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郭琇真台北報導】相較於白色正義社會聯盟日前走上街頭呼籲學生團體離開立法院，讓社會恢復「安定」；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有不少家庭現身街頭力挺學生，有些家庭甚至帶著剛學會走路的孩子露宿街頭，他們不希望留給下一代是民主、人權、自由倒退的社會，他們要孩子勇於認識社會，懂得為自己發聲。

（上圖）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30日參與反黑箱服貿凱道集結活動，促進會認領了「公民憲政大道」一頂帳篷，舉辦「用繪本談服貿」活動。

18日晚間9點當學生團體衝入立院占領議場，譴責國家民主程序危機時，當晚，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已有2組家庭成員在濟南路搭起帳篷，相挺學生行動。

經過13天，前來聲援的家庭不減反增，帳篷數從原本的2頂增加到17頂。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張淑惠說，家長常因孩子而缺席公民運動，當初的想法是利用1、2位家庭站出來的方式進行接力，沒想到陸續號召到這麼多家庭。

「民主社會的公民要有『共好』的信念。」張淑惠認為，公民不能只在乎自己家裡的事情，而是要站出來督促社會一同前進，努力讓他人生活變得更好，帶著孩子站出來，透過身體力行，把觀念傳遞給孩子。

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去年4月才成立，有不少家長力行自學教育1至2年。促進會成員、家住台南的羅青真，這兩週協同丈夫和孩子，二度北上聲援反黑箱服貿運動，她自嘲從小生活在「民主匱乏」的時代，直到生下孩子，透過孩子單純無畏的思考發現，過去教育、社會體制所教導的價值，使得這一代的大人思想被綁架、定型，面對孩子常展現出權威心態，這樣的省思啟發她想成為「完整的人」。

北上參與行動後，羅青真和部分自發擔任糾察的學生聊天後發現，他們每個人的行為雖然相同，但腦袋裡對服貿議題的思考卻很不同，促使她一定要帶孩子來現場看看。

張淑惠說：「我們這一輩父母在威權時代成長，教育過程隨時處在害怕的狀態，怕得罪老師、父母，但這一青年世代的孩子成長在進步的社會，他們有思考力和行動力，大人不應再將過去的經驗強壓在孩子身上，孩子一定知道他們選擇走上街頭不會輕鬆，我們要尊重他們的表達，並信任他們。」

面對社會部分聲音指責這場學生運動所造成的混亂，張淑惠認為，很多事情不該只看表象，好比親子共學堅持「不打、不罵、不威脅、不恐嚇」的教育宗旨，依循這樣教育理念，家庭其實隨時處在混亂的狀態中，他們必須不斷地說，從孩子的角度說，促使孩子放下搶來的玩具、打人的行為，因為著重溝通和理性思辨，家長和孩子都能有所進步。

張淑惠表示，國家的未來不應只有經濟的單一選項，如今政府可以為了簽署服貿動用警察權鎮壓學生，人民連體制內的救濟都沒了，處在一個退無可退的境地，她不希望留給孩子的是個民主、人權、自由一再限縮的社會，她不希望孩子的童年活在唱唱跳跳的歡樂環境中，這樣反而置他們於無知而危險的狀態，她要讓孩子認識、接觸真實社會。

▲促進會藉由獨立教育工作者研發的《交換》繪本，闡述自由貿易的運作與根本價值。（圖文／郭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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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文鈴專訪】立法院議場3月18號開始停擺，層層警力與守衛學生嚴格控管進出議場入口，議場一樓共有8個門，除了8號門可進出，其餘都被學生以大批堆疊起的椅子擋住。平時，便當等物資則由3號門送進議場。每一道門是一個工作小組，小組自主管理換班時間，輪守同學爬上以童軍繩捆綁成山的椅子上守衛。

輪班站崗 抓緊時間充電

負責3號門的成員至少有5人，物資送來時互相幫忙。世新資管系畢業，剛退伍的「洞同學」23號才進來議場，但他已不打算離開。他說，自己不需要犧牲上班或上課時間，既然有空檔，就想進議場做大家的後盾。「我想和外界的人說：不用太擔心內部安全，這裡有醫師和律師，還有資深長輩在，大家都會互相照顧。」

醫師團每天輪班，巡視正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學，聊聊天、關心同學身體狀況，若同學休息不夠就會強迫同學自主休息。以守議場3號門的同學為例，每3小時輪班一次，彼此看默契輪班。「洞同學」說，這是長期抗戰，一定會讓同學休息時間夠、健康不能受影響。他進議場以來，都沒有緊急狀況，平時只是固定換班。

秩序把關 避免破壞形象

採訪當下，另一名同學緊張地跑來告知：外頭廣場突然有大批警力集結，要提高警覺。了解後，發現可能只是警察換班，但顧守門口的壓力可想而知。

還未進入議場時，光看媒體報導以為裡頭很混亂，進來才發現，裡頭「有秩序到恐怖」，同學們想盡辦法維持秩序，不想讓外界對占領議場的同學觀感變差。不同工作小組的同學，除了盡自己本分，也不造成別人麻煩。避免決策小組的工作已夠繁重，還增添他們的麻煩。

不願意做一個不表態的人

這是「洞同學」第一次這麼積極參與社運，以往，他頂多上街遊行，也曾到大埔待過2天。他說，自己不願再做一個不表態的人，至少想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說不定會有更廣的視野，之前的世界就這麼小，願意傾聽大家的意見，就像聽一場演講，聽到一句話就影響你一輩子，願意去花一點時間，總比老是在家裡睡覺更有意義。

因為他開始傾聽不同立場的聲音，視野或看事情角度也跟著變廣。對於立場不同或了解不夠深入的朋友，他不會強迫影響對方，或要求對方表態，但他會和他們述說自己想法。而知道他進議場的朋友為他加油，對他說：「我沒有勇氣像你這樣做，我就支持你的行動。」

他認為，台灣是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聲音的機會，以前躲在別人後面等人家決定未來，現在自己終於能盡一點小小力量，「我願意站出來挺大家，不管我是支持與否、了解全盤與否。不能讓其他人處決你未來待的世界。」

（圖說）世新資管系畢業的「洞同學」負責看守立法院議場的3號門。他表示，在議場中聽見各種立場的聲音，自己看事情的角度也跟著變廣了。（圖／黃文鈴　文／李宥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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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

在師資培育階段，師培生大多會學到「教育是什麼」的各家論述，總結起來，我們大概都同意：教育是人格養成的過程，讓每個個體自我實現，全面發展。為了達成這樣崇高的目標，每個學科的教師無不希望告訴學生什麼是數學物理之真、什麼是文字藝術之美，以及什麼是人文社會之善，透過認識世界、認識時間、認識人群的方式，最後認識自己想要什麼。

（上圖）「學習共同體」用民主的對話取代灌輸，用問題質疑教條，讓學生由下而上地掌握自身的學習過程；故杜氏認為，實踐「學習共同體」也應該要挺學運。（圖／廖雲章）

但從進入實習一直到取得正式教師為止，新手教師開始發現教學現場與師資培育是兩個世界。學校在意的是進度，是課本，是考試，來自於大學校園的你，突然發現你的崇高理想沒有任何人在意，反而你該在意如何在有限時間上完課本進度，在意導師班上的學生有沒有出亂子，在意如何完成教育部與學校的政策。

在理想與現實之中掙扎的你，原本以為大多數學生會挺你的另類教學與帶班，你希望多補充、多討論、多回應，沒想到，學生不是等著老師趕快把重點抄在黑板上，要不然就是等著你說出正確答案，也有些人，身體雖然還坐在那邊，但思緒早已從課堂中逃離。

這些現象，才是目前學校教育的常態，如果我們要略加描述，大致會有以下特徵：

首先，在中小學全日制的學校架構下，學生無法選擇自己要上那些課程，也無法選擇要上那些內容，因為他們要學什麼、要認識什麼，都是由一群權威決定。因而學生認識到自己無法掌握學習，或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而學習。

其次，教學過程被切割為細瑣的學科與節數，這些時間空間的分割，不是以學生的需要、動機與愛好做為考量，反而是從技術性上團體管理作為根據。這使得學生更無法控制自己的學習。

第三，教室 的主人是教師，他們負責將權威所決定的具有價值的知識，單向傳授給學生，學生的任務是儲存知識。由於學校合法壟斷頒發畢業證書的權力，反過來強化課堂知識的正當性與重要性，使得課堂外的知識變得不那麼重要。

最後，在一個班級中，大多數人對眼前的課程毫無興趣，所以在教學上，教師必須鍛鍊引起動機、激勵學生，與維持專注程度的各種技術。在技術之外，則必須不斷控制秩序：「禁止講話」、「禁止睡覺」、「禁止看自己的書」、「禁止吃東西」、「禁止玩手機」、「剛才上過廁所不准再去」，這些律定的項目細瑣且永無止盡。

如果只觀察學校內部，這些特徵的表層後果，是讓學生逃離課堂也逃離為了自己的學習，少數學生成為成功組，大多數學生飽嚐失敗挫折，同時也讓教師在追求進度與維繫秩序上身心俱疲，失去教育熱忱；但當我們將視野移至觀察學校與外部社會的關係時，這些特徵的深層後果，是教學技術之外的控制，發揮了近似軍隊與警察的政治職能，而經歷12年打磨出來的準則：「服從規則」，也符應至未來的統治關係與僱傭關係之中：社會可分成「人生勝利組」與「魯蛇組」，權威者的論述才是正確且具有價值的，而勞工就是應該配合公司的管理，他們無法決定要做什麼，他們唯一應該清楚知道的一點就是：服從官員／老闆的指令。

為了解決學校內的困境，這兩年北北基強力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企圖將學生拉回教室，從「勉強」（和製漢字，大略意指為了考試而讀書）轉換回學習，當學生解放的同時，教師的壓力與焦慮也隨之釋放。

這套教學模式要求改變課堂中的風景。既有的教學中，教師就像是國王，站在講台之上一個人單向地向台下的臣民──學生灌輸知識。但是，學習共同體要求教師走到台下，他必須拋出問題讓學生討論，教師的角色比較像是蘇格拉底所說的「助產士」，他透過精鍊的語言將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的對話編織起來，產出知識。在這過程之中，4個人一組的學生彼此是合作的，但卻又是自主的，因為他們通過對方的意見發現自己的盲點，並在共同追尋「為什麼」的過程中得到自己的答案。

此外，教學要以幾個重要問題為基礎，重點在於學生的討論狀況，例如延伸到何種程度，有沒有遇到難以前進的關卡，而非有沒有上完進度。因為若無法理解吸收，就算進度上完學生還是沒有任何成長。於是，當國王從台上走下來，它所背負的重擔也消失了，他不用再一個人為整個教學過程負責，有多一點的空間能實踐當初的理想。

這套模式，的確為教室內帶來了翻轉，從以往的教師為主體，落實老生常談的要以學生為主體，但若僅止於此，就忽略了「學習共同體」之中的基進意涵，因為它不僅僅是作為解決表層後果的技術，更賦予師生改變深層後果的能動性。這個能動性，在於它根本翻轉並拒絕了從上而下的權力宰制關係，要求教師反思自身的權力位置，用民主的對話取代灌輸，用問題質疑教條，讓學生由下而上地掌握自身的學習過程，「學習的革命」，其革命意義就蘊涵於此。

因此，若你支持「學習共同體」，當政府只喊著「絕對有利」就逼人民一定接受，規避各界的質疑並不願討論時，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類似於過去的課堂風景？當各國資本藉由自由貿易協定，挾持國家推動所謂的經濟全球化時，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各國魯蛇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姿態，就像是學校裡頭被「勉強」逼迫的學生身影。

實踐「學習共同體」也應該要挺學運，除非你僅僅是把它當作教育局正在推廣的流行，而你也只是想潮一下而已。（代理老師）

▲學生高舉「我們是民主的台灣」的巧拼板表達心聲。（圖／廖雲章）

▲學生以太陽花和香蕉為主體，製作諷馬的裝置藝術。（圖／廖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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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郭琇真台北報導】面對總統馬英九二度召開記者會，仍不願承諾學生團體「先立法，再審查」的訴求，330由數十個公民團體聯手舉辦的反黑箱服貿凱道集結如期在下午1點登場，參與群眾一路從凱達格蘭大道四散延伸到台北車站、仁愛路、信義路等，據主辦單位統計，這場抗爭遊行有近50萬的民眾參與。

（上圖）30日下午律師團抵達凱道後，沿中央通道列隊走向活動舞台。（圖文／楊子磊）

330凱道集結行動下午1點開始，上午，近50個倡議勞動權、居住權、原民權、教育權、醫療權等公民團體便沿著中山南路兩側，搭起帳篷，組成「公民憲政大道」，以街頭肥皂箱讓前來聲援運動的群眾能了解各式公共議題的現況。

各界上台發言

下午1點，主舞台在宣讀非暴力行動守則下拉開遊行序幕，不少學生團體、學者、產業代表紛紛上場發言。

全台首度響應罷工行動的萬泰銀行工會理事長方姚駿指出，金融業雖然在此次服貿協議下獲利最大，但這些利益卻是財團拿走，面對服貿，基層員工最後要面臨的是公司被合併、被裁員減薪的處境，因此他們決定在4月2日於公司內舉行罷工投票，要求公司表態。

土木技師公會代表拱祥生說，從《看見台灣》紀錄片可知道，台灣東部的礦業開發已到了嚴重的地步，這次服貿協議卻開放「附屬性礦業服務業」，讓大陸地質技師可來台從事地質分析的工作，換句話說，民眾到醫院做健康報告，檢查是由台灣醫師負責，報告卻由大陸醫師分析，這就保育和國土保安立場看來都非常不可行，他堅決反對這次的服貿簽署內容。

Freddy：對等只是表面

閃靈樂團主唱Freddy則指出，服貿生效了，對於音樂圈也有重大的影響，因為服貿協議21項和41項開放台灣可到中國設立live house、中國也可來台設立展演場所，看似對等，但實質開放後音樂圈的自由創作一定會受到中國官方的限制，誰不知道在中國辦表演要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送資料、送歌詞不需要經過審查？他強調，服貿協議並非上面怎樣寫，台灣就可以絕對主導，屆時，如果再加上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台灣和中國的表演場所一體化，業者為了讓演出成本降到最低，台灣現行自由自在的策展空間一定會受到影響。

陳為廷：政府仍沒誠意

一系列公民代表短講後，下午3點活動進入「譴責國家暴力」主題，不少參與323占領行政院行動的學生和醫師紛紛上台發言。接著，數百位律師團呼籲，將永遠和和受傷民眾站在一起，透過法律手段控訴國家暴力。

318學運代表陳為廷約在下午4點多現身舞台，痛批馬政府至今仍不願與民溝通，不願提供人民參與服貿審議的空間。

陳為廷指出，總統馬英九29日晚間的記者會的發言，並非如多數媒體所講的「正面回應3訴求」，事實上，那場記者會只說明他最大的善意是「讓服貿回到立委張慶忠30秒快速通過前」。

陳為廷無法理解，政府為何連人民參與的空間都不願給予，卻口口聲聲說著為人民的未來，他認為，這樣的矛盾是台灣人民都需要去共同面對的，這已經不是一場學運，而是一場「行政專斷獨裁以及人民要求民主深化」的抗爭。

▲由數十個公民團體聯手舉辦的反黑箱服貿凱道集結活動3月30日下午如期登場，根據主辦單位統計共有50萬民眾參與。（圖文／楊子磊）

▲閃靈樂團主唱Freddy表示，服貿協議在音樂圈方面看似對等開放，然而台灣的作品要前往中國演出難保不會受到中國官方的審查。（圖文／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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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威撰整理報導】德國的聯邦司法部發布命令，所有政府機關必須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據《衛報》報導，德國政府希望透過公布法令的方式，讓語言的使用符應於處於變動中的性別觀念。

Der、die還是das？德文裡，這幾個字等同於英文定冠詞the，不同的是他們分別代表著陽性、陰性及中性。幾世紀以來，陽性、陰性或中性的使用規定，似乎是任意指定的結果，這對母語不是德語的人來說，造成不少的困擾。

「在德文裡，一名年輕女仕沒有性別（中性），但大頭菜卻有（陰性）。」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曾在〈糟透的德語〉裡抱怨：「想想看，我們是多麼地敬重大頭菜，而又多麼地不尊重女孩兒們。」

不過，情況似乎開始發生變化。德文對於性別的態度，不斷在改變當中，有些學者們認為，完全廢棄帶有性別的冠詞，或許是最可能發生的必然結果。

譬如有人說，梅克爾將不再是陰性定冠詞的「德國總理」（die Bundeskanzlerin），而是中性定冠詞的「德國總理」（das Bundeskanzler）。有些人則認為，非以德文為母語的人，早已習慣地使用陰性定冠詞，這很可能會成為默認的使用方式，譬如警察不再是der Polizist，而是die Polizist。

德文的改變，在大學校園裡特別顯著。當大學不再是男性的特權堡壘，在寫信的時候，究竟該寫sehr geehrte Studenten（親愛的男學生們）還是sehr geehrte Studentinnen（親愛的女學生們）？

在刊登徵才廣告等正式文件裡，也經常遇到這類問題，所有這些正式的文件會選用像是Student(inn)en之類的混合字。但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妥協結果，因為它顯示了任何職業的原初型態，仍被假定為陽性。

現在，德國的聯邦司法部強調，所有公部門機關的文書，都要堅守「性別中性」的原則。學校老師在寫信給學生時，不再使用Studenten（男學生），而是Studierende（學習者），藉此迴避性別的問題。

語言學家普施（Luise Pusch）表示，長遠來看，這類解決辦法也許顯得太過複雜。她表示，現在這樣的妥協，男性最後會覺得很受挫，因為這涉及到根本的問題。德語逐漸在簡化定冠詞的性別，就像英文在中世紀所歷經的改變一樣。

「語言應該是舒服的、公平的。」普施說：「此時此刻，德文是非常舒服的語言，但卻是非常不公平的語言。」

不少語言學家質疑，語言是否會因為人類的意志而扭轉。「要靠立法來改變文法是困難的，即便如此，這樣的改變也要歷經好幾個世紀。」柏林自由大學的語言學家史德法諾維奇（Anatol Stefanowitsch）表示。

但他也指出，像是低地德語（Niederdeutsch）等方言，已經失去陰性與陽性的嚴格區分。舉例來說，低地德語的男性及女性，就被簡化為de。

（圖說）德國柏林一間教室中，德國總理梅克爾在黑板寫下她的名字後發表演說，圖攝於2013年8月13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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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謝雯 整理報導】科技幫助坦尚尼亞街童改善生活，甚至為他們帶來了收入。

根據《半島電視台》報導，19歲的庫瓦（Kulwa Joseph）不久前脫離了在街頭流浪的生活。「我在街頭流浪了超過10年，從我6歲起就開始了。現在我在根源與文化基金會（Roots and Culture Foundation）工作，靠著製造、販賣藝術品給觀光客維生。」他說。

通訊聯絡 增加工作機會

最讓他感到驕傲的財產是他的Techno手機；螢光綠色的耳機在他的脖子上晃來晃去。「我用我賣畫和藝品的錢買了這支手機。」庫瓦說。

他表示，因為使用手機，人們有工作時可以打電話通知他，他也能以電話和顧客談論藝術。「這支手機讓我脫離了悲慘人生。」他說。

《半島電視台》在坦尚尼亞街頭進行調查，共訪問了24名街童男孩。當中只有5人確實擁有手機，但所有人都說他們知道如何操作手機。這5名男孩都因為擁有手機，使他們支付得起居住房間的費用，還能帶來一些收入。

坦尚尼亞目前尚未推行將科技帶給街童的計畫；然而，就算沒有任何來自機構的協助和計畫，手機確實改善青年的生活。

坦尚尼亞第二大城汪薩（Mwanza）有70萬人，這裡有數以千計的街童，多是從坦尚尼亞各地鄉村來此討生活的。這個地區處境堪憂的兒童人數無正式統計，但在汪薩運作的英國非政府組織「鐵道孩童」（Railway Kids）估計有1萬7千人。

據發展專家暨開放機構（Open Institute）社群領袖歐立科（Simeon Oriko）表示，讓處境脆弱兒童擁有手持電子設備能改變他們的生命。

「通訊科技是街童能透過科技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之一。知道那些資訊是重要的、以及誰想要這些資訊，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年輕人可以將臉書作為行銷工具，或是透過線上學校學習更多。接著，他們可以教年紀更小的孩子行銷技巧。」歐立科表示。

淪落街頭 各有無奈背景

這些街童有的是因貧窮而離家，有的是因為受到身體和性虐待，有的則是為了支持家計犯了偷竊罪，最後只得離鄉背景。

13歲的約蘭（Joram Joel）表示：「我父母離婚了。媽媽去島上捕魚時消失了。爸爸娶了新妻子，我和他們一起住。有一天，老鷹來了，把農場上的小雞全吃掉了。當爸爸問說發生什麼事時，他說如果是我把小雞弄丟的話，我就必須離開，除非我把小雞找回來。所以我從鄰居家拿了一隻雞，替代那隻被老鷹吃掉的雞。鄰居發現後跟我爸說。我爸打我並叫我滾出去。現在我幫那些經營小吃攤的太太洗盤子、偷跑進酒吧看電視、躲在岩石縫隙中睡覺。」

18歲的維佐（Wezo）是8名街童的頭頭。維佐及他手下的男孩說，他們每天都遭警察騷擾，更常毫無來由的被逮捕。他說：「當一名街童犯罪，所有的街童都會被認為有罪。我們沒有方向，也沒有任何保護。」維佐解釋：「黑道會強迫小孩子幫他們偷竊，或是更嚴重的虐待孩童的身體。」

維佐則想要自己開始經營一個小生意，販賣茶飲或雞蛋來自立更生。「我會使用手機，我希望自己也有一台。我知道人們在手機上使用臉書和遠方的朋友對話。」他說。他表示，現在他「只想保持忙碌，不要被送進監牢。」

汪薩地區警務專員莫洛沃拉（Valentino Mlowola）認為街童是一個「跨界議題」。

「沒有單位能夠單獨處理這個問題，許多部門都有義務處理。警察部門必須處理犯罪行為，其他單位及社群也必須探討為何有這麼多兒童在街上。警方有一些解決辦法，社會福利及地方政府也必須要介入。如果街童被逮捕了，最後只會和重罪犯混在一起，那就會被影響……。你的監獄能容納這麼多人嗎？」莫洛沃拉說。

坦尚尼亞刑法第176條指出，無故在外晃盪的兒童最高可處1千坦尚尼亞先令（約新台幣18.3元）並監禁3個月。維佐表示：「那些可以用手機連絡朋友來幫忙的男孩，比較不會被打或被監禁。也因為有手機，他們會被認為是比較合法的商人。」

組織贊助科技學習 改變命運 

莫汪端加（Joseph Mwandwanga）是根源與文化基金會的經營者。該組織是一個幫助街童的小型社區組織。當被問到街童的第一需求時，他回答：「教育及銷售技巧。這些孩子有各種不同才能。其中，有人是特別有天份的藝術家，得到贊助得以進入巴葛摩右（Bagamoyo）的藝術學校就讀。贊助者還送給他一台筆記型電腦，現在這個孩子正在學習視覺設計、使用臉書、收發電子郵件及Skype。」

在許多坦尚尼亞人民尚缺乏使用手機的經驗之時，這項科技已經對許多男孩的生活造成了戲劇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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