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念夏先生。在另一個世界裡，他是不是還忙著和女士們熱情擁抱，和左派繼續鬥爭，勸住在隔壁的魯迅多刷牙，提醒張愛玲多運動、多吃維他命？而他對學術最高標準的堅持想必一如既往，對文學和生命之間的複雜關懷絕不讓步……
2013年12月10日，我回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博士生論文答辯，更重要的任務是探望夏志清先生。晚上與夏師母會合來到醫院。走進病房，看到夏先生在床上半躺半臥，正在咕噥著晚餐不好吃。原來心裡老大的惦記頓時減輕不少：我們的夏先生雖然氣色虛弱，但還是挺有精神，對任何事情絕不放棄評論，而且語出務必驚人。
一會兒駐院大夫進來。夏先生單刀直入，開口就是「我看我要不行了！大夫，我還能活多久？」大夫囁嚅著，「挺好的，沒問題……」夏先生不耐煩了，「不用瞞我的！我是很現代，很科學的，人。不怕死的！你說，我還能活多久？」大夫無言以對。夏先生乘勝追擊，蘇州英語連珠炮般出來，「死有什麼關係！不怕的，你知道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國文學批評家？我寫了這麼多偉大的書，我這麼偉大，你們都愛我的！你看，我早就已經永垂不朽了！」
這真是夏先生的本色。1980年在威斯康辛作研究生時，夏先生來訪講晚清小說。只覺得先生的演講好生複雜，《玉梨魂》的鴛鴦蝴蝶怎麼會和好萊塢的馬龍白蘭度扯上關係？中間還站了起來比畫一次西部電影牛仔拔槍對決。先生的學問如此精準犀利，言談卻如此生猛驚人！未料十年之後，我竟然在夏先生催促之下，申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教職，成了他的接班人。而知道他如何為了我的聘任獨排眾議，豁了出去，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了。
自從1961年《現代中國小說史》問世，夏志清先生不僅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典範，而且實實在在的為英美學院開創一個新的領域。之後他的治學方向延伸到古典文學，《中國古典小說》（1967）又是一部石破天驚的著作。先生以他英美新批評的訓練以及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回看中國古今敘事傳統。他批判五四知識分子作家一味「感時憂國」的傾向，力倡文學的世界主義。他不吝發掘《吶喊》和《彷徨》以外的創作風格，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因此成為經典。據此他更進一步思考古典說部從《三國演義》、《水滸傳》到《金瓶梅》、《紅樓夢》的現代意義，不僅點出傳統社會複雜的世路人情，尤其為受到壓抑的女性作鳴不平。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十五年有幸追隨夏先生左右，真是最難忘的歲月。幾乎每周他都到我的辦公室──也曾經是他的辦公室──聊聊，更不談無數的宴飲聚會。我雖不是先生的門生，但實在受益良多。私底下夏先生沒有那麼歡喜插科打諢，但是思維的跳躍、情緒的轉換殊無二致。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點評文學、臧否人事，永遠洞若觀火，而且不假辭色。他對我最大的批評是「太容易說話」，「沒有勇氣」做真正的批評家。誠哉斯言。他治學上的「傲慢與偏見」讓他成就一家之言，而日常生活上的出言無狀卻又機鋒處處，讓他活脫像是《世說新語》裡跳出來的人物。
在公共場合的夏先生永遠談笑風生，歡喜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但喧譁之後，夏先生又是什麼樣子？1990年我到哥大應聘時，夏先生要我到他當時在115街的公寓；坦白說，地方狹蹙，還真讓我有點意外，因為覺得和先生的盛名似乎不符。那天談著談著，他突然有感而發地說，不要看他表面這樣的口無遮攔，其實他是非常害羞緊張的人。當時只覺先生之言有點突兀，多年之後，更了解他的生活，他的為人，才明白此中有多少心事，不足為外人道。
夏先生那一輩的留美學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求學經驗的艱難，國共裂變後的抉擇，還有感情生活的起伏，必定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層層陰影。而1965年夏濟安先生猝逝，那痛失手足兼知己的創傷，恐怕他再也沒有走出來。愛熱鬧的夏先生可曾是苦苦抗拒孤獨與寂寞的？在他那些幾乎從不恰當的喧嚷笑話後面，有一個我們並不知道，可能也永遠不會知道的夏先生。
在哥大那些年和夏先生、師母王洞來往久了，真有如家人一般。連我的學生也和夏先生、師母打成一片。夏師母的溫暖大度永遠烘托任何的聚會。我們舉辦了多少次會議演講，夏先生總是第一排座上賓，也總有（奇怪的）話要說。他稱讚王安憶、衛慧是平生僅見的上海美女，李銳留著小鬍子看來真像魯迅──牙齒可比魯迅衛生多了，張愛玲、朱天文都被胡蘭成害慘了，莫言的皮夾克看起來值不少錢……結論總是「我太偉大了，太有趣了，每個人都愛我的！」
2004年我竟然有了見異思遷之舉。哥倫比亞是偉大的大學，但對紐約的生活我似乎總不習慣。在當時去留之間有許多考量，但最重要的是夏先生的態度。我當然知道夏先生是不希望我離開的，因此遲遲不敢表態。一拖多月，直到最後還是決定請夏先生定奪，未料一開口，先生的回應卻是「我祝福你。心裡既然有決定，就照自己的決定去做吧。」此時的夏先生無比清楚，也無比輕鬆。作為晚輩，我反而愈發覺得無地自容了。
下一年，我重回哥倫比亞舉辦夏氏昆仲國際研討會。夏先生終於等到機會。討論結束之前，夏先生突然指著專程參加會議的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Hanan）教授說，他自己好比三國的劉備，韓南就好比曹操。哥倫比亞的劉備好不容易找來個王德威，原來以為是個忠心耿耿的諸葛亮，沒想到這個諸葛亮是個叛徒，半夜逃到曹操那裡去了……
所幸紐約與波士頓畢竟不遠。我和夏先生、師母還是常有機會見面。先生的健康在2009年出現警訊。那一年因為肺炎和心臟病他輾轉醫院長達半年之久。有一段時間情況並不樂觀，我和夏師母幾乎天天電話聯絡。我們許願如果先生復原，就要為他慶九十大壽。夏先生也必定真想再熱鬧熱鬧，居然奇蹟般的出院了，而我們也的確為他辦了盛大壽筵。在宴會上，他為「夏語錄」又添了一段名言，「等王德威九十歲了，我再來慶祝一次！」
夏先生熱愛生命，對所信仰的學問和事物，從義大利沙丁魚到張愛玲到共和黨，有近乎偏執的堅持，但在此之下卻是一顆與人為善的心，一顆童心。六、七◯年代的老左，八、九◯年代的新左對他的撻伐何曾少過？而夏先生兵來將擋，一笑，不，大笑置之。看看這些年他的「敵人們」如何前倨後恭，或者如何搖身一變，隨大國崛起而崛起成為新派學術買辦，我們這才理解「擇善固執」這樣的老話，真是知易行難。
夏先生的生命裡不能沒有夏師母。她以她的雍容和智慧照顧夏先生，更重要的，保護夏先生。他們四十五年的生活裡經過許多風雨，而夏師母堅此百忍，不動如山。尤其她對先生最後十年的照顧如此無微不至，那是中國傳統裡最真實的親情和恩義。夏師母敬重夏先生的學問和風骨，包容他的任性和奇行。就像過去敦煌守護佛龕的供養人一樣，是她讓「夏志清」成為一則傳奇。
我最後一次和夏先生、師母共聚是在2013年的三月中。那時我在重重壓力下身心俱疲。很奇怪的，就是有一個意念想看看夏先生，終於專程到紐約去了一趟。見了面，只覺得先生老矣，很是不忍。但我們居然一塊兒到中城一家高級法國餐廳吃了頓飯。夏先生此時出入早已必坐輪椅，而夏師母自己照顧，絕不假手他人。那天的飯其實吃得不錯，夏先生體力有限，卻還是堅持談笑風生，照例對女侍者做出匪夷所思的奉承。彷彿之間，一切恍如昨日。
晚餐結束了，沒想到外面下起大雪。三月的雪來得又快又猛，紐約街頭白茫茫一片，幾乎沒有行人了。等了又等，總算攔下一部出租車。我們和兩位餐廳的服務人員合力將夏先生抬進車裡，夏師母拎著大包小包這才和我上車。到了113街的公寓，我們又好不容易把夏先生抬下車。風雪更大了。夏師母堅持一切靠自己，夏先生依舊嘟嘟囔囔的批評這個那個。就這樣，擁抱，揮手，我目送他們一點一點地進入公寓。
再往後，就到了十二月醫院的探視。那天我必須搭乘午夜的飛機到台北去。離開醫院，夏師母陪我到附近的小館吃了點東西。夏師母是堅強的。幾天以後，電話中她告訴我醫生的預期並不樂觀，但她覺得夏先生還是可以挺一陣的：他是那麼想活下去，過了年，還是要回家的。但是29日傍晚，夏先生在睡夢中走了。夏先生一輩子愛熱鬧。在關鍵時刻，他卻選擇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永垂不朽」了。
我懷念夏先生。在另一個世界裡，他是不是還忙著和女士們熱情擁抱，和左派繼續鬥爭，勸住在隔壁的魯迅多刷牙，提醒張愛玲多運動、多吃維他命？而他對學術最高標準的堅持想必一如既往，對文學和生命之間的複雜關懷絕不讓步。
比起行走江湖、大言夸夸的大說家們，夏先生獨自在小說的世界裡看到了一個世紀中國人的動盪與悲歡。是這種堅持「小說」歷史的勇氣和洞見，讓他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批評家。彷彿之間，我們好像又聽到他得意的蘇州腔英語，又急又快：「我知道，我知道。我這麼偉大，你們都愛我的！你看，我早就已經永垂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