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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世界史的缺口，失落的三千年文明史──追尋之旅（西元前1000-1492）
一窺無國、無家的猶太人，如何在帝國與強勢文化的圍攻下，保有自己的價值。BBC名主持人西蒙•夏瑪耗時40年，書寫猶太人的歷史。西方權威主導的歷史，是基督徒的歷史，是想像的歷史。當訴說的角度與材料被宗教、政治力量左右；當人們聽見的聲音、閱讀的史書全被強權論述掌控，歷史便裂開大口，有了空缺。
猶太人的歷史就是缺口的歷史，在主流書籍裡，猶太人只有掌握金權、受迫害的那一面，但實際上他們在這世界上的角色比我們想像得都要深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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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選摘（節錄）
追蹤摩西足跡的人雖然把自己看成是現代人，但像斯坦利，他們也同樣熱切希望把自己當作當年的以色列人及其領袖。斯坦利在一八五二年曾興奮地寫道：「毫無疑問地，我們走在以色列人當年走過的路上。」他認為，點綴在沙漠中的一叢叢多刺野生金合歡，就是《出埃及記》第三十章描寫會幕時提到的皂莢木（shittim，或什亭木），也肯定就是所謂的「火燒荊棘」。博學之人會保持清醒以免落入怪異傳說，然而在被認為是以色列人一度暫停，隨後又自此地出發的艾因穆撒，亞瑟．斯坦利卻全然沉迷於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獨有的聖經式浪漫。「今晚，我看到了落日後的星光乍現，也看到了一輪滿月，站在向遠處延伸的沙漠上，另一邊是深黑色大海的湧動和阿塔卡（Atakah）山頂閃動的銀光。」
在威爾遜軍備勘測隊中，愛德華．帕爾默算得上是一位古怪的抒情詩人，同時是一位貝都因民族誌學者，還是一位研究穆斯林流變和摩西史詩的專家。嚮導和修道士每天都對著那些西奈朝聖者和觀光客胡說八道，雖然帕爾默對這種此懷有一種善意的懷疑，但有時在深山中的要塞裡，他也會發思古之幽情，陷入思考：「無論怎麼看待這些傳說的真實性，都不能使我們擺脫心中的敬畏之情。」在拉蘇撒費（Ras Sufsafeh），他面對岩石表面的一道裂縫，完全把科學拋到了腦後，陷入了對「神跡」的思索，流露出一種拉斯金（Ruskin） 式的山水詩情懷：「多麼莊嚴而可畏的岩石，它彷彿平原上聳立起的巨大峭壁，輕蔑地擬視著地上的世界。說到見證古老律法，又有什麼東西能比這堆灰白的石頭更有資格？」突然間靈光乍現，他又接著說道：「摩西可能就在此僻靜之地與長老們分開，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就能明白，『十誡』正是自這道岩石裂縫中頒布的……誰又能說，飢餓的以色列人不是在我們面前這片暗黑土地上受到誘惑而犯罪，吃下了獻給亡者的祭品呢？」
被他們稱作「神聖地理」（sacred geography）的樂觀主義，開始壓過科學調查的責任。當《西奈軍備堪輿全圖》（Ordnance Survey map of Sinai）於一八七○年以大開本、藍色封面出版時，《出埃及記》中的相關章節就標注在地名的上面。所以，拉哈平原（Raha）的上角標有「《出埃及記》19:12」，表示這是以色列人聚集的，真實的、「冒煙」的西奈（何烈）山前面的那塊地。帕爾默樂觀地宣稱，在沙漠綠洲中發現的一片石頭地基，肯定是當年以色列人營地的遺跡，其他人對此並無異議。對西奈進行勘測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這項工作將使「出埃及」這一事件，通過詹姆斯．麥唐諾的一幅幅照片，不僅在那些追尋以色列人足跡的人──考古學家、測量員和士兵──心中，而且在歐洲和美洲的廣大讀者心中，變得「真實」起來。
麥唐諾在照片拍攝過程中，面臨各種極端的困難：不僅要在熾熱的沙漠中製作濕火棉膠片，拍照時還要有足夠長的曝光時間，然後還要在帳篷裡把照片洗印出來。儘管如此，他還是變戲法似地，莊嚴呈現出了西奈山巒的形象，從而深深印在那些希望親眼目睹摩西曾經佇立，並從上帝手中接受「十誡」和律法書之處所的人腦海中。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他要在深深河谷和高聳的山峰之中，找出一個個上演過偉大史詩的小型圓形劇場。或許像愛德華．帕爾默一樣，這位上士內心升騰著一種絕對的信念。而毫無疑問，那些購買了這本令人震撼的攝影集（總計拍了三百多張照片，書中收錄一百張），或者說，進而感受到這些壯觀景象的人都會覺得，擺在他們眼前的，就是當年摩西創造一神教時的現場。
正是這些文字、形象、測量與地圖的完美融合，再現了這個故事的各個情節，雖然這個故事就形式而言只屬於以色列人，但在這些神聖的地理學家心中，其中的重要時刻卻是屬於全人類的。它們敘述的歷史清晰可聞。在遙遠的古代，一個受奴役的民族，由於祖先與耶和華立約而自異邦世界解放，從而獲得了新生。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事件發生於西元前十三世紀拉美西斯二世 統治時期，完成於出埃及的神顯。據《申命記》記載，摩西接受了《律法書》並將其作為他在尼波（Nebo）山去世之前傳給後世的遺產，《律法書》賦予了以色列人「有約在身」的獨特意義。接著，他們與善於征戰的約書亞一起進入迦南，最終創立了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大衛王朝。在信奉多神的諸帝國中間，只崇拜一個獨一、無形的上帝，這令他們與眾不同。他們將這種獨特性用文字形式記錄在《聖經》中，具體制度化後凝聚在聖殿裡，經歷所有的塵世劫難。
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傳播這些核心的真理，可以賦予《聖經》敘事更多的歷史真實性。那些最不可能發生的奇蹟，可以作為詩意的誇張而不予採信，但正如語言學家對某些《聖經》文本寫作的線索進行辨識和追溯一樣，十九世紀晚期的這一代人，對《聖經》真實歷史的重新發現是具有開拓精神的。這是《聖經》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時刻。教長斯坦利在巴勒斯坦地區探險基金會成立之初所期望的經驗證據（empirical vindication），後來成為一代又一代考古學家的畢生使命，從世紀之交的查爾斯．弗林德斯．皮雷（Charles Flinders Petrie），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傳教士的兒子奧伯萊（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再到伊格爾．亞丁（Yigol Yadin）等眾多以色列「戰士」考古學家皆是。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儘管經過一個半世紀的不斷探索，卻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從東部征服迦南之前在西奈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天（比四十年要短得多）這段歷史的線索。在第十八王朝以後，埃及人唯一一次提到以色列人，是關於自己擊敗和驅散以色列人的戰事紀錄。後來，《聖經》研究的樂觀派指出，一切事出有因：埃及人怎麼可能會把他們自己軍隊被消滅的戰況紀錄在案呢？
在出埃及事件作為虛構的史詩被擱置起來之前，有個值得深思且難以避開的問題。學者們對於《希伯來聖經》中最早的古代文體的看法沒有爭議，而且有高度共識，比如〈紅海之歌〉和〈摩西之歌〉。這種文體與西元前十二世紀青銅時代晚期，近東地區其他相似的古體「詩歌」文學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他們是對的，在文體上，〈紅海之歌〉與腓尼基人的風暴神巴力征服大海的史詩有許多相似之處，那麼為什麼早期的以色列詩人在上述事件發生僅一個世紀後，卻創作出了如此具有自身特點的史詩呢？若非有什麼故事留存在民間的記憶中，那麼為什麼其中那些受奴役和被解放的可歌可泣情節，會完全不同於其他原型呢？有一種極端懷疑論的觀點，甚至虛構出一個當地的迦南人分支；他們居住在猶大山區，通過一段神秘的分裂、遷徙與征服的歷史，使之全然不同於其他迦南部落和城邦，且還至做了特別詳細的地形圖加以佐證。究竟為什麼會生出這樣的故事呢？
此即我們講述猶太人的真實故事時所處的背景。除了《希伯來聖經》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證據，可以證明出埃及和接受《律法書》的歷史真實性。但這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故事的某些情節沒發生過，例如：賣身為奴、長途跋涉，甚至後來重占迦南。因為正如我們所見，僅僅是希西家水道的發現，就足以證明《聖經》故事的某些篇章，毫無疑問地為真。
當然，我們不能在沒有證據，或只有反面證據的情況下憑空構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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