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例。南北戰爭時，林肯關閉了三百多家反對他的報紙，批評他的記者也被關進大牢。一戰時，威爾遜總統動用了「間諜法」與「煽動法」，起訴了兩千多位反對戰爭的人，其中包括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二戰時，羅斯福把一位批評他因參戰而讓國家破產的作者關進大牢，判了他十五年有期徒刑。越戰時，尼克森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停止刊登越戰密件，所幸最高法院判決禁制令違憲。

自越戰密件案判決後，媒體可在戰時批評政府已成常態，終結了美國政府在戰時恣意侵犯新聞自由的黑暗歷史。但為因應反恐戰爭而制定的「愛國者法案」，卻賦予政府可以強制記者交出採訪筆記以及揭露消息來源的權力，小布希也曾一度想以洩露國安機密的罪名起訴《紐時》與《華郵》，理由是這兩家報紙報導了國安局對人民進行電子監控，以及中情局設有秘密監獄囚禁嫌犯。

從美國的歷史可知，雖然有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美國媒體的戰時新聞自由，仍然受到政府長達一百多年的侵犯，越戰密件的判決雖然是個歷史性轉折，但反恐戰爭又讓戰時的新聞自由再度受到限縮，涉及國安機密的報導即使屬實，卻仍然可能被政府管制或被以罪行視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恐戰爭期間的美國媒體，多數都自願「跟政府站在星條旗下」，政府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媒體信之不疑；白宮官員以假訊息操控輿論，記者也照單全收；等到真相逐漸披露後，這些站在星條旗下的媒體與記者才恍然覺悟，發出了so wrong for so long的感慨，那麼長的時間犯了那麼嚴重的錯誤，如果媒體當初多反對、多批評、多質疑一點，歷史應該會有所不同；懷疑政府本來就是媒體的天職，但對戰爭的恐懼，對戰時政府的盲信，卻讓媒體變成了替戰爭鳴鑼開道的啦啦隊。

從美國的例子，來看台灣最近備受爭議的「全民防衛動員法」修正草案。「全動法」是舊法，現行法中就有在「動員實施階段」（戰時）可以管制媒體的條文，但修正草案卻新增一項條文，讓政府在「動員準備階段」（平時）可以對出版、廣電、網路及新聞從業人員，「實施調查、統計、編組及規劃」。換句話說，舊法只賦予政府在戰時對媒體進行管制的權力，修正草案卻新增政府在平時可對媒體進行調查的權力，但調查媒體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管制媒體？媒體可被調查，其他各行各業是否也應比照辦理，才符合全民動員的宗旨？這項新增條文的立法動機與必要性，當然應受質疑。

另外，修正草案也新增另一項條文，對動員實施階段散播謠言及不實訊息的媒體科以刑責，但類似質疑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報導，批評小布希不應發動戰爭的評論，揭發情治機關違法監聽與虐囚的調查，政府可以用謠言或不實訊息視之而繩之以法嗎？更何況，政府才是戰時不實訊息的最大製造工廠，政府若以不實訊息這種定義不明的罪名去侵犯媒體，不但會造成冤假錯案，更有違憲之嫌。

新聞自由的進步是脆弱的，戰時的新聞自由更是如此，「若要保衛我們的自由，我們就應保持永恆的警惕」，霍姆斯大法官這句話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台灣。（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