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過後，打開家門，我們對家的模樣有了新的註解。如何理解雙方家庭過去的生命場景？又如何參與彼此的生活現場？大方分享也能成為能量，讓更多有相同需求的人們可以感受、參考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相處樣態，生活將從此開展不一樣的樣貌。

小銘與小玄是台灣去年同婚專法通過後，首批登記結婚的同志夫夫。兩人在大學時期相遇相戀，至今已有13 年，小玄開朗奔放，小銘內斂沉穩，個性不同卻非常互補，而後他們更開始經營粉絲專頁，記錄兩人婚前婚後的生活與經歷，大方分享日常相愛的模樣，傳達給其他同志伴侶及家庭，每個人都擁有迎向幸福的權利。

幸福的模樣看似一帆風順，實則經過多年的耐心陪伴與努力。兩人都生長在單親家庭，但相處方式不盡相同，小玄與家人總是無話不談，小銘則是從小隨心所欲跟著自己的想法走；在兩人遇到性別認同的人生課題時，小玄從「不能說的祕密」到被媽媽發現，也曾經歷媽媽帶著自己去看心理醫生，直到小玄開始主動將自己的朋友、男友介紹給媽媽認識，也隨著日漸成熟穩重的交友與生活進展，才讓媽媽安心。小銘則因不希望家人擔心，而遲遲不願意向媽媽表明，直到決定和愛人共度一生，小銘才向媽媽坦白，沒想到媽媽只靜靜地回道，「你跟誰在一起我會不知道嗎？」這讓小銘忍不住落淚。

聊到與親人互動、溝通的過程，小銘說，媽媽也曾經自責，擔心是家庭教育出了問題，更煩惱同志婚姻是否有未來？於是他告訴媽媽，「我愛誰，跟你教我什麼沒關係。我們跟所有相愛的伴侶一樣，也都懂得照顧自己。」他也明白家人的擔憂其實都是出自不安與關心。就像所有婚姻相處都需要兩家人一同融入、投入感情與包容，找機會和彼此的家人聊天、用心相處。

長輩對同志議題的不談論，多是源於對同志關係的陌生，需要時間慢慢吸收、轉化，因此同志伴侶們可以試著更勇敢大方地用溫和、同理的方式與親人對話、分享生活，才是了解彼此的最佳解方。像是小銘與小玄兩人就時常分享相關影片與資訊給媽媽及親人，透過理解讓家族環境更友善。

同婚過後　在台北感受更多愛

通過了雙方母親這一關，兩人在2019 年5月24 日同婚專法正式上路當天就立刻去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對於兩人的婚禮儀式，家人是否發表意見？小銘說，因為媽媽沒參加過同志的婚禮，也不知該如何參與，於是與小玄兩人一手包辦，在準備過程中適時向媽媽報備、分享，讓家人參與每個步驟，慢慢產生互動。直到婚禮當天，家人和親友們幾乎全員到齊，即便曾經對同婚有所質疑，仍在婚禮當天被溫馨的氛圍打動。小玄說：「這是我們決定辦婚禮最重要的原因，希望家人朋友們就算不了解，也有可能因為參加我們的婚禮，在現場感受到愛是什麼，知道同志伴侶跟任何一對相愛的伴侶都是一樣的。」

兩人攜手以同志伴侶的身分，在這座城市走過好多年，「我覺得同婚專法通過後，在台北可以明顯感覺到很多的愛耶。」小玄說，這是他們從來沒想過會在台灣發生的事。而台北的多元及友善風景，在同志議題因同婚法案端上檯面後，也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也更願意談論，路上擦身而過的人，無論何種性別認同，都成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景。

聊到婚後生活是否有什麼不同，兩人除了與雙方家庭有了公開且更緊密的關係之外，也在今年有了自己的家庭空間，家中還多了一隻白柴「小白菜」，像是多了一個孩子，生活更加充實。提起對生活下一個階段的想像，兩人有一個簡單而美好的願望：「如果說同婚是讓同志被更多人看見，我們更希望有一天不再有人注意到這件事，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沒有不同。」兩人希望傳達的並不只是幸福亮麗的模樣，還有走向幸福過程中的辛苦和困惑，只要好好面對每一個願意理解、溝通的對象並給予時間，回過頭看就會明白，一切都是每段親密關係的必經過程。

同志父母　走出自己的櫃子

隨著同志議題發酵，同志人權逐漸受到重視，除了關心同志們所面臨的考驗外，同志的父母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同志孩子常會忽略父母親這個角色，認為父母是個阻力，但其實有父母的支持，應該是更大的助力。」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創辦人郭媽媽說。這位別人眼中有著宗教信仰、傳統夫妻觀念下養成的母親，扶持著世俗價值中再「正常」不過的小家庭，直到她的孩子走出了跨性別的路，才讓郭媽媽開啟了對性別議題的認知大門。

郭媽媽的女兒從小就不愛穿裙子、玩「女生喜歡」的東西，並在15 歲那年向媽媽出櫃，郭媽媽雖然震驚，卻也開啟她和先生認識同志與跨性別議題的契機；在網路尚未普及的時代，他們主動在國外網站找資訊、出國購買相關書籍，為的就是能更了解自己的孩子。2011 年她創立了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希望分享自己的經歷，幫助更多同志父母。

對一般人來說，同志們很神祕，但同志的父母更神祕。一直以來，他們接收的同志相關知識多半較少，在孩子出櫃或猜測孩子的性向時，自身遭受的同儕壓力也很大，因此幾乎都不願曝光。為了幫助這些躲在櫃子裡的爸媽，協會目前以個人服務為主，只要電話或網路社群聯繫就可以預約，並配合每個家庭的狀況與期望提供不同形式的協助。

與其躲藏　不如邀請父母一起走過

許多家長告訴郭媽媽，他們懷疑自己的孩子是同志，但孩子卻不願鬆口，該怎麼辦？郭媽媽說，可以不時地告訴孩子，「不管你喜歡什麼樣的人，我們都一樣愛你。」讓孩子安心，同時自己也要放寬心，無論孩子如何發展都要好好接受。

在接觸了無數個同志家庭之後，郭媽媽發現，同志小孩不敢出櫃，選擇躲躲藏藏、說謊隱瞞、甚至離開爸媽身邊，這些舉動反而會讓做父母的更為慌張。許多同志常認為「爸媽很難搞」，卻鮮少有人想到爸媽也會有受傷的一面。若孩子懂得換位思考，就會明白父母感受到被孩子拒絕、不信任的隔離心態其實是很難過的。郭媽媽建議，身為同志，不要把自己當成受害者，反而可以把自己當作「老師」，坦率地讓父母了解「我是怎麼走過來，以後又要怎麼走下去」。並且讓父母感覺參與自己的生活，平時也可以多分享相關資訊，幫助他們同步學習。就協會的經驗來看，若有正確管道可以協助父母了解，再加上同志孩子的帶領，慢慢走過接受期，其實八成以上的父母都可以接受。

「同志可以做得更多、過得更好，不用很悲情。」郭媽媽說，每天都採取一點行動，從親近的家人開始出櫃，再到社會群體中的出櫃，就能為自己打造友善的生活環境。一直以來都在台北生活的郭媽媽說，在台北原有的多元教育基礎下，可以思考如何更進一步讓父母提前了解同志議題，例如規畫在媽媽手冊上說明，孩子出生後有10% 的機率會有非異性戀的性傾向；或在學校課程中加入性別教育、舉辦給長輩的交流座談，讓觀念可以在生活中扎根。

同婚專法通過一年，談起協會之後是否有新的計畫，郭媽媽說，「希望未來參與這個團體的人越來越少，因為那就代表同志身分在社會上不再特殊。」無論「愛」的對象是什麼性別，期待我們都能因坦然表達，擁有更多與人相愛的可能。

【完整內容請見《台北畫刊》五月號628期】。

同婚合法化屆滿一週年的前夕，回首同性相戀的漫漫歷程，文學始終走得很前面。二二八和平公園裡彼此交換的心情；男校的課堂之間，隱晦幽微的日常動心，都早在台灣的「同志文學」分類誕生前，就潛伏在小說、散文等各類文學書寫中。透過文學書寫者羅毓嘉和謝凱特的暢談，彷彿重新梳理了兩人作為寫作者的創作歷程，也看見他們落腳於台北的性別脈絡與文學啟蒙。

遠遠近近的台北關係

宜蘭人，高雄出生、台北長大，是羅毓嘉對自己的座標定位，「我從小都住在台北市很市中心的地方。國、高中階段家住古亭，當時我念建中，我姐念北一女，後來我姐考上台大，我們全家就搬到台大附近。」因為始終生活在他口中「基隆河以南到公館，淡水河以東到信義區」的「台北市蛋黃區」，羅毓嘉的台北記憶和書寫，熱切鮮明更帶點刺激。

他回憶起1999 年升上高中時，城中的氣氛自由，兩廳院是藝術體驗的開端，穿過植物園就能到西門町約會。那時，建中的BBS上剛成立了MOTSS 版（Member of the SameSex），「有超過十屆的畢業學長，都回去註冊帳號，大家就在上面分享生活。」那算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同志社群。而除了線上交流，那時還在校的建中生也會在中午時段，相約校園花圃前或迴廊上聚會聊天。「然後下課後明明要補習，卻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園約會。」羅毓嘉坦率地大笑著說，從90 年代的最後到21 世紀初，整個台北都是他的約會聖地。而寫作是羅毓嘉梳理自身的方式，從隱晦的性別摸索，到大方書寫生命中幽微的種種，化為線上的文字、紙上的詩句，緩緩道來。

「建中人都很愛去二二八，沒有真的要去補習的意思欸！」一旁聽著的謝凱特冷不防地吐嘈。如果說羅毓嘉代表著某種城中心的明快感，那謝凱特相對寧靜內斂的特質，就更接近他在〈開車進不了臺北城〉一文中，對於城市疏離感的自陳。

作為土生土長的內湖人，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風華，他印象中的台北，更多是浸泡在圖書館裡、遙望著基隆河的彼岸，燈火通明。「以前覺得，內湖是邊緣的，台北車站跟西門町才是台北。後來高中念松山高中，那算是我第一次進入台北熱鬧的地方。」謝凱特認真地描述。於是，遊走在地理與心理意義上的雙重邊緣，他似乎更習慣書寫幽微而深邃的情感，「像我在寫《我的蟻人父親》就是很邊緣的，我爸媽是工人，在台北是很邊緣的族群；我是同志，也是某種邊緣。而這些邊緣族群，不斷地探測，試圖想理解對方的心情，那樣很美、又很迂迴的東西，是我在《我的蟻人父親》中所希望呈現的。」

文學作為性別的啟蒙途徑

看來一動一靜的兩人相差兩歲，其實座落的時代相去不遠。在性別意識不算普及的青年時光中，身分認同對於細敏的靈魂而言，是個需要費力辯證的長期抗戰。「小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們，喜歡看男生的身體，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當你意識到，別的男生都在看女生，但你看的都是男生，你會覺得自己很奇怪。沒有一個人來告訴我，其實你這樣也是很OK 的。」羅毓嘉解釋。謝凱特也若有所思地接著補充，「那時候的學校其實滿封閉的，所以當我讀到邱妙津，先是《鱷魚手記》，再讀《蒙馬特遺書》，我覺得很安慰，因為有一個人也一直在辯證這種『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的狀態。」而這也正是他心中文學的任務所在□給予共感，並且給出一種不同的時代論述。

謝凱特認為，許多的觀念和價值都是被論述出來的，「你怎麼講它，那個年代就會怎麼相信它。我覺得文學就是這樣的一件事，關乎我們如何把一個觀念變得日常、普通化。我覺得拿筆或是說話的人都有某種話語權，擁有闡述以及定義的能力。」時光無法重來，但文學卻可作為一種私密對話的方式，讓人們能藉由詩、散文、電影和戲劇，方方面面地重構同志群像，反覆進行詮釋、表述與深度理解。

而聊起文學作為一種時空的再現，羅毓嘉緩緩地說起自己第一次接觸同志主題作品時的感受，「我高一就看《孽子》，那時候也喜歡去二二八，《孽子》就是在寫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舊稱）的故事，所以就覺得跟自己很貼近。雖然中間的時空相差了十七、十八年左右（該書出版於1983 年），而且白先勇寫的可能是70 年代末期的故事，實際上我所處的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壓抑，但那個空間就是大家都會分享生活中苦水的地方。」

因為這般穿越時空的共鳴，對羅毓嘉來說，與其把這些作品化約為「台北同志文學」的範疇，還不如好好享受這些歷史場景在文學和現實脈絡中交互參照的樂趣。「文學留下了時代的某個場景，當你進入場景時，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再詮釋這個空間，這是我自己覺得文學的重要意義之一。」他的話已說完，但深刻的感觸還在所有人的腦中緩慢發酵。

從自身出發的書寫體例

有人說，他們在為台北、乃至於台灣的同志書寫，但兩人不約而同淘氣地說，寫作是一種成長的自我紀錄，無關乎他者或是外界的任何標籤，「分類和標籤，或許是方便大眾辨認的指南，但是寫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沒有人在想這些啦！我覺得我寫了很多都是成長文學，從學生時代到成為上班族；從失敗的戀愛到長期穩定的關係。一直會經歷很多不同的排列，只是我的基礎身分是建立在我是同志、記者、我媽媽的兒子，所以當然會有一部分是關於『我的戀愛對象是男生』這件事。」羅毓嘉認真地分析，接著又一如往常地開起玩笑說，比起同志文學的分類，自己應該比較適合美女文學，或是人妻文學才對。

文學的議題來自於生活，生活源於人本，或許作者與讀者身處不同時空，然而當場景觸動到生活、成長歷程中相近的某一面，故事便能跨越時空，連結起邊緣的、難以觸及的微小議題。謝凱特補充道，「同志議題出現在文學中的時間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更早，只是用很隱晦的方式呈現，在向田邦子的作品裡，可能會寫到妻子意識到丈夫和下屬有奇妙的關係；到更後來，我們這些作者，願意直接並且誠實地書寫，我會覺得，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分類，但當這個社會更成熟，我會希望這個標籤越小、越不重要，越好。」因為到頭來，生活在這個城市，無論立基於怎樣的性別基礎，成長與戀愛都是如此尋常。「當然，我希望標籤完全消失的那天可以很早到來。」謝凱特笑著說，「不過，我也想跟台北說：慢慢來沒關係，不需要總是給自己考100 分的壓力。」 像是春日的暖陽一般，兩人暖和地微笑回應。

【完整內容請見《台北畫刊》五月號6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