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那時仍延續了1968年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反文化」、「反英雄」思潮，雖然到了1980年代仍接連地在藝術圈發酵。有一群台灣年輕人來到紐約留學，因緣際會地碰撞在一起，他們包括：梅丁衍、薛保瑕、張正仁、徐洵蔚與謝鴻均，另有許自貴、陳文祥與李俊賢，以及張美陵與陳張莉等。當時「反文化」風潮討論性／別政治或種族運動，影響藝術界深遠，同時歐洲的知識界明星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拉岡（Jacques Lacan）、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或是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人的書籍，都成為當時在蘇活區盤桓的年輕學子，書架上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結果到1980年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已有許多人討論「跨領域」或「跨學科整合」。但對於紐約藝術界非常關心的美學家丹托（Arthur C. Danto），曾深受古典薰陶，在1986年開始提出《藝術的終結》（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一書，做為他對於藝術哲學的階段性詰問。同時，女性主義者以拉岡理論模式對凝視的探討，在1980年代轉向視覺文化。
[ 都會邊緣的文化衝擊]
視覺文化是從生活的實踐而來的，然而在紐約早在1968年以來，就醞釀推崇日常生活批判的「反英雄」人物。「反英雄」的形象中，最著名的代表，或是稱之為引起眾人喧譁的教父，當屬藝術家阿孔西（Vito Acconci）。他的《尾隨》（Following Piece, 1969）像是犯罪嫌疑犯—他尾隨陌生人持續一個月；或《溫床》（Seedbed, 1972），他自嘲像是當時在紐約街角會做的挑釁的事—在地板下自慰。阿孔西的這兩件作品從身體空間與社會空間而言，都是極鮮明的例子。另一方面，在當時的紐約由於社會運動的餘波盪漾，新舊移民往來不斷，所以也屢屢有小眾的衝突。以至於紐約的治安在1980年代有許多死角，成為他們的留學生涯共同的回憶；不是心有餘悸談論著「誰被勒脖子，然後被那個黑人彪形大漢搶劫？」，就是「誰又在哪裡的街角被搶？」，這竟然是他們最平常的話題。徐洵蔚要到紐約之前，有位老紐約建議她要先學空手道，於是徐洵蔚真的去學了半年的空手道，而且後來果然派上用場。這一段武術的訓練，竟然讓藝術家對於身體與大環境他者有特別的體認。阿孔西的「反英雄」其實並不是針對那時的紐約街頭，而是深入到社會邊緣的角落的思考。
[ 文章摘自 《典藏今藝術》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