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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濤】
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上的表現
從中國文化的起源看，黃河、長江流域都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中國文化發展的進程中，黃河、長江流域等不同地區的發展水準，在不同時期卻存在一定的差異。一般認為，在中國上古時期的時代，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發展不相上下，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發現了大量的古文化遺址。進入銅器時代之後，銅器比較適應北方耕作，所以，在先秦時期，傳統經濟、文化的重心，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確立，隨之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進入鐵器時代之後，鐵器的品質有利於南方的開發，經濟重心逐漸向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區轉移。但是，長江流域是何地區、又究竟何時最終取代了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的重心地位，學術界卻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在其南移的時間上，有自秦漢至明清等不同時期多達十餘種觀點。在其南移的具體地區上，有籠統的南方說和長江流域地區說等多種意見。甚至有人認為，直至明清，中國傳統經濟、文化的發展水準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現象。
眾所周知，文化狀況是經濟發展水準的一個縮影。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表現。
在北宋前期，文化重心在還在北方，當時政治上人才基本上都是北方人所占據，所以陸游就說過：「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陳傅良也認為：「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仲淹）公起吳，杜（衍）公起越，歐陽（修）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浙江富陽），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皆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陳傅良是溫州人，溫州人才在南宋時期的官場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溫州地區學子中舉並進入太學還是在元豐九年的事情，這個大概可以反映出在北宋事情，北方人在官場仍然占據比較主要的地位。在北宋前期，在哲學家、藏書家以及書院分布的情況來看，北方仍然占據有優勢，比如，哲學家的周敦頤雖然是湖南人，但主要生活在北方；北宋早期的儒學代表人物石介、孫復等人都是北方人。書院的分布來看，南北各有特點，此時北方書院有應天書院等，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北方仍然是文化重心。所以，葛兆光就認為北宋有3個中心：政治中心在開封；經濟中心在南方；文化中心在洛陽。
到了北宋中後期之後，文化重心逐漸南移。在政治上，南方人才逐漸占據優勢，比如，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基本上是南方人。文學上，南方人更是占據優勢，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代的六大家全部都是南方人，尤其是江西出來不少大家，南宋楊萬里指出「切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
為什麼說中國傳統經濟重心是在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時期最終完成了這個轉移呢？我們認為，在中國古代史上，判斷一個地區是否能作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的基本依據，主要是看它在傳統農業經濟方面的實力與發達程度如何。如果某一地區的農業經濟實力與發達程度、包括農業經濟及其相關行業的發展數量與品質指標，在當時國民經濟生活中都占有顯著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同時其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且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它，並在政治上有明顯的反映的話，那麼，這樣的地區就可稱為全國的經濟重心區。
按照這個判斷原則和標準，很明顯，傳統經濟重心只是到了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時期才最終完成了這種轉移。其主要表現是：在「南宋時期，以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與四川盆地為代表的廣大南方地區，不論是從人口、政區、賦稅的多寡與分布來看，還是從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水準及其所占的比例變化來看，南方地區都超過了北方地區而居於明顯的優勢，從而表明自先秦以來，以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為代表的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完成了從北方向南方的轉移」。而在此以前的唐朝中後期或其他時候，雖然南方地區有時也有過某一項或某數項經濟指標超過了北方中原地區，但那只是個別的或暫時的現象，既不是綜合經濟指標的反映，也缺乏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而且在南宋以後，南方作為傳統經濟重心的地位一直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續性發展，並影響至今。隨著中國傳統經濟重心區南移的最終完成，傳統文化重心區也在同一時期最終完成了由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向長江流域東南部地區的轉移。
南宋時期，長江流域中下游的東南地區，在成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同時，又成為傳統經濟發展的重心地區。與此相伴隨，傳統文化重心區也從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轉移到長江流域的東南地區。∼未完，詳見《歷史月刊261期》∼
．宋代經濟重心的南移
(一)
．宋代經濟重心的南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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