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rya.S.H 攝影－林冠良 圖－台北市民政局、台北市立動物園】2014年太陽花學運、香港雨傘革命接連啟動，不僅反映出人民對封閉式執政的疑慮，也讓「開放政府」的議題重新成為大眾關注的重點。如今無論是透過公民咖啡館、i-Voting、參與式公民提案（又名參與式預算）或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等管道，公民參與已真正走入每個人的日常，成為新時代的台北文化。
以溝通與思辨 開啟公民參與之門
「城市住民和政府代表坐在同一張桌子談話，彼此針對一個特定問題有效溝通，充分表達各自立場，同時也看見他人需求；共同找尋解決問題的良善之道，這個畫面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台北市政府所期待看見的未來。」台北市政府市長室顧問蕭伶□說道。
為了廣納施政策略，市府在2015年設置了「公民參與委員會」的任務型組織，推動「參與式公民提案」。在不違背公平原則、施政方向和人事任命等基本原則下，邀請年滿16歲、在台北市讀書、工作、居住的民眾主動發聲，提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察覺到並希望改善的事務，與市政單位、廣大市民共同討論，決定是否編列一部分公共預算加以實踐。
從徵求提案、住民大會、審議工作坊、公開展覽到宣傳、投票等不同階段，每項環節都傳達了市府對透明公開、公眾參與、協同合作的理念。相較於過去，民眾的需求只能於非正式平台或委託民意代表發聲，參與式公民提案為城市發展開拓新的可能。
蕭伶□表示，從前政府及民眾間會發生爭議，絕大多數是因為溝通不足所導致，參與式公民提案則搭建了雙向溝通的橋梁，扭轉彼此的刻板印象，然而是否能順暢地推行，還需仰賴一個城市的民主成熟度。公務員需要走上前線，以自身專業給予提案民眾所需的協助與建議；對民眾而言，參與式公民提案是能表達訴求的工具，需要累積對政策與公共事務的思辨能力，並設法將想法具體化，雙方才能聯手實踐市政建設。
城市生活的兩種參與式民主路徑
蕭伶□說，常有人會混淆i-Voting和參與式公民提案，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i-Voting提案處理的事務以「城市」為範圍，例如去年以98%壓倒性票數通過的「動物園增加不對外開放時間」，即是攸關全市的重大決策；而參與式公民提案則聚焦於單一行政區，大都以生活周遭的區域事務為主，像是鄰里街道美化、增設社區農園等。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式公民提案特別於過程中設計了「住民大會」、「審議工作坊」等階段，讓提案人、住民、區公所和市府相關代表能全面性地進行案件討論。
當提案人在住民大會和審議工作坊表達想法後，便會得到來自多方專業建議，集合眾人之力將概念加以打磨拋光，常有人因此發現，自己的訴求仍有需要補充或換位思考的必要。以公園改造提案為例，曾有媽媽提案希望能擴大公園沙丘區域供幼兒自在玩耍，但討論後才意識到，原來自己的提案會妨礙行動不便者和年長者使用公園時的便利性，因此修正了原始的構想。
市民與市府的並肩協力
讓擁有不同立場和生活處境的人們能共享有限的資源，是參與式公民提案在衡量案件能否施行的重要標準之一。
現就讀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系三年級的許哲瑜，分享了自己2017年提出參與式公民提案的過程與經驗。當時他發現校園周邊有增設YouBike站點的需求，並提出新增校園圖書館旁腳踏車停車格，和人行道景觀改造規畫案。
他說，一開始只是想試著解決這些看似微小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於是嘗試透過參與式公民提案這個管道提出自己的想法，卻在提案進行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構想有執行上的困難，例如，台北市YouBike共有400個站點，當時總量已趨近飽和，很難再新增。
得知提案難以執行時，許哲瑜極為灰心。所幸在里長、大安區公所等局處的協助下，他逐步補充所需資訊並調整提案內容，慢慢試著消除各方疑慮。另一方面，恰好科技大樓周邊因都更而有YouBike舊站遷移計畫，於是在區公所的積極爭取下，新站得以設置在許哲瑜提案的位置上。歷經兩年會勘審議，終於爭取成功，他的提案預計將在今年暑假實現。
許哲瑜說，「我是來自彰化的轉學生，初來乍到，常覺得台北十分陌生，但在實際參與提案的過程中，和區公所工作人員建立了值得信賴的夥伴關係，對於在台北生活也變得熟悉與安心。」他特別感謝大安區公所藍再炘課長等夥伴的協助，也深刻體會到原來民眾的提案真有實踐的可能。許哲瑜說，未來打算加入住民大會擔任桌長，也會持續關注生活區域裡的大小事務。
回顧整個歷程，就像上了一堂公民教育課，擁有成就感的同時，也訓練了自己對公共事務的思辨能力，這是許哲瑜除了提案成功之外最大的收穫，他希望能將這份經驗和感動也分享給其他人，並且繼續為在地的美好生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