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出生於伊斯坦堡，二○○六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評語為：「在追尋故鄉的憂鬱靈魂中，發現文化衝突跟交疊的新表徵。」
最近兩次地震的第二次發生時（就是十一月發生在土耳其博盧那次），我聽見書房一端傳出敲擊聲，接著書架「吱吱嘎嘎、咿咿呀呀」了許久許久。我躺在後間床上，手裏拿著書，看著頭上的裸燈泡搖來晃去。沒想到我的書房竟然助長了地震的氣燄，竟然肯定並遵奉它的信息。這讓我感到害怕，這些彷彿預告世界末日的暗示也讓我憤怒。前幾個星期的餘震中又發生同樣情形，於是我決定懲罰我的書房。
就這樣，我出奇心安理得地，從書架上挑出兩百五十本書加以拋棄，而且速戰速決地做出選擇，就像蘇丹踱步於奴隸群中，挑選出該鞭打的人，也像有錢人指定該解僱的僕人。其實我懲罰的是我自己的過去、我的夢想。當我最初發現這些書，拿起、買下、帶回家、收藏起來、取出閱讀，帶著無比的愛詳讀，同時想像著將來再讀它們會有什麼想法，夢想就是在這些過程中孕育出來的。認真一想，這似乎比較不像懲罰而像解放。
這帶給了我什麼快樂？要討論我的書和書房，從這裏說起倒是個好的開始。我想說幾件關於我書房的事，卻又不想像某種人宣稱自己愛書，其實只是為了讓你知道他有多特別、多麼地比你更有教養、更文雅。我也不想像某些喜好賣弄的愛書人，會告訴你他們在布拉格小巷弄的一家二手小書店找到某某珍本。不過，我居住的這個國家認為不看書的人是正常，看書的人則多少有缺陷，因此在普遍的煩悶與粗野之中，有這麼一小撮會看書還設置書房的人，他們的炫耀、執著與自命不凡，我也只能尊重。說了這麼多，其實在此真正想討論的不是我有多麼愛書，而是我有多麼不喜歡書。敘述這件事最好又最快的方法，就是回想我是怎麼淘汰它們的，又為了什麼。
既然我們（某種程度上）確實會把書房整理成我們希望朋友看見的樣子，那麼便有個輕鬆清書的方法，怎麼說呢？就是考慮自己比較想藏起或徹底清除哪些書，完全不讓朋友看見。我們可以丟掉大量的書，以免被人知道你曾把這種無聊的東西當回事。我們從童年進入青少年，從青少年進入青年這些階段，都被這種執念控制著。當哥哥將他羞於承認童年看過、現在已不再感興趣的書和成綑蒐集的足球雜誌送給我，可說是一石二鳥之計。我也用同樣手法清除了許多土耳其小說、蘇聯小說、拙劣詩集與社會學教科書，更遑論一些二流的鄉村文學，以及我以《黑色之書》裏那個檔案管理員的方式蒐集來的左翼宣傳小冊。我還以相同做法處理了以前定期買的科普書籍，以及記述某某人如何獲得成功，我也總是忍不住想看的虛榮回憶錄，還有各種文雅、沒有插圖的色情文學作品，首先會焦慮地將它們藏到隱密角落，然後才丟棄。
當我決定丟掉某本書，那種丟臉的震顫感會掩藏住不是一望即知的深刻委屈。覺得丟臉不是因為想到書房裏有這麼一本書（也許是政治的自白、粗糙的翻譯書、流行的小說，或所有收錄的詩都很相像，也和其他的詩很相像的詩集）而不安，而是知道自己曾一度如此看重這本書，不但花錢買下、放在書架上多年，甚至還讀了一部分。讓我羞愧的不是書本身，而是自己曾經看重過它。
現在進入正題了：我的書房帶給我的不是自豪，而是自我報復與壓抑。和那些為自己受的教育感到自豪的人一樣，有時候當我看著這些書、撫摸著它們，並拿起其中幾本來看，也會覺得快樂。年輕時，我還想像過自己成為作家後，要站在藏書前面拍照。但如今想到自己曾在它們身上投資時間與金錢，想到當初像個搬運工辛辛苦苦把書搬回家之後又藏起來，真是尷尬到無以復加，而最令我痛苦的則是知道自己曾經「依附」過這些書。隨著年齡增長，我會開始丟書或許是想說服自己，書房裏擺放的全是自己看過的書的我，也擁有這種書房主人該有的智慧。偏偏我買書的速度比丟書的速度快。因此若和一位生活在富裕的西方國家、博覽群書的朋友相比，他書房裏的書會比我少得多。幸好對我來說，必要的不是擁有好書而是寫出好書。
一個作家的進步大大仰仗於閱讀好書。但有效閱讀並不是用眼睛和心思慢慢地、仔細地研究文章，而是要全心全意進入文章的靈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輩子只會愛上幾本書。即使經過高度精挑細選的個人書房，裏面的藏書還是都在彼此明爭暗鬥，這些書的爭風吃醋會引發創意作家某種憂鬱的心情。福樓拜說得沒錯，如果一個人夠用心地讀完十本書，就會成為智者。大致上，多數人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會收藏書並炫耀書房。由於住在一個幾乎沒有書和書房的國家，我至少有個藉口，說書房裏那一萬兩千本書能驅策我認真看待自己的工作。
在那當中或許有十本、十五本是我真正愛的書，但我對這個書房卻沒有感情。不管以形象、家具收藏、一堆灰塵，或是可以感知的負擔而論，我都一點也不喜歡。與這裏面的內容物產生親密感，就像和女人交往，而這些女人的最大優點在於隨時都準備好要愛我們。我的書讓我深愛的一點就是可以隨時拿起來閱讀。
我畏懼「依附」一如畏懼愛，因此任何淘汰書的藉口我都欣然接受。不過在過去十年間，我找到了一個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新藉口。年輕時我只因為作者是「我們國內的作家」，便買下一些書，甚至讀了它們，後來也還讀過不少作家的作品，但最近幾年，這些作家串通一氣、蒐集證據，想證明我的書寫得有多差。一開始，我很高興他們把我當回事，但現在我更慶幸找到一個比地震更好的清書藉口。於是我的土耳其文學書架上，出於愚笨、平庸、不算成功、禿頭、年齡介於五十到七十的男性作家筆下的書，正迅速流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