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荷蘭開始感受到春天的時節，枯槁潮濕的黝黑樹幹上一夜間冒出了新芽，原本乾黃的草地不知何時蓋上了一襲綠紗。仔細聆聽，你可以聽見深埋在土裏整個冬天的鬱金香破殼而出，抖去身上的泥沙，挺直了身軀婷婷等待綻放。春天總是來得如此突然，正當你以為這陰霾的冬天還要沒完沒了地刺激你的憂鬱，你聽見鳥兒叫了，空氣裏夾雜著不知何處飄來的花香，你身體裏每個細胞鼓譟著叫嚷著同一個聲音：「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四月也是慶祝復活節（Easter，荷語：Pasen）的時節。復活節是荷蘭三大節日之一，慶祝形式通常包含家族團聚，以及小朋友最愛的尋找復活節彩蛋遊戲。為什麼復活節會如此地受到歡迎呢？根據學者考察，主要是因為復活節的傳統比基督教更為古老。「Easter」之名來自黎明與春天女神依絲翠「Eostre」，在古老農業社會，復活節慶祝活動標誌著嚴酷的冬季已經結束，農人終於不必再依靠存糧過日，可以宰殺牲畜、享用蔬果。春天代表「新生」自然也無須多做解釋，短短幾個月間你看見鳥兒鳴叫求偶，你看見牠們成雙成對，沒幾時身邊就跟著幾隻小鳥兒飛鬧。新的生命來到了世界，填補逝者留下的空缺，帶來新的可能性，這就是「希望」的真正意涵。
望子不成龍
希望與期望，是父母寄託於兒女身上最重要的情感環節，就算是一向精打細算、嚴肅務實的荷蘭人也是如此─觀點卻與臺灣社會有著天壤之別。我認識一個讀高等職業學校系統（HBO）的電腦工程師，因為他在學校表現優越，老師問他要不要做碩士研究計畫。商討後，他的父母覺得他的個性太孩子氣，做這樣的工作太費心力，勸說他拒絕。相較於臺灣父母望子成龍、學歷愈高愈好的思考方式，荷式價值觀強調個人意願與性格主宰職場發展，而職業亦無貴賤之分（雖然的確有收入高低之分），實在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少了拉拔子女成龍成鳳的苦心，荷蘭父母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拿這個問題去問荷蘭人，很多人會這麼回答：「照顧陪伴兒女，讓他們健康快樂地長大。」就這樣嗎？中國式的親情總與責任與義務混為一談，讓人不禁懷想在一個不把「養兒」當「防老」手段的社會，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似乎較有可能建立在純粹的親情之上。但什麼又是「親情」呢？儘管荷蘭子女沒有義務回報父母，父母對子女還是有單向的義務與責任。為什麼荷蘭父母要吃這種虧？荷蘭父母聽到這樣的問題總會哈哈大笑。「到底為什麼呢？」他們自問，「單純就是為了開心吧。」
愛就是陪伴
荷蘭父母是否比臺灣父母懂得愛？這個問題涉及到「愛」的定義與愛的實踐方式，我無法回答，可以確定的是，荷蘭兒童日子過得比臺灣兒童快樂得多。首先，當臺灣中產階級的小孩三歲就被送進雙語幼稚園，從早待到晚上七、八點，荷蘭十來歲的小孩還天天回家吃午餐；當臺灣父母誇耀自家五歲小孩可以倒背九九乘法，荷蘭父母驕傲地把七歲小孩畫的「抽象畫」貼滿客廳；當臺灣父母含辛茹苦不辭風雨接送小孩上心算鋼琴芭蕾繪圖補習英語數學理化，荷蘭父母帶著小孩騎腳踏車漫步樹林原野。同樣不辭風雨，少了茹苦含辛。
再者，童年在荷蘭被視為人生中最關鍵的時期，需要公私領域共同保障呵護。換言之，在這人生的春天裏，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會孩子信任與愛。兒童在荷蘭社會中地位之重要，可以從一句俗語中看出端倪─「als kind in huis」，意指在某地被當做自家人看待，就像一個孩子在家中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備受寵愛。父母表現愛意，除了逢年過節的禮物、每年策畫昂貴的慶生活動，最重要的是找出時間陪伴孩子成長，這也是為何雖然荷蘭政府努力解決兒童托育機構短缺問題、提供津貼補助托育費用，百分之六十八的荷蘭母親仍然選擇兼職工作，就算是全職工作，也常只有四天到辦公室上班，一天在家工作。連父親也時常在有小孩後選擇少工作一天，因此就算父母都要上班，孩子一個禮拜還是有兩個整天可以與父親或母親一起度過。這天通常就被稱為Papadag（爸爸日）或Mamadag（媽媽日），讓爸媽輪流帶著孩子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又可以躲避假日的人潮。
生而快樂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最新報告，荷蘭兒童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兒童。雖然荷蘭在物質享受、健康與安全、教育、行為與風險、居住環境等五個項目都不是第一名，卻是唯一在每個項目都名列前五名的國家。然而荷蘭孩子的幸福其實不僅始於生長的環境，事實上從誕生的那一刻就被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荷蘭的基本保險（政府規定必須包含的低階保險項目）包含最少二十四小時（四至五天）、最多八十個小時（十天）的生產後居家照料與協助，如果是剖腹產，則產後照料的護理師也會到醫院協助，生產協助的時數另計。雖然使用基本保險另需支付每小時四歐元（約新臺幣一百五十元）左右的自付額（較高階的保險有的會全額給付），對沒有坐月子習慣的歐美世界來說，荷蘭的產後照料系統還真是個天堂啊。
這些居家照料護理師不僅提供清掃、洗衣與做飯的家戶協助，還扮演了教育新手父母的重要責任，如包尿布、母奶或配方奶、洗澡與睡眠安全須知……等。她們也是助產士與產婦之間的橋梁（在荷蘭產前照料、生產與產後護理通常由助產士負責），擔負起第一線的照料與觀察工作，務求在最早時間發現問題並給與協助。比如說嬰兒若在出生後體重減輕超過標準，她們就會立刻通知助產士，並協助產婦尋找適當的解決之道。然而這麼好康的設計可不是每個媽媽都領情，很多荷蘭婦女會在產後照顧預定結束時間前就提前終止合約，「真是受不了有人在我家裏走來走去的，」荷蘭媽媽憤恨不平的說。
至於臺灣流行的坐月子中心，對荷蘭婦女來說更是難以想像，她們迫不及待地想跟寶寶開啟家庭生活的另一頁，哪捨得把孩子交給別人照顧呢？
好教養不如好自在
雖然荷蘭父母照顧孩子不假手他人，花費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心血不可數計，荷蘭卻很少有靠著爸媽吃穿的「啃老族」或不肯長大的「媽寶」。關鍵或許在於他們的教養方式極端地強調自由、強調個人體驗，爸媽雖然是孩子安全的港灣，廣闊的世界才是他們的舞臺。當一個孩子在遊樂場跌倒了，荷蘭爸媽不會急著抱他起來，天冷了不會追在孩子身後為他穿衣。他們的邏輯是小孩子不需要「聽話」，父母的責任是提供充滿愛意的環境讓孩子自由成長，而非透過規訓與懲罰來要求孩子「聽話」。相反地，孩子必須在與社會同儕的互動中，學會分辨是非，尋找自己可以認同的價值。
為了確保兒童的純真快樂，體罰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家中，都是件荷蘭社會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面壁思過或被逐出課室，就已經是懲罰的最高表現。老師也不會介入學生之間的爭執，決定誰該被處罰、誰是受害的一方，要求兩造自己尋求解決之道。雖然我們似乎也可以從此推論荷蘭人之沒有禮貌，可能是荷蘭社會近年來對「教養」的輕視，對「自由」的過度推崇，但反方面來說，荷蘭人對權威的漠視、對非黑即白的絕對是非之無動於衷，也要歸功於這種教育方式，讓他們保持了獨立思考與極具彈性的思維能力。或許因為如此，面對社會上重大的爭議與危機時，他們可以迅速脫離「誰對誰錯」互相指責的階段，直接面對問題的核心，尋找合作與解決之道。
我的孩子，國家的孩子
這套教養觀背後，蘊含了一個與東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思維，亦即是孩子只是「暫時地」隸屬於家庭、由父母照管，等到他長大成人，他就會離開原生家庭，成為社會的一分子。因此家庭只是未來社會人的代管單位，在某個意義上，父母照顧子女也被視為社會義務的一部分，政府因此有必要給與協助。荷蘭政府發放生育津貼的歷史遠及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雖然可看做鼓勵生產的政策，但考量到數目相當有限（二○一四年度津貼額度：每個孩子每三個月可以領到近兩百歐元，約新臺幣七千五百元），目的主要在分擔兒童養育費用。此外還有兒童免稅額、針對低收入家庭的育兒經費與單親家庭免稅額，後者保障兒童的生活水準不會因為父母離異、母親收入較低（在荷蘭通常是母親取得監護權）受到影響。
除了直接的津貼協助，荷蘭基礎教育也是全面免費（僅需付少許學雜費），為了讓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同等品質的教育機會，每個學校的品質和資源都被監控在相似的範圍；所以學童不必為了上好學校通勤，只要在自家附近的學校上課即可。所有小學也都使用同樣的系統：前兩年（Groep 1、Groep 2）其實跟幼稚園無異，這段期間內沒有學科教學，僅著重於一般性發展，以遊戲方式帶入教學。進入第三年時，有些發展比較慢，或還沒有辦法適應正式課堂生活的孩子，會被建議或自行選擇留級一年，這在荷蘭被視為非常尋常的事情，完全沒有必要覺得羞恥。之後若有明顯落後的情況，學校必須主動提供協助，比如說額外的一對一教學，若仍不見改善，則可留級一年，或轉至提供特殊協助的學校。
荷蘭強調遊戲與實做的幼兒教育，為荷蘭的幼童心靈提供極為豐富的養料。各式各樣的教育流派與學校體系保障了社會的多元價值，同時仍兼顧荷蘭群體精神的培養。高品質的基礎教育為孩子奠定穩固的知識基礎，培養他們的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感，而不盲目追求高學歷的教育體系，幫助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讓他們不至於在勉強自己的過程中深受挫敗感折磨。
升學制度
在小學的最後一年Groep 8，所有學生都會參加Cito Toets結業考試。Cito Toets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確保學校遵守基礎教育的要求，讓每個畢業生擁有足夠的知識水平。乍聽起來雖然可怕，讓十二歲的孩子承擔這麼大的壓力，但它的分數只是學校用來評估學生發展潛能的根據之一罷了。學校統合之後會對學生做出未來就學的建議，有的該上大學預科（VWO），有的是一般高中（HAVO）、有的則該走技職教育（VMBO、IWOO）。就算考試不利，若堅持想上升大學的中學（VWO或HAVO），也是可以的。只是荷蘭人很奇妙地沒有鑽這種「漏洞」的野心，不適合高等教育，走職業教育也很好。更了不起的是，連大學入學都可以不計成績，只要條件符合，管你是吊車尾還是班上第一名，想進理想大學理想科系，就跟大夥兒一起抽籤定生死。
這種制度我想在臺灣一定實行不起來，教育部如果斗膽提出，不消一天就會被民眾憤怒的口水淹沒，或被放火燒成平地。敢拿我們孩子的未來開玩笑？
人生的春天只有一回
在荷蘭的學術圈混了一陣子後，我常覺得荷蘭的大學生人文素養雖然普通，個人意見倒是很多。但他們那種大放厥詞的氣勢實在令人佩服，到哪裏找到這麼多信心呢？反觀我們臺灣的知識分子，讀了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覺得自己不懂傅柯（Michel Foucault）很不好意思，傅柯鑽研了還有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總之老是覺得自己哪裏有所欠缺。我想這個不足感來自從小被灌輸培養的恐懼。我記得小時候學校大門邊貼了紅榜，考試後學生成績從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我記得每回考試少了一分就會自動自發去跪十分鐘，我記得一次考差了，像是世界末日來了，而且就只壓在我頭上。我想我媽會說要不是當初那樣，我現在也走不了這麼遠。但說真的，走這麼遠幹嘛呢？
這世界上除了極為少數的人能把他們的成就傳遞到下一代身上，多半的人一生嘔心瀝血留傳給他人的只是一點可有可無的便利罷了。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我寧願在那人生的春天裏，騎上我的腳踏車追隨那隻迎風飛舞的蝴蝶，感受微風在我臉上牽引出來的笑意。
畢竟，人生的春天只有一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