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系列】蔣勳/友誼 ● 愛情 ● 慾望 ● 死亡 創作美學的永恆命題(上)羅丹─卡蜜兒:
創作者的愛是知己也是敵人
賈克.杜瓦雍(Jacques Doillon)執導的電影《羅丹:上帝之手》(Rodin),回到了創作的原點,擺脫了二十年前《羅丹與卡蜜兒》(Camille Claudel,或譯《羅丹的情人》)的是非。(圖七)
羅丹逝世一百周年,這是向一位雕刻家致敬的影片。創作者有愛有恨,然而回到創作原點,愛、恨,都與世俗是非無關。
1988年的《羅丹與卡蜜兒》票房很成功,渲染一段奇情戀愛,其實看不到創作者本身,看不到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也看不到卡蜜兒(Camille Claudel, 1864-1943)。
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卡蜜兒不只是羅丹的「情人」,她是令人尊敬的創作者,她的雕塑作品不同於羅丹,有她獨特的美學生命。羅丹唯美古典,卡蜜兒後期在精神病院的作品冷靜到冷酷,逼視自己邋遢難堪的衰老肉體,毫不留情,令人震撼。(圖八)
以作品來看,羅丹的內在很女性,溫柔纏綿,卡蜜兒剛好相反,她的內心世界非常陽剛,有一種男性的獨立決絕。
羅丹與卡蜜兒或許是近一百年來最有趣的性別議題,四十三歲的羅丹,遇到十九歲的卡蜜兒,一個是老師,是偉大的知名藝術家,一個是學生、模特兒,是天真爛漫的少女,這樣的故事自然演變成「羅丹的情人」那樣從世俗戀情演繹的電影。
然而,還是回到創作的原點,羅丹要創作,他苦苦思考〈地獄門〉這件巨作,在地獄的門口,沉思慾望、墮落、敗德──人類為什麼會走向地獄?他遇見了卡蜜兒,迷戀她的肉體,他貪婪這肉體,這肉體讓他狂喜、顫慄,他這麼清楚,地獄的門打開了,他要進去,不再是高高坐在門上的「沉思者」。
卡蜜兒崇拜迷戀羅丹,是老師,也是上帝。羅丹做了〈上帝之手〉,一隻巨大的手掌,在卡蜜兒頭像旁邊,像愛撫,也像操控,像創造,也像毀滅。
上帝的手,全能者的手,卡蜜兒迷惘徬徨。
卡蜜兒從學生、模特兒,變成「情人」。懷孕、墮胎、痛苦,然而她背叛了,背叛了那巨大的「上帝之手」。
離開羅丹,卡蜜兒在精神病院終老,長達三十年,與世隔絕。
創作者最終的命運是跟自己的對話,沒有比精神病院更純粹的場域,可以跟自己說三十年的話。
1943年在病院去世的卡蜜兒,毀壞了大部分作品,這些不會有人看的作品,這些永遠不會展示的作品,好與不好都沒有意義,她只是日復一日重複地做,做了再毀壞。
這樣純粹的創作或許才是真正的創作嗎?卡蜜兒留下的少數作品,一直到這一兩年,才成立了美術館。衰老、醜陋、下垂的乳房、怖懼空洞的眼睛、乾癟的嘴,她超越了羅丹,羅丹是十九世紀的,卡蜜兒勾勒了二十世紀,預告了二次大戰後廢墟上的荒涼肉體,引領出賈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一類的新雕塑。
把卡蜜兒作為羅丹的情人看待,侮辱了卡蜜兒,也侮辱了女性。
創作如此孤獨,使人心痛,三十年在精神病的囚房,她聽到的不是哭聲,而是一次一次瘋狂地笑叫,像野獸,不會有眼淚。
世俗是非論斷的愛情,卡蜜兒應該知道,與她的創作不相干,她的魂魄或許會向羅丹說:與君兩無相涉。
席勒:慾望與死亡的凝視
伊岡.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是許多創作者喜愛的畫家。創作,最終也許是非常獨特的個人生命風格的完成,很難有善惡是非美醜的判斷。
席勒十六歲就讀維也納藝術學院,1906年,維也納剛剛出版佛洛依德的《夢的解析》,挖掘人性潛意識底層,許多自己不敢面對的真實自我。性、慾望、死亡,比表面活著更強大的力量。少年席勒像卡夫卡預言世界的遊走魂魄,在鏡子裡冷冷看著自己。(圖九)
他的老師是克林姆(Gustav Klimt),總是把情慾裝飾在珠寶、花朵、瑰麗的金銀貼片裡。席勒卻撕去這些表層華麗的裝飾,他要赤裸裸還原情慾的本質。
席勒像是挑釁,偽裝的自己凝視真實的自己。我們看自己,可以到第幾層真實的自己?瘦骨嶙峋的自己,肌肉、毛髮、乳頭、陰莖、眼睛──席勒像演算數學,沒有情緒,做著二十世紀初肉體的功課,不只是席勒的功課,也是二十世紀人類共同的功課。
他畫妹妹少女的身體,他在不同女體裡尋找慾望的姿態,在鏡子裡冷冷凝視性的激情迷狂,彷彿在詢問:撕開假面,性愛的陶醉究竟是什麼?
奧地利導演迪特.伯納(Dieter Berner)真實依據席勒一生傳記細節改編成電影。「真實」並不容易,1981年席勒傳記就拍過電影,隔了三十年,導演必須過濾許多不自覺的偏見,重新省視一個創作者的生命「真相」,如同我們再一次省視左拉與塞尚的友誼,再一次省視羅丹與卡蜜兒的愛情。
席勒與未成年妹妹的關係真相如何?畫裡是一幅一幅裸體,觀者如何解讀這些畫?席勒用老師克林姆的情人做模特兒,他如何書寫這些裸體?到了1912年,左鄰右坊的竊竊私語成為窺探、監視和告發。席勒被舉報隱匿未成年少女,誘姦未成年少女。創作者和世俗的角力成為法庭審理的醜聞事件。席勒被逮捕、審問,最終應該沒有具體證據,判處無罪,但法官施以懲罰,當庭燒毀他被大眾控訴「猥褻」的畫作。
新的席勒傳記電影《席勒:死神與少女》(Egon Schiele: Death and the Maiden),對未知的「真相」留了很大的空白,他與妹妹的關係,他與老師情人的關係,他與妻子妹妹的關係,他與逃家未成年少女的關係,彷彿都是左鄰右坊的耳語,都只是沒有實證的主觀與偏見影射,唯一證據是:他畫作裡激怒大眾的慾望性愛書寫。
在席勒逝世一百周年的此時,奧地利重新拍攝這部電影,推翻了許多三十年前對席勒生平事件的武斷結論,還原對創作者更深的「真實」的謹慎,是對一個民族先知性人物的贖罪與致敬嗎?
席勒在一次世界大戰被徵兵,敏感纖細的靈魂受粗暴的折磨,他更彷彿先知,用洞視未來的眼睛,看著即將來臨的巨大毀滅。他記錄著廢墟上的倖存者,猶在顫慄發抖的男女,相互擁抱著,彷彿相濡以沫,用最後的體溫安慰彼此。(圖十)
幾部電影明顯都在修正三十年前許多的觀點,世俗對創作領域陌生,因為不了解,產生恐懼排斥,甚至攻擊。然而,創作者最終是以作品與世俗對話。有些創作者有幸可以和當代的世俗大眾對話,有些卻要經過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讓世俗大眾接納,席勒如此,卡蜜兒如此,塞尚如此,波希也如此。他們書寫著人性的真相,卻被刻意不看真相、刻意掩飾真相的世俗咒罵撻伐,孤獨抑鬱以終,等待時間一次一次翻案,等待留在歷史上的作品重新被解讀,重新有現代的啟示意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