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蛋價問題，農委會始終不願面對現實。去年十一月，農委會宣稱，蛋價在二○二三年中可望回到「三字頭」；但到了年底，已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農委會辯稱「是因為調貨時間差，不是缺蛋」，如今看來，一切都成了笑話。

所謂「重回」歷史新高，令人玩味。幾可斷定，是農委會為了粉飾太平祭出「凍漲」大招，以免蛋價升太快；但人為干預終於失靈，蛋價衝破「五字頭」，蔡政府灰頭土臉。既然雞蛋供需已經失衡，政府不思從根本解決，卻去強壓蛋價，只會讓問題更嚴重，結果就是消費者和業者雙輸。

匪夷所思的是，上次蛋價飆漲是整整一年前。一年的時間，以蛋雞生長周期，已可繁衍三代；農委會卻毫無作為，坐視問題再度發生。官員為找藉口，扯到禽流感；但兩年來因禽流感而撲殺的蛋雞不到一趴，這種藉口也夠爛了。

台灣經濟起飛前，百姓視雞蛋為營養補品；蔡政府執政七年，自稱史上經濟最好，卻連雞蛋都快變成奢侈品。過去綠名嘴曾造謠「陸客吃不起茶葉蛋」，如今陸客沒了，台灣人卻快吃不起雞蛋，真諷刺！

這種「先把錢搶到手，再想要怎麼用」的作法，是近年蔡政府的一貫模式；八年的「前瞻建設」如此，三年的「防疫特別預算」如此，如今「疫後經濟」仍如法炮製。但一個負責的效能政府，絕不是這種風格。像這樣，「邊撒錢、邊畫藍圖」的施政，主政者只是利用資源分配來控制社會，能有什麼遠見與關懷？立法院十七日即將討論《疫後特別條例》，民進黨仗著國會絕對多數，必然予取予求。但無論如何，民眾必須看清蔡政府揮霍公帑之不負責任，也要明白這些都是扭曲資源運用、債留子孫的惡政。

只要看這項條例的「疫後」二字，你就可以想見這條例訂得有多勉強。新冠疫情三年，的確為台灣帶來許多難以想像的衝擊，包括疫苗、藥物、防疫及生命的搶救，包括民眾失業、生活無依、企業營運艱困需要補助。為此，過去三年我國的防疫特別預算曾經四度追加，累計達八千四百億元，迄今仍有近千億未用完；政府現在又要用新藉口追加。

最可議的是，《防疫特別條例》表面上為「防疫」而發，但因架構歪斜，實際上真正用於「防疫」的預算僅占十七％，不到一千五百億元。亦即，其餘近七千億均用於紓困及振興，供政府撒幣補貼買票。如今疫情已進入尾聲，蔡政府又以「疫後」為藉口，託詞「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要將三千八百億元超徵拿去揮霍。這種從「疫前」吃到「疫後」仍不滿足的心態，老百姓看得下去嗎？大家會因為拿到六千元就釋懷嗎？

民眾若回顧一下，我國防疫特別預算近三年如何累增到八千四百億元，一定會對蔡政府不知饜足的胃口感到憤怒。二○二○年二月蔡政府首度提出《防疫特別預算條例》，當時提出的預算僅六百億元；到了四月，蔡政府立即要求追加一千五百億元；到了九月，再追加二千一百億元。二○二一年六月，蔡政府第三度追加二千六百億元的防疫預算；同年十二月，第四度追加一千六百億元。如此四度追加的結果，使得防疫支出總額來到了八千四百億元。現在，再把《疫後特別條例》的三千八百億加上去，蔡政府以新冠為名花費的經費即高達一兆兩千億元，這個天文數字，是對疫情的「一魚五吃」。

全民應該認識一下，「疫後條例」的全稱是《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冗長的名稱說明它的內容空洞與不著邊際，缺乏具體目標。這點，從陳建仁聲稱「各部會正在緊鑼盤點計畫內容」，及政院發言人陳宗彥說「條例定案之後，預算細節就會核編」，即可知政府對此沒有任何事先的規劃或構想，全是臨時的紙上撒錢文章。尤其「韌性」二字，是蔡政府近期的愛用詞，也許經濟部長王美花應該公開說明一下「韌性經濟」長什麼樣子？還有政府的補貼如何能增強社會韌性？

從防疫到疫後，蔡政府以疫之名共編了一﹒二兆的特別預算，扣除真正用於防疫的一千五百億元，究竟強化了社會和經濟什麼角落？

美國總統拜登1月底發表新年首場經濟政策演說，批評共和黨威脅不提高債務上限的作法將危及美國經濟；拜登痛斥眾院議長麥卡錫等共和黨議員。另一邊廂，麥卡錫則說，「如果我們想讓美國走上更好的財政道路，就必須處理不負責任的政府開支。」麥卡錫的觀點顯然與共和黨長期以來的財政理念一致，但作為執政民主黨財長的葉倫則警告，如果拒絕提高債務上限，將造成政府停擺，釀成更大危機。據估計，聯邦政府每停擺一天，將導致3億美元損失。

美國兩黨之間針對是否提高債務上限的矛盾並非新鮮事，每隔一段期間就爆發一次，每次均以雙方達成某些妥協最終實現調高上限。自1917年以來，美國國會已調高債務上限108次，近20年來頻度更高，幾乎每兩年一輪，估計這次也不會例外，但這次恐怕情況跟過去不一樣了，因為美國正面臨著一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空前糾結的窘境甚至是險境。

不久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瑞士蘇黎世與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舉行了長達三小時的會談。這個會談是葉倫專程主動飛去找劉鶴談的；這說明葉倫很期待也很積極地把握這次能與劉鶴會談的機會，但劉、葉會談究竟談的是什麼，葉倫又為何如此地主動與積極？

這就與美國當前的債務危機有關了。美國的國債規模在2009年歐巴馬上任時為8兆美元，八年後卸任上升到16兆美元，之後川普加上拜登，才六年光景，就猛增到現在的31.4兆美元。這個時間段，正好跟2008年美國爆發世紀金融海嘯之後，一次又一次地採取量化寬鬆貨幣（QE）政策有關，而美國聯準會的持續QE，就是為了支持美國財政部為了紓困經濟大量發行的國債。

換言之，美國為了對付經濟的低迷，採取極端積極寬鬆的赤字財政政策，大量發行國債，但國債的主要買家在海外靠中國、日本及一眾中東油國，若還不夠，那就由聯準會出手，以大量印鈔購入，應該說，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中、日兩國都幫了不少忙，買入大批美債，除此之外，則靠聯準會以QE方式吸收，美國正是以犧牲巨大財政紀律和貨幣紀律的方式來度過這一段歲月，與此同時，中、日兩國則同時成了美國的最大債權國。

天下事的發展離不開邏輯，關鍵在於不少邏輯在短期顯現不出，只有時間長了才看得出來。貨幣政策的邏輯是過多的貨幣遲早會造成通貨膨脹，美國連續十年的QE，終於使美國的物價（CPI）從2021年的4月迅速上升，從原本的2%，一舉突破4%，2022年初甚至超過8%，逼得聯準會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對付通膨，不巧的是，就在此時，中、日、沙烏地阿拉伯等一眾債權國各以不同的原因開始減持美債，這就讓美國立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發債危機──用葉倫的話來講，就是美國的國債出現了流動性困難，換言之，美國發行的國債賣不出去了。

長期以來，美國國債受到市場歡迎，主要是因為利息雖然不高但夠安全，可是現在，幾個購買大戶不約而同地都束手不買，甚至還減持倒賣，逼得美國國債孳息不斷上升還賣不出去；以往，聯準會此時就會出手，大印美鈔來購入美債，但如今通膨壓力居高不下，怎敢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來助財政部一把，此即所謂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空前糾結，這使得葉倫都束手無策，只能放下身段，「求見」於劉鶴，最終還是希望中國能出手相助，能買美國國債，至少不要倒賣減持。

劉鶴能作主嗎？當然未必，最多傳個話而已，一切取決於北京對當前中美博弈形勢的評估而定。換個角度看，今天美國外交及軍事部門對北京的施壓，未嘗不是美國政府對葉倫側翼的助攻。

星雲曾力挺馬英九總統，稱譽蔡英文總統為「媽祖婆」，讚譽習近平主席的「兩岸一家親」、「中國夢」。習曾自詡是星雲書迷，曾敘說「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都讀完了」。星雲評習：「『中國夢』帶給中國更偉大、富強的發展，令人激賞。」無論是藍綠紅政黨領袖，皆從其話語獲得鼓勵及啟示；其離世備受兩岸政治領袖哀悼，恐怕在近代宗教界大師尚無人享有此一殊榮。

星雲推廣人間佛教，強調利益眾生；推動中華文化及民族復興，尤其是兩岸宗教文化交流與合作。在國民黨威權體制時期敢向蔣經國總統建言，基於人道主義關懷應開放民眾返鄉探親，這易被視為呼應民進黨推動老兵返鄉探親；一九八九年應中國佛教協會邀請，率領「弘法探親團」赴陸參訪，易被批判受中共宗教統戰影響。大師倡議「三好、四給、五和」理念，顯示其為人公平正義、秉持中道路線，不偏不倚、不執著兩端。

大師在民族文化下具有濃郁的兩岸情，認為台灣社會應深耕中華文化，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肯定「兩岸一家親」、「中國夢」，提出台灣的出路應以「中華文化」為基底。曾言「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顯示大師具有強烈中國認同及台灣認同，以佛教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

對比當下台灣社會不斷「去中國化」、不承認中華文化為台灣文化主體、中國認同及雙重認同逐漸下降、台獨比率升高、抗中意識高漲，悖離中華文化及民族認同，反易刺激大陸極端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反撲。台灣社會一旦悖離中華文化，反自陷戰爭邊緣風險難以自救。

大師強調自己是中國人，直言「我們與大陸是分治不是分裂。分裂，就消滅了；分治，我們還能存在」。認為兩岸民眾都是中國人，同文同種、同根同源、血脈相連；支持兩岸和平共存，包括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兩岸班機直航及探親等交流，亦曾呼籲反思台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當下台灣社會仍持「抗中保台」路線，易刺激挑釁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一代宗師雖圓寂，然其精神如同佛光普照。佛教倡議和平、平等、包容、同理、尊重、友愛精神；大師倡議兩岸人民應發展親善關係，要像兄弟情誼，從心裡相互尊重友愛、彼此喜歡心裡和悅，和平自然水到渠成。誠如大師所言：「在台灣，我們要用理解的角度來看大陸；在大陸，我們應該用尊重的角度來對待台灣。」兩岸領導人若能以眾生為念、放下執念，則萬般自在，兩岸關係或能豁然開朗、春暖花開。

通常調漲商品的價格都以五元起跳，只是消費者很難懂的是，一個蛋餅或一個三明治、漢堡到底用了幾顆蛋？在其他條件沒有改變下，一斤蛋價調漲二元，一顆蛋的成本增加約二毛錢，但商品一跳就漲五元，如此漲幅是否符合比例？

外食早餐已成大部分民眾的日常，而且民眾已回不去不依賴外食早餐的生活。當各商家都一起上調早餐價格，民眾已難有挑選商家或拒買商品的選項。

因此，相關單位是否該主動調查，這波漲價潮是否已構成聯合漲價或哄抬物價的行為？

大概一年前開始，診所要購買某些藥物比較困難，變成賣方市場；要買十瓶，廠商卻只願賣兩瓶，在資本主義市場相當罕見。有時候缺藥還得借藥、左支右絀；不但藥品價格默默地升高，醫師更要擔心沒有藥給病人。最近診所藥師跟我說，某種抗生素健保核價二點一元，廠商卻要賣我們二點八元，問我如何處理？

我記得我剛開業的時候，台灣有多家藥廠生產鐵劑，診所可以選擇最優質的藥廠，貴一點沒關係；外觀打錠雅緻，有效期限久，病人高興、我們用得安心。但是由於健保價每年調降，虧本的生意沒人做，最近幾乎每家藥廠都停產鐵劑；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藥廠有販售，也沒有辦法選擇外觀和品質良窳，這就是不斷降低成本的結果。

二○一三年一月衛生署（今衛福部）制訂了「藥品分配費用比率目標制」（ＤＥＴ），規定藥品的費用不能占醫療費用的比率太高。操作方式是，例如二○二○年預估全年藥品費用一千七百億元，實際使用了一七七五億元，那二○二一年的「總」藥價就要往下調降七十五億元。藥品管控是一門大學問，不是不可以調降，但是不能齊頭式的調降；例如二○一九年杏輝藥廠的普拿疼，一粒從○點三四元調降到○點三三元，抗過敏的藥Bromine從○點二八元降至○點二七元，合理嗎？這個計畫已試辦了十年，吾人認為這個制度可能就是讓台灣缺藥，甚至劣幣驅逐良幣的最大原因，應早日檢討廢除。

「藥品分配費用比例目標制」最大的盲點，是沒有考慮到台灣人口嚴重老化，隨著身體老化慢性病叢生，服用的藥品當然越來越多。加上糖尿病、心臟病、腎臟病有許多新的、有效的藥品都相當昂貴，卻把藥品不分青紅皂白、抑制在一定的比例之下。第二個盲點是，在美國看感冒一次的診察費大概兩千多元台幣，藥費若是三百元，藥費的占比將近十％。台灣感冒診察費約三百五十元，藥費約七十元，占比廿％；所以有不明事理者會說台灣的藥費比率是美國的兩倍，但七十元真的是三百元的兩倍嗎？台灣的藥價經健保署的有效控管已非常低廉，若還要藉此奇怪的理由砍藥價，真是匪夷所思。

衛福部薛部長於二月十一日周六還召開關於缺藥的緊急對策會議，令人欽佩；不過如不廢除ＤＥＴ，研擬合理的新管控制度、從根本改革，就怕事倍功半。

台灣高等教育存在嚴重的學用落差，究竟大學應配合產業發展所需，或保有探索知識的自主性，一直是個爭辯。從國家競爭力與產業發展角度，「研究型大學」應扮演引領國家未來，投資未來人才走在產業前端；「教學型大學」則在培育產業現今需要、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才，補足產業不足。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政府想解決台灣高教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各大學要如何定位自己（研究型大學vs.教學型大學），而是台灣在國際上要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台灣還有多少空間或資源可以在全球化的賽局中定位自己？唯有先回答這個「國家層級」上位問題，才能往下探討台灣眾多大學未來何去何從。

長期以來政府最大的問題是以「大國思維」制定「小國政策」，不論在大學的數量、教授追求的學術目標及教育部的資源分配，都是用一種大尺度卻不務實的心態自欺欺人。政府必須提出更具戰略高度的國家產業與人才（人口）政策，才能向下展開成為高教發展目標與配套方案。事實上，小國台灣在全球大學排名的競爭與發展策略必須更務實且專注，避開與大國的直接面對面競爭。小國能打的是單點突破的單項錦標賽，而不是十項全能的滿貫王。因為缺乏本土市場與人口紅利，小國的大學追求的應是「物以稀為貴」的特色與不可被取代性，而非物廉價美的「數大便是美」。然而，光以台灣目前大學家數遙遙領先世界各國，就註定了我們高教市場只能向下沉淪為彼此搶奪學生的惡質低價競爭。

以新加坡為例，更可對比出台灣高教的政策盲點。新加坡是標準的小國，卻能在世界大學排名脫穎而出；原因無他，就是以國家力量打造優質的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以開放的移民政策與高薪條件吸引學術精英人才舉家遷移入籍，成就大學創新力量。

在大學個體環境方面，新加坡務實地限制大學數量，並只專注培養少數菁英大學，集中全力以小搏大、策略性取得單點突破的世界級學術成就。例如新加坡逾五六○萬人口，只有六所綜合大學和七所理工與藝術學院，其他均為類似技職體系的職業訓練大專院校。此外，新加坡也重金禮聘全球工程、商學與生物科技人才，藉由設立研發公司與研究機構，大幅加碼新加坡國立大學在生物科技領域的學術投資與新創公司。此種務實的小國作法，獲得傑出的世界性成果。

面對台灣高教困境，以小國的條件來思考大學發展，才是政府應有的務實作法。小國大學的困境如何解？政府不可不慎！

（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現代戰爭對於開戰的雙方都將造成嚴重的衝擊，敗的一方陷入了輸家的魔咒，勝的一方也不會有好日子過，贏家的詛咒緊接著就跟上來。過去，伊拉克是個活生生的例子；現在，俄烏戰爭正在痛苦地上演。戰神的威風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墳場，沒身歷其境的人卻學不會、看不懂這慘痛的歷史課。

兩岸開戰將是世人的災難，也會是中華民族在世界舞台的重大衰退。財經貿易史作家伯恩斯坦在《繁榮的背後》中說：跨海戰爭的勝利不只擁有軍事武器，軍隊必須強襲海灘、攻下制高的灘頭堡，後勤補給也必須迎頭趕上。空戰更得掌握絕對的制空優勢，決勝千里之外。中共攻台，台海雙方淪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都得付出慘痛的代價，沒有贏家。

戰爭的發動，中外幾無差別；特別是借用愛民族、愛國家、愛鄉土的口號，把全體人民綁在一起。這個老調不斷重彈，效果依然十足。兩岸不但沒有例外，還可能不慎一觸即發。

台灣政治人物對於兩岸關係經常犯的錯誤，一是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對於中共政權體制和決策模式都不夠了解；二是台灣忽視了台獨不是中共面對的唯一分裂，又常自以為是地把台式的自由、民主過分上綱。蔡英文總統、賴清德主席現在從「反中抗中」，轉向「和平保台」，期待這不是風中的口說，而是真正身段放軟的實踐；溝通是人類異於禽獸的特長，對話取代對抗吧！

避戰當然要備戰。綠營引用孫子兵法之言：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但忘了孫子還說過：「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強權大國的爭鬥中，小國得面對的現實就是伐謀，而不是伐兵，更不能釀成為攻城。平時大聲高喊愛國很容易，戰時有權有勢的人逃跑卻很快。

戰神令人勞民傷財，財神才能帶來國泰民安。中美關係今年仍不平靜，偵察氣球也罷、自由航行也罷，蔡政府都不必說三道四；好好地搞好經濟，做好讓人民幸福的財神爺吧！

近日缺蛋和高蛋價議題，再度因擬調漲兩元的決策引發爭議。這問題已持續多時，農委會官員信誓旦旦向國人提出供蛋保證，卻屢屢跳票，蛋價始終難以回穩。對此主管官員不但未能向民眾致歉，還以各種理由（如尊重市場機制，雞蛋價格由蛋商和蛋農共同決定等）掩飾。甚至說出自己承諾要解決的是蛋荒而不是蛋價、蛋價上漲不是缺蛋只是需求量大增等詭辯的官話，火上加油讓民怨高漲。

本來雞蛋消費占民眾日常生活支出比率不大，不應造成大反彈；但是在國內通膨及物價狂漲下（二○二二年全年物價指數ＣＰＩ為二點九五％，創下二○○九年以來新高；包括雞蛋在內的十七項重要民生物資，平均也上漲五點○二％），民眾普遍感到「食」的負擔愈來愈重，生活壓力增大。尤其在部分地區確實見到超市蛋架上，平價蛋空空如也；雞蛋是日常飲食必需品，民眾只能多買一點以備不時之需。此種錙銖必較的辛酸和無奈，想必居高位坐領高薪的官員難以體會，自然不會重視並要求主管官員拿出解決辦法。

蔡政府既然將包括雞蛋在內的多種易發生產銷失衡之農產品，列入預警監控項目，理應充分掌握當季生產規模、數量、經營動態、預期產量、突發狀況，甚至國外相關產業的動態等可能造成價格波動的因素，透過新技術隨時進行查核修正，並即時做出應變措施，讓蛋價維持在合理區間。事實卻證明，政府並未完全掌握造成缺蛋及高蛋價的種種原因，無法對症下藥，也未適時對外發布，致眾說紛紜，消費者無所適從，怨聲四起。

這些年國家農業預算雖然大幅成長，但是多偏重在農民福利、行銷、宣導（二○二三年農委會總預算為一○六七點五二億元，其中農民保險經費二○三點九六億元占十九點一％，農民福利經費四七六點六億元占四十四點七％，科技支出僅十四點七七億元占一點四％)；對於實質結構調整、農業轉型和升級卻相對不足，也導致國內蛋雞產業迄今仍存在缺乏規模化、雞農高齡化、傳統雞舍老舊、蛋雞飼養環境差、罹病率高、產蛋率低、缺分級定價機制、包銷制的運銷模式缺失等問題，產量難以跟上消費需求，導致缺蛋及高蛋價的惡果。

一葉知秋，主政者若對政府的失能和無能完全無感，繼續以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治理國家，終將為民意所棄！

當年交通部張建邦部長交代說「每年元宵台北的萬華龍山寺、松山慈祐宮、關渡天后宮等三處都展出電動花燈，但分散太開，有無可能將它們集中一處展出，方便民眾觀賞」。於是根據這一簡單的想法，交通部觀光局就在當時擔任局長的本人帶領下，開始無中生有催生台北燈會。

因為一方面有「要做就做大」的念頭，所以挑選四圍邊長約兩公里的中正紀念堂四周道路做展場；另方面也有要使它成為具有在地特色的國際級觀光節慶活動的決心，所以打出「民俗文化根、傳統國際化」的口號做為主題訴求。不過，當時誰也講不清楚燈會該長什麼樣子。面對局內同事們的質疑，我丟出「且戰且走」！三十年後發現，這其實就是目前流行的agile管理法；它的特性是「在目標已定，但資訊還不完整時，就開始小步快跑，再根據一路所取得的回饋資訊，以不斷修正路線方式來達成目標」，也就是「摸石子過河」的意思。因此，找來諮詢的學者專家們都說，我們策展燈會是在「創造傳統」。

第一屆燈會是當年國內規模最大的嘉年華會，在大約三百多萬人次觀眾中，光被無線電志工團隊以及女警隊找到的走失兒童就高達六百多人，幸好全被家長領回。

在燈會策展過程中，最傷神的還是「燈源」不足。寺廟電動花燈填不滿紀念堂單邊信義路段的半條街，其餘還有三邊路段要有燈展出才行，所以就鼓動觀光旅遊業來捐燈，獎勵學校拿學生優良作品來展覽。

實際展出時，在學生燈區發現一座從自家店門口拿來的廣告用「羊肉爐」掛燈，當下意識到必須把「製燈工藝向下扎根」，作為辦理燈會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因此就撈過界，由觀光局編預算請有經驗與技術的燈藝師傅，巡迴全台培訓美勞老師、教學生製作花燈。這個效果後來從學生燈區開始，逐年擴散開來。

當年燈會策展另一帶有「理想主義」的初心是：既然做了，就不應讓它「人亡政息」，必須做好持續辦理的準備。所以，第一屆即使且戰且走，但每一分工小組都要寫工作日誌；籌辦第二屆時更確立了策展工作的ＳＯＰ化。目前台灣燈會早已成為國際媒體一致推崇為最精彩的國際嘉年華會之一。

巡禮今年的台北燈會，注意到國際燈區的參展花燈，設計上固然各具異國文化特色，但都屬於下單給本地燈師製作的作品；又看到傳統燈區裡，數不盡的古典與創意兼具，並帶有技術難度的一座座精緻花燈，工藝的精進讓人驚豔。其實在場的每座花燈，如果放到十幾年前，都有成為當年「年度燈王」的資格。我三十四年來第一次意識到，「哇，台灣的燈藝已蔚為具國際水準的產業網絡了」。

在燈會現場，遇到現年三十一歲的中華花燈藝術協會理事長陳佳揚—他是從更生人翻轉成為國際級「花燈王」藍永旗的傳人—聽到他充滿自信與職業熱情地說出「全年都有公私部門，甚至國外訂單可接」時，更使我確信台灣的燈藝已經扎根，並成了新的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