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營高喊下架民進黨，卻陷於被動防守。幼兒園餵藥一案，侯團隊迎戰錯估形勢，錯失先機。四年前有韓國瑜大敗之鑑，侯營整合郭台銘不力，面對國家機器輾壓還讓對方得逞，看不出積極攻勢。朱立倫與侯友宜若只是互推責任，難怪黨內小雞想另覓靠山。

柯文哲夸言超越藍綠，賴清德賣芒果乾鞏固基本盤，另提民主大聯盟，與柯營爭奪中間及青年選民。綠白兩軍從提名到議題引戰步步連貫，尤其柯文哲以勢取勝，提前合圍，形成棄保陣形。侯友宜再怎麼自信，也得虛心反省為何勢孤力單，一再被破防。

國民黨治理全台三分之二縣市，馬英九重建兩岸對話基礎，這原是藍營國政鼎新革故的優勢。侯友宜在其棋枰上，選民看不到想像空間。他就算熟背資料，選民也難認同他比賴柯更有新意、更具說服力。

侯友宜的棋路過去局限新北一隅，需要提升全局願景及主動出擊。這盤棋到現在看來有些局促，但仍未到勝負已分的殘局，侯友宜要有過河卒子的決心，背水一戰。

用政治手段破壞社會信任，一向是民進黨專長，這次更運用得淋漓盡致。第一招，用誇大手法，把背景值或偽陽性的數值渲染成幼兒園「餵毒」，聲稱有八名幼兒遭到恐怖危害；第二招，製造錯誤訊息，指控新北市府「延誤」處理，把責任轉嫁為侯友宜處理市政失當；第三招，利用移花接木，聲稱汐止幼兒園也遭餵毒，讓風暴擴大；第四招，中央加入圍剿新北，衛福部一度宣稱要提供「全台幼兒園」免費檢驗，但隨即由次長王必勝改口，稱僅限新北幼兒園。莫非，王必勝已得知高雄有問題。

這些操作，動機不難理解。原因是民進黨正陷於一連串性騷風暴，把輿論導向幼兒園「餵毒」，不僅轉移性騷焦點，還兼可「打侯」，一舉兩得。但此事除關係幼兒健康，更涉及社會對幼兒園的信任，也包括醫藥界用藥是否浮濫的問題，任何指控必須有相當科學根據才行。而民進黨卻是「看一個影，生一個囝」，唯恐事件不夠聳動，便胡亂添油加醋，以打擊侯友宜為目的。

從結果看，侯友宜形象固然受到重創，民調跌至第三；但幼兒園的社會信賴也遭嚴重破壞，卻是整個社會要付出代價。這就是民進黨的不仁：任何作為，只以追求自己政黨的最佳利益為滿足，至於付出多少社會代價，全不在其考慮之列。試想，經過這波「餵藥」事件，家長對幼兒園教保員必然保持戒懼和疑慮；而教保園為求自清自保，只能拒絕家長代為幼童餵藥，以免無故蒙上不白之冤。如此一來，幼童一旦生病，家長只能請假在家照顧，或者自己親赴幼兒園餵藥。一場風波演成這樣，民進黨大賺政治收益，幼兒園及家長們卻倒了大楣，這公平嗎？

進一步看，幼兒身上驗出的各種藥物數值，應如何解讀，原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觀點。什麼是背景值，什麼是「閾值」，什麼是偽陽性，人們在三年新冠疫情中也學了不少。照理說，政府應該盡快釐清事實，把真相告訴大眾，以減少訛傳。但人們看到的，卻是民進黨民代不負責任地誇大渲染，包括蔡政府官員也刻意利用機會進行程序干擾。最後，驗尿、驗血、驗頭髮的程序都走完，連質譜儀檢驗「皆為陰性」的報告都出來，衛福部次長王必勝還以「家長不同意」為由拒絕公布。事實上，公布的只是檢驗「數據」，哪有侵犯個資之虞？掌權的人不讓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卻什麼藉口都掰得出來。

在這次「餵藥」風波中，副總統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行政院長陳建仁、前衛福部長陳時中都是醫界出身，他們面對這次風波卻皆未秉持「善良醫師」之誓詞，反利用政治發言來混淆社會視聽。尤其陳時中，他批評新北市府拖了十八天才成立醫療團隊，顯示行政效率太差。他忘了，當全球都開始施打疫苗時，全台晚了四、五個月得靠外國捐贈才有疫苗可打；當時身為防疫指揮官的他，行政效率沒愧對全民？

一個未發生的餵藥事件，卻弄到全台幼兒園親師互信破裂。現在，真正的狼來了，民進黨卻要選擇袖手旁觀嗎？

輝達創辦人暨執行長黃仁勳不久前訪問台灣，受到不亞於韓星的關注。這股旋風所反映的，正是黃執行長所說的，AI的iPhone時刻已經開始；當年沒在iPhone上市時買進蘋果股票的投資人，現在當然不能錯過。而促成這個時刻來臨的，則是ChatGPT生成式AI。

由Google搜尋趨勢（Google Trends）的統計，在網路上搜尋AI的次數，過去六個月出現爆炸性的成長，這與ChatGPT受大家關注的時間點重合。幾年來深度學習AI的重大成就，包括擊敗歷屆圍棋冠軍、或是協助醫生診斷黃斑部病變，都沒能大幅激發一般人想去玩看看甚至去學習的興趣，但這個英文名字一點都不順口的ChatGPT，卻讓世人為之瘋狂，讓AI「飛進尋常百姓家」，究其原因有二：好玩又免費。

首先，是ChatGPT第一次讓電腦展現出創造力。過往AI的成就，在於凸顯電腦計算能力的強大，這點人類早就投降。但ChatGPT可以寫小說、寫詩、寫學術論文、畫圖、創造影片，也能跟人進行一來一往的對話，人類自詡優於電腦的創造力，似乎已岌岌可危。於是，不管是要說明或證明ChatGPT其實沒有創造力，或是要借用它的創造力的人，都想要更了解它。其次，它是免費的，這點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們彷彿回到當年還沒有廣告的Google，大家盡情享用搜尋引擎帶來的方便，不用擔心搜尋的結果是廣告。

在網路時代，Google創業的時期已算古時候。由古推今，這股熱潮有兩個經濟議題可以探討。第一，ChatGPT的成本高過搜尋引擎的成本十倍以上（高通營運長陳若文的估計），目前全世界私部門只有少數幾家科技公司有能力負擔，不然就要由政府（如中國）來承擔。由私人公司建置，將來一定需要產生利潤。現在大家都習慣把自己的資料送給Google或臉書來換取免費使用，然後Google或臉書再把資料賣給廠商，提供針對使用者的廣告；這個模式已使廣告收入占這兩家公司營收的八成，是它們的主要獲利來源。Google的搜尋結果，讓使用者可以辨認哪些是付費廣告，但ChatGPT只有一個答案。如果ChatGPT的提供者，模仿Google的廣告收費方式，那使用者如何知道，這個答案是否為廣告？

如果是收費制或由政府提供，那可能會讓目前已知的ChatGPT技術缺陷，更加嚴重。這些缺陷包括「黑箱」：即使是編程工程師也無法知道演算結果怎麼來的；「幻覺」：無中生有，而且還寫得像真的；「男性白人資料偏誤」：如果在學習過程餵給AI的資料是偏誤的，如偏重男性白人樣本，答案往往也是偏誤的。如果ChatGPT向使用者收費，我們可以預見大公司或大政黨主宰搜尋結果的可能。

第二個經濟議題，是ChatGPT或其他AI能帶來多少經濟好處或社會成本？現在的AI熱潮也讓大家猜測，哪個行業的人最快要被AI取代。同樣由古推今，1990年代開始的資訊與網路科技革命，並未使失業率增加，而是使多數人都有運用這些科技的能力。因此，樂觀的看，使用AI來幫忙工作，應該很快就是一項普及的技能，但並不會造成解雇潮。然而，雖然我們現在無法想像沒有網路或電腦的工作環境，但令人意外的是，過去30年資訊科技帶來的生產力增長幅度，還比不上二次大戰後30年間，家電普及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原因之一，可能是網路的好處無法在GDP中顯現出來；如果你用Google搜尋或看YouTube，然後完全不點擊廣告，網路給你的好處就不會出現在GDP中。於是這又連結到上個議題，也就是ChatGPT對生產力的可衡量貢獻，與它將來的收費方式有關。

凱因斯說，人們往往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如果我們能釐清AI的利潤產生方式以及對生產力的實質幫助，或許能更清楚掌握未來的趨勢。

教育人員的職業素養，應該是秉持教育者良知，即堅守教育本心、不忘教育初心。而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就是喚醒和教授學生倫常道理，從而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此前提下，在雙薪家庭占多數的當代，幼教老師體恤家長因工時及陪伴幼兒時間侷限，擔負起協助餵藥照顧病童責任。諸多幼兒園也體貼地為無法及時下班接送幼童的家長，提供延長照顧服務。這些制度的建立與完備，必須積累相當的「信任」。

這些關係也如同醫護、病患與家屬的合作關係，醫護人員執業前需要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詞」，即「當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憑我的良心與尊嚴從事醫業；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顧念。」然而，從當年ＳＡＲＳ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下醫護人員受到的責難，可見醫護的用心以對，亦常換來病患家屬的不諒解。此種惡化的對立關係，也常讓兢兢業業固守職場的醫護人員無力以對。

「信任」是一個和諧社會最大的資產，近期陸續揭露的＃MeToo事件，從初始的政黨性騷事件蔓延至演藝圈、甚至體育界。這些陸續爆發的陳年往事，也讓諸多備受尊崇的神人步下神壇。而這些事件的根源，也在於後輩對前輩「信任」的崩解。

這些事件的延燒常成為政治人物提取政治紅利的豐厚資產。然而，在未有確切科學證據下，以放大鏡檢視少數幼兒園或者幼教老師是否涉及不當餵藥疑義，甚至汙名化多數的幼教老師，只是讓此對立狀況更形嚴峻。

瓦解「信任」獲取的政治紅利，讓社會更形對立，也背離公民對政治人物矢言「終結社會對立」的期待。

同樣為高等教育服務奉獻，薪水不該有差別待遇；私校面臨少子化，早進入寒冬，政府在為公校教師加薪時，應考慮高教的永續發展，而不是造成更多的對立與紛爭。

兩年前高教工會調查，半數私立大專院校連續廿八年沒有調漲授課鐘點費，其兼任助理教授的教師鐘點費遠低於公立兼任講師費，副教授以上職級差異更大。面對同工不同酬，私校兼任教師只能咬牙苦撐，因為招生不易，老師要共體時艱，識時務為俊傑，大都不敢有怨言。

教育部雖然鼓勵私校鐘點費比照公校標準，額外給予獎補助款，看似善意，卻沒有實質作用。因為私校財務不如公校有官方資助，怎可能為了些許補助，每年固定編列額外經費增加財務負擔？

這反映出教育部在高教政策的失誤，一方面加深公私立學校不對等，私校就業環境無法留住老師；另一方面限制私校調漲學費，簡直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改善困境有三個方法：首先是增加國家高教投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盼多挹注；其次是開放私校調漲學費，盡量讓公私立學校老師待遇一致，如調整鐘點費標準，讓私校留住優質教師；再者是鼓勵私人企業捐助大專院校，可以合法節稅，為企業培養更多優秀人才，達到產學合作目的。

首先，內容論述已然強化是第一個進化。針對同學提問，侯已展現極大誠意及努力的成果，不像上次實問虛答般的被質疑；他盡可能針對問題直接回答，如能源問題，侯直言要將核二、核三延役，回答兩岸議題也明確以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依據。針對同學提問中誤解的部分，也進行澄清，如餵藥案的流程，直指綠軍在該案上的政治操作；在兩岸議題回應上也藉「回馬槍」來暗諷「台獨金孫」賴清德台獨，論述間已經漸展現「攻守兼具」的戰略邏輯。

其次，議題回應能鞏固藍軍支持者，是第二個進化。特別是針對當選後要不要恢復特偵組的提問，侯說會做得比特偵組做的更徹底，又以當刑警時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及自己新北政績所展現的魄力來強化，宣示當選上任後要徹查相關可能的弊案。這些論述對藍軍支持者確實有鼓舞的效果，畢竟藍軍支持者在民進黨執政下悶了八年，現今藍軍又陷入分裂危機中，侯這些論述除了強化宣傳自己的優勢之外，也為藍軍支持者提振了士氣，當然有鞏固基本盤的效果。

再者，論述內容創造區隔性，是第三個進化。侯除了提到憲法、自由民主、人民福祉、兩岸和平等「四個堅持」和蔡英文打對台外，更點出其中「對兩岸和平的堅持」是小英不敢提的，以凸顯國民黨才有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創造區隔性優勢。而他也以基層出身、十多個職位的經歷來凸顯自己和人民在一起、最了解人民要什麼、最具行政歷練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企圖和賴清德與柯文哲作區隔，也能讓台下觀眾及線上觀看直播的網友更了解他。

即使侯努力想翻轉對其不利的情勢，但整場座談會下來，仍然有「兩個可惜」。第一個可惜是，侯和學生的互動仍顯生硬，無法像朋友對話般輕鬆互動，包括幽默感的建構，當然影響回答問題的表現，也難在短時間內拉高年輕人對侯的喜好度，仍得用其他方式來補強。第二個可惜在於，侯雖然已有積極準備，但短期內要將龐大資料消化吸收仍顯吃力，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對政策多面向的闡述及整體政策面的串接，恐影響論述的說服力。

以侯友宜論述進化的程度及整體表現來說，已在水準之上；雖然無法立即拉升年輕族群的支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民調已能止跌。

農委會卻還在指責中國大陸先前以介殼蟲理由禁止台灣農產品輸入沒有道理，而不是提出具體的改進措施來與大陸協商，致使「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幾乎停擺。以農委會的作法，其他農漁產品解禁，讓人難以樂觀，農漁民只能自力救濟！

在野立委雖對中國大陸再度開放台灣鳳梨釋迦輸入表達正向看法，不過對「須來自獲得註冊登記的包裝廠和果園」也有疑慮，希望大陸別在商標註記、品項貼紙上有政治化行為，此透露出兩岸官方還是缺乏互信基礎，但亦證明民間友誼的橋梁不能斷。

此次大陸解禁時機，係在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國民黨籍台東縣長饒慶鈴參加海峽論壇後，很難不讓外界有政治考量，立委有上述質疑係屬正常。中國大陸既然要爭取台灣人民支持，就要走正道、行大道，不要設下政治障礙，古人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正符合當前兩岸的氛圍。

事實上，中國大陸要求輸陸農漁產品「須來自獲得註冊登記的包裝廠和果園」，並非針對台灣。近年對岸在開放國外農漁產品進口時，都有一定流程，首先根據其相關法規和雙方簽署的有關植物檢疫要求議定書規定，取得輸中准入，並經中國海關總署批准該國企業註冊後，允許註冊企業進口相關產品。

例如中國大陸與宏都拉斯建交後，日前簽署兩國有關植物檢疫要求議定書，允許宏國鮮食香蕉和咖啡豆進口，並已批准宏國十家咖啡豆企業註冊，可辦理進口作業；另也簽訂輸中養殖水產品的檢驗檢疫和獸醫衛生要求議定書，標誌著宏都拉斯白蝦已經獲得輸中准入。台灣相關單位的發言應有詳細查證，才不會重蹈台灣將鳳梨酥誤歸為「包餡麵食」類，致遭要求補件，卻甩鍋中國大陸的烏龍事件。

這些年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從田間到餐桌的全過程監管，不僅修訂農產品品質安全法，堅持四個「最嚴（最嚴謹標準、最嚴格監管、最嚴厲處罰和最嚴肅問責），更積極推動「三品一標（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和農產品地理標誌）和零碳認證農產品，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標準線和農產品消費的主導產品。

中國大陸正在進口更多優質水果，例如櫻桃、榴槤和藍莓，在中國市場，來自南半球的反季水果和來自東南亞的異域水果處於優勢地位，消費偏好的轉變值得台灣果農注意。未來台灣農漁產品想要順利外銷到中國大陸市場，必須順應此趨勢，不要奢望大陸獨厚台灣農漁產品，才能拓展新商機。

他們都進到比較好的高中，我當然也還在追蹤他們的功課。我發現一個令我相當傷心的事，他們都不怎麼快樂，理由是功課不太好，常常考試不及格。有一次，我發現我的一位學生數學段考只考了廿一分，把我嚇壞了；事後我設法打聽其他同學考得如何，發現那所高中全校同一年級的那次數學段考平均分數是廿四分，我也看了考卷，發現多數的題目都是很難的。

我國必須要重視這個問題，很多老師認為，如果考得很容易，學生就會不用功，其結果是，能夠考到頂尖大學的學生就會很少，所以考試的題目必須難一點，這種想法打擊了相當多的孩子。數學的情況最嚴重，相當多學生對自己的數學是毫無信心的。因為大家認為自己的數學不好，就不敢走理工路。

工業界現在有嚴重的缺乏人才現象，主要是因為唸理工的學生在減少之中。最近有些大人物又在談，希望台灣成為科技島；可是如果科技人才在減少之中，台灣如何能夠成為科技島？

我在無意中看到一位高中文組學生所做的數學習題，這些習題都是不容易做的，但是這位學生告訴我，這都是他自己做出來，不是抄襲的。雖然他會做這些並不容易的數學題目，他卻告訴我，他的數學很爛。我現在的助理就是當年自認為數學不好的，我寫的數學講義都是由她打字，她往往能夠指出我的錯誤。

博幼基金會一直注意到這一點，我們非常害怕學生會對數學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博幼實施分級考試，所有的學生必須經過第一級的考試，這是相當基本的。然後再進入第二級，很多同學雖然可以通過第二級，但老師已經不再要求他考第三級了。第三級的題目是很難的，如果我們明明知道這個孩子是不可能通過第三級的，但仍然要考他，我們是在打擊他，不是在鼓勵他。

辦教育，最重要的應該是鼓勵學生，使他們對學習有興趣。可是我國的教育實在是打擊相當多的學生，我們沒有好好地幫助他們，使他們對自己有信心。

希望教育部重視目前的教育，不能再使眾多的孩子在教育上受到打擊。如果這種情況不得改善，要成為科技島，可能永遠是個夢想而已。（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第一，事件常發生在多年以前，甚至超過廿年。有人說為什麼以前都不講，現在才要講？因為當前台灣社會已有全面的性騷擾防制法令及處理機制可以來處理這類事件，而且有人願意勇敢挺身而出敘述自己的遭遇，已蔚為風氣。對於多年來把這些難過及屈辱埋藏於心中的被害人來講，就是一個可勇敢對外說出的好時機，因為媒體及社會大眾都已願意重視、討論及報導。

第二，許多事件多年前發生時，有權力依法處置的人或長官，卻抱著息事寧人、甚至姑息養奸的心態，忽略事件盡快處理的重要性，使得被害人即使說出來，也得不到長官及社會正義的支持和依法處理，這更會加深被害人的創傷心理反應。嚴格來說，姑息養奸的主管跟加害者已幾乎等同共犯結構了，甚至有些主管或也曾對人性騷擾，更不敢明快處理性騷擾事件。

第三，有些被指控的加害者雖然坦承過去犯的錯誤，也嚴格的自我咎責，但又把別人也一起拖下水，以營造「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態勢，似乎可分攤責任的感覺。尤有甚者，還有人刻意讓配偶出面為他公開道歉、求饒，甚至刻意歸因於外界誘惑太多、有些女性可能刻意勾引她老公，好像這是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一樣，暗示誘惑男人的女性也要被譴責。質言之，一個只會指責外面誘惑而不懂得自我檢討的人，是否也等同性騷擾的縱容者和共犯結構？

第四，記得一九九四年，中央大學教授何春蕤及婦女團體在總統府前進行反性騷擾遊行，喊出了「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當時有些具性別偏見者批評遊行的女性為什麼敢公開要性高潮？其實她們更想要追求的是勇敢拒絕性騷擾，類似現在的#MeToo運動。

第五，由於很多被害人是年輕及社會歷練未深者，也常是權力地位相對弱勢者，若遭遇委屈應盡速向權責單位求助，不需因害怕而隱忍。若單位未能依法處理，則直接向縣市政府求助。平時不需接受不必要的私下邀約，隨時提高警覺，以確保人身安全為最高原則。

從最近的#MeToo發展及諸多性騷擾受害者挺身指控的內容來看，台灣的社會文化已到需要徹底改弦更張的階段，現在是性別平等互動及性別互相尊重意識最高漲的時刻，台灣需要新的「性別文化運動」，從家庭、學校、社會等所有環節的教育做起。從健全事件調查處理機制及後續處置與輔導的專業化著手，也敦促有權處理的單位負責人和專業人士，要培植反性騷擾的組織文化，讓下一代及所有公眾人物都知道，性別平等互動的意涵及節制個人不當慾念的重要性。

我們應提倡健康安全、快樂和諧的新性別文化，謹守互動尺度及基本禮節，讓不同性別間互相尊重、和諧相處、平等對待，實踐性別正當交往的愉悅，共創優質文明的台灣社會。

性犯罪被害人，一旦出面舉發，馬上得面臨司法警察與檢察官的偵訊，這必帶來痛苦之回憶。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四八條之一第一項，可以有家屬、親人、醫師、心理師或社工等陪同在場，以免讓被害人孤獨面對。而依據性侵害防治法第十九條，還要求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在面對兒童或心智障礙的被害人時，須請專業人士協助偵訊，甚至可直接由專業人士對被害人為詢問，以來避免再次傷害。

至於性犯罪案件，因保護被害人，故審判並不公開，但不免要出庭作證，除必須具結致擔負偽證罪責外，更會面對被告及其律師之詰問，這無疑是相當殘酷的考驗。雖依性侵害防治法第廿三條，法院可採適當隔離措施，但如此能否消除被害人的恐懼，肯定有疑，致應考慮被害人是否一定得出庭。

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廿六條第一項，只要被害人因身心創傷、壓力而無法出庭陳述，則其在警察面前的陳述筆錄，若具有特別可信性與必要性，即可成為法庭證據，可不讓被害人出庭。唯在警察面前的陳述，因未經具結而無偽證罪來擔保可信性，且因被害人未出庭也侵害被告的詰問權。甚且在此類案件，往往發生有段時日，相關跡證恐已滅失，就可能僅以被害人的陳述為有罪的唯一證據，致碰觸公正審判的紅線。

故在釋字第七八九號解釋裡，對以被害人的警詢筆錄替代出庭，檢方除必須舉證被害人的身心狀況無以負荷出庭壓力的專業鑑定報告外，更屬最後且不得已之手段。一旦決定以筆錄代替出庭，為求真實發現，檢察官也須同步提供全程錄音錄影之內容，以能使被告方表達意見，致能彌補無法交互詰問之缺。同時，此號解釋更強調，不能僅以陳述筆錄為有罪的唯一依據，還必須有補強證據。

只是性犯罪案件往往具有隱密性，再加上被害人因心理恐懼而難在第一時間保全證據，要找到所謂補強證據，實屬相當困難，若因此使被告獲判無罪，又是對其身心的再次戕害。故如何在發現真實、被告權利保障及保護被害人間取得平衡，永遠是刑事司法的課題與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