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詞與唐詩之關係

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第二四○期　2011/01/04
主題：唐代詞與唐詩之關係

詞之一體，從晚唐之後逐漸流行，它興起的時間，與以唐代為發展高峰的近體詩不能不有所重疊，盛中唐之後，許多詩人同時也兼作詞，如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等等，早期的詞也往往有以律絕格式為主的特點，有些後人便以為詞是由近體詩發展而來，例如朱熹就認為：「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1]宋人沈括也以為：「詩之外又和聲，則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2]這樣的說法今天還是有人同意，認為是詞的起源，例如王致遠在《中國詞學史》中同樣引用朱熹這段話，而認為「……由於絕律少婉轉，為著適應樂曲的參差之調，(後人)索性將泛聲、和聲、散聲，一律填入實字，此為填詞的起源，也是樂府詩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詞畢竟不是完全由唐詩演變而來，它的來源很多，至於受唐代的詩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下將從音樂性與文字兩方面，粗淺地探討唐詞與唐詩之關係。

一、音樂性

詞是一種音樂文學，離開音樂不能談詞，詞的最早名稱「曲子詞」、「曲子」，很能說明它結合音樂的特點，這一點，很容易讓人聯想它和「樂府詩」的關係。中國最早的韻文詩歌《詩經》，原本也是合樂的，孔子曾經收集當時各國詩加以整理，各國宮廷、士大夫也需要學詩，作為與人互動、贈答的工具，甚至是外交上的禮節。戰國時代南方的楚辭，以六七言詩歌為主，其中至少九歌等篇應該也是可以合樂的。到了漢武帝時代，成立「樂府」機構，專門收集、改良甚至創造詩歌，樂府所收稱作「樂府詩」，後代遂以「樂府」代稱合樂的詩，所以「詞」也有被稱作「樂府」的，例如蘇軾的詞集就被稱作《東坡樂府》。唐代發展成熟的近體詩往往入樂，而當時詩人也有古題樂府詩或新題樂府詩的創作，白居易為其「新樂府」五十首作序時提到：「……(新樂府)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可見當時所謂樂府詩應該還是有不少可以合樂，所以白居易在創作新樂府時才會有這樣的音樂性考量。詞也是合樂的文學作品，於是有些人就認為，詞是由樂府詩發展而來，劉子庚《詞史》認為：

魏晉以下，諸家所作，始不復仿古，而開唐詩各體之初……所謂新樂府也。論者以梁武帝江南弄七首、沈約六憶詩四首，字句相同，若填詞然，謂即詞體之初起云……(然而)古今樂錄所錄東晉時人所作女兒子二首，休洗紅二首，字句相同，亦若按譜而為之者，且遠在蕭梁以先矣。

明人楊慎《詞品》，提出「填詞必溯六朝」的觀念，以為「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認為六朝這類看似詞的詩是詞的雛型，真正填詞之始則在唐。筆者認為，六朝這類作品應該是文人填詞之始，只是風氣未盛，稍微先聲而已。王士菁《唐代文學史略》：「『詞』這一文學形式，也不是在晚唐五代時突然興起的，它不過是在這一時期更加興旺發達罷了……初唐時期開始即已出現這一文學形式的雛型，只不過在當時文學創作上不佔重要地位，在某些詩人的作品中偶有出現而已。」王並以張璋等輯《全唐五代詞》所收長孫無忌〈新曲二首〉和虞世南〈織棉曲〉為例，說明唐初詞發展的現象。但若根據劉子庚《詞史》的觀點，再上溯到六朝，也是可以的[3]。不過無論如何推溯，「詞」的幾個特徵一定是判斷依據，因為詞是合樂的文學，它需要配合樂章，填上相應的文句，所以如果「詞調」相同，字句長短甚至平側也大抵相同，至於樂府詩，雖然題目一樣，不同作者所做的內容文句卻往往不同；漢武帝設立樂府，主要功能是收集民間歌詞、創作樂譜、訓練樂工、受命演出[4]等等，到了唐代，已經經過將近一千年，後人就算擬古，也未必能與原來的詞調相合，這樣就與「詞」有所不同了。

再者，唐代發展出來的律絕詩也是可以合樂歌唱的，但這種詩「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5]就是說，是把律絕詩拿來放到音樂裡，而不是有音樂之後再為音樂作相合的詞，這樣做法，使得律絕詩在配樂歌唱時，有時可以與樂相合(也有本就適合五七言的音樂)，有時卻不得不配合音樂作變化，例如疊唱、加入散聲、合聲等等，這雖和「詞」有所不同，但是與某些以五七言為主體的詞，例如荷葉杯、楊柳枝等等，卻很有可能相互影響，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加入音樂以後成了陽關曲，光是頭兩句就變成：

渭城朝雨浥輕塵，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柳青新……[6]

如果有人照著這個三疊之後的譜來填另一首〈陽關曲〉，其實就是所謂的「詞」了。

最後，唐代的音樂和前代相比，多了很多的外來以及民間音樂，產生「燕樂」，或稱「宴樂」，有別於前代留下來的雅樂、清商樂，演奏歌唱風氣既盛，有些文人便開始依樂填詞，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所依之樂大多不是舊曲而是新興的燕樂，唐代設教坊後，流行音樂在宮廷有專職機構演奏、改良、保留，於是又有「教坊曲」產生，後人便以配合燕樂或校坊曲所填的作品為詞，其實，六朝初唐的作品即使是配合清商樂而非燕樂，也不好因所配音樂不同而否認其為詞之雛型，何況清商樂也是六朝民歌演變來的，在燕樂中應該還有影子存在，此外二者做法(依聲填詞)精神(民歌、男女、宴會)也相同，六朝初唐與盛中唐時代更是相去不遠，不應把依清商樂與依燕樂創作的文學視做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學。

此外，也正由於唐人詩詞都是可以配樂的，兩者在音樂性上的差別，只在詩可以不考慮音樂而只就近體格律創作，詞(曲子)則必須依音樂填入一定平側字數的字句。再者，近體詩、樂府詩內容一定與題目多少有所相關，內容異則題目異；詞(曲子)的內容與題目，在唐代往往也是相關的，但時代越晚，只取曲調聲情、不取牌名意義的作品就越來越多了。

二、文字

宋人對詞有「詞體」的傳統觀念，認為詞為豔科，而以花間尊前之風情為詞的正宗，這種觀念不能說正確。詞的來源最先是貼近民歌的六朝雜言作品，文人創作如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其他在樂府清商曲辭中也可找到影子，雖然不少是有關男女戀情、金屏歌舞的，但也有例外作品。到了唐代，賀知章的〈楊柳枝〉(柳枝詞，二月春風似剪刀)、張志和的〈漁歌子〉以及其他和作，都與男女歌舞無關，加上唐代詩和曲子並行，甚至互相影響、重疊，李白〈清平調〉是詩，也是《全唐五代詞》所收的唐詞，至於唐初宮體餘絮，不能說與豔情詞殊塗。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唐詞和唐詩的文字風格，實際上是可以相通的，只是詞體後來以長短句甚至慢詞長調居多，文字容易趨於旖旎細膩，比之固定字數的詩更能表達豐富曲折的情感，終於取代詩在抒情作用上的地位，成為抒情的主要工具，詩則被解釋為比較嚴肅的「言志」文體了。唐代後期文人詞和唐詩便已經出現這種分歧，從溫庭筠詞即詩集中可以清楚發現這個現象。

再者，曲子一直到宋都還常被認為是「小道」，不少士大夫視之為筵席遊戲之作，這跟詞多數曲調剛剛自民間發展成型、文學地位尚未穩固有關係，唐代詩人做詞，有時也帶著民歌氣息，以劉禹錫為例，其所作〈竹枝詞〉，用的是民間的樂曲，寫的是民間的風情，〈踏歌詞〉：「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窗映樹鷓鴣鳴」就很有民歌風味，然而他自己一般的詩卻未必有這種民歌味道，可見士大夫面對民間樂曲時，因為喜歡其清新的風味，所做的詞也會跟著變得清新自然，其他像〈憶江南〉、〈漁歌子〉等曲調，內容往往也是如此，這和唐代的田園、隱逸詩派用村言白語、漁農口氣來寫作的情調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通同。描寫男女豔情的詞，如〈女冠子〉等等詞牌，與宮體詩也有相當的風情。至於一些聲情激昂的曲子，內容則旋變而為激越鏗鏘，如姚合所作〈楊柳枝〉，柔情婉轉，所作〈劍器詞〉卻威風剛強，有「掉劍龍纏臂、開旗火滿身，積屍川沒岸，流血野無塵」之語，簡直就是一首邊塞詩了。前面提過，詩跟詞在音樂性上有先天的差異，詩可以不用考慮音樂來創作，詞卻必須拘限於牌調之聲情(除非是詩譜曲之後成為詞的，可以不考慮音樂以外)，所以在不同聲情的牌調下，詞也會跟著呈現不同面貌。而詞的音樂是唐代吸收俚曲胡曲之後產生的燕樂與吸收各種音樂之後的教坊曲，所以民歌和宴會娛樂曲的比例很高，於是描寫男女、豔情、歌舞筵席之作終於成為詞的主流，後人遂以此為詞之正宗，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公平。

在文人詞壇上，到了溫庭筠、韋莊時代，花間尊前的風氣已然形成，但是這種士大夫的娛樂與民間詞風可能還是有所區別，北宋時，詞人柳永曾經創作過一些俚俗歌曲，很能符合一般市民口味，卻不見容於自居上流的士大夫，可見直到柳永時代，文人還是認為詞頂多只能在筵席上展現風流，若要像一般老百姓當成情歌流行歌來唱甚至創作，就入低俗了，而詞濃厚的民間性，變成宋代士大夫以其為小道末技甚至傷風敗德之物的原罪，這種成見比之唐代人詩詞可以兼容並包的精神，實在相差太遠。只是宋人抒情，偏好用詞，而以詩為「言志」之正統，終於宋詩因為失去抒情作用，流於理智說理，致有「終宋之世無詩」之譏。

總之，唐詩和唐詞在文字上，未必有什麼差異，一來這時候的詞以五七言律絕形式存在的不少，二來唐人詩詞分道的成見未成風氣，兩者同時發展，只是基本上唐人以詩為主要寫作體裁，除了寫作上比較方便的因素外(甚至宋代也是詩多詞少的情形)，或者也跟唐代以詩取士有關。

結語

詞之源起，歷代說法非常多，經過上面的探討，可以發現與詞最相關的兩種文體，應該就是樂府詩，尤其六朝、唐代別於古樂府的「新樂府」，以及唐代發展成熟的近體詩，這兩者可以說在詞的發展史上，給了非常大的刺激和養分，至於說詞是由樂府詩和律絕詩甚至雜言詩發展出來的後起文體，則恐過於武斷，今天諸詞學家大多已經否認這個觀點。其他像認為詞出自詩經、漢樂府等等說法，我想，只能說它們都是「歌曲」，來源多為民間，多經文人之手整理流傳，至若說它們有子母關係倒不一定，因為詞是一種配合音樂的文學，如果音樂都失傳了，文辭習慣也不同，怎麼可以說和詩經漢樂府有子母關係呢？唐詞與宋詞是可以被認為是有子母關係的文學體裁，因為音樂不少還是相同的，時代也相為前後；但今天的流行樂與唐詞則不應該有子母關係，因為唐詞音樂已經失傳了，文辭習慣也變了。如果只依「長短句」、「民歌」性質就判為子母，那現代流行樂豈不也是詩經的遺留？總之，唐代詞和唐代各種體例的詩，除了俳律、長篇古詩這些較少入樂的詩種以外，在音樂和文字上都有能交流相通的地方，有的詩入樂以後成為詞，有的詞本身用的是詩的形式，直到晚唐詞的音樂性在文人筵席中壓倒了齊言體式的詩之後，詞才在宴會場合廣受文人喜愛而被大量使用，易於抒情的特點也被許多人發覺並以之創作，這種流行下產生的大量言情筵席歌舞男女之作，倒成為後來宋人對詞的第一印象了。

附註：
[1] 轉引自《唐代文學史略》
[2] 同上
[3] 張璋等所輯《全唐五代詞•凡例三》：「本編主要依據詞律、詞譜、詞話、詞史、《填詞名解》、《詞名集解》及《敦煌曲校錄》等書所載詞調輯錄……」劉子庚《詞史》則是從調名、格律比對來判別是否為「詞」。
[4] 用《北宋詞史》之說，諸葛憶兵。
[5] 元稹語，轉引自《北宋詞史》。
[6] 《中國詞曲史》，王致遠。

參考書目：
詞品　明•楊慎(張璋等輯《歷代詞話》本)　大象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全唐五代詞 張璋、黃畬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第2次印刷
詞史　黃拔荊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唐代文學史略　王士菁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中國詞學史　謝桃坊　巴蜀書社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中國詞曲史　王致遠　王致遠發行，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初版
詞史　劉子庚　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初版
北宋詞史　陶尔夫、諸葛憶兵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撰文者：林柏堅／中央大學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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