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5年,全球經濟接連受到金融海嘯、通貨膨脹、新冠疫情、美元QE、美中貿易衝突、俄烏戰爭等衝擊,國際供應鏈正面臨瓦解與重組,產業韌性(industry resilience)開始受到各國政府及跨國型企業的高度重視。
其實,韌性(resilience)這個字並非新詞彙,早在13年前,世界經濟論壇(WEF)就曾經為韌性做出定義,在這個適用於國家、產業、社會,或企業的解釋中,韌性應具備五項條件,分別是:強壯性(Robustness)、冗餘(Redundancy)、資源充沛(Resourcefulness)、反應力(Response),及回復力(Recovery)。
六年前,亞太經合會議(APEC)也曾經以「建構一個具韌性的亞洲」為大會主題,可見世界各國對於韌性之重視程度。
用最白話的語言說明,產業韌性就是當產業受到重大衝擊或破壞時,它面對逆境適應、調整和恢復的能力。其中涉及到訂單與生產轉移彈性、供應鏈的管理韌性、產業協作與網路、人才與技能的移轉及提升等。
建設一個具充足韌性的產業結構,應被列為台灣產業政策的最高位階。
但當我們嚴肅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首先必須考慮台灣能源與電力的脆弱性。如大家所熟知,台灣能源對外依賴程度超過九成,而化石能源在發電占比也接近八成。所以,如果出現重大天災或遭受航運封鎖時,台灣勢將面對能源短缺與缺電的危機,而這些危機對於台灣經濟而言,將是致命的打擊。
無論其他國家的主張如何,台灣經濟的發展必須堅持做國際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單靠內需市場是不足以支撐台灣所需的經濟成長與就業。
台灣產業發展關鍵其實是在大型龍頭企業,而非中小企業,台灣超過85萬家的中小企業中,有大約一半是大型龍頭企業的供應鏈夥伴,也就是B2B的營運模式。
行政院國發會與經濟部最近提出「以大帶小」的產業發展政策,其實這項政策的正確性是具有爭議與前提條件的,那就是大型龍頭企業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與企業韌性。否則一旦遭到國內外重大事件衝擊時,經濟將出現骨牌效應。
居安思危,經濟與產業發展政策不能報喜不報憂,一味掩耳盜鈴,當國際媒體評論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地區的今天,國安與經濟主管部會,實在需要認真模擬,當台灣海峽遭到海空航運封鎖、液化天然氣船隻無法靠岸的兩種情境下,台灣經濟與產業將遭受何種打擊,企業又應如何自處?
當無法由國內替代的關鍵原物料進不來、國內生產貨品出不去的狀態下,台灣經濟到底可以支撐多長的時間?這是個大家希望知道的重要問題。舉例而言,台灣最驕傲的半導體製造業,生產製程中所需要的顯影與清洗等化學藥劑,大多來自日本,而這些化學藥劑一般無法儲存超過兩個月,換言之,如果台灣周遭海域遭遇封鎖超過兩個月時,我們的半導體製造將面臨停擺的狀態。
在這個情境的推演下,我們可以清楚了解,發展特用化學製品,應該被列為最優先的產業推動政策。事實上,這也是南韓政府在2019年,面對日本突然停止供應半導體光阻劑等化學製品後,做出發展特用化學以提高半導體產業韌性的重大舉措。
換言之,政府與企業都應該務實面對最壞情境,做好兩岸萬一發生不同程度衝突時的備案。
猶記台海飛彈危機時,李登輝總統宣稱台灣有18套劇本,但我們卻不知,現在國安與經濟主政部會,手上有幾套因應國際重大事故或兩岸衝突的緊急因應方案?
從人民與企業的觀點來看,當然希望兩岸最好不要發生嚴重衝突或爆發戰爭,因為即便其結果最後是慘勝,台灣經濟與產業可能在20年內無法復原至今日的狀態,我們的下一代可能要過很長的苦日子,烏克蘭之案例,可為殷鑑。
國無遠慮,必有近憂,有識之士,豈能安枕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