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行難度很高。首先，韓國正因船難事件陷入愁雲慘霧，馬來西亞的空難也仍撲朔迷離，訪問時機欠佳。其次，有多國的領土糾紛待決，包括日本和中國大陸的釣魚台之爭、日本和韓國的獨島爭議，以及菲律賓和中國的黃岩島糾紛；歐巴馬要如何滿足盟邦要求，又不致激怒中共，並不易拿捏。第三，美國能否以軍事或經貿合作換得對方在ＴＰＰ的讓步，仍不甚樂觀；連馬來西亞都嗆聲要美國先讓步。

正因如此，歐巴馬此行被形容為猶如加入了一場「聾子的對話」：要一邊安撫這些不斷吼叫、卻互不傾聽的國家，又要一邊和他們商談軍事及經貿合作。一般認為，此行最好的結局是能幫助聾子對話：讓各盟邦都感到美國與他們站在一起，卻又不引起中國大陸的緊張與反彈；最壞的結局則是讓中國覺得受到排擠，而各盟邦卻依然憂心。

目前，對亞洲的出口約佔了美國貿易的六成；也因此，三年前歐巴馬宣布了「轉向亞洲」的政策。但在實際行動上，歐巴馬的行動卻不時受到內外因素羈絆；他數度訪問亞洲都因政府停擺、醫改方案受阻等因素臨時延期，在在引起友邦的不悅。

歐巴馬處理外交事務，確不如他雄辯滔滔的演說術那麼具說服力。最近美國在烏克蘭遭遇俄國的嚴重挑戰，如果他在亞洲無法處理好中國議題，他的麻煩就更大了。也因此，如何把「圍堵中國」演繹到意在形外，就看他的功力了。

整整十年之前，二○○四年三月林義雄在立法院門口展開靜坐，要求推動「國會席次減半」；到了八月，立法院即以二○○比一的懸殊比數，一面倒地通過了席次減半的國會改革修憲案。可見，林義雄以其個人悲痛遭遇及自身的道德潔癖，堅持基本的反對者原則，在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撐出了他特有的高貴形象，他受到社會大眾的敬重，也對滿身塵埃的政治人物構成了莫大的道德壓力。

在反核議題上，林義雄曾先後發動三波「核四公投千里苦行」，以苦行僧般的姿態率眾徒步環島，宣揚理念；他反核四的意志，和他「人格者」的形象緊緊相扣，無可置疑。然而，這次林義雄的禁食行動，卻出現了變異：他所領導的「核四公投促進會」或「核四公投苦行」，一直以來都是訴求以「公投」解決核四爭議；但這次禁食，他卻要求政府直接「停建核四」，而不提「公投」。這樣的變化，令人難以理解：花了廿多年時間推動核四公投的先行者，何以到了「公投」即將成為事實之際，卻又拋棄了它？

林義雄何以有這樣的轉變，也許只能等到他安然結束禁食抗議後，外界才有機會知道答案。但在一般民眾的立場，人們要如何看待這場「道德之矛」對「民主之盾」的戰爭，恐怕既是焦慮揪心，卻又煞費思量。

我們須先釐清一項民主常識：民主政治不同於「貴族政治」或「菁英政治」，並不以人的出身、資質、能力、成就，來判定誰具有政治上的發言權利。民主政治的根本價值是人人平等，不論聖賢才智或平庸愚劣，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對公共事務的意見都具有平等的分量。也因此，民主制度規定一人一票，不因誰成就傑出或正氣凜然而享有更多選票，也不因誰資質平庸或冥頑不靈即剝奪其發言權。民主政治畢竟不是聖賢政治，人們也不期待民主領袖須是道德楷模。

在民主政治裡，人們主張並接受公開討論和辯證，每個人都可以表達意見；除了說服別人，每個人也應有被說服的準備。以林義雄的道德威望，他當然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但從環島苦行開始，他似乎愈來愈不願與凡夫俗子對話（苦行中的人禁止與外人說話），也愈來愈不耐於去說服社會上不同意見的人。捨棄對話與說服，林義雄採取的是冷峻無語的道德示威，甚至不惜以生命相逼；他的禁食行動，對執政者及其他公民都構成了某種道德壓力：「廢核，不然我死給你看！」

這種作法，無異將自己的「道德貴族」身分置於民主程序之上，不尊重其他公民的想法。事實上，許多人在核電議題上有不同的意見，也對林義雄抱有高度的敬意；然而，禁食反核的行動，卻迫使所有人必須閉嘴噤聲，彷彿說出不同意見就是人間失格。這樣的道德壓迫，從某個角度看，其實是不民主的。再說，今天立法院專業潰敗、小丑跳梁的景象，不正肇因於「國會席次減半」是萬靈丹的天真信念；而林義雄當時的靜坐，對此則扮演了強有力的道德推手，人們還要重蹈覆轍嗎？

像林義雄先生這樣受敬重的人，其實有許多地方可以發揮力量，並為社會帶來健康的影響。在眾所關注的核四議題上，他應善用自己受到的敬重與信任，嚴肅地向外界說明他的觀點，同時設法說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至少促使大家深思熟慮，循民主的途徑共同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決定。如果他憑藉自己的道德形象，以禁食「求死」的方式，藉由人們對他的敬重，挾持社會接受其觀點與立場；就算能達到目的，這恐將違背他自己一生極力追求的民主價值。

「反核」是林義雄願意用生命來換取的目標，但對台灣人民而言，平等與自由討論的民主精神是更需要全力維護的價值。那麼，回到「公投」，應該是大家尋求共識的更佳方式吧？

「雙張會」共識，23日亦火速獲得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修法落實，通過修正房屋稅條例，將「囤房稅」概念入法，區隔自住與非自住房屋的稅負。自住房屋稅負維持不變；非供自住的住家房屋上限稅率調高至3.6%，為現行稅率的三倍。最快明年5月，全國將有40萬非供自住使用的房屋，必須承受加稅效應。財政部估計，地方約可增加6億到16億元左右的房屋稅收。

中央、地方磨刀霍霍砍向房市，切中社會厭惡高房價的氛圍，也喚起民眾對政府祭鐵腕以抑房價的熱烈期待。「雙張會」達成的五點共識，不能說毫無效用，但所顯露的打房態度，仍不免流於誠意有餘、火力不足的格局。當台北的房價所得比以15.01倍的紀錄攀上「世界第一」的高峰，口水打房只會更令人民反感。在位者與其發下「二年內讓台北房價下跌三成」的豪語，不如發願：二年內漸進實踐房產利得實價課稅來得實際。

當然，稅制不是解決房價問題的唯一處方，但放諸全球，備受高房價所苦的地區或國家，稅制仍是抑制炒房最有效的工具，其中包括打房經驗豐富的香港與新加坡。政府為避免重傷經濟，意識高房價只能「軟著陸」，代表除了稅制，包括金融在內所有可用於打房的政策工具，無法也不能集中出籠。因此，欲同時達成房價緩降、賦稅公平與縮小貧富差距的三重目標，改革稅制仍是首選。

藉租稅工具整治房市亂象，「雙張會」只能算是起步，在建立「囤房稅」的機制之後，台灣還需要一張以「實價課稅」為靶心，有明確節奏、時間表與先易後難的全盤性房產改革藍圖。

首先，房產稅收是地方最主要的財源，稅制良窳攸關地方政府的財源命脈。「雙張會」建立起地方主動積極與中央攜手合作的模式，委實值得稱許，但不只台北市應該配合國家對健全房市的政策，其他縣市也要有跟進的準備。中央已藉「囤房稅」調增多屋族的稅率，地方政府則應在調整稅基上再著力。

依據內政部統計，用以課徵房屋稅的評定現值目前占市價17%；據以課徵地價稅的公告地價，2013年亦只達市價的20.2%。兩者三年才得以調整一次，不論房價如何翻漲，多年來均與市價保持在二成左右的等距。地方政府有責任訂下公告價格趕上市價的期程，例如三年達四成、六年達六成等目標，以便忠實反映資產的持有稅負。

同理，中央承諾多年的實價課稅政策，現在也該劃定兌現時間表。實價登錄今年8月將滿二年，總登錄件數已逾70萬筆；以實價課徵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6月也將滿三年。現況顯示，實價課稅的環境正逐漸成形，房產交易全面實價課稅容或不易，劃定局部施行範圍，例如將高價豪宅、實價登錄案件優先納入則無困難。藉由奢侈稅轉進利得實價課稅的政策規劃，財政部應快馬加鞭促其實現。

股市與房市為帶動經濟發展的雙引擎，打房力道確實需要拿捏精巧。房價必須尊重市場機制，政府健全房市的目的，不在讓房價跌掉幾成，而在能夠保證建立交易透明、稅負公平的房產市場。

高房價成因複雜，不是一味稅制藥方可以立即見效；但若不動產稅制本身就有病，治好房市歪風之前，當然就得先調理好稅制。

政府至今還在講「核安」，但林義雄在禁食前說，「核安根本是騙人的把戲」。換言之，曰「核安」能信者幾希？除非立即宣布停建，否則公投恐怕是唯一的出路。但公投之前，正反雙方至少應把問題說清楚，讓民眾能有所判斷基準。

行政院長江宜樺昨天已承認，核四能否如期運轉，不是任何個人或特定團體可左右，應交由台灣全體人民決定。至於公投時機，他則表示一定是先確保有核安，才有核四公投，公投前不會放置核四燃料棒。

「先有核安，才有公投」，如今成了執政者掛在嘴上的標準答案。但何謂核安？誰說了算？

林義雄說核安是「騙人的把戲」，並舉三哩島、車諾堡、福島等事件為例，每個都是先進科技國家，核電廠也是都做好安檢才啟動發電，卻都發生災變。這種講法有其說服力，核安不可靠，確實是核四問題的癥結。也因此，他認為核四不是「要不要電」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命」的問題。

不過，即使最終訴諸公投決定「要不要命」，但「要不要電」的問題依舊存在。相關的問題極多：目前台灣電價已不敷成本，台電賣一度虧一度，核四若再停建，電價上漲乃必然，多數人民是否願意負擔？核一、二、三廠是不是要被迫延役？舊核電廠延役的安全性，會更高於核四運轉嗎？以再生能源建立非核家園恐緩不濟急，近來地方民眾抗爭風車事件可見一斑，若只能增加火力發電，空氣汙染對民眾健康的威脅，乃至排碳量對地球暖化的影響，如何解決？

要不要核四，確實不僅是經濟成長的單向思考，而是一種價值的選擇。但民眾至少應先了解選擇的後果，加以公投門檻高低都還在爭議中，不該讓民眾「閉著眼睛公投」，至少把爭議點都弄清楚吧！

台灣實質薪資水準是六•三萬元，已倒退到十六年前。香港的平均薪資是三七一六美元，折合新台幣十一萬元，香港人的所得幾乎是台灣的兩倍。不過，台北的房價所得比拉大到十五倍，意思是十五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子，是全世界之首。說起來，在台北買房，比在香港還要困難。

人不可能不吃不喝，因此想在台北買房，實際要苦熬的時間遠比十五年更久，這使得高房價始終高居民怨之首。政府在兩年多前祭出奢侈稅，房價卻是愈打愈高，不僅馬政府任內的民調受高房價壓抑，連勝文出來選台北市長，也要先跨過「帝寶障礙」。住在帝寶豪宅的連勝文能否苦民所苦，遭外界質疑，他必須讓人民相信，當選後政策不會更向富商傾斜。

促使房價合理化，來看看政府做了什麼？奢侈稅僅具壓抑短期投機交易效果，大台北房價幾乎不動如山，新推案價格不見明顯鬆動。現在財政部擬轉向加重房產持有成本，台北市副市長張金鶚及財長張盛和日前舉行「雙張會」，將非自用住宅房屋稅率從二％調高到三•六％。以台北市為例，住家用的住宅平均每戶繳的房屋稅，一年約四九二九元。如果非自住稅率增加到三•六％的級距，單戶稅額年增近萬元。這效果有待觀察，但總算是又邁出一步。

房價高不可攀、一枝獨秀，從經濟面看，資金不願投入生產事業，其他產業相形萎縮。後遺症絕不只在經濟層面，從非經濟層面來看，高房價形成社會階級的分水嶺，釀成階級對立，愈拉愈大的貧富差距，愈來愈難實現的社會正義，民怨有如未爆發的火山。沒有富爸爸，年輕人幾乎別想靠自己的力量買房。年輕世代普遍瀰漫難安及不平的情緒，更埋下政治動盪的因子。

是什麼讓房價在這十年來一去不回頭？大環境是長期低利導致資金浮濫，加上房產投資報酬率驚人、獲利繳稅有限，房產持有成本也低。馬政府任內降低遺贈稅藉此吸引的回流資金，幾乎全集中在房市，房產變成有錢人的炒作工具。

當閣揆江宜樺都說自己的小孩買不起房子，如何說服市井小民，得以憑一己之力買下安身立命的小窩？當百姓始終望屋興嘆，心中充滿嚴重的被剝奪感，即使馬總統維持自身清廉，人民也不會感謝。馬總統想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何，恐怕就很清晰了。

七八年前有位友人在林口買了兩房一廳的電梯大樓，共花了五百多萬，如今仲介告知該房價已經是一千二百多萬元；另一友人也買了中壢的三房兩廳房電梯大樓，如今有人出價九百多萬元要買他的房子。而有位住八德的同事原本計畫在八德買間房子給娘家的父母住，一時沒下決定，房價就日漸走高，終於翻兩倍，如今根本買不起了。為什麼這些地區的房價都不斷上漲，追根究柢就是因為有機場捷運。

大家都想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所以建商和房仲業者也都是以機場捷運為號召，而總能奏效，就是因為交通不便實在是生活上的極大困擾。江院長和陳威仁部長都應該到大台北地區以外看看，了解交通建設不足的困境，了解為何機捷沿線如林口的房價會上漲兩倍以上。

每一次我和小孩看電視時看到台北有Ubike的廣告，小孩就會說台北真好，我們住的地方是楊梅，不只沒有Ubike，根本就是連腳踏車可行走的道路空間都沒有。想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非常困難，很多地區根本就沒有公車服務，更可悲的是連想走路上學都很困難，因為許多地方都沒有人行道，要走的話必須繃緊神經，與車爭道。只要是生活經常受到行的困難，捷運當然就成了擋不住的吸引力。因此在行政院研擬的方案當中，本人建議務必增加鄉村的交通建設，實質上拉近城鄉交通距離，這樣新北市等各地有捷運的區域房價高漲的壓力才有可能紓解。

不動產兼具自住及投資的雙重功能，當自有住宅歷經數年的使用後，若能增值獲利，不啻是自住者之福；然當投資者以其閒置資金或高額貸款購屋囤房而排擠無殼蝸牛及年輕族群未來的居住權利時，已超越投資自由的界線，政府即應祭出懲罰的手段，以維護普羅大眾的居住權利，否則即是政府失能。

當前台灣的房屋供給不虞匱乏，甚至部分地區有嚴重的超額供給。在空屋率居高不下的同時，不動產價格卻因低稅率及低利率等雙重低持有成本下節節上漲，近幾年內年漲超過一成的結果使得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急遽惡化，在世界名列前茅；房東的投資報酬率亦已是世界最低，卻仍因低持有的稅負及利率成本而無降價的態勢，業者卻以「打房會危及金融秩序」要脅政府，意圖造成政府投鼠忌器之錯覺。

從數據可看出放任房價飆漲才真正對金融秩序及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首先，我國房貸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值，自廿年前十二％、漲至十年前廿六％、至今卅九％，已超過美國次級房貸前最高紀錄卅五％，表示我國滯留在不動產的資金比例早已使金融市場岌岌可危。

其次，經濟學上所認知的「財富效應」，即不動產價格及股價有互相領先的效應，而在房價或股價上漲後，可因財富的增加而提升消費，進而帶動經濟成長。然自九十九年起，我國的消費支出已與房價成長悖離，表示近年來房價過度飆漲已不再形成財富效果，反而因家戶必須支付高額貸款而排擠其他消費。以目前台灣境內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六成來看，因高房價所致的消費不振可能是經濟成長疲弱的主因，台北市家戶所得目前有六成是用來繳房貸，所剩無幾如何消費及侈言養兒育女？

第三，因低稅負及低利率的不動產投資環境吸引來自其他產業的資金，炒房的高報酬也排擠了其他產業的投資，沒有直接投資，工作機會不足，當然又對低薪產生惡性循環。

江揆理想中調降房價所得比至十倍，有待引導分子房價的下跌及使分母所得的上漲，牽涉的不僅是藉稅負手段逼出囤房者，更需引導資金回流產業的直接投資及增加就業機會。具體做法包括財政部應對非自有住宅稅率的檢討及增值稅的調整、央行應提高非自有住宅貸款的利率及大幅降低其貸款成數、甚至限制貸款、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廣設出租住宅以為購屋需求的替代品、公平會應仿德國作法積極查核排擠大眾消費權利之囤房炒房者。在下一代無法負擔房價之際，政府相關部門若再只是打假球虛應民意，不僅終將受到民意的反噬，也將使台灣步上美國及西班牙不動產泡沫破滅金融風暴的後塵。

那是我第一次和林義雄同桌談天，也是唯一一次，此後與此前，我對他的觀察多是透過媒體。以我有限的了解，即便政治立場不同，我認為林義雄是值得尊敬的人，理念堅持多，私人算計少。

所以，當他為了反核四的理念，以身體為代價決定禁食，雖然我不認同他對核四問題偏於單面的論述，但我相信，他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堅持是對的。這是他對自我信念的一種信仰。

但這樣的信仰，也使得核四問題變成了道德問題，不再是利弊權衡的政策，也就失去了理性論辯的空間。

例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反核標語：「我是人，我反核」。看到這句話，心裡很沉重，當意見的不同變成「人與非人」的判別時，事情還有討論的餘地嗎？

對於核四問題，我內心的天平大概是五十一％贊成，四十九％反對，就算贊成，也只是一種虛心的微偏而已。我認為，反核者的擔憂是真的，論述也是有理的。然而，反過來說，不反核者難道對終結核四可能衝擊的擔憂就不是真的嗎？他們的論述，都是謬論嗎？

當然反核四與反核有議題層次的區別，但除核四建廠過程疑慮外，對核四疑慮的主旨，其實就是對核能的疑慮。

而對核能的疑慮，會是絕對黑白嗎？如果反核的黑白如此分明，除德日展現較高疑慮外，為什麼包括美法等許多被台灣視為民主大國、文明先進國家，並沒有終結核電的發展，甚至積極發展核電，他們也在殘害自己的人民嗎？

並不是說別的國家做的，台灣就得學。但類似的政策選擇都不會是全好與全壞，既如此，我們都應對自己的意見保持謙卑，才能對不同的意見保持尊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在義大利物理學家Enrico Fermi的主持下，一個研究團隊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芝加哥大學老足球場（Stagg Field）西側座椅下方的壁球場中建造了第一個反應爐，完成了第一次的人工核子分裂。雖然Prof. Wigner說過，他從來沒想到居然會因為做了壞事（指原子彈）而上報，但他仍相信，核能是人類史在廿世紀中最重要的發現，也相信核能的妥善使用對全人類是有益的。由於核分裂會造成放射能的風險，所以普林斯頓當時也在進行一項核融合計畫，學校有多位教授參與其中，當時他們相信在二○一○年時就應該有商用核融發電，很不幸的是，這計畫看起來仍然沒有成功。

台灣近三十年來，核四存廢的爭議從來沒有斷過，最近支持停建核四的一方強勢拉高對決的姿態。其實全世界到現在為止，在卅一個利用核能發電的國家中，使用核能比例最高的是法國的七十四％，最低的是伊朗○•六％，連美麗的山城小國瑞士也有卅五•三％是從核能來的，韓國則是卅•四％，並且仍在增加新的核電廠，也有近半數的ＯＥＣＤ國家正在使用核能。今天大約世界有十一％的電力是核能產生的，ＯＥＣＤ國家的比率則提高為廿一％。

現在全世界有四三五座營運中的發電廠，還有七十多個正在興建中。當然核能是有一定風險的，但核能電廠絕對不是原子彈。因為發電用核能棒中含有的濃縮鈾只有三％∼五％，是不會形成原子彈爆炸的，理由是它無法達到核爆的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因為原子彈的濃縮鈾含量必須高達九十五％以上。

事實上，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酸雨和地球暖化的風險是眾所周知的，而從一九五一年第一個在美國愛達荷州建造的核電廠運轉以來，全世界已經減少了五四○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組織也指出，各種能源發電每千瓦小時（即每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co2-eq/kwh），風力為廿，水力卅三，核能卅五，天然氣四百，燃煤一千。 世界未來對能源的需求仍持續在增加，根據國際能源總署估計，世界對用電需求成長的幅度，到二○三五年時約在卅三％∼四十五％之間。

人類如何達成能源的需求，必然是一種交換或取捨的過程。二○三五年之前，再生能源仍然無法成為我們用電的主要選項。而台灣在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上已排名全世界第十三，台中火力發電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更高居世界第一。當前台灣社會應該聚焦討論的議題不應該只是核四的存廢問題，而是國家整體能源政策的配置。我們能源政策的問題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問題，而是必須考慮全世界。殷切期盼這個問題不要像台灣的許多問題一樣都被泛政治化了，必須冷靜地思考，充分地辯論。據報載，核四營運的問題有可能延到二○一六年才做決定，希望這會給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做科學、理性的分析和討論，從而達成符合全民利益與國家未來發展的能源政策。

Prof. Wigner在過世前曾經說，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的欲望基本上是人們窮一生之力都無法了解的奧秘。但談到核四的問題，我們必須靠集體智慧和共同的努力去解決，將所有可行的方案及其各個層面的影響作完整評估，並揭露所有訊息讓民眾知曉，不能只靠一些簡單的口號來下結論。我們需要具體地、有自覺意識地針對這個問題做周全討論，然後作出取捨。對能源的需求是人類不同於所有其他動物的地方之一，也許也是我們的共業。

第一，核四議題果真交付公投，核安便非主要考量。一旦政府決定「相信人民」，重點便從理性討論轉移到多數人情感歸屬。相信核安的人可能選擇停建核四。相對地，有些人認為即使核能電廠有其安全疑慮，仍然願意支持續建核四。在英法等國歐體公投當中，我們能夠觀察到類似情況。

第二，核四議題果真交付公投，宜由執政黨發動，避免樹立「少數黨選擇公投議題」先例。在同為雙首長制的法國，公投被視為總統和人民對話。第五共和肇建至今，所有公投案均由總統提起，並無讓少數黨選擇公投議題情事。一九八六年密特朗變更國會選制，在野右派政黨提出「公投決定論」主張遭到拒絕是典型案例。類似情形出現在採行內閣制的英國，無論一九七五年歐體公投，或二○一一年變更國會選制公投都是由政府發起。

第三，核四議題果真交付公投，應考慮取消可決門檻。倘若政府同意將核四交付公投，強化決策的民主正當性應該是唯一考量。英法等國的全國性公投都沒有門檻限制，如果主事者堅持這點，會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第四，核四議題果真交付公投，應該重視責任問題。假設贊成續建核四的選民居於多數地位，反對陣營便須接受。與此同時，政府支持度可望有所提升，二千年法國總統席哈克「縮短總統任期」公投曾經產生類似效果，幫助當事人兩年之後連任成功。假設公投結果不如預期，主政者允宜展現政治風骨，如一九六九年戴高樂是在公投失利後辭職下台。

最後，「核四公投開啟服貿公投，服貿公投開啟統獨公投」的疑慮或許可以排除。二○○三年公投法制定以來，華府始終在我國公投事務方面扮演煞車器角色。在可見將來，問題失控的可能性不大。核四議題或許可以提供國人同時成熟看待直接和代議民主的契機。

高雄市舉辦二○○九世界運動會，成功的從高雄的文化素質、社會風氣、市政建設等，讓世人了解到高雄與台灣的風采。二○○九台北聽障奧運成功的舉辦，不僅是亞洲的第一次，更是台灣的驕傲，不但成功地向全世界行銷了台北市，更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二○一○至二○一三年全球運動市場穩定發展，年均成長率為三•八％，預估可達一三三○億美元。運動賽會扮演著運動產業的推進器，並帶動周邊產業發展。成功的運動賽會不僅可帶來經濟的收入，更可以促進全民的健康與休閒娛樂的附加價值，並增進文化、外交等重要利益。

近年來，亞洲各大城市無不積極爭取舉辦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尤以南韓企圖心最為強烈。他們的成果也反映在經濟表現上，今年更將在仁川舉辦亞運，可望創造另一波經濟高峰。

不該只認為舉辦賽事是燒錢，應思考如何藉由賽事的舉辦，把握住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機會，讓體育賽事的力量帶動台灣成長。

北宜直鐵的規劃，是十餘年前日籍鐵道專家齋藤雅男診斷北迴鐵路病因，交通部的對策。齋藤認為北迴鐵路運能低、速度慢，主因是平交道太多、線型不佳且強度不夠、道安自動控制系統老舊、車輛老舊等四項原因，以致駕駛員不敢照速度上限行駛。

十餘年下來，隨著鐵路地下化、平交道減少及立體交叉、線型截「迴」取直等作法，及大量改用傾斜式列車提速、更新道安設施後，北迴行車環境已大幅改善，運能、速度都大幅提昇，原先直鐵計畫的目的相對弱化。

民國九十四年北宜直鐵計畫首次曝光，路廊選在基隆河谷與雪隧間，因環境衝擊太大，環評做成本案「不應開發」結論。國民黨贏回政權後北宜直鐵鹹魚翻生，提出北修路廊想法。此時北宜直鐵的「被需要性」，新增國道五號運量不足的說詞。

即使路廊北修，避開翡翠水庫集水區，避開雪隧吃足苦頭的四稜砂岩、破碎帶以及大湧水帶，但仍然行經基隆河、雙溪、貢寮等水質、水源、飲用水保護區，環境衝擊仍難免；路廊上密布的舊礦坑，施工的風險及不確定性，都不是地質鑽探可以完全預知的；已標示出來的斷層接近十條，為數更多的盲斷層隨時伺機撒潑，施工絕不輕鬆。

其實北宜直線鐵路規劃之初，因為雪隧施工吃足苦頭，即曾思考不要打隧道、不重蹈覆轍的方法，當時認為可利用雪隧的導坑做北宜直鐵路線，當時交通部代部長陳世圯曾請鐵路專家廖慶隆實地去看過，認為沒問題；導坑直徑四米八，斷面足夠一般火車行駛，新的普攸瑪、太魯閣號雖車高較高，也沒問題。真的碰上主線隧道發生災變，導坑隨時停駛火車，恢復供人車逃生及救護車通行的功能。可惜這一舉數得的建議，因為政黨輪替而石沉大海。

另該認真面對的，是鐵路不可能取代公路的特性，北宜直鐵即使通車，也是「車站到車站」，不像公路「門到門」的服務，這正是高鐵通車後每逢連假高速公路仍然塞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