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男人不像太陽，他們其實像月亮。」《一首搖滾上月球》的導演黃嘉俊曾站在UDN Talks的講台上這樣告訴台下的聽眾們。男人們總是人前故作堅強，把挫折、悲傷等負面情緒埋在角落深處，不許他人看到，甚至不許自己看到，那個陰暗面就是他們的月球背面。因而，比起女性，總是默默承受的台灣男人，在壓力超過心理負荷時，卻也最常是首先逃避或崩潰的那一個。
但在罕見疾病基金會裡，黃嘉俊導演看到不一樣的台灣男人，他們勇於面對挫折困擾，也樂於為其他夥伴分憂。其中，有六個老爸異想天開組了一個樂團，團名「睏熊霸」是這些老爸們最奢侈的願望，更打算唱進貢寮海洋音樂祭。這個年紀總和超過300歲的搖滾新團，八成是報名團隊中史上最老的一組。但是，為了平時心情的出口也好，為了夢想也罷，他們打算用一首首搖滾為他們的月球背面帶來陽光。這過程，和他們照顧罕病病童的辛勞，都被拍進了《一首搖滾上月球》，並將在9月27日，挾著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的氣勢登上院線。不只這樣，本片還受到擔任今年台北電影節評審團主席陳可辛的青睞，將由旗下電影公司引進香港、東南亞院線。
又是一部推上院線的感人肺腑紀錄片。但是在擦乾眼淚，走出戲院之後，這部影片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和社會有什麼關係？甚至，什麼是紀錄片？它又要怎麼和台灣大眾建立起關係？
前陣子，CNEX製作總監張釗維先生和告訴我們，紀錄片是個提問者，對於的議題做了充分的資料整理和田野調查後，客觀理性的提供正反兩方足夠表述的空間，藉此引發觀眾對於特定議題的思考。我們也曾訪問了《拔一條河》的導演楊力州，他認為將嚴肅議題包裝在可口的糖衣之下，讓觀眾無意間吞下後，慢慢在心中醞釀、發芽，是他目前最好的方式。他們各代表著一種當下台灣社會對於「紀錄片」三字賦予的價值，前者來自於學院，講求理性、知識的純粹，後者貼近普羅大眾，將內容訴諸情感、眼淚等，不分知識階級的共通語言。他們的目的卻是相同的──引發討論，改變社會。
黃嘉俊導演的觀點無疑接近楊力州導演的看法。習慣大家叫他「黑糖」導演的他，不論在《飛行少年》或《一首搖滾上月球》中，他的視角如黑糖一樣暖心、微甜。片中或許沒有尖銳的提問，但是他用鏡頭尋找台灣社會「感動」的力量，並期望用大眾能夠輕易接受的語言，說好一個故事，藉此觸及最多的人，最後便能慢慢改變社會的最基礎面──人心。本期「放映頭條」訪問了黑糖導演，請他從這部耗時六年完成的紀錄片新作談起，和我們分享他心中紀錄片的核心價值。
您因為弟弟的工作而在2004年接觸到罕病基金會，並曾為他們拍攝公益影片，也先認識了李天佑教授和本片的罕爸們，但李教授後來的意外給你很大的衝擊，這事件是否也是促成您拍攝這些男人「月亮的背面」最初動機的一大關鍵？
黃嘉俊（以下簡稱黃）：其實不完全只是李天佑教授的關係，這還可以回溯到我人生的更早一點階段。我以前在台中新社當兵，正好遇到九二一，我們第一時間就到新社現場救災，後來的一整個月都是在做災後重建。我帶阿兵哥到不同的受災戶幫忙整理家園，遇到不同的主人，也聽他們聊他們的故事，他們會和我們傾訴他們家在這次災難發生了甚麼事情，走了哪些人等等，但等他哭一哭之後，你再問他「接下來呢？」那些人回應多半是「還能怎麼樣？」不就眼淚擦一擦繼續開始生活。
幾天下來，發現一件事情很有趣，來接待我們的都是女主人，男主人都不在。我曾問過一些人：「怎麼幾天下來來的都是女孩子，那你們家的男生呢？」他們的回應多半是，家裡的男人無法承受一輩子心血，甚至好幾代祖產不見，或家人往生，所以有人因而喪志，躲在家裡不願意出來面對，有些人離家出走，有些人精神有了問題，有些人甚至選擇自殺。
聽到這樣的訊息，我便好奇台灣男人怎麼會這樣子，男人遇到這些災難、這些問題，不是更要展現你的Man Power，一肩扛起，帶著你的家人一起往前進？但現實卻不是如此，後來查了一些數據，台灣平常男女自殺比為2：1，男性普遍高過女性，而在災區甚至高達4：1。仔細再去思考原因，發現這跟傳統社會氛圍或教育觀念有關。因為我們從小就告訴男孩子要堅強，男兒有淚不輕彈，因而男人平常無法像女人一樣，可以隨意表達或宣洩情緒跟情感。等累積到不行的時候，他們就選擇崩潰，或是逃避。之後回憶這個生命點，後來再去跟李天佑教授那件事情扣在一起，才讓我開始覺得要拍一部討論台灣男性情感表現的故事。所以在2008年《飛行少年》結束之後，恰好我從2004年就已經在罕見疾病基金會認識一些爸爸，這段時間也一直在醞釀，所以要進行下一個計畫時，我便覺得這個題目已經成熟了，便從這個點著手拍攝。
請問當初是先有紀錄罕爸的構想，還是罕爸們先有組樂團的構想？可否請導演分享一開始的拍攝方向？
黃：其實我一開始就只是拍爸爸的故事而已，因為紀錄片沒有劇本，我就跟他們一起生活，一起經歷事情，所以當時只是以罕病家庭的爸爸生活所見所聞作為拍攝取材。音樂部分是到剪接階段時，才比較清楚確定覺得可以拉出兩條線：爸爸與家庭，爸爸與音樂。
可否分享從「不落跑老爸俱樂部」到「睏熊霸」成軍的過程？
黃：「不落跑老爸俱樂部」是巫爸和巫媽先組成的。會有這個老爸俱樂部的原因，是因為基金會先幫病童組了一個小朋友合唱團，透過每個周末到基金會練練歌、學學鋼琴、練練聲樂，他們可以認識其他的病友，讓他們互相支持。當時媽媽都會陪著孩子一起來，媽媽在一旁坐著沒事做，基金會就也幫媽媽組了一個合唱團。而罕爸則一直沒有這樣的團體，因為大部分的爸爸對孩子生病這件事，多處在逃避的狀態，只是當司機把孩子、媽媽送來，下課後再接回去。
那時候巫爸和巫媽看到這樣的狀況，他們就想辦法慢慢號召兩、三個爸爸，也成立這樣的合唱團，團員慢慢增加到四個，到最多時接近二十個人，以練唱為主，慢慢讓爸爸們聚在一起，不會在周末時只是置身事外。這部片的主角「睏熊霸」的五六位團員當初也有參加這個合唱團。鼓手勇爸跟吉他手李爸本來就在合唱團裡伴奏，所以他們基礎算很好。從2008年合唱團成立時我就已經持續在拍，但那時大家還沒有組樂團或參加音樂祭的想法，那是在最後兩年才有。勇爸曾經組過樂團，有一天他們合唱團練完聊天的時候他們就說，大家越唱越好，如果誰再去學個樂器、組個Band，這樣表演的方式可能就會不一樣，就不只是一群爸爸搖搖擺擺，可以再更專業或有更不同的形象。
那我在旁邊聽到，就覺得這個點子不錯，因為我自己以前也玩樂團，有過樂團夢，後來因工作拍片停頓了，聽到他們這麼說，我也想陪著他們完成這個夢。因為我的私心，所以我就在旁邊敲邊鼓，跟他們說：「好啊！很好啊！樂團，還好，不難阿！只是多幾個人玩樂器，你們照顧這個孩子這麼辛苦都可以，那學樂器應該沒有什麼。」那這幾個爸爸一聽就覺得：「喔？真的嗎？那就來試試看。」對這幾個爸爸來說，自從他們孩子生病之後，生活很簡單也很平淡，他們就是照顧家庭和工作，沒有其他的社交活動。所以當他們的生活蹦出這個小小的樂趣，似乎還蠻值得期待。
可否請您談談當初如何邀請到「四分衛」樂團主唱阿山來擔任樂團教練？
黃：我之前因為做一些短片認識了四分衛的阿山，請阿山幫我當過演員，也做過配樂，後來一直都有聯繫，所以他也知道我在拍這部片。當他聽到有一群中年大叔竟然到這個年紀才要組樂團，而且裡面有一半以上不會樂器，他就覺得很有趣、好奇，想認識這些爸爸的情況，也想了解甚麼是罕見疾病。所以我就帶他拜訪每個家庭，當他看到爸爸和孩子相處的狀況時，他覺得很感動，因為阿山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所以看到這些爸爸這麼辛苦，覺得他們真是太可敬可佩。也因此，他一回去就很有想法的寫了兩首歌，那些歌後來就變成電影裡的歌曲，也就是「睏熊霸」練的歌，四分衛即將出的新專輯當中也有收錄，描述的都是父親對孩子的愛。阿山感動之餘，就說既然要組樂團，不如就讓他當他們的教練，並介紹適合他們的老師，所以他也把樂團夥伴拉進來，這樣一陪伴就是兩年。
「睏熊霸」決定參加海洋音樂祭的構想是由誰發起和主導的？
黃：剛組團時，除了組過團的鼓手勇爸之外，大家都還不太清楚甚麼叫做「搖滾樂團」，或者到底該練成甚麼樣子，表演狀態是甚麼，因為他們沒有去聽或去看這樣表演的經驗。所以在成團之前的夏天，我就帶他們到貢寮海洋音樂祭，裡面都是搖滾樂團，讓他們去看看這些年輕人玩團是甚麼樣子。我們一起搭火車去福隆，路上爸爸們都很開心，因為他們很少有機會出去散心、出去玩，而且是媽媽沒有跟孩子沒有跟，就六個大男人。在那邊他們很開心也很放鬆，要不在沙灘上奔跑、跟著音樂搖擺，就是躺在沙灘上聽音樂。
在黃昏回程的火車上，我就問爸爸：「怎麼樣？這樣的音樂可以接受嗎？會不會受不了？」爸爸就說：「不會啊！還蠻輕鬆的，看它們年輕人很有活力。」那我就說：「好，那我們這個樂團明年也要來這裏，但不是台下而是上台。」爸爸們當下覺得不太可能，但我告訴他們「當然要試試看，不試怎麼知道，再說練團總要有個目標，反正表演是一年後的事情。」總之便是希望以這個當作目標，這樣大家會比較積極一點，爸爸們也說好。阿山接手之後，他就認真的規劃排練進度，告訴爸爸這不是開玩笑的，大家就依照海洋音樂祭要的報名方式來安排，例如：報名至少要錄三到五首自創的歌曲，他們就依此規劃多久要有一首、練習進度、甚麼時候要錄音，甚麼時候要報名等等。樂團剛開始跑時基本上都是阿山在和他們討論，我就是有空就去拍，沒空我就放著他們自己進行。
他們的團名是這些罕爸生活最大的渴望，罕病家庭的父母最欠缺睡眠，您在拍片的時候也跟這些不同的家庭過了幾段這樣的生活，可否請您分享當時的心情？
黃：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比較像跟著被攝者一起生活，但我並不是在旁邊永無止盡的拍，而是抓一些重要的事件跟時間點，例如事件的開始與結束，而中間全程我都會陪在旁邊。會抓事件的頭跟尾，是因為我覺得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也許不是最重要的，要去看的，反而是一個人在事件發生之前跟之後的狀態差異，例如：要去參加比賽前跟比賽後，錄音前或錄音後，要去參加海洋音樂祭的前一晚是甚麼樣子。在他們家一起過一天，某種程度就像是今天去朋友家住一晚，或跟著他們去玩一天。也因為我已經拍攝很久了，所以在他們家時，並不會一直很緊迫逼人的想拍到一些甚麼，有時候可能去了一天，攝影機卻拿起來沒幾次，但抓拍的都是我自己有所感受或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樣的陪伴的過程很重要，因而人物和畫面在鏡頭裡頭的狀態，也都能夠是我作品裡想要呈現的自由自在的狀態，因為長期的陪伴，讓他們習慣一整天下來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用配合也不用在意我，我只是在自己覺得適合的時候把攝影機拿起來，我也不會去介入他們、引導他們干擾他們，像是觀察的角色。對照上次的《飛行少年》，我這次《一首搖滾上月球》做了一點不同的嘗試，把訪談的比例降到最低，盡量做得有點像劇情片，讓人在畫面或情境裡面去呈現他們的生活，這樣人物和人物之間的對話就是最自然的。也因為這樣，拍攝當下的敏銳度和觀察力就要更強一點，否則就會不知道自己要拍甚麼。
您在這次的片中帶我們看到六個不同罕病家庭的生活，而本片又是花了五年完成拍攝工作，面對這麼龐大的紀錄資料，進行剪接時如何取捨？可否和我們分享您的感想？
黃：這五年拍下來的素材檔案，容量高達12T，裝滿十幾顆硬碟。光聽打的量也非常龐大，我邊拍其實就邊整理了，而要剪接這個故事前，我會把所有東西先在紙本上看過一次，把每一個人五年間發生過的事件，先按照時序整理出來，在開始想該怎麼樣就手上的素材去鋪陳、架構，我再按照這樣的架構慢慢縮小範圍。初剪大概花了半年，剪出五個多小時的影片，雖然已經割捨很多東西，這個版本裡每個爸爸的人生過程都還是有很完整的起承轉合。但這樣的篇幅還是太過冗長，要講的東西也太過飽滿，所以和監製討論後，就想辦法把篇幅縮在兩小時內。而這次修剪的重點，是在六個爸爸生命樣貌雷同的地方，留下最具代表性的那一段，例如說：談孩子生病或上學，如果三個都有上學我就從中挑一個，小孩生病我也是留下狀況最特殊的事件，其他的就都割捨。我知道沒有辦法讓六個人都很清楚完整，我就把這六個人變成一個樂團，做成一個單一主角的形象，整理出讓觀眾在戲院觀看的時間範圍內可以理解的內容。......詳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