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健壯先生（現任博理基金會執行長） 與前新新聞資深主筆顧爾德先生（現任博理基金會主任研究員），日前在誠品信義店《秩序繽紛的年代》系列講座中與讀者分享他們在新聞界從業二十年來的觀察。《左岸歷史報》將依序刊出座談會部分內容，本期將與讀者們分享顧爾德先生的媒體觀察。
各位好。剛剛王健壯提到，政治、市場跟科技是過去二三十年來影響媒體的重要力量。我待過聯合報的大陸新聞中心，我待的時間很短，大約是九二年到九四年，那時剛好遇到一件大事，叫做「退報運動」。各位如果注意一下這兩天聯合報的社論跟黑白集，他們特別為二十年前受的冤屈平反，現在連李亞飛在台灣都可以說反臺獨，但二十年前聯合報報導李瑞環對臺獨的言論卻遭到李登輝的打壓。
從一個角度來看，政治人物批判媒體、呼籲退報運動的確是不對的，但聯合報只講了事實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從一九九○年國民黨的草山政爭與三月學運開始，台灣的政治與媒體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情況，政治介入媒體、媒體介入政治。那時代表保守、藍色的、統派的就是聯合報，代表臺獨、支持李登輝的就是自由時報。九○年代之前，在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時代，只有國民黨控制媒體。但從那時之後，媒體自己介入政治，企圖操弄政治，影響選民、讀者和政治人物，它所造成的影響，至今未曾消失。
這種惡質的媒體文化也造成惡質的政治文化，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來內部統獨與族群的爭議之所以會常常一觸擊發，成為紛爭的導火線，媒體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聯合報方面今日感到委屈，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了自己的故事，但它跟自由時報等等許多媒體都必須為台灣二三十年來社會的對抗負責任，因為它們沒有扮演客觀的媒體角色，而是去介入、影響、操縱政治人物，或成為政治人物的代言人，這是台灣社會紛亂、媒體亂象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媒體有沒有可能超越政治的控制？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最流行置入性行銷，因為當時經濟走下坡，平面媒體面臨不景氣的環境，就接受了當時新聞局置入性行銷的案子。另外一個政治控制媒體的例子是目前公共電視董事會的爭議。這是一場到現在還無法收尾的爛戲。最初在二○○三年，有一群非常有正義感、支持媒體公共性的學者提出黨政軍退出三臺的運動，並提倡成立一個獨立的公廣集團，以此確保公共媒體的獨立性。結果呢？當初民進支持成立公廣集團，其實是想利用黨政軍退出三臺這個運動把國民黨趕出中視和中廣，所以民進黨想的是自己的利益，才不關心媒體的公共性。民進黨執政時，便把自己的人塞入公廣董事會中。國民黨上來後手段更爛，它無法把民進黨的董事趕走，於是就違法修法新增自己的人當董事，造成目前新舊董事之間無法解的紛爭。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許多傳播學者有崇高的理想，希望建立一個公廣集團維持媒體的公共性，但政治人物、政黨並不是這麼想。他們利用很多藉口，事實上還是想控制媒體。先前民進黨的目的是要國民黨退出中視和中廣，國民黨回頭執政後又想控制公共電視。這顯示了過去二十年來雖然我們想追求媒體的公共性，但到目前為止問題還無法解決。
第二個問題是要談市場。現在台灣最偉大、最賺錢的媒體就是《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它們是標準市場導向的媒體。我們可以說它們低俗，但我們有沒有辦法躲開這樣的市場邏輯，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國內的市場得面臨外來資本，黎智英也是外來的資本。在這種時代，市場邏輯可能超過政治的邏輯，市場的力量可能超過政治的力量。從現實上看，這個力量越來越龐大，我們要想想有沒有可能對抗這種全球化的市場力量。面對這種市場力量主導的庸俗的、惡質的媒體，我們如何透過修法、成立公民團體來施壓、規範它們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來討論的。
第三個是談科技的力量。大家都很清楚，自從 SNG 出現，我們開始不再看報紙，都看電視的直播新聞，後來網路出現，我們又開始看網路即時新聞，更不再看平面媒體。科技的發展、網路的出現帶給很多人非常大的公共領域和公共媒體想像空間，因為這是一個互動的、去中心化的、多元的傳播空間，打破了國家－市場－媒體這種三角權力結構下的傳播方式，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記者，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布新聞，每一個人都是受眾。
如果各位接觸到中國大陸最近的公民運動，可以發現他們對於手機簡訊、Twitter、Facebook等各種即時的網路資訊非常渴望，因為他們是資訊嚴重封鎖的社會，所以渴望透過這些工具得到即時訊息。不管國家掌控多嚴格，只要一則網路訊息出去，它馬上就轉載到十幾萬人手上，要封鎖也來不及。最近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兩個月前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天安門前遊行，他們幾個人拉布條走了二十公尺，這是六四以來第一次有人在天安門前抗議。雖然他們只走了二十公尺，但是在這一分鐘裡，透過手機，他們的行動就傳到世界各地。第二個例子是中國作家王力雄透過 Twitter 徵詢中國民眾的意見，以此收集題目訪問達賴喇嘛。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社會中，透過部落格、Twitter等社群網站，中國人發現他們可以參與公民運動，串連發動社會抗爭。
回頭看臺灣的情況，不管是白海豚或大埔農民的事件，都是透過網路工具、社群網站來串連，也透過公民記者來報導、發布新聞，並造成社會的震撼。我們要問，如果有這些公民記者，那還需要專業的記者嗎？假如我們認為有專業記者、專業媒體存在的必要，那麼他們的核心價值、核心競爭力何在？有什麼是不能被取代的？
其次我們要問這些社群媒體到底是否可以取代傳統媒體。社群媒體的特點是互動性，因此更容易組織動員。另一個特性是窄化，在社群網站上的團體通常是有共同想法或嗜好而集成的，他們每天都讀互相餵食的新聞。現在在 iPad 上還可以利用 Flipboard 這種應用程式將 Facebook、Twitter、平常上的部落格與網站連結起來，變成你個人化的數位雜誌。但是美國已有學者指出這樣的資訊來源會造成窄化，比如我是共和黨人我就接受共和黨的訊息，我是黑人就只接受相關社群的新聞。這樣的新聞有利於共和體制與社會溝通嗎？很多人現在不看平面媒體，也不上中時電子報或聯合電子報，而是閱讀自己的社群網站篩選過的新聞，這些都不是原始媒體提供的新聞。這些發展會不會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法、溝通方式和社會結構，是我們進一步要持續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