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撤換蘇揆，蔡總統舉棋不定，使蔡蘇二人的滿意度每況愈下。對蘇貞昌下台的機率及時機，眾說紛紜：有說待總預算審畢再換，有說因無人接手，所以要讓他撐完總統任期。可以確定的是，蘇貞昌不想下台，所以他接連出招，動作頻頻。

蔡總統元旦文告對普發現金原持高度保留，蘇貞昌隔日卻直接宣布發放。甚至有一說稱，蔡總統原擬俟「新院長」上任再發紅包，卻被蘇揆先一步搶發。看來，四年來「合作無間」的蔡蘇體制，已現裂痕。蔡總統慘遭閣揆打臉，心中想必五味雜陳。

蔡蘇不和由來已久，唯因情勢各取所需，兩人才能維持四年和平。蘇貞昌不想走，在不確定蔡總統的意向下，他以搶發現金展現無請辭意願，並藉此逼蔡英文表明態度。蘇貞昌此舉，也是撇開蔡總統，向民意靠攏。如果他留任，未來政策怎麼走，未必聽蔡總統的。

經過這番暗中角力，若讓蘇貞昌留任，蔡總統權力勢將再被限縮。剩下的任期，將變「內閣制」。就算換了閣揆，等到賴清德出任主席，她仍難逃跛腳。蔡總統應沒料到，在自己跛腳上補刀的，竟會是蘇貞昌吧！

在這波出口衰退風暴中，出現了一個深刻的轉折：台灣對陸港的出口占比，由前年的四二﹒三％，驟減三﹒五個百分比，降到去年的卅八﹒八％。這個數字，是十八年來的最低點，彷彿一夕回到了扁政府時代。諷刺的是，對大陸出口比重過高，一向被認為是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賴」過深，是經濟體質不健康的徵兆；如今，此一貿易依賴度突然降低，人們似乎仍找不到值得高興的理由。

原因是，台灣對陸港出口貿易的驟減，並不是國內廠商努力開發其他市場獲致的成果，更不是蔡政府積極推動分散市場的政策奏效所致，而是我國在全球貿易衰退風暴中遭到嚴重撞擊的結果。其中，當然還包含了中國大陸因為「清零」政策過度嚴苛，導致內部生產、投資及內需、消費同時受到破壞，因此大大降低了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從這點看，不能不令人憂心。

撇開中國大陸不論，我國對全球主要市場的出口，十二月呈現的是全面縮減現象，這是二○一六年以來僅見。其中，對東協和歐洲的出口，各衰減一成；對日本、美國的出口，則分別下滑六﹒一％及二﹒六％，沒有一個地區倖免。張忠謀之所以感嘆「自由貿易瀕死」，其來有自：新冠疫情造成生產斷鏈，俄烏戰爭及美中角力又將地緣政治的杯葛和報復推至極端，全球貿易機制遭到破壞。高度倚賴出口貿易的台灣，當然也難逃此劫。

若不健忘，大家應記得七年前蔡英文總統一上台，便極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她當時強調的，便是要全力拓展對東協及南亞的貿易，藉此疏散並轉移對陸港出口的依賴。如今，我們回頭檢視一下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成績：從二○一七到二○二○年，也就是蔡政府鼓吹新南向最力的幾年，台灣對東協的出口連續出現負成長；一直要到二○二一年，才走出陰霾，恢復成長。蔡政府近年已鮮少再提「新南向」，可見，民進黨要藉新南向分散對大陸倚賴度的雄心，已然灰飛煙滅。

從正面看，由於美國政府在美中貿易戰中對大陸貨品大幅加徵關稅，有利於台灣商品的對美出口。為此，台灣前年躍升為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去年，台灣對美國的出口比重，由十四﹒一％增加為十五﹒一％，這也是十八年來的新高。但對美出口比重與對大陸的比重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遠難相提並論。

我國對大陸出口依賴度，終於突破「四字頭」的魔咒，降到了三成八八的低水位。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可喜的現象；但深一層看，這卻是整體貿易受到國際環境重創的變形現象，而不是蔡政府分散市場的政策奏效，因此無法令人感到絲毫欣慰。包括我國農漁產品迭遭對岸禁止進口，農委會不斷聲稱要拓銷其他市場，成果也是微乎其微。

目前蔡總統面臨的是政經交迫之局：政治上，她的信賴度已跌到谷底；經濟上，台灣的挑戰度卻是空前艱鉅。亦即，過去七年，蔡政府靠著口頭宣示領導國政的模式，到了接受嚴酷檢驗的時刻。此刻，蔡英文已無法炫耀對大陸依賴度降低，她要憂心的是如何維持台灣的經貿活路。

這幾年政府幾乎年年超徵，尤以2021年與2022年皆超收4,000億元以上為最。其實，只要有稅收超徵發生，當年度社會就會有「還稅於民」的訴求出現。理論上，預算的編製涉及時間差與估測，自不可能完全準確，社會大眾也不應有此期待。但若連續多年皆出現稅收超徵，且超徵的比率超過20%，即表示政府的預算編製專業功能已出現嚴重失靈。負責歲入預算編製的財政部，首須徹底檢討稅收估測模式，深入分析各稅實徵與預算值發生差異之原因，藉以改善與增進預算編製的準確性，此才是解決超徵問題的正辦。

至於超徵收入的使用，雖然各界意見分歧，但行政院已依據蔡總統國安會議後的指示，決定將3,800億元區分成三大用途。其一是1,000億用於彌補勞、健保以及台電等之財務缺口；其二是1,000億用於「加強經濟韌性方案」七項措施；其三則是1,400億用於發放每人現金6,000元，另外保留400億元因應不時之需。從這樣的分配結果，可明顯的看出政府完全是以「年度」的小格局，而非「永續」的大眼界，來對待這筆「意外之財」。因此，在總預算結餘但特別預算卻負債累累的整體財政情況下，形成了「右手還稅、左手舉債」的荒謬現象。

政府預算的編製、審議與執行，預算法中皆有完整規範，是故欲真正了解與檢討稅收超徵問題，自應從預算法的規定著手。首先，財政部是歲入主管機關，根據預算法第28條，行政院訂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前，財政部即應負責提供以前年度收入狀況等相關資料，並推估「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換言之，各機關在編製概算前，財政部就應該已初步估算過下年度的稅課收入。若有任何低估，則從政府編製預算的一開始，便對整體財政資源的規模、配置與運用，產生了根本性的扭曲。

其次，預算法第59條規定，歲入「超收應一律解庫，不得逕行坐抵或挪移墊用」，亦即去年度超收的4,500億依法應全數繳入國庫。但因去年度本來預計舉債440億，如今既有超收可用，政府當可節省下此項債務的發行。尤有甚者，公共債務法第12條更規定，各級政府「得審視歲入執行狀況，於其當年度預算原編列債務之償還數外，增加還本數額」。依此，政府還可以用超收的錢還更多的債。換言之，稅收超徵金額不一定就等於該年度之結餘；政府即使決定要還稅於民，也應該以結餘數為準而非超收數。

再者，根據預算法第73條，「會計年度結束後，國庫賸餘應即轉入下年度」，變成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超收數固會轉成以前年度賸餘，但按決算法最終審定數在隔年7月才會出爐，在此之前這筆賸餘暫難使用。由於目前可用歲計賸餘只有1,250億，故才會出現普發現金須先舉債150億之情況。雖然這又是法定程序的時間差惹的禍，但「舉債發紅包」畢竟對政府觀感不佳。

而預算法第23條更規定，「資本收入、公債及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政府普發現金給民眾，性屬經常支出，以前年度歲計賸餘為財源，顯有違法之嫌。當然，這幾年政府都會運用一些立法技巧，排除這些預算法的限制，且幾乎成為常態。惟若此不叫做破壞財政紀律，什麼才叫做破壞財政紀律？

到目前為止，幾乎已經確定無人挑戰賴清德競選黨主席，以及成為下一任總統候選人，但是賴清德仍然到每一個縣市舉行座談會。我們不能只把向黨員報告視為一種媒體公關或者競選活動，而沒有注意到對於台灣民主的意義。

在代議民主制度下，公民透過選舉授權民意代表以及公職人員組成政府，行政與立法機關共同決定政策，甚至是行政機關決定、立法機關只能微幅調整。一般民眾可能因為沒有興趣或者沒有利害關係，很少會主動發表意見。多數民眾只在投票日行使公民權，或者平時上網到認同的政治人物平台按讚、分享貼文，抒發一下對於政治議題的看法。

過去雖然偶爾有官員下鄉，向民眾說明政策，但是多半是上對下的宣傳，遑論會因為民眾反應而調整政策。遇到有重大爭議的建設，政府部門雖然依法舉行公聽會或者邀請專家學者審查，但是政府部門已經設定好政策目標，很少會因為公聽會或審查結果而改變原先政策。而民眾也常常會因為溝通曠日廢時而誤解政府怠惰。長期而言，民眾不了解政策決定過程，而且受到媒體或者社群平台的影響，對於政府的態度兩極化。表面上政策如常推動，實際上部分民眾對政治越來越疏離，部分民眾則是熱中互相批評，台灣民主未來只剩下表決、數人頭，而非由下而上的實質參與。

根據已故政治理論學者Iris Marion Young提出的「溝通民主」理論，個人期待未來政府參考「向黨員報告」的模式，鼓勵社會團體舉行討論重大議題的活動，主辦單位除了邀請關心議題的民眾參加，還應該邀請政府官員以及專家學者說明政策的可能利弊得失。討論結果不必形成共識，以免造成有心人士刻意動員進行說服。但是討論結果應該要對政府決策有一定的拘束力，例如政府必須透過網路公開說明，政策決定過程中參考了多少政策討論會議中的論點，以及是否採納的原因，才能送交民意機關審議。政府也應該鼓勵企業內部舉行類似討論活動，讓雇主與受僱者之間除了薪資福利之外，還可以討論更多公司治理的議題。

台灣面對強鄰威脅，固然需要投入心力在國家安全議題，但是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議題，卻是每一天都在發生。例如外媒近來指稱台灣是行人地獄，但是其實早已有許多民眾呼籲重視行人權益，只是少數民眾的聲音並沒有形成民意，多數民眾還沒有意識到議題的重要性，政府也未嚴格執法。在後疫情時代，人民不應該只授權政府做所有決定，而是應該要求政府鼓勵民眾深入討論更多議題，間接參與政府政策，讓更多人以台灣民主為榮。

就民進黨而言，吳怡農不僅守住了基本盤，更似乎吸引了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輸得比預期的少。首先原因在於，民進黨的基本盤在歷經九合一敗選以後，似乎有逐漸凝聚的趨勢，「教訓民進黨差不多就好」確實是部分選民的心聲；另外的原因，可能出在吳怡農本人身上。舉例而言，吳怡農標榜新型態選舉，主張不掛看板引起民進黨內人士的批判，但這樣的選舉作法，卻也曾被頗受藍營支持者喜愛的前總統府副祕書長羅智強採取過；這樣的作法，對喜愛新穎、追求環保的台北市選民存有一定說服力。又或者，吳怡農敢於向黨內「黑勢力」開砲，一度被認為是有礙團結，但這何嘗不是一種道德勇氣？

吳怡農可能不諳選舉，會退還攤販送給他象徵勝選的蒜苗，但他有所堅持，講出別人不敢講的話，傷害選情也在所不惜，就政治人物而言，難道不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特質？或許，吳怡農此敗中的許多元素，可能藏著民進黨止敗的關鍵。

反就國民黨而言，從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以後，在大選中國民黨在年輕人的支持度固定只有兩成左右，就算民進黨執政有許多如房價高漲、推動中介法等不得人心的事跡，國民黨在年輕人的支持度都沒有「結構性」的改變，年輕人不滿綠色執政，但「藍綠一樣爛」仍然是許多年輕人的看法。

此外，二○一八、二○二二年的勝選，固然都是大勝，但是這兩場選舉投票率都比較低，年輕人沒有大舉出來投票，屬於「吃老本」的勝選，而不像民進黨在二○一四、二○二○是扎扎實實吃到中間選民選票、選票總數有大幅上升的勝利。相反，二○二二年國民黨的勝選，並沒有在總得票數、年輕人支持度上有明顯的收穫，因此這屬於一種「脆弱的勝利」。

二○一八年國民黨就以「脆弱的勝利」為榮，認為政黨輪替勢在必行，最後釀成無可挽回的黨內裂痕。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補選這一役，國民黨以五％差距守住了，但民進黨敗而不潰。這樣的數字足以提醒台灣人：二○二四的政黨輪替，前途仍然漫漫！

二○一七年七月廿八日，蔡總統上任後首次親赴空軍台南基地，向攔截中共轟六K的飛行員頒發獎金，並以「yes, you are the best」嘉許基地官兵，高調宣揚亟隆寵厚愛於一身。五年多來對岸變本加利，根據國防部發布資料，去年共軍總共派出一七二七架次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架次頻繁如入自家後花園，攔截伴飛的獎金也發不出來了，國軍除了循例嚴密掌握、派機監控外，似乎一籌莫展。

去年底國防部副部長柏鴻輝在記者會簡報中，慷慨檢討現行四個月軍事訓練役「武器操作不熟稔」、「部隊實務經驗不足」、「無法構築有效戰力」來否定以前的制度，看似配合府院高層射在牆上的箭再勉強畫個靶。並以「中共擴張霸權危及亞太地區安全」，做為強化國防延長兵役的主要考量因素。但不少學者認為美國在全球各處搧風點火呼風喚雨的霸權態勢，讓號稱「主權獨立」的台灣政要言聽計從。

今年度中央總預算國防占四一五一億元，較去年度法定預算增加四七五億元，成長約十二點九％，等於國家每花一百元便有廿一塊多用於軍費，而作業維持費用編列更高達一三三七億元，勢必與近來頻繁攔截軍機艦造成油料、維護費大增有關。

國軍對入侵防空識別區的外國機艦自有一套標準處置程序，除跑道頭準備妥當的待命機緊急起飛攔截，一部分也需空作部臨時轉用在空機或地面飛彈部隊應對，如係非掛載防空或反艦武器外型的訓練機，就只能趨近編隊拍照而已，而原本計畫的課目被迫終止勢必重新再來。本就人力吃緊、機務調配變數大增，相對也提高作業成本與潛在風險。

兵法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當蔡總統說「備戰才能避戰、能戰才能止戰」時不知有無考慮過建軍備戰的「CP值」？否則徒花大錢買軍火，即使兵役延長到兩年，年輕人還是不知入營當兵為誰而戰。

而根據政府統計，去年一至十月因車禍死亡人數就高達二五六○人，顯示台灣的道路交通存在很多問題。

但台灣的道路交通安全，不僅僅只是駕駛人觀念落後、不禮讓行人而已，政府以及道路施工廠商不重視警示，任由廠商開挖路面卻未做好防禦工事，甚至在驗收時虛應故事。

即便有相關法條，但官官相護便宜行事，許多機車族也遭受池魚之殃，輕者遇坑洞自摔、人車毀損；重者可能因此遭後車撞擊、生命告終。

筆者日前下班尖峰時段騎機車行經竹市一高交流道附近，因光線昏暗路面坑洞過大造成機車受阻，筆者因而自摔路旁，當下卻無其他駕駛停車查看，只得先忍痛騎車回家，再由家人陪同就醫報案。

在醫院時，碰巧遇到在同一地點發生自摔的另一位女性，幸運的是，後車一位清大教授提供行車紀錄器給她，並幫其聯繫市議員等，稱願協助其後續相關處理。後來這位民眾也收到施工單位的「關懷」，想向其「道歉」。

但要問的是，若道路工程都能夠預先做好警示工作，不要東挖一塊、西補一條，讓整條道路比補丁的牛仔褲還醜，而身為路權單位的市政府及其鋪設設施的委外單位能確實查驗，政府機關又能時時監督，既能讓道安意外減少，也能讓市容更加美麗，何樂而不為？

當蔡政府開口閉口的理念相近國家都替台灣的道安捏把冷汗之際，中央及地方是否更該重視這個問題，少花一點時間「釐清責任歸屬」，以免繼續貽笑大方。

可步行性（walkability）意指步行的品質。Jeff Speck在《步行城市》（Walkable City）書中指出好的步行環境應該要達到「實用」、「安全」、「舒適」和「有趣」，而且缺一不可。而目前台灣對於步行空間的討論基本上是著重在「安全」方面，確實，若連最基本的安全都無法達到，有什麼資格討論其他方面呢？

Todd Alexander Litman對於可步行性和經濟價值的研究指出，可步行性的經濟價值不像機動車輛較易量化，所以長期被都市規畫者忽視，台灣亦是如此，導致地方政府投資步行空間的意願不若投資拓寬馬路和增加停車場。而提升可步行性的經濟價值包括：

一、減少交通支出：可步行性良好的社區比起高度依賴機動車輛的社區，居民可減少一半以上的交通支出。

二、減少運輸外部成本：使用機動車輛會造成許多外部成本，例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風險、環境危害、消耗土地資源、城市不透水化等等，這些外部成本通常會溢出由社會大眾吸收，而使用非機動車輛如步行，相較使用機動車輛可減少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外部成本。

三、減少消耗土地資源：車道和停車場消耗都市中許多的土地資源，而好的步行城市可提供更高的發展密度和減少人均土地資源消耗。

四、增加可及性（accessibility）：這對於身障者、長者、小孩和低收入者而言特別重要，好的步行性對促進此族群的經濟活動而言相當重要。

五、增加宜居性：包括增進安全和健康、減少環境汙染、增加社區向心力、增加娛樂休閒或文化資源、減少犯罪和社會問題等，以經濟價值衡量的話，可提升房地產價值。

六、增進健康：除了降低車禍致死率以外，好的步行城市更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比率。

七、促進經濟發展：包括增加經濟生產力、就業人數、商業活動、外部投資等。以台灣為例，好的步行城市還可以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到訪，吸引國內外人才至該城市求學、就業和定居。

八、社會公平：尤其對於身障者、經濟弱勢者而言，好的步行性讓他們有機會和其他以機動車輛通行者一樣取得相同的資源和機會。

如果縣市首長們擔心貿然擴大人行道縮減車道等作法會引起民怨，也許可以參考戰術性的都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作法，以低成本、短期性的試辦計畫開始，在計畫期間可以蒐集各個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在試辦、討論取得各方共識之後，再逐漸將短期性的試辦計畫慢慢變為長期性的正式計畫。

恭喜各位縣市首長上任，一位小市民的新年新希望是：台灣的都市可以逐漸邁向步行城市，小小心願希望各位縣市首長能聽見。

觀察台灣房市發展，最近這三年，即使是疫情籠罩，卻是史上房價漲最凶的時刻，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業者製作的房價指數，都創歷史新高，其中國泰房價指數全台指數漲幅最為誇張，二○一六年到二○二二年漲幅高達八十點四％，不僅超越經濟成長率，更是遠遠超越上班族的薪資調幅。

為什麼房價會如脫韁野馬般飆漲，市場資金太多是主因，投資炒作是另一原因，前者央行已持續緊縮，但後者仍無法可管，亟待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將可恨的投資炒房者趕出市場。

投資炒房者到底有多討人厭、多誇張呢？這裡分享兩個小故事。故事一，據某大代銷公司老闆公開指出，他接過的某個預售案，工程期兩年多，但其中就有一戶房子在投資客之間轉手高達七次。假設保守估計每次轉手投資客都賺個卅萬，七次轉手該戶房價就被墊高二一○萬，這樣各地房價怎會不飆漲呢！

故事二，國內有兩家知名房仲公司都訂有內規，禁止旗下業務人員跟投資客來往，大家都知道投資客可為房仲人員帶來業績及佣收，要禁絕來往，不就等於將財神爺拒於千里之外，為什麼會有這麼傻的公司呢？原因有二，一是業務面考量，假使業務人員完全靠投資客做業績，有天一旦投資客消失掉，該員就無法面對市場競爭的考驗，很快就會陣亡。

再者是道德層面的考量，因為投資客將房子當成投資工具，房子委託仲介銷售，一定是加價到預期獲利空間才會賣出，仲介人員藉通路之優勢幫忙賣出，雖說是賺取合理、合法佣收，但是不是有「助紂為虐」的味道呢？這故事也證明不靠投資客，房屋銷售業者還是可以存活的。內政部代理部長花敬群之前也曾類比預售屋換約物件是贓物，民眾接這類房屋物件，或是業者幫忙銷售，無疑就是幫忙銷贓，政府修法就是不讓投資客有銷贓的空間。

消基會常基於消保教育，接待多所大學相關社團之參訪，同學們最深惡痛絕的就是黃牛猖獗，每次熱門的演唱會門票幾乎都被攔截秒殺，希望消基會能想辦法改善這種不正常的市場消費行為。

這次平均地權條例修法禁止預售屋換約轉售，也就是要將房市黃牛趕出市場，還給自住民眾一個乾淨的、合理的購屋空間，其他都是這一理念的配套措施，投資客退場，自住剛性需求進場，說實在這對業界影響很有限，私底下有些業者也表示，挑好地段、規畫好產品、提供更好服務，不怕自家房子賣不掉。

房屋市場投機炒作嚴重，有一位年輕投資客先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洋洋自得的說，這次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如果沒過，那他不大炒特炒一番才怪呢！

以前大家對加密貨幣市場的風險視而不見，但就在過去幾個月內，很多加密貨幣公司和巨頭登上了頭條新聞，讓本已很焦慮的加密貨幣市場感到寒意。

對這種負面新聞，加密貨幣忠實擁護者要麼完全忽略，要麼譴責是炒新聞、是一次性的醜聞。但加密貨幣是一個緊密結合的網路，當一個角落崩潰時，它會使整個網路搖搖欲墜。

去年十一月，數位資產現貨與衍生品交易平台公司FTX（FuTure eXchange）因發行的代幣流動性受到質疑，價格一日內大跌七成。十一月八日，號稱全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想要收購FTX，但馬上發覺苗頭不對而縮手。十一月十二日FTX申請破產重組，負責人SBF逃到巴哈馬，但已被引渡回美國受審，不過對相關的聯邦欺詐和共謀指控表示不認罪。

FTX的倒閉牽連到數十家相關的加密貨幣公司倒閉，被檢察官稱之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詐欺行為，也導致台灣一家數位資產管理平台的創辦人因涉嫌不法運用投資人逾億元新台幣，被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台灣的金管會指出，這家數位資產管理平台並未完成洗錢防制法遵聲明，另外藉由虛擬貨幣從事的交易活動，若涉及刑法的詐欺行為或涉及洗錢防制法的洗錢行為，乃至於非法從事金融特許業務等，均屬刑事責任。

雖然晚了一點，美國監管機構終於發布了他們的第一份聯合聲明，警告銀行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注意加密貨幣世界中詐欺、波動和劣質管理的風險。重要的是，要避免加密資產相關的風險轉移到銀行系統。

所以我們是否可以給加密貨幣寫個訃聞了？其實外面還是有很多合法的加密貨幣公司，問題是，我們很難知道那些公司賣的產品是不是陷阱，雖然他們的廣告說得天花亂墜。監管機構似乎直到現在才意識到，加密貨幣並不是他們可以閉上眼睛並希望它消失的一種時尚。

那麼投資者該怎麼辦？首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相信網路上任何的投資建議。要詢問專家意見，他們會告訴你投資要多樣化。如果你仍然害怕錯過加密貨幣，投資安全第一，不要把你的畢生積蓄交到一個人的手中，因為有可能這個人正在鯊魚出沒的地方裸泳。（作者為台北商大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