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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本世紀最危險的書，看了會崩潰，不看會後悔
★政治大學教授葉浩老師萬字導讀！
★撼動現代社會的根基、挑戰你我的信仰
★世上最宜居之處大多是民主的。為維繫民主，首先要反對它！
在這價值混亂、制度失衡，民主神話即將破滅的年代
人人都應該要有投下神聖一票的權利，錯了嗎？
民主其實很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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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倫南對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欠我們的一份病理報告／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讀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幾本書的總結，雖然出版於二○一六年，但稍早於英國脫歐公投，是時，川普也尚未當選美國總統。也正因如此，布倫南隨後聲名大噪並被支持者奉為先知，並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訪問對象，聲勢直逼受邀去日本職棒開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作為總結布倫南先前想法的本書，提出了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張。其核心論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運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備關於選舉爭議的足夠的知識，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響人民生活（例如：稅制、工時與基本工資、醫療保險給付比率）乃至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須交付到知識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畢竟，民主政治不該是讓這些欠缺知識，甚至連自己的無知都意識不到的愚民來實習的情境；據此，鑲嵌於民主制度的「平等」價值與「票票等值」原則，不但違背了人的天生智力與後天知識皆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事實，強行落實的結果只會讓原本可以替社會做出最好、最正確決定的少數人，喪失了投票的意願，淪為知識菁英與無知庶民的雙輸局面。
欲防範這樣的政治悲劇，唯有提高投票資格的門檻才行，而具體的方式就是讓所有人進行相關的測驗，過濾掉那些缺乏社會與科學知識的人，如此一來既能確保選舉結果的品質，亦可杜絕劣幣逐良幣的蔓延！
如此看似簡單的主張，其實包含了相當多的預設與判斷，值得我們駐足推敲一番。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述外另一個反民主並倡議知識菁英制的哲學家。這位哲人當然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作為知識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國》是批判民主的經典之作，當中的許多概念至今仍深遠地影響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治國猶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專業技術才能勝任，具備任何其他特質（例如：取悅大部分的人、受到眾人愛戴）都是不適切的考量，其道理不過像人病了就該找醫生那樣簡單。
事實上，柏拉圖還真的把安定的國家類比為健康的個人。就個人而言，根據他的理解，人的心靈或說靈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個性格穩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導，也因此有真正適合他的工作。一個社會上，慾望主導的人必然最多，而適合他們的工作就是從事生產，並藉此賺錢，畢竟，他們圖的不過是享樂。激情主導的人則應該擔任保家衛國的工作，且由國家供養，但不支薪，因為榮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錢財只可能讓他腐化。作為社會的少數族群，孩子共養、女人共享的共產制度適合他們。至於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帶漸寬卻始終不悔的少數中之少數，才適合擔任治國的工作。一來，唯有他們懂得真理、何謂正義，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國度；二來，如此理解的他們，不僅視錢財如糞土、榮耀如浮雲，更理解政治權力落入烏合之眾手上的危險，大則有亡國之虞而覆巢之下無完卵，小則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訴我們的。
是故，唯有讓握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掌權，成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視榮耀如生命的人則擔任衛國士，而其他眾人去拼命工作、生產以換取金錢，才是對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獲取他想得以及應得的事物，當然也是個理想且正義的國度。反之，無知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則是集各種弊病與不義於一身的政治體制。
實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讓人民按照正當法律程序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是鐵錚錚的事實。這是民主留給柏拉圖的創傷，也是政治哲學的起點。逃離納粹政權來到美國的猶太哲人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據此認為，政治哲學的首要大哉問乃是：懂哲學的人與不懂哲學的人，如何共存於一個社會？更抽象地說，以批判傳統、質疑已知為職志的哲學，如何存在政治社群當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不是嗎？
台灣版序（節錄）
中華民國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完全自由的立委選舉。詭異的是，雖然德國統一及前蘇聯各國自由與民主化的電視新聞，至今依然在我腦中栩栩如生，我卻記不得台灣這件事情在美國曾引起多少新聞媒體報導。很快地搜尋一下谷歌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記憶似乎沒錯：我所能找到當時記載每個主要歐洲國家選舉的英語文章數量，遠比記載台灣立院選舉的更多。
為什麼呢？我猜是因為西方世界雖然有著許多好聽的說詞，但依然把民主制度視為西方的東西吧。
中華民國在過去二十年內，已經發展成一個正常、穩定的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在對立的政黨之間和平轉移，與我們在美國看到的狀況大體相同。
當然，台灣目前的狀況依然異於常態。國民黨是一個國家主義的保守黨，最適合描述民進黨的詞彙則是市場自由主義（market liberal）或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政黨，而那些能夠被歐洲與北美認定為「左派」的政黨，在台灣沒有任何重要力量。此外，我們可以說台灣和新加坡很像，它的存在還一直處於真實的威脅中。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一直在重申自己的國家主義與威權主義，因此儘管在二○一○年經歷了改革並簽署了雙邊協定，我們依然擔心它會不會在某一天吞併台灣。
《經濟學人》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廣受引用的「民主指數」報告（Democracy Index），根據每個國家實現某些民主理念的程度高低，給予零分至十分的評分。台灣在二○一七年獲得七•七三分，在報告的標準中屬於「有缺陷的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y）。順帶一提，美國、南韓、日本、葡萄牙、比利時也被《經濟學人》評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得到和台灣相當接近的分數。因此台灣的得分在近一百七十個國家中，排於第三十三名。
雖然是「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台灣在選舉流程與選舉制度上幾乎得了滿分，這表示《經濟學人》的研究人員認為該國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真正自由公平的。此外，台灣在保護公民自由以及政府運作上的得分也極佳（沒錯，表現比美國好很多，雖然這大概稱不上什麼成就）。在這些評分項目中，台灣被打低分的則是政治參與度低，以及政治文化被認為有缺陷。
不過這兩個項目比較有爭議。一個優秀民主制度的投票率一定要很高嗎？此外，為什麼我們和《經濟學人》不能認為，人民對領導者與體制抱有一定程度懷疑但並非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優秀的政治文化呢？
我在前一本書《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提到，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尤其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科學家、哲學家、政客，經常抱持一種過於狹隘的公民觀。在這些人眼中，每位優秀的公民都既是素人政治科學家，又是兼職的社會運動者（activist）。換句話說，我們這些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很容易以為自己是優秀公民的榜樣；其他普通人最好變得更像我們一點。
我的看法與此相反。我主張一般的汽車修理師傅因修車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遠比一般選民因投票的貢獻，或一般的社運人士因為從事罷工糾察（picketing）或發起抵制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高出許多。由於《反民主》這本書，如今我被認為是一個菁英主義者（elitist）。但儘管我對人民政治能力的看法屬於菁英主義，我對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看法卻是民粹主義的（populist）。在我看來，大部分公民彼此幫助的方式並非透過政治參與，而是透過日常生活的活動。
每年我都會開一堂概論課程，討論政治、經濟、哲學之間的關係。我們會花大量時間探究，為什麼某些國家富有，某些國家卻貧窮？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一般民眾，經常假設富裕國家一定佔有地利、擁有資源，或從窮人那掠奪了財富。
但相反地，主流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中大多數人卻認為，優秀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才是確保經濟長久發展的主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乃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或更正式地說，乃是形塑人類互動方式的人為限制條件」。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在解釋經濟成長以及國家貧富原因時，「制度的優劣勝過其他所有因子」。
哪些制度會促進經濟成長呢？由「穩定而包容的政府」實施「法治」，保護「健全的私有財產制度」與「開放市場」的國家，比欠缺這些制度的國家，更可能出現可持續的重要經濟發展。
台灣並非十全十美，但已經是一個令人驚嘆的範例（是我在課堂上引用的範例之一），顯示制度的改善會對各種事情產生多大的正面影響。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廣受引用的歷史資料，台灣在一九五○年的人均GDP低於一九九一年的一千美元（經濟學家討論GDP時，經常以一九九一年的美元作為標準，藉此避免通膨的影響），這表示台灣一九五○年的生活水準還不到一七五○年的二倍。但到了二○○八年，台灣的人均GDP與生活水準卻至少增加了二十倍。台灣在極短的時間內，從「貧窮」國家翻身為真正的富有國家，而且收入分布相對平均，超越了加拿大與大部份歐洲國家的成就。
這是個奇蹟。美國左派民眾不斷表示我們需要消滅全世界的貧窮，但許多人卻似乎對台灣、南韓、日本、新加坡的故事沒有興趣—這些故事都告訴我們，消滅貧窮的並非救濟，而是良好的制度與貿易（不過這句話並不表示我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的一切所作所為）。
如果台灣變得更民主，會不會因此獲益？我不知道。如果台灣開始採用某種知識菁英政治，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模擬神喻使政府」，會不會因此獲益？也許有可能。但至少就我看來，台灣目前並沒有歐洲或美國出現的那些政治倦怠、政府失能、管理不當的問題。
我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和主流政黨支持怎樣的政策有關。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對市場經濟與經濟自由主義抱持友好態度，沒有人想要殺雞取卵。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民眾也記得過去的歷史，明白不能把當下的富足視為理所當然。也許那些好幾代之前就富起來的古老民主國家之所以出現問題，就是因為再也沒有人記得貧窮的樣子，沒有人記得擺脫貧困需要什麼。如果上述這個假說沒錯，那麼我對於台灣未來三十年的政治都相當樂觀。但隨著民主發展的時間更長久，當不再有祖父母一輩能夠記得那段苦日子時，中華民國可能也會面對如今美國，英國、或其他國面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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