需求？

台灣教育的保守，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教育部要求大學國際化，但在只看數字之下，各大學使出渾身解數（甚至違法），招來許多意在打工謀生的外籍生，所謂英語授課也經常是國英混教的濫芋充數課。

我們應該採用美國過去的作法，提供大量獎學金給開發中國家（如東南亞的印尼、越南、印度等）的頂尖學生，安心地在台灣念完碩博士，然後留在台灣就業，協助提供台灣高科技的人才。舉例而言，一位碩士生每月提供3萬元生活費，加上學費則一年約50萬元；提供給5,000位外籍生一年不過是25億元，教育部應付得起這樣的費用，也可以讓台灣的大學更加、更好的國際化。但中文仍然不是通用的國際語言，所以可以考慮將交大、清華甚至暨南等校轉化為以英語授課為主的國際大學，來加速這種政策的落實。

台灣不能只靠台積電這個護國神山，要全力培育「護國群山」才行，所有的產業都要高科技化。

目前研發人才已經嚴重不足，政府不能被動應付外界的呼籲，請拿出有效的政策，為台灣產業的未來謀求出路。

在足球界身高不是問題，如阿根廷的足球明星梅西與馬拉度納，他們身高都不滿一七○公分，巴西球王比利只有一七三公分，即使此次獲得金靴獎的法國姆巴佩，身高也僅一七八公分。可見足球很適合台灣人，不只是籃球或棒球等。

有人問：「台灣足球出了哪些問題？」過去不少人認為，台灣的資源、場地樣樣不足，加上企業不願支持，國人意興闌珊，台灣足球發展裹足不前。那麼職籃又怎麼說？難道企業沒有支持嗎？

根本問題出在體育政策與社會觀念上，台灣過度追求所謂「台灣之光」，未將足球朝產業化方向發展，有系統的鼓勵學生踢足球，也沒有很多足球俱樂部挖掘人才。

梅西到十三歲時仍然只有一三○公分，只因先天缺乏生長荷爾蒙激素，家裡又沒有很多錢買藥為他治病，幸好他從小足球踢得很不錯，被西班牙某隊教練發現，提供金錢治療，才逐漸長高。其他許多球星的情況類似，都是為了改變命運而踢足球。此顯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只有先培養好自己的實力，才會讓伯樂看上你。

許多人覺得姆巴佩表現得比梅西還好。他是二戰後法國為重建法國而大力引進外籍移工的子弟，許多來自北非、東歐的外籍移民，多元文化的內涵強大了體育國力，值得台灣借鏡。

想振興足球，應讓學生有典範可以效法，如梅西以自己前輩足球明星馬拉度納與鄰國巴西比利為典範，然而台灣沒有自己的足球明星當學童的典範，是否能以梅西或姆巴佩當典範？畢竟他們原本只是窮人家庭！台灣應也可以自己培養另一位梅西或姆巴佩吧！

棒球曾被台灣當成是「國球」，但台灣就是無法在國際間重大賽事中奪冠封王，說來不免遺憾。其他如女子舉重、男子體操、跆拳道、網球、桌球、羽球、射擊、射箭等運動項目，台灣偶有幾位可與世界體壇高手一較長短的運動明星外，其他也就乏善可陳，政府與民間推動運動的力道，仍然有待努力。

最令民眾無法接受的是，各級政府花了大筆經費興建運動場館，增添運動設施與運動器材，竟然偷工減料，貪汙舞弊的事時有所聞，並且興建出一些豆腐渣工程設施，不僅危害選手比賽和民眾運動時安危，實在是最大的諷刺與惡政。

有關運動員訓練時之飲食起居與生活設施也發生怠慢缺失，對傑出運動選手生涯規畫與生活保障更是付之闕如，對有心以運動為職志之年輕人何嘗不是另一種傷害。

今年世足卡達在四年內興建八個足球運動場館，於三十萬國民中聘請外籍教練，訓練出一支尚可力戰群雄的國家級足球隊，事在人為，不由為卡達鼓掌叫好。

政府要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傑出運動人才，錢要用在刀口上，預算支用更要合理正當，運動場館安全與維護是首要項目。另外，職業運動員的生活待遇、未來生計與職涯發展都應提供具體保障。盼望台灣未來在不同運動項目中，也能培養出更多的梅西。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應邀到大會演講，字雕句琢，警語處處，有許多帶押韻的諧音哏，卻有一句不甚文雅，反而引得媒體引述：「人類把大自然當成廁所！」

也難怪！二○一○年該公約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大會曾通過「愛知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預定以十年為期完成二十項目標，十年一晃而過，該組織二○二○年發表《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第五版》（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GBO-5）進行檢討指出：自然界正經歷人類史上空前的破壞與衰退，當年發布的二十項目標沒有一項完全實現。

全球眾多生態學者和環保團體期望這次蒙特婁ＣＯＰ15大會能像二○一五年的氣候峰會所達成的「巴黎協定」一樣，通過《二○二○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綱要》，訂出生物多樣性二○五○年長期目標，以及在二○三○年以前完成的二十三項中期行動目標；大會將具體討論一項簡記為「30X30」的計畫，在「二○三○年前保護至少卅％的陸地及海洋」的細節。

另方面，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峰會ＣＯＰ27雖乏善可陳，卻達成一項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決議，那就是，氣候變化公約將成立一個災損基金，將來能對遭受天氣災難、海水面上升危害的中低收入國家進行補償。而這些國家又恰巧就是全球生物多樣性高的熱點，也是森林消失、濕地破壞最嚴重的熱區，這筆錢與其等到災害發生後來賠償救贖，何不先行撥用一部分來拯救當地生物多樣性？可使生態系趨於健康完整，而得以「自然解方」來減緩氣候變遷的威脅，並增加這些受難國家的調適韌力。

另一個令人期待與關心的好消息是巴西總統大選的後續。十月底「從監獄回來的魯拉」勝選，擊敗了「巴西川普」前總統波索納洛。選後巴西政壇仍動盪不已，選舉官司不斷，這位以生態保護為優先的巴西新總統於本月上旬控告了前總統及其心腹與兩個兒子。環保界希望這位高齡七十七歲、曾三度執政的新總統能在明年一月順利上任，從而對巴西雨林施行新的保育措施。

最後，且讓我們重溫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的開幕致詞：「大自然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失去自然，我們將什麼都不是」；「大自然是我們的維生系統，呼吸來自她，食物來自她…，大自然就是我們稱為家的地方」；如若我們把大自然當廁所，「人類每年的損失將達三兆美金。」

（作者為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今年國際燃料價格大漲有很大原因是俄烏戰爭所造成，戰爭對液化天然氣價格衝擊尤其嚴重。戰前歐洲天然氣大半由俄國經由管線進口，但一方面俄國減少天然氣輸出，將天然氣作為削弱歐盟的武器。另一方面北溪海底天然氣管線遭到破壞，嚴重影響由俄輸歐的天然氣數量。歐洲只好在國際市場搶購液化天然氣，上演了歐亞爭奪國際液化天然氣大戲。

雖然今年煤價也大漲，但全球煤礦分布很廣，市場較易回歸供需平衡。液化天然氣不然，一方面天然氣產地集中，另一方面建設液化天然氣進出口設施都曠日廢時，依估計，到二○二七年液化天然氣供需都無法達成供需平衡。蔡政府為了減碳，大力推動「增氣降煤」政策，完全忽略了氣價遠較煤價昂貴並極不穩定的現實。

經濟部二○一九年三月向立法院提出的「因應公投結果能源政策評估檢討報告」指出：在國際燃料價格不變的假設下，若年均用電成長率一點八六％，二○二五年電價與二○一七年相較，每度漲幅為零點八四元。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二○二五年預估總用電量為三○二九億度，表示發電成本將上漲二五四四億元。

如國際燃料價格不變，電價為何會暴漲？這就要歸功於蔡政府另一「廢核展綠」政策。以每度發電成本為核電四倍的綠電取代四百億度核電，加上分年攤提報廢核四近三千億元的建廠成本，就會造成每年發電成本增加二千五百億元。若再加上國際燃料成本上漲增加的二千六百億元，三年後每年電價漲幅豈不是要超過五千億元？

蔡總統主政八年，為何會造成如此可怕後果？原因也很簡單，蔡政府上任時能源政策重點就只有廢核與減碳兩個考量，電價原來就不在能源政策考慮範圍。蔡政府「台灣能源綱領」目標為：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與社會公平。四大目標中獨不見其他國家必有的「廉價電力」或「可負擔的電價」等針對發電成本的考量。

忘了發電成本考量下推動的「廢核展綠」及「增氣降煤」兩大政策，導致電價暴增五千億元，怪得了誰呢？

關心足球不應該只是每四年一次的口號，現在就該靜下心來面對問題，提出解決對策，以下四個面向供主事者省思問題之開端：

一、推動職業足球：促企業成立職業足球聯盟，是當務之急。職業運動是帶動整體產業的火車頭，定期的賽事除了能提升我足球員整體實力之外，還能擴大台灣足球產業規模和相關工作機會。像日、韓皆有職業足球聯盟，有多支的職業球隊，已普遍獲得社會認同，並同時讓小球員看到未來努力的目標和願景。

平心而論，這廿年來台灣足球發展在各界的積極努力下，參與的人口數有顯著的增加，尤其在幼兒足球和中小學階段。然而，一旦遇到升學壓力時，因為職業前景的現實考量，許多小球員被迫離開足球，轉而投入有職業化的運動項目或是離開球場，專注學科，因而出現「向上斷層」的窘境。試想，如果社會看不到足球員未來的工作機會，家長怎會放心支持和鼓勵小孩繼續投入呢？若沒有足量的基層足球選手投入訓練，如何在國際競技場上讓世界看見台灣？

二、重視球員發展：運動發展的金字塔需要有厚實的基層人口投入，才有機會拔尖人才，正值基層足球的人數無法穩定向上成長，我們就應該更謹慎且有效率的培養球員。台灣的學生足球其實有許多好的球員，只是在比賽和訓練的過程中，因為運動傷害影響日後的發展者不在少數。因此，政府應搭上近年來各區域醫療院所新興的運動醫學和心理諮商等專科，利用劃分責任區域或球隊，主動與醫療體系合作，一同善盡社會責任，照顧基層球員的身心發展。

三、完善球場設施：國內社區足球場設置仍有不足，這對整體足球發展相當不利。誠如上述，近年來雖然足球人口增加，但常找不到地方踢球，所以政府應該仿效鄰近國家，積極盤點閒置空間，如：廢棄多時的軍事用地、少子化下的校舍等，規畫作成足球場地，供地方政府經營或企業贊助、認養，才能作為我國足球產業發展的強力後盾。

四、深化日韓交流：邀請外隊來台獻技，目的應不僅止於球技切磋，而是包括：教練的教法、球隊的行政、運動傷害防護、應援團的規畫、球迷的經營等方面，也可藉此機會相互學習、安排移地訓練。未來我們足球的發展也可學習日韓亞洲足球先進國家的優點，達跳躍式成長之效。

台灣需要在國際間獲得關注和支持，發展的運動項目就得同時兼顧宣傳與經濟效益。而全球體壇的關注度，其實足球遠遠超過棒球、籃球，所以我國實在不應輕視足球的發展。只要有長遠的規畫，民眾足球風氣就會更為盛行，職業足球一定能逐步發展，國家隊也將更有競爭力。

高虹安所涉之案，係六十萬有疑義的助理費，較諸其他鉅額貪汙、舞弊案件，根本是小案一件，甚至是「微罪」，檢調大軍出動，甚至在民進黨籍國會議長游錫□「配合」下，於立法院開議期間進入立院搜索。若說這不是政治追殺或政治辦案，恐怕即連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難怪綠營大老施明德都看不下去，發聲呼籲該案要「照步來」，別讓人民覺得民進黨輸不起。

民代所涉助理費案，大都是以人頭冒領致構成貪汙罪行，而高虹安的助理費案顯與人頭無關，其有爭議的乃在所謂「公積金」部分，這部分乃為助理與高虹安私人之間的契約問題，即使有爭議亦屬民法的契約糾紛，檢調以貪汙、偽造文書查辦，非僅是小題大作，更落人無限上綱之議。無怪有指若是一體適用，恐是血流成河，因眾多民代大都踩了這個灰色地帶。

檢調如此大陣仗地偵辦，或謂是為了阻止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進軍總統大選，但如以高虹安系出鴻海集團並曾受郭台銘器重來看，高虹安與郭董的關係無疑更為密切，若說民進黨追打高虹安是針對郭台銘應該更為貼近事實。

審視二○二四非綠政黨的可能人選，包括國民黨的朱立倫、侯友宜或民眾黨的柯文哲都各有罩門，唯有郭台銘長期為台灣慈善、公益的付出，累積可觀的能量，特別是郭董為了替國人取得ＢＮＴ疫苗，千里迢迢飛至歐洲洽談，廣大的國人都看在眼裡，很多年輕人更覺得「欠郭董一次」，如果郭董競選總統會投他一票。這對民進黨的政權保衛戰必是極大威脅。

個人認為，郭董是否參選二○二四大位應由民意決定，民進黨如若意圖利用高虹安案「敲山震虎」，那是欺人太甚，以郭董的個性很可能反成「逼虎出山」，屆時就有好戲可看了！

其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前段規定：「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不受逮捕特權源自六世紀英國已有此慣例，凡奉王令參加當時「智者會議」，任何人均不得對其留難或傷害，否則需負賠償責任，爾後漸發展為議員之「不受逮捕拘禁特權」，承認議員在會期及其前後各有此特權。乃對於國會之尊重，及防制行政權之擴張，恐形成憲政猛獸。

至於「搜索權」在憲法文中雖無明載，然而「舉重以明輕」，仍然要盱衡是否必要性、急迫性、對國家安全危害性作判斷，否則動輒對立院進行大動作搜索，置憲政成何體統？一旦形成慣例，恐引起寒蟬效應，國會豈不成為行政體系下的立法局？

再者，時機至為不當。乃值民進黨在地方選舉大敗選之際檢討，或以此方式扳回顏面，引發不良觀感。而檢方選擇性大動作與高效率辦案，卻對其他國內近期發生的案件無所為，更加引發民眾質疑公平性與合理性？難怪施明德說「讓人民覺得民進黨『選輸起哮呴』（台語哮喘之意）」。

末者，本案完全不合於比例原則。本件倘對於立法委員特支費六十萬真成為爭議，何須大陣仗伺候？新竹球場弊案、台南槍擊案，迄今仍然在偵查不公開中。或有些制度已成為歷史共業，果真要一體、平等處理恐立院血流成河；立法院之內規，或可以藉此明確規範即可。

台灣司法不應該淪為政治附庸，更不應揣摩上意作政治打手急先鋒；民眾眼睛是雪亮的，勿讓司法改革淪喪或向下無限沉淪。

隨著大陸經濟崛起且深度融入全球化體系，大陸已成為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交易夥伴、一百廿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前三大交易夥伴；因此，經濟制裁成為近年來配合大陸戰狼外交的手段。舉例來說，二○一九年加拿大逮捕華為公主孟晚舟後，大陸即宣稱加拿大油菜籽驗出蟲害，禁止其輸陸；二○二○年澳洲暗指大陸為新冠病毒源頭要求嚴加調查時，並禁用華為５Ｇ電信設備後，大陸不但針對澳洲大麥課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同時宣布澳洲大麥、葡萄酒等十多項產品禁止輸陸；立陶宛去年和台灣互設代表處後，大陸亦以違反「一中」原則為由，對立陶宛實施貿易制裁。

由於大陸已是許多國家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因此大陸透過單邊經濟制裁，可形成政治壓力。有論者分析，大陸經濟制裁通常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挑出目標國對大陸最依賴的商品列入禁運名單，然後視政治情況再決定是否擴大規模；其次大陸外貿機構通常會技術問題為由，宣布目標國產品不符標準，再由外事系統暗示大陸在乎目標國的哪些政治態度；最後，則是迫使目標國談判甚或妥協。

也就是說，大陸的經濟制裁通常伴隨著政治目的；但其效果，通常要看目標國被禁運的產品是否能找到替代市場。例如前述澳洲被禁運的大麥、棉花，在轉向其他市場後已可補足大陸市場空缺；煤礦、鐵礦砂則是大陸有需求或難以尋找替代品，因此不得不放寬進口或無法禁運。但替代性高的澳洲葡萄酒，被大陸禁運後，即使日本願意大量引進，仍無法填補大陸市場的份額。換言之，陸方經濟制裁的有效與否，是基於比較利益法則下的供需依賴。

由於大陸對台灣農漁產品、加工食品並無依賴；因此，對台灣這些產品施以經貿制裁，既不會損及陸方利益，也不會改變既有兩岸經貿結構而違背其對台融合發展策略；因此，陸方透過漸進式的禁運，在分化台灣社會的同時，又可造成我政府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形成對台促談的壓力。

要注意的是：陸方迄今公開都宣稱對台禁運僅是正常的食品安全監管、符合國際規則，且對全球一視同仁的作法，並非「貿易障礙」、「歧視待遇」；換言之，都只是技術而非政治問題。言外之意，即是保留和台灣協商的空間。但陸方向來堅持兩岸對話必須基於一定的政治基礎，而我方堅持的是不涉政治前提的對話。在兩邊各自堅持下，我方對大陸的禁運只能被動回應。

在兩岸協商中斷但經貿紐帶仍緊密的前提下，我方如何應對陸方禁運施壓？如何基於理性，提出務實、且靈活彈性的策略？將是對台灣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