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城市的雛型大多誕生於中世紀，其中泰半因著商業貿易而興起，相較於一般農村，具有自由氛圍，成為農民脫離土地的聚集地。同時，城市面貌也隨著這些居民漸漸發展的自治力量而改變，每一項革新決定都是踩在延續至今的城市精神上。

中世紀歐洲城市的街道窄小，但充滿了自由氛圍，是許多農民嚮往的地方。

擁擠的中世紀城市

西歐城市興起的早期階段，最初移居的市民若單純依靠手工業生產是難以維持生活的，他們在城市裡仍必須從事農業生產，以獲得穩定的生活物料。因此，此時的城市更像個農村，規模十分狹小，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這種城市的居民一般約在五千人之譜。十四世紀初歐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也不過五至十萬人左右。

頻繁的封建戰爭使城市變得擁擠不堪。為了保護城市，人們在城市的周圍築起帶碉樓的泥牆或石牆，外面還圍有壕溝。這雖然有效阻止了敵人的攻擊，但也使人們進入城中居住不再便利。新來的居民只好住在城牆周圍安家落戶，於是「城郊」逐漸形成了。而城郊的居民也建起了泥牆或石牆，更後來的居民只能形成新的「城郊」。

城市不斷擴充的過程，看似加大了城市面積，其實使城市發展中的不合理之處更加突出。如人們建房時沒有考慮街道的狹窄，致使房屋雜亂無序，交通極其不便；城市既沒有導水管也沒有下水道，街道也沒有經過鋪砌，道路在雨天時汙水橫流，一片泥濘；隨地傾倒的垃圾使城市裡的空氣汙濁不堪，時常發生的瘟疫奪去了大量的生命。十四世紀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的宰相曾抱怨說：「街道上滿是泥濘，騎馬行走也有危險。如果馬不小心陷到了泥潭裡，騎馬的人就會被摔在臭氣熏天的街泥中。」

爭取自治權的奮爭

中世紀城市興起以後，市民與封建領主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城市通常是建立在領主或教會的領地上，有的城市同時隸屬於兩、三個，甚至更多的領主，城市的管理權掌握在這些領主手裡。封建領主把城市市民視同莊園裡的農奴，對他們大肆剝削，甚至公開搶劫來往商客，這激起了市民對領主的仇恨，城市要求脫離封建領主控制的呼聲越來越高。領主的壓力越來越大，雖然他們在城市建立之初曾為其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但當城市發展起來後，他們對市民的盤剝顯然是不得人心的。從十一世紀開始，城市爭取自治的行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經過兩個世紀的發展，遍及西歐各地。

在人民起義的威懾下，一些封建領主主動授予市民人身自由和某些特權，也有一些城市是透過金錢從領主那裡贖買自治權的，如法國南部和義大利的一些城市就採取這種方式。取得完全自治權的城市只須向國王或領主交納定額賦稅，即可成立自己的市民議會，作為城市的最高權力機構，擁有制定政策、法令和鑄造貨幣的權利，還可透過選舉產生自己的市長和法官等管理人員，行使行政、司法和財政大權，並得組建保衛城市的武力，甚至有權宣戰、媾和等。這些城市只在名義上從屬於皇帝、國王或大領主，它們對領主所應盡的義務，僅限於繳納一定的稅額和戰時提供少量的軍隊。

另外未能取得完全自治權利的城市，只能稱為「自由城市」，封建領主仍有一定的掌控權。但自由城市的市民人身都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結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財產，自由進行貿易而不受領主的限制；而且還可根據城市法選舉自己的代議機關――市議會，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權利。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奮爭則很難取得成效，不得不在領主的剝削統治下生活，因而起義和暴動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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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杭州至鎮江的江南運河在春秋時已形成，隋代曾大規模整修，是為南北大運河之南段。淮河以北，早期利用泗水通運；南宋時因黃河奪泗入淮入海，改為徐州東南利用黃河河道行運，徐州向北至濟寧仍利用泗水作運道。

元代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年，首先開通了由濟州（今山東濟寧）到須城安民山（今山東東平西南）長達一五○多里的濟州河。至元二十六年，又開通由安民山至臨清的會通河。至元二十八年，在郭守敬的建議和主持下，引大都西北白浮泉等諸泉水，經大都西門匯於積水潭，然後再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高麗莊入白河，全長一六四里，稱通惠河。這樣，從大都經通惠河至通州，再經白河至直沽，然後經御河至臨清，繼而經會通河、濟州河和舊運河連接，而不必再西入河南。

開通後的京杭大運河和隋代大運河相比，縮短了六、七百里的路程。它以杭州為起點，以北京的積水潭為終點；全長超過一七九○公里，經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六省市，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聯繫成統一的水運網，成為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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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朝代窮到只會印鈔票？努爾哈赤竟然是外勞出身？

雍正的血滴子是真是假？耶穌竟然有個中國弟弟？

想當斷案如神的縣太爺，得考幾次試？誰是中國軍閥始祖？

整個中國都升起了五星紅旗，為何台灣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落後不用怕，看毛澤東施展何種手段「快轉時間」、「超英趕美」……

〈以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角度出發的中國史〉

金頭腦提問者—歷史作家 廖彥博

在開始寫作之前，我知道坊間已經有不少中國通史類的書籍。這些中國史，大部分都是對岸作者的繁體字授權版，論點用語多有差異，大多也只到辛亥革命就終篇；少部分台灣自產的著作，似乎又在「可讀性」與「嚴肅學術著作」之間，選擇了後者。所以，我打算寫一本以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角度出發的中國史，盡量兼採現有的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也不放棄追求通順流暢、簡單好讀。在篇幅上則距離現代愈近的（明朝以後），說得愈詳細。敘述的終點，定在現代（二○一三年），好讓讀者在拉長時間的縱軸以後，可以接續到自己很熟悉的當代，明白中國歷史與在台灣的我們，當前生活的聯結關係。

這麼說，很容易。但是，一部中國史，上下三千年，該從何說起？說到中國歷史，相信有不少讀者會想起國中、高中（或者讀者這時正在就讀國、高中）時上歷史課的情景：有些時代政權輪替特別混亂，比如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有些時代要記得的太多，每項都很困難，比如清末有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在這本《一本就懂中國史》裡，雖然我仍然注重時間細節和一些特定場景的重建（比如玄武門之變、斧聲燭影之謎），但是更想要告訴讀者的，是中國歷史的長期發展趨勢。

《一本就懂中國史》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結束在人民共和國新執政核心上任。在敘述的時候，我所關心的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政治力量和民間社會的互相影響。換句話說，代表國家的政權力量，怎麼和基層人民產生聯結，而這樣的聯結，經過時間的進程，又發生了什麼改變，導致變形、斷裂？這是我最感興趣的地方。

所以，這本中國史，就以政治史為主要架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勢做為輔助。可是，雖然我已經力求敘述周延，但是在這條歷史長河裡，還是有許多值得一提的歷史人物，在本書裡沒有登場的機會。這些人物，例如孟子、荀子、魯肅、玄奘、程頤、程顥、蘇軾、辛棄疾、陸九淵、于謙、章學誠、魯迅、以及朱德等人，不得不因為篇幅而忍痛捨棄；只有留到日後，再求敘事架構的擴大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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