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電話 一天1.6通

【記者許純鳳台北報導】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統計，2010年總共接獲585通出養諮詢電話，平均每天有1.6通無力撫養小孩的諮詢電話。然而，近年登記收養的家庭逐年減少，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估計2011年的收養家庭數量比2006年少一半，收養家庭期望收養小孩的條件限制多多，使得出養兒的歸宿越來越難找。

兒福聯盟17日召開「搶救生命，棄兒不捨」記者會，公佈2011出養兒現況報告。兒福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解釋，出養和棄養定義不同，棄養是父母任意丟棄小孩；出養則是父母主動打諮詢電話，和兒福聯盟聯繫，由他們為小孩找到新家安置。由於少子化，今年出養的小孩也減少，王育敏分析父母出養小孩的原因，高達8成是經濟困難，每兩個小孩就有一個是未婚生子，顯示未婚生子以及收入低的父母需要更多資源幫忙。

為出養兒找新家相當不容易，收養家庭有逐年減少趨勢，王育敏認為，可能是傳宗接代的觀念已慢慢淡化，家庭發展走向多元化，過去的收養家庭多因為不孕而興起收養小孩的意願，但現在人工生殖技術發達，受孕不如以往困難，減少收養小孩的需求。

另一方面，收養家庭對於收養孩子的條件也有諸多限制，尤其是性別。王育敏指出，台灣社會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約10年前，約有7成收養家庭希望收養男寶寶，不過5年前開始，期望收養女寶寶的比例達到54％，高於男寶寶，去年更高達60％。對此，王育敏分析，近幾年倡導女兒比較孝順貼心的正面形象，也讓越來越多收養家庭期望收養女寶寶。

除了性別，年齡也是收養家庭的重要考量。王育敏表示，收養家庭多希望趁孩子尚未有記憶之前，完成收養程序，大部分收養家庭比較願意扶養1歲的小孩，至於3歲以上的出養兒，收養家庭接受的意願便降低。這也顯示出養兒有找家的黃金時期，倘若生父母的行蹤不定或是猶豫不決，將延遲小孩的出養時間，使得小孩找到收養家庭的機率減少。

除了性別、年紀限制之外，王育敏指出，出養兒若有特殊狀況、像是先天性疾病、父母吸毒、生父母具有外國血統，容易被認出非收養人親生等特殊兒，出養必須耗費比一般寶寶長達一倍的時間，像是一般出養兒找到收養家庭的時間約為3個月，然而這些特殊兒需要花費長達6個月，甚至最後只能出養到國外。

近年來出現許多棄養小孩的新聞，王育敏呼籲照顧小孩有困難的家庭，千萬不要任意丟棄孩子，遇到困難可撥打電話請求協助（兒盟收／出養專線：02-2558-5806轉8），將由社工依據出養人的需求，提供協助。

【編譯陳玫伶整理報導】戰後9年來，安哥拉政府仍面臨學校苦無教師的困境。據英國《衛報》報導，「200小學」（Primary School 200）的操場擠滿學生，你也許以為這是下課時間，學生們在教室外玩耍。但實際上，大家是圍坐在一起上課；有的學生聚集在樹下，有的學生則坐在像是腳踏車棚的長形金屬屋簷下躲避炙陽。

現年43歲的修女凱耶拉（Cec lia Kuyela）擔任教師22年，是威拉省（Hu la）內的師資培育講師，也是觀察安哥拉戰後學校教育發展的見證人。這間國小共有7,348名學生，教師僅138名，學校硬體教室只有8間。上課地點不足，許多學生和老師得在街邊上課。

硬體設備不足是凱耶拉最擔心的問題。33歲的老師孚羅琳達（Rosa Florinda）在黑板上繪圖，凱耶拉說：「她正在教2年級孩子如何看時鐘，雖在黑板上畫了時鐘，可是沒有效果，這些學生沒有手錶，他們的父母親可能也沒有，她必須用不同的方式教學。」

過時的教學方式只是安哥拉教育面臨挑戰的問題之一。長達27年的內戰結束後，教育系統必須重新發展，數百萬人遷移至城市和鄉鎮，2002年時，有在運作的學校都是1975年獨立之前為葡萄牙學童蓋的，教學計畫甚至還有蘇維埃思維的痕跡，而師資培育早已停滯。

安哥拉政府和中國簽訂協議，以油源換取建設計畫，包括鐵路、公路、醫院和學校，但另一個現實問題是缺乏師資，有學校也只是空殼。

威拉省第一大城盧班戈（Lubang）教育局長西克特（Am rico Chicote）把當前教育問題視為無止盡的悲劇，他說：「我們最大的挑戰是讓孩子去上學，但得找人去教他們，威拉省有70萬名學齡兒童和1萬9千名教師，戰後我們僅剩2百間學校，現在有1,714間學校，但仍然有4成的學生必須在樹下上課，而且學齡人口每年成長3％，1個學年有171天上課日，但並非171天都是好天氣，我們只能盡力。」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5歲以下進入學齡前教育的兒童不到1成，6歲到11歲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僅76％。整體來說，6歲到17歲的學齡人口有1百萬人失學，在貧窮偏鄉的就學率更低，只有38％。

奇克特說問題在於師資不足，「缺口很大，那些老師進入教育系統選擇他們將要工作的地點，我們沒有資源補助那些最需要教師的地區。」。

內戰期間，只要讀到3年級或4年級就可以成為老師。2002年之後，為了達成千禧年目標，以及降低安哥拉高達27％的青少年文盲，政府大舉聘僱數以千計的非正式教師。現在只要讀到10年級並通過考試就可以成為教師，不限制過往經歷，退役軍人也可以應徵。安哥拉有18個省，威拉省光是去年就應聘1,900名教師。

此外為因應國家對教育的龐大需求，及同時間有許多學生湧入學校，政府開始進行職業訓練，凱耶拉是350講師之一，所有人都是資深教師，部份講師是修女，訓練工作在7個省份進行，由歐盟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補助440萬歐元（約新台幣1億8千萬元）的訓練經費。

凱拉耶說：「大部分教師的教學技巧都過時了，他們可能上過幾堂研習課程，但是他們不知道如何讓科目在生活中落實，我的角色是到各個學校為他們做新式的教學演示，他們至少要再傳授給5名老師。」

這個師資培育計畫為期3年，主要訓練數學和葡萄牙語的教學課程，估計受惠者達9千名9年級程度的老師。

然而計畫主持人表示，他們意識到超過1萬2千名安哥拉教師的程度低落。

凱拉耶則認為，計畫已獲得不錯得迴響，「我們估計約有40％的教師不是那麼適任，目前為止，計畫訓練人數在省內已達3千人，這種方案必須擴大至其他教師和科目。」她說。

下課鈴聲響起，孚羅琳達和凱拉耶沉默片刻，孚羅琳達試圖要解釋怎麼教學生看懂時鐘。讀到10年級已教書8年的她說：「我盡力做，我想要學習一些方法活絡我的教學，但告訴你事實，在這麼塵土飛揚又炎熱的環境下，只要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我覺得就很不錯了。」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環保署近年推廣綠色生活，呼籲民眾隨身攜帶環保筷、購買具環保標章或標示碳足跡的綠色商品，環保署將於10月26至10月29日舉辦「綠色生活博覽會」，提供各種綠色消費資訊。

▲碳足跡標籤的產品會計算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圖文／楊萬雲）

綠色生活博覽會共分為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面向，由20個縣市、15個環保團體和80家民間廠商共同組成，展示各種生活上的綠色商品。環保署長沈世宏表示，除了綠色生活博覽會，環保署也將舉辦環保標章國際研討會，4天的展覽期間，還有綠色城市創意展，提供民眾許多環保資訊。

「綠色生活，指的是有限使用資源，不破壞自己的身心、也不破壞地球環境。」沈世宏說，政府的功能是提供許多資訊，讓民眾了解怎樣的消費最符合生態永續，讓消費者做出最好的抉擇。

環保署所展示的環保商品共分兩類，包括已申請碳足跡標籤的商品，以及附有環保標章的產品。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簡任技正李金靖舉例，附有碳足跡標籤的產品，會將整個產品的製造、直到廢棄物回收處理過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全部進行計算。

計算首先由輔導單位來初估，之後交由驗證單位審核，最後由環保署的技術審查小組來評估，通過後才會發給碳足跡標籤。民眾能透過碳足跡標籤，了解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至於附有環保標章的產品，李金靖以洗碗精為例，這樣的洗碗精能快速被生物分解，且無添加環境賀爾蒙，減少對環境的傷害，洗碗精瓶身也不使用PVC材質，減少毒害。他指出，許多市售的洗碗精強調洗滌能力，卻會讓生物在分解時花更多時間。其實環保標章的產品清洗效果完全一樣。

▲具環保標章的洗髮精，使用有機植物萃取，不含化學成分，不會造成身體負擔。（圖文／楊萬雲）

▲具有環保標章的洗碗精，瓶身使用無PVC的材質，減少毒害。

（圖文／楊萬雲）

除提供綠色商品環保署也從今年開始推廣綠色旅館。管考處助理環境技術師莊炳義說，所謂綠色旅館指的是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品的旅館，為了鼓勵民眾自行攜帶盥洗用品，這些旅館會提供住房優惠，吸引民眾響應，目前已有162間旅館加入綠色旅館的行列。

「環保署推出綠色硬幣，自備盥洗用具的民眾可以和旅館交換綠色硬幣，每收到一枚綠色硬幣，旅館將會捐出一定金額給民間團體推動環保工作。」莊炳義表示，目前許多大型旅館還無法配合，環保署將輔導旅館業者推出「綠色房間」，鼓勵消費者身體力行實踐環保。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1921年，台灣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當時的民眾尚未知曉民族自覺、民主主義等概念，身為醫生的蔣渭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引介西方民主思潮，奠定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民國100年，正好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90周年，10月17日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紀念日，文化協會特地發行當時會訊的復刻板，舉辦系列活動，邀請民眾回憶台灣民主運動的濫觴。

台灣文化協會由蔣渭水一手促成，吸引上千名知識份子參與，第一任理事長由林獻堂擔任。總統馬英九參與台灣文化協會90周年慶祝活動時表示，文化協會除了固定發行會刊，台灣文化協會也在各地出版「台灣民報」，舉行讀報會，讓許多不識字的民眾也能跟上社會脈動。

▲台灣文化協會創立90周年，總統馬英九受邀出席致詞時，特別推崇蔣渭水等人對台灣社會影響深遠。（圖文／楊萬雲）

此外，台灣文化協會時常舉辦藝文活動，邀請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來講述台灣史與西洋史，而蔣渭水則教導民眾公共衛生的常識。文史學家秦賢次表示，原本台灣的抗日運動多以武裝抗爭為主，直到1915年台南的西來庵事件後，台灣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武裝抗爭也逐漸消失。直到1920年，新民會在日本成立，之後抗日浪潮由海外推往台灣境內，隔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讓抗日運動走向另一個階段。

「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就標榜不碰政治，因為他們不希望受到日本總督府的干擾，因此選擇以和平方式提昇民智。」秦賢次說。

不過文化協會多少引發日本總督府的關注，總共發行8期會刊，目前只剩下第3、第4期，而且各剩一本，剩下的全都遭到銷毀。

前台北市文化局長廖咸浩指出，「渭水春風」這部戲中，蔣渭水診斷台灣病症時，點出台灣「文化低落」的病根，文化協會著重引進西方思潮，因為他們意識到，反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知識。

叱吒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陸續影響了1930年代許多文學作家，包括後來的賴和等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黃信彰說，1920年代前，台灣人不知道何謂解放，也不知道要解放什麼；1920年代後，西方民主思潮的引進，為後續的黨外運動立下基礎。建國百年、文化協會90周年的時刻，回顧這些歷史格外有意義。

▲台灣文化協會17日舉行成立紀念日，特地發行當時會訊的復刻版。

（圖文／楊萬雲）

【記者張舒涵台北報導】「5塊錢，能做什麼？」每到午餐時間，泰緬邊境難民營裡的學童捧起裝滿食物的碗，低頭喃喃禱告，感謝外界捐助，讓他們得以幸運地享用一餐。一餐新台幣5塊錢，盤中擺放簡單的碎肉拌飯、蔬菜，孩子們雙眼閃爍，笑容滿溢地努力扒著飯，一粒米都不敢浪費。

「我也想要回到家鄉，就算生活不自由，就算沮喪也沒用，只有待在這裡才能平安活著。」泰緬邊境的少數民族老嫗皺著眉頭長嘆。緬甸自從1960年代內戰後，受軍事獨裁高壓統治，造成境內經濟停滯，百姓生命持續受戰火威脅，泰緬邊境多年來持續湧入一批批百姓，放棄緬甸家園投奔泰國。

▲泰緬邊境的偏鄉學童，因為到學校需要2到3小時的路程，所以放學後需要放棄玩樂的時間，在天黑以前趕回家。（圖／台灣海外和平服務團提供　文／楊萬雲）

在泰緬邊境難民營從事人道援助服務的台北海外合平服務團（簡稱TOPS），20多年來持續在邊境達省的3座緬甸難民營和貧窮村落，提供4千位難民孩童營養午餐和教育服務，經營40座幼兒園。TOPS泰國工作領隊負責人李榮源說，邊境上擠入15萬位難民，他們的身分不被泰國政府承認，因此不得自由工作、謀生。一個家庭每個月領一袋白米、一包乾糧維生，一天只吃1到2餐，如今人口不減反增，一代又一代成長、結婚生子，在各國非營利組織協助下，讓下一代接受教育。16日李榮源受台灣家長的邀請，舉辦泰緬難民學童的教育親子分享會。

「他們有糖果吃嗎？」「有沒有電動玩具可以玩？」談到泰緬難民學童的處境，台灣學童天馬行空想像著，好奇地向李榮源提問。

▲小朋友對於泰緬難民學童的狀況十分好奇，天馬行空的提問許多問題。（圖文／楊萬雲）

「他們沒有水、也沒有電可用，更別談糖果或電玩。」李榮源說，難民營一天只限2個時段供人取水，家長往往需在放學後趕緊拎著孩子去洗澡，來不及則要趕往河邊洗澡。學校下午2、3點就得讓孩子放學，「因為沒電，天色一暗學校什麼都不能做。」邊境學童不比台灣，李榮源說，由於電力匱乏，學生沒有課業壓力，加上娛樂不多，一回家學生會趕緊把功課做完；少數學童要花上2、3個小時，翻越小山才能返家，別人玩耍時，他們常焦急地說：「我家很遠，要趕路才行。」

茅草木頭搭建的簡陋學習空間，殘破不堪的二手文具仍重複使用，一個10坪大的空間，在台灣或許是1間個人房，在泰緬邊境變成一間容納7、80人的小教室。為節省空間，必須在設計上「變魔術」。李榮源說，中午一到，老師變褓母、書桌變餐桌；午休時間一到，餐桌再變通鋪。教室的竹製地板，夏天涼爽舒適，但冬天寒風會趁隙灌入，老師們只能拿草席為學童擋風，讓他們別再顫抖入眠。

「只要有人教、有人學，就是學校。」李榮源說，泰國政府限制外人進出邊境難民營，因此TOPS只能培訓同樣難民身份的人擔任老師，這些老師常由國小5、6年級學歷以上的家長擔任，他們自願領取極微薄的薪水，付出愛心照顧學童，課程以英語、泰語、緬甸語、數學為主，受限於環境，學生往往從小就學會至少3種語言，卻反而變成一種學習優勢。

泰國政府擔憂邊境難民據地為王，不允許他們到境外謀生，也不得擁有農地，他們只能在住家旁種植少量的蔬菜、辣椒。李榮源記得，一開始邀集孩子到校上課，請家長替孩子帶午飯，往往只見少量白飯和辣椒，TOPS憂心學童營養不良，向各界籌措經費，辦理每天每人5塊新台幣的「學童營養午餐計畫」。

泰緬邊境難民營的學童雖然沒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卻比別人更認真聽課，把每一天的學習當作最後一天，把每一碗飯當作得來不易的寶貝，一點都敢不浪費。分享會後，多位台灣家長有感而發：「從沒想過5塊錢能做這麼多事」、「應讓孩子體驗缺乏物資的生活」；也有孩童體悟：「不該浪費食物和玩具，應珍惜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