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任的建立，原不是容易的事。就像一個黑心油風暴幾乎吹倒所有大食品廠的招牌，此刻誰再提起「信譽」這檔事，都變成笑話。食品業並不是家家都罔顧商業道德，但少數大廠摻劣造假，就危及了整個生態。以那家「良心早餐店」而言，只要若干顧客存心貪小便宜或順手牽羊，就可以讓一個理想高尚的經營模式頹然而廢。

在一片「懷疑」聲中，最近的一個例外，是街頭四處可見的身障販賣者是否遭「非法集團控制」的疑雲被釐清。本報記者追蹤證實，新北市有多組身障者是以「互助共生」的方式合作謀生，他們住在一起，每天由「老闆」開車送至定點兜售口香糖等「愛心商品」，每日所得五五拆帳；他們基於互信，共同生活，彼此間並不是「剝削」或「遭到控制」的關係。

身障者乘輪椅在街頭兜售愛心商品已經多年，由於品項齊一，地點又很體系化，許多民眾對此心存懷疑，認為幕後可能有不法集團控制。相關社福機構對此未曾深入追蹤，以致地方政府接獲檢舉，還企圖依公司法的「勞雇關係」來規範他們。如今，新北市認定他們「彼此都是股東」，將輔導其轉型為「勞動合作社」，身障者便取得在街頭叫賣的正當性。

過去人們瞻仰的大企業，如今臭名滿天；而以往飽受民眾懷疑的身障小販，卻是在社會邊緣自力生活的一群。兩相對照，豈不諷刺？

在「公報」的字陣中，真正的關鍵字是「依憲治國」。但「依憲治國」埋在文山字海裡，「黨的領導」則不斷跳上眉眼。整份公報是一組矛盾敘事，是共產黨自我的靈肉交辯，更是理性與利益的相持不下。既知「依憲治國」是理性歸趨，卻又割捨不下「黨的領導」權力滋味。

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共和國的憲法實施，毛澤東卻在黨內會議上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

毛澤東一語道破中共的真實信仰：唯有權力是統治的憑依，法律、憲政，都不過是欺罔眾生的迷湯。六十年的匐匍跌宕，習近平似乎才稍稍理解，這種「無法無天」的狂妄，就是讓他父親習仲勛身繫囹圄的那場文革狂潮的罪惡起源。劉少奇被紅衛兵批鬥時，領悟了「憲法」的可貴，他從懷中掏出「憲法」，怒吼著：「憲法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與劉少奇同受文革之害的習仲勛之次子習近平，畢竟提出了這句震古鑠今的說法：「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在依憲執政」。這是習近平在前年十二月「八二憲法」實施卅周年大會上的談話，「依法治國」被提高到了憲政層次，習近平畢竟認識到：「法」有其源頭與根本，即是「憲法」，而不是統治者恣意妄為的「玩法」。

他數次提出具有西方色調的政治概念。例如，今年一月對中紀委談話時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甚至在政治工作會議上，也引述盧梭的名言：最重要的法律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而這次四中全會最值得慶賀與注目的，無疑就是「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寫進了「公報」與「決定」，這是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從毛澤東「我就是要破除憲法迷信」，走到習近平「依憲治國」，看似一小步，實是一大步。這是在共產黨的信仰裡，第一次注入了「憲政」理念；在共產黨馬恩列史毛鄧的詞典中，第一次擠上了「憲法」這個詞彙；而習近平的「中國夢」，也第一次有了「憲政夢」的影子。

然而，這個政治集團畢竟仍在掙扎糾結。「依憲治國」與堅持「黨的領導」是一組二逆悖反的矛盾律。現行「八二憲法」的序言中，固然仍明白寫著：中國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但它的總綱第五條卻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所謂各「政黨」，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

但縱然靈肉交煎，四中全會後的習題也必然是：「黨」在「憲」上，還是「憲」在「黨」上？亦即，究竟是「中央政治局」高於一切，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說了算？

「八二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而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與地方人大。按照「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理念，答案顯而易見：必須是「憲」在「黨」上，必然是「全國人大」高過「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依憲固可以領導國家，而人大委員長也是常委之一，但政治局與總書記卻絕不能調動、指揮人大，人大制定國家的法典、制度，而七位常委只能按著法典照章行事。然而，「全國人大」既要成為國家中樞，人大委員皆應朝向普選產生。

「依憲治國」，則法、憲皆是「正義」的化身，法追慕正義，因而約束「權力」。「八二憲法」裡，規定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諸般自由與權利，必須儘早還諸「公民」，「黨」的領導必須過渡為「法」的統治，這是歷史定律，中國共產黨應當有此體認。

麥可波特點出台灣問題在於競爭力未造成國民所得成長，可說直指問題核心。過去十多年來，扁馬前後兩任政府拚經濟不力的形象深植社會人心，但扁馬每遇批評都拿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經濟論壇（WEF）等所作全球競爭力排名來辯解，強調台灣競爭力不輸南韓、日本等競爭對手。但這樣的解釋卻遮蓋不了台灣薪資成長不如人的事實。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資料，自2008年金融海嘯迄去年為止，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員工平均月薪僅成長9%，遠不及南韓22%、新加坡31.4%及香港25.9%。去年國內企業加薪比率達18.8%，較前一年增加3%，但平均月薪折合美元僅1,533.9美元，負成長0.36%，在亞洲四小龍中仍然墊底。雖然馬英九總統日前指國內大學生起薪22K早已過去，現在至少是26K，但對照七成服務業員工平均薪資僅2萬至2.5萬元；四成五員工薪資在3萬元以下，低薪問題的嚴重性令人對台灣經濟前景憂心忡忡。

麥可波特讚許過去十年台灣經濟表現優於南韓，但對台灣薪資停滯卻百思莫解。事實上，此一問題在國內已討論多時，本報社論中曾多次指出，台灣低薪問題根源在於經濟成長模式及產業結構的致命弱點。十多年來，台灣經濟成長高度依賴以資通訊（ICT）產業為主、「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代工出口模式，產業為降低成本不斷提高海外生產比重，以致和國內勞動市場發展日益脫節，加上國內產業創新能力普遍不及韓、星等競爭對手，企業主對勞動成本又錙銖必較，就業機會及薪資水準皆不易提升。

是以，雖然台灣產業靠著高度機動性及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尚能維持產品國際競爭力，但國內薪資成長停滯，發展機會少，人才覺得留在台灣沒有前景，外流愈來愈嚴重，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長期隱憂。

要打破產業競爭力不弱但薪資及所得停滯的迷思，當然要從多方面來努力，政府也曾提出各式各樣的方案、計畫及措施，試圖扭轉愈走愈偏的產業經營型態及經濟成長模式，但迄今為止，可以看到的具體成果非常有限，導致整個社會充斥無力感及看衰台灣的失敗主義。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台灣需要的是一顆可以稱之為「改變」的魔法石，它具有神奇的魔法力量，可以改變政府、改變企業及改變人民。

政府需要徹底改變，行政部門推動施政不能光靠表面功夫，食安治理崩壞就是最大警惕。麥可波特亦指出，相較於南韓，台灣商業環境與法規執行效率有待提升，外商在台灣做生意「簡直是場災難」，所以，馬政府不要再一味空談開放，拿出決心改善投資環境及提升行政效率，才是首要之務。立法及司法部門同樣需要大刀闊斧改革，這又繫於朝野政黨須揚棄對抗，作出根本改變。

企業也需要徹底改變，政府有責任提供良好的經商環境，但企業經營不能只想靠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或鑽營政商關係，不能只想賺錢而忽視社會責任，不能只專注海外市場而忽略在家鄉的深耕播種，惟企業轉骨成功，台灣經濟才能打開全新的出路。

人民更需要改變，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這兩年愈來愈多年輕人高喊「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年輕人的奮起讓我們看到未來的希望，這也是改變台灣的最關鍵力量。

依法治國的口號和方略，早在中共十五大時即提出，甚已載入中國大陸的憲法，此次重啟「依法治國」，有其特殊考慮和任務。習近平自執政以來，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以反腐打貪、整頓吏治、推進改革，回應大陸社會的期待，獲得不少民意支持，「依法治國」正是其鞏固反腐成果、推進改革的一項利器或工具。

韓非子說「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治是治國之本。習近平把「依法治國」當成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重視規範官員權力和行為，即「用法律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提升治理國家能力。四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限制官員干預司法活動等主張，正是著眼於防止官員以權亂法，改正當前大陸社會「信權不信法」的扭曲現象。

「依法治國」展現習近平治國強國的理念和決心，卻也未敢觸及一黨專政體制下的「黨大或法大」、「黨管法或法管黨」的問題。四中公報雖推崇憲法，載入「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使改革派有所期待；但更以高強度密集地申明「黨的領導」，明確「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滿足保守派的需要，說明改革前景實不容樂觀。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論述，迴避直面「黨治」或「法治」的體制矛盾與窘困，然隨著「依法治國」的實踐，遲早要說清楚、講明白。中共一黨專政體制若不改變，「黨治下的法治」，法治，只能淪為一紙空談。

一、候選人本身：不論從政治資歷、人格特質，看似的「非典」，經過時間沉澱，其實我們就會發現連柯二人，在其團隊成員、政見理念或選戰策略上，都有太多老舊勢力和既得利益的影子。結果自然就是熱鬧有餘而精彩不足，莫怪當初對「素人參政」的憧憬，弄到今天會令人意興闌珊。

二、選民本身：相信掛羊頭就不賣狗肉，這種天真的想法只會出現在不用太著邊際的動漫裡。號稱無黨無派的柯文哲從不避諱與綠營間的密切關連，這「白色力量」如何跳脫藍綠框架，根據過往經驗，簡直是癡人說夢。同樣，在藍向來大於綠的台北，中間選民這次因候選人缺乏賣點，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冷漠，不難理解，但泛藍支持者也雙手交疊置於胸前跟著看熱鬧，實在不符合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性原則。試問：這種隨意行事，不需傷神的反應，不也正是一般人喜歡或寧願看動漫的理由嗎？

幻想畢竟經不起殘酷現實的檢驗，台北市長迥別於市議員，身兼「摩鐵達人」的王世堅雖停止一切競選活動，仍可能高票當選，並繼續保有其「常在高處over body」的特殊風格；然柯文哲如果登上首都百里侯寶座，我想不用一年，大多數台北市民甚至全國百姓，會發現「虛擬動漫」終非「政治實境」。

過多與現實脫鉤、充滿驚險刺激和衝突情節，還是在螢幕裡僅供娛樂就好。

其實，更令人不解的是，無論去年或今年，發生摻假事件發生不久，有些新聞媒體同樣與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米糠油事件之間做類推（analogy）。然而，這事件並不是因為摻假而導致，而是由於技術疏失而發生，所以再怎麼回顧米糠油事件，並無法解決摻假問題。反而，由於「米糠油汙名化」的農業資源流失更嚴重。

因此去年的風暴時，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理事長鄒箎生有言：「發展米糠油是未來發展希望」；農糧署長李蒼郎則表示，「過去曾發生米糠油在製程中混入多氯聯苯事件，民眾仍有陰影，目前米糠油多作為飼料添加物，不然米糠油是相當好的油，確實是可以研究的發展方向」（2013/11/15《聯合報》）。這段話確實讓筆者產生疑問：為何這些新聞媒體能夠類推米糠油事件，卻對於既有本土油籽資源上不去「類推」，而視而不見？

頂新表示退出製油市場的現今，正如學者所說，能否選擇重新摸索本土油籽資源而積極重構其產業鏈？這難道不是正視食用油風暴，而改善結構問題的正確方向？雖然食用米糠油的製造技術斷層已久，但若將在「國外」累積的生產管理技術進口至台灣，應用於油品的研發、生產、販賣上，那麼如此一來不但可以沿用常態性稽查保障食品安全的管制法，並促進本土農業永續經營，進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甚至可以將部分營收反饋給過去米糠油事件的受害者，這樣的「事業關聯營銷」（Cause-Related Marketing），才能夠讓消費者透過自己的行為來關心社會問題，如此一舉數得的處置法，台灣全民該儘早推動與落實。

節約成本是對的，企業經營、家庭生活及個人節省是必要之惡也是美德。加上現今提倡環保節能減碳，節省乃符合潮流趨勢。不過要切記，節省是省「不必要」的浪費，或是進行改善工程提升效能。

由於市場競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人與環境的競爭是現實的，往往在供給方提供產品或者服務的過程，為爭取更多「客戶」的青睞，降價求售不失為一大手段，但要降低售價，顯然不外乎降低利潤，或是降低成本，因為每個人價值觀不同，因此有些人選擇薄利多銷（利潤降低），有些人則是想維持利潤，所以選擇降低投入成本。換個角度講，要創造客源或提升效能很難立竿見影，而降低成本馬上可見成效。

在降低成本的過程，偷工、減料、代用、造假、減少必要性的管理支出，都是現成的方法。成本是要維護品質的必要基本支出，而這些降低成本的方法卻跟節省毫無關係，反而是把必要的基本支出刪減了。消費者沒警覺的被矇騙，或是大而化之的消極支持，都會使得這樣的亂象一直存在。如果我們無法認清「成本」的觀念，那麼就只能繼續活在這種不時擔憂的日子裡了。

事實上，提高價值才是王道。提高價值就是採用創造、創新，或是精益求精。當我們看到吳寶春拿回冠軍，加上他的堅持所做出來的麵包，吸引了一批死忠的愛護者；再看那些美食節目與台灣行腳的故事，講述的奮鬥案例與老店的成長，都可以發現他們的共通點是堅持與改進！他們並不是不怕競爭，正是因為市場競爭如此激烈，而他們選擇的方法是提高價值。同樣的，價格的差異也反映了客戶群的接受度與區隔。iPhone始終保持著百分之五十的利潤，他們在賺創新的錢，也持續在做降低成本的事，壓低的是製造廠商的空間，而這些製造商為了提供合乎品質的產品更需要精益求精。

要有競爭力，有很多法門，成本固然要節約，但絕非昧著良心降低必要的成本，追求價值提高才是王道！

消費者忙著翻箱倒櫃找消費品項發票，動輒還會被店家刁難。就連進用問題食用油而商譽受損的店家，也喊冤是受害者。只是在黑心油事件披露的第一時間，為何衛生單位無法立即追查問題油料的上下油供應鏈，導致問題油發生近一個月，還類似擠牙膏方式，衛生單位不公布問題名單，店家也不會主動下架，消費者還傻傻以為前面沒被揭發的店家是安全無虞的，殊不知又多吃了許多問題食品下肚。

其實，國稅局近年來主推的B2C電子發票政策，只要加強宣導，便可以免除一般消費者必須翻箱倒櫃找發票，對明細來尋求退費補償，因為電子發票加值平台與導入電子發票的店家都可以很輕鬆查出購買明細與發票金額、購買日期與時間。如果政策再強制下令擴充至B2B食品業領域，就能很清楚地管控到食品業上、中、下游的原物料供應鏈，如此就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問題原物料的流向，不會讓國人平白多吃了那麼久的問題食品了。

讓ｅ化電子發票的效率來取代人工比對查核，或許是大家在面臨黑心油問題事件時，可以另類思考的防制食安犯罪途徑。

民主選舉讓全民參與政治，把選票投給心目中的候選人，真正實現當家做主的機會，這是彼岸與香港人民欽羨的民主成就。然而，他們當選後的表現卻常常讓選民大失所望，四年該耕的田園荒蕪，承諾的政見跳票，不再是人民聘請的公僕。這些年來，民眾漸漸流失掉熱情與憧憬，心一次比一次冷，今年為最，相信參選人一定感受到寒氣逼人的氛圍。

如有的人聽到拜票聲，馬上鎖起大門，任憑外面人聲鼎沸，就是充耳不聞；有的人乾脆把燈熄掉，製造沒人在家的氛圍；有的人吐槽：「是來騙選票嗎？」罵得候選人灰頭土臉。在在顯示民眾對政治人物的唾棄，不賞臉、不捧場，「民眾不露臉，候選人悲難掩。」九合一的選情變成一場激不起火花的「冷戰」。

再說，難得由某電視台主辦台中胡林市長辯論會，有幾個民眾願意打開電視來收看？台南選舉很離譜，鮮少人知道藍營也有推出參選人；高雄秋、菊「瘦胖」差很多，無人登高一呼，提振選民熱情，只有大台北市兩位素人市長參選人受到媒體的青睞，但是都圍繞在言不及義打轉，選民只好轉台以示抗議。

相對過去的選舉，抬轎的比坐轎的還激情，藍綠陣營互相對峙、叫囂、怒罵，雖然並非高格調的選舉，但至少民眾熱情澎湃、願意參與，炒熱場場氣氛，關心選舉的結果。

今昔相較，會有如此大的落差，主要的原因是選民覺得選誰都一樣，已不再相信候選人的承諾，還不如靠自己去打拚卡實在。以前民眾會有所寄望，現在連寄望都不必了。故今日之選舉，已不是炒米粉可以欺騙選民的胃口；而能擄獲選民的心，當屬那些當選後，仍一本服務的初衷，無關藍綠。

很顯然的，安倍政府對於習安會是有所期待的，不久前，曾派知陸的福田康夫赴陸企圖建習安會的橋梁，而且安倍還刻意在終戰紀念日不去靖國神社。不過，由於安倍在釣魚台的立場迄未鬆動妥協，習安會恐怕不太容易成真；北京的立場非常鮮明，要求安倍必須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但安倍不敢也不願妥協，以便為日後爭取更大的討價還價籌碼。

這一年來，安倍政府在解構日本和平憲法的修憲之路，走得太激太快，再加上安倍曾經祭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在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上，一直不願像德國那樣真誠的反省，使得日本和陸韓之間的張力不斷加大，陸韓對日本疑慮與不安的情緒也不斷高漲，加上日本產經新聞批判朴槿惠的事件，韓日之間要舉行朴安會，恐怕也不是想像中的容易。當然美國不願見韓日關係不睦，曾不斷製造機會，想要讓韓日能坐下來好好談，但結果總是事倍功半。

不過，畢竟美韓日三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依舊是東北亞地緣政治及戰略運轉的主軸線，韓國在戰略上依賴美國的格局基本不會改變，因此，在美強力主導下，韓日也不會完全怒目相視。對韓國來講，處理對日關係，雖然有點煩，但還不至於太棘手，而如何在陸美兩強之間周旋，才是最大難題。韓國歷屆領導人總會為如何在陸美之間取得平衡，費盡思量，太過親美，會被親陸力量罵，反過來，如果被認為太過親陸，又會被親美力量罵，韓國總統這樣的處境，凸顯韓國夾在陸美之間，左右難為的三明治的尷尬角色。

相較於日本，韓國更靠近中國大陸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大陸巨大的經濟利益，一直磁吸著韓國，再加上上述日本的種種行徑，使得韓國在外交立場上不得不靠近大陸，以拉大和日本叫板的籌碼。而大陸近年來也加大拉攏韓國的力道，陸韓間的ＦＴＡ談判，超出一般人想像的順利，目前還傳出在這次ＡＰＥＣ峰會，陸韓的ＦＴＡ就有可能達陣。不過，短期內韓國不太可能改變其戰略親美的格局，因此，韓國對於大陸，就算要親，也不敢過親。夾在陸美之間，稍一不慎，就會順了姑意逆了嫂意。

目前，釣魚台主權問題爭議，仍然會繼續延燒，再加上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也正方興未艾，美國很怕大陸衝破東亞島鏈戰略防線，而且美國在打擊ＩＳ及烏克蘭問題上需要日本的支持，美國會持續加大對日本戰略支持的力度，因此，美國仍將扮演影響陸韓日三方演義的影武者角色，就算這次ＡＰＥＣ峰會能舉行習歐會，陸美之間也只能繼續維持鬥而不破的既合作又鬥爭的所謂新型大國關係。

皮克梯運用四十三位同僚二十餘年所蒐集二百五十年來歐洲大陸、英、美、加、澳、日、印等廿餘國稅收資料，做大規模統計、比較、分析，而批駁廿世紀中葉俄裔美籍經濟學大師庫茲涅次（Simon Kuznets，1901-1985）對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財富分配由原來的不均而趨向最終的均平之說法。皮克梯先對法國十九世紀以來財富分配的不均做出分析，其原因為擁有土地、房產、資金的資產階級的資本回收率高於全國百姓總收入（國民所得，表現在每年經濟的成長）的比率。換言之，資本利潤回收率（r）一旦高於經濟成長率（g），社會財富分配就會呈現不均的現象。

要解決財富不均的資本主義內涵機制與動力，無法靠經濟力量的自動演變，而是要依賴政治力的介入，亦即政府採用稅賦和金融手段，對富人抽取累進稅才有可能。顯然，皮克梯著作的主旨是要克服社會的不均不平的社會上下階梯（這就是本文作者主張把他的姓氏譯為皮克梯之用意，盼望學界能夠接受）。他曾聯合法國多位學界菁英協助社民黨候選人歐蘭德取得執政機會，也讓法國從一九九○年代末以來社會財富分配比較沒有那麼懸殊。

應用他對法國資本主義社會不公不平的研究，擴大至全球（尤其是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的考察和比較，在其團隊大力協助下，促成《21世紀資本論》終於出版了。

皮克梯這部暢銷書除引言和結論外，共分四大部分：其一、討論收入和資本之關係；其二、分析資本與收入的比率引發的動態演變；其三、考察世界各國（尤其經濟發展最快的二十多個國家）收入不平均、所得有落差的社會結構；其四、建議在廿一世紀中如何管制資本。

在關懷人類福祉、社會和諧、分配公平方面來說，皮克梯的新《資本論》有效法馬克思舊《資本論》的人文思想、人道精神和人本主義的西洋文化精髓，這是可以肯定的。他效法馬克思使用《資本論》做其新書的抬頭（title）令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大為吃驚」，但卻肯定此書為經濟學界十年來最重要的著作。就方法論而言，皮克梯也同馬克思一樣採取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途經，來鑽研兩個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歷史縱深和社會橫向，剖析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儘管當代新左派不認為皮克梯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因為他不贊成使用暴力和階級鬥爭，以及推行「普勞」（proletarian新譯，取代「普羅」，表示普遍勞動，勞力多於勞心之意）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緣故。

台灣目前呈現中產階級收入短少、薪資長期壓低，競爭力倒退、經濟成長不增反減，尤其是貧留富差距愈來愈明顯之際，皮克梯的來訪或有助於我國經濟不振的診斷亦未可知。希望這位遠來的和尚會唸經。

他講的是香港富豪的真心話，因為利用提名委員會阻止民主派參選特首，不僅是北京中央的手段，更廣獲富豪階層的支持，提名委員會有半數成員來自工商界，有權否決對香港富豪利益構成威脅的候選人。這也就是九月習近平接見香港富豪團時，所有人都支持中央英明決定的原因。

但是梁振英不應該的是大剌剌講出來。首先，這是反民主的，在目前的香港政治不正確，在倡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陸，也是替資產階級張目的言論，對已經接受普選制的世界各國，內容之反動，自不待言。

其次，梁振英應該更清楚，他在出馬競選特首時，就是把對手財政司長唐英年打為大商人的代表，自己代表市民、工薪階層，曾幾何時，梁振英竟把原來支持他的低收入階層，視為洪水猛獸。

過去香港一直秉持低稅收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這並不是造成香港經濟成功的原因，而是由於香港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獨特地位，然而，自由放任經濟卻造成貧富懸殊，香港七百萬居民中有五分之一生活在貧困中，十％的最富有人群控制著七十七•五％的財富。

香港到處都被寡頭所獨占，連鎖藥店、巴士、電力公司，尤其香港房價全球最貴，由於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數量有限，房地產市場又被「四大家族」壟斷，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十％，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高，平均房價是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十四•九倍，遠遠超過倫敦的四•七倍，舊金山的九•二倍（台北市則緊追在後，達到十四•七倍）。

過去的香港人對此習以為常，因為白手起家的例子俯拾皆是，但是人人可以成為李嘉誠的神話已經打破，中央給香港的經濟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八十％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發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許多抗議者在剛走上街頭時，只是單純地要求民主，認為香港人值得有民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但是現在通過抗議梁振英的歧視談話，占中的支持群眾，已由中產階級擴張到下層階級，因為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才能改變經濟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