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
本書同時囊括
1993年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及巴黎精神分析學會
年度優良書籍獎的經典之作
若說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是人類文明史的劃時代產物，《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就是繼佛洛伊德之後，精神分析理論發展的重要產物，更是人類文明智慧的重要結晶與遺產之一！
內文選摘（節錄）
譯注者導讀──歷史長廊盡頭隱隱乍現的光芒
如果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是人類文明史的劃時代產物，那麼，對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史有興趣的讀者，會發現這本《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以下簡稱論戰）不只是繼佛洛伊德之後，精神分析理論發展的重要產物，亦是人類文明智慧的重要結晶與遺產之一，雖然精神分析做為一種知識的傳遞及治療的專業，至今才不過百年。
《論戰》於1992 年聞世，翌年即同時榮獲美國精神分析學會（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及巴黎精神分析學會（Paris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年度優良書籍獎（（Book of the Year）。這本巨著記載了四○年代英國精神分析發展史裡，一段極具震撼並富創意的事件。在二次大戰的陰霾裡，轟炸機來回穿梭倫敦的天空，來自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師及英國精神分析師挑燈夜戰，針對精神分析本質之爭議產生激烈對談，這些血淋淋的對話與辯論，以錄音的方式逐字轉譯為文字。不管這些文字留給書中人物或讀者何種記憶，這本舉足輕重的史書，不但替精神分析的知識產生歷程，確立了某種爭辯的形式，也讓英國精神分析學會 在國際精神分析學界裡，擁有精神分析知識創造者的權威。
《論戰》的引發要追溯到二次大戰期間，維也納分析師走避納粹政權，而紛紛遷居到英國，以及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 1882-1960）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根據其臨床經驗所提出的理論和技巧。
克萊恩在英國的系列演說中，以臨床實例描述嬰兒的內在世界及嬰兒的早期焦慮和潛意識幻想，特別是被死之驅力所主導的「口腔及肛門施虐特質」（oral and anal sadism）及嬰兒幻想中施虐─受虐的內在客體關係（sado-masochistic internal object relations）。這種視嬰兒為一獨立且會思考的個體之思路，遭到當時來自維也納分析師們的強烈質疑。維也納的分析師們認為嬰兒缺乏先前經驗，因此無法建構克萊恩所謂的咬斷、切割、焚燒、摧毀、撕碎及重建等幻想。他們也質疑克萊恩的理論中所強調的，嬰兒在認知上的「詭辯能力」（sophistication）及「先天知識」（innate knowledge）。對於嬰兒期的幻想本質與功能及其所衍生的其他爭議，觸發了長達四年的論戰。這論戰對於英國及全世界精神分析學發展的影響，可比擬為中國春秋戰國年代，孔孟儒家思想在戰亂流離中對中國歷史和思維的深遠影響。
《論戰》一書，完整地實錄了英國的精神分析師們和移民至英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師們，在倫敦所舉行的三次年會、五場行政會議 和十場系列學術討論會中，為了澄清何謂佛洛伊德所傳遞的精神分析概念，所展開的激烈言語辯論，包括嬰兒期的性幻想、潛意識幻想的本質與功能、原慾發展理論與退化的定義、本能衝突論、死之本能的內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與早期超我、心理病理之爭議、焦慮與罪疚感的來源、精神分析技巧及精神分析師的訓練等議題。
根據Ernest Jones 的理解，爭議的重點在於維也納的分析師認為克萊恩及一些英國分析師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而忽略「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但是Ernest Jones認為維也納的分析師們可能忽略了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現實」（psychical reality）（參考本書第一章）。簡言之，維也納的分析師們認為克萊恩太強調兒童期的潛意識幻想或「心理現實」（psychic reality） 對於幼兒心智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有了「f」開頭的「fantasy」（幻想）與「ph」開頭的「phantasy」（潛意識幻想）之差異的對話。由於本書主要在於談論「phantasy」，為了避免與潛意識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混淆，因此全書將phantasy譯為幻想。
整個論戰在當時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會長，Sylvia Payne的協調下，算是和平落幕，雖然當時維也納的分析師們勉強簽下了「君子協議」（Gentlemen Agreement）（訂定克萊恩夫人和安娜•佛洛伊德女士的授課權及學生的修課規定）。協議內容隱含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接受克萊恩所提出的論點為佛洛伊德理論的進一步澄清或延展。這結論使維也納的主辯之一Edward Glover，在失望之餘選擇離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安娜•佛洛伊德則在大家的慰留之下同意持續留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並主持一個訓練課程。論戰後逐漸衍伸出的三個學派（當代克萊恩學派、當代佛洛伊德學派和獨立學派），在過了一甲子後的今天，雖然三方合作的善意猶存，英國精神分析學會裡的戰火並未熄滅，與其說這是論戰留下的傷口，勿寧說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在追求真理上的執著。
相對於其他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著作的中文翻譯，《論戰》中譯本的出版，具有相對的重要位置。因為它不僅包括精神分析重要理論的澄清與思辨，也在兩派系人馬對於人類心智之樣貌的豐富對話中，記錄了精神分析科學知識的產生流程。縱觀精神分析史裡的文獻資料，這本巨著中所記錄的豐富內涵，至今仍是絕無僅有，我們等待它如荷馬史詩般可歌可泣。
一甲子後，我們以中文回頭爬梳在這些言詞爭議的字裡行間，試圖經歷當時人物中理性與情緒的對談，也許讀者會想從故事中當事者的人格特質、潛意識幻想或政經角度來理解這場論戰，但我們建議，讀者從本書的內容裡，就精神分析科學知識產生的歷程之角度，仔細品味這場論戰。
我們得以有機會讓可能塵封在檔案室的聲音與文字，變成厚達近千頁的巨著，必須感謝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Pearl King和Riccardo Steiner兩位具有前瞻眼光及堅定執行力的精神分析師兼史學家，他們讓我們有機會回首這些動人的爭論。
有關本書中呈現的佛洛伊德原著引句，原文內文是採用James Strachey的標準版翻譯，在註解部分則是本書兩位原編者從德文直譯而來的英文，由於這兩個版本多所重複，中文版在註解中將重複之處以刪節號標示之，差異之處則在內文中以粗明體標示，這樣的處理方式雖令人不盡滿意，但祈減少讀者在閱讀兩個版本時所產生的混淆。另外，中文版全書中的粗明體是論文原作者所標示的重點字，而粗黑體則是兩位編者所標示的重點字。
編者導讀
「除非精神分析被視為一個封閉的系統，無法延展、修正或發展，否則其臨床工作者不得不承認現有的精神分析理論無法清楚說明一些新現象，並嘗試為這些新發現提出新的假設。」（King, 1981）這段話引出了一些問題：要如何評估這些新理論？這些新知識又該在何時納入精神分析的知識體系中，繼續傳授給下一代？
1940到1946年間，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為了梅蘭妮•克萊恩根據個人臨床發現所發展出的理論與研究，面臨了這個難題。究竟克萊恩的學說是否延續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的主軸？抑或克萊恩的貢獻係根植於完全不同的假設基礎，導致她和先前的Carl Jung一樣偏離了佛洛伊德的基本前提，創建了另一支精神分析學派？
精神分析師們像其他學者一樣，必須面對如何將新的發現與新的理論納入對於知識主體的理解、並達成共識？舉凡科學、醫學、社會學、文學，甚至史學等任何學習領域，若想發展其知識領域，並鼓勵該領域的研究與學術發展，這個問題將無可避免。Riccardo Steiner曾經在一篇關於《論戰》的文章中討論過這樣的困難，他使用更巨觀的研究框架，將精神分析論戰與學術史上的「革命」相提並論（Steiner, 1985）。
科學、哲學、政治思想或對任何一門學科發展所進行的研究都有充分的證據指出：當學者對於他們所觀察的現象抱持不同觀點或在解釋上有所分歧時、在新發現可能顛覆既有的權威或面臨任何與接納新思想有關的議題時，這些激烈的爭論都會不斷出現。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新的思想都可能被視為意圖奪取原先的專業、摧毀過去所建立的知識，並對於已被認可的假設造成威脅。這種改革與抗拒的歷程將無可避免地與個人利益的興衰、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和種種人性深處的心理因素有著緊密關聯。
企圖解決任何專業的一些基本爭議，而導致悲慘的人際鬥爭、號召擁護者來對抗反對陣營，以及造成因議題所導致的個人的不愉快等等例子屢見不鮮，儘管如此，過濾、整合或屏棄新想法、和新發現仍會持續下去。就我個人知識所及，沒有任何報告詳載這些討論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也無法研究這些專業困境是如何解決的；使用了何種解決方法；有哪些陷阱或陰謀；而使我們得以從研究這些爭議中學習當時在這過程中的心理與社會壓力，以及這些壓力造就了有益或有害的結果。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在面對可能改變或調整他們先前所持觀點的議題時，會這麼不愉快，甚至惡劣？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係因對他們而言，專業技能和自尊早已與個人的智識（學術）成就密不可分，一旦這些賴以為生的假設遭到攻訐或批評，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人身攻擊。對於精神分析師而言，這樣的情況會更加明顯，因為分析師必須深層地運用他們的心靈，以便從事這有創意的工作。在此脈絡下，他們所用的理論與概念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分析師對於這些理論貫注了強烈的情緒及非理性和潛意識的假設，並以此整頓他們所面對的現象，並賦予意義。
在本書中，我們將主要取自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檔案（Archives）的逐字稿、紀錄及其他資料集結起來。決定舉辦關於爭議議題的討論時，學會的執行祕書──Sylvia Payne帶來一位速記員將討論內容記錄下來，提供給那些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而無法出席的人。從這些來源所蒐集的資料巨細靡遺地描繪了上述的問題與困難，我們主要希望將這些資料提供給想完整了解整個學術與制度改變過程的研究者。
這份資料所涵蓋的詳細討論與事件，僅包含二次大戰時期的四年間所發生的事。我們希望提供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一份歷史切片，用顯微鏡詳細檢視。過了五十年，讀者有機會藉此同理當時各個講者，並嘗試了解與評估當時所討論的議題與意見的分歧，時至今日，許多議題仍和當年一樣與分析師有著切身的關聯。為了忠實呈現當時事件與爭論的樣貌，我們盡可能將這些資料以時間順序排列，使讀者能夠想像自己處在當時參與者的情境中，就如同分析師在與病人工作的情境一樣。分析師以及他╱她的病患不會知道治療的結果，當時的主要參與者也無法得知事件會如何演變。
讀者將遇見各個事件過程中的主角，並從其論文和回應中了解他們。本書並不試圖刪去充滿憤怒、令人難受與歧視性的言論。之前已經提過，就像許多這類型的學術論戰一樣，單刀直入的辯論可能帶有許多人身攻擊與情緒化的色彩。但我們認為讀者將看到這整個討論最後對所爭議的議題有著非常奇妙、透徹且嚴謹的探討。主要參與者的背景與經歷，記載在本文之前的簡短傳記中。為了學術目的，讀者若能了解本論戰中的主要陣營與成員，或許能對了解整個爭議有所幫助。反對陣營包括安娜•佛洛伊德本人，以及Edward Glover、Melitta and Walter Schmideberg、Willi and Hedwig Hoffer、Barbara Low、Dorothy Burlingham、Barbara Lantos與Kate Friedlander。擁護梅蘭妮•克萊恩新思想的一方，包括Susan Isaacs、Joan Riviere、Paula Heimann、Donald Winnicott及John Rickman。處在中間陣營的參與者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觀點，他們希望雙方能達成某種妥協、持續對話，並找到雙方的共同點。這些中立人士包括Ernest Jones、Sylvia Payne、Ella Sharpe、Marjorie Brierley、William Gillespie、John Bowlby、James Strachey、Michael Balint及Adrian and Karin Stephen。
無法完全以發展順序記載整個事件的困難之一，在於自1942年的初次會議後，一些學術差異解決方案或改變組織的討論，重疊地出現在不同公開討論會中。我們盡可能採用時間軸方式，將這些論戰依不同時期劃分為五個階段。但是，我們會在必要時插入一些摘錄或引證資料，以串起這些不連貫的事件片段。
第一部分第一章由Pearl King敘述發生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的背景與發展，接著是五次非常行政會議的逐字記錄。這些會議一開始由四位會員連署發起，但後來許多會員提交解決方案做為討論議題。這些會議於1942年的2月至6月間舉行。第一部分同時包含與會議議題有關的資訊，並且探討如何進行這些學術差異的討論。
第二部分由Riccardo Steiner所撰寫的評論拉開序幕，這評論包括了從1943年1月至5月，圍繞著Susan Isaacs的論文〈幻想的本能與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所進行的前五場學術爭議討論會。雖然Paula Heimann的文章〈早期發展中內攝與投射的一些面向〉（Some Aspects of th Role of Introjection and Projection in Early Development）在1943年6月就已經開始傳閱，但直到10月和11月才被討論。7月時，有一項關於學會未來的專業關係與活動的重要政策討論，由今觀之，這次政策討論形成的決議對後來的論戰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關於這場會議的逐字記錄詳見第二部分第八章。
第三部分包含一些論文與備忘錄，內容主要在於探索這些學術差異對訓練準分析師與選擇訓練分析師（training analysts）所造成的影響。文章涵蓋的時期從1943年9月開始到1944年3月。雖然這部分所涵蓋的資訊並未對教育訓練委員會的會員公開（除了對會員的最後報告之外），但是這些討論大綱及一些會員似乎已經促成的決議，無疑地對委員會某些會員的行為產生了影響，而且其他成員一定已經感覺到了。這些討論特別影響到第四部分學術討論會的出席與討論議題。
第四部分包括了最後三次學術爭議討論會，期間從1944年2月到5月。第八次學術會議討論Susan Isaacs與Paula Heimann合著關於〈退化〉（Regression）的論文。Glover、Hoffer與Friedlander在十二月已經傳閱了他們的評論，但他們並未親自與會討論這篇文章。第九與第十次會議討論梅蘭妮•克萊恩的論文〈嬰兒的情緒生活與自我發展──特論憂鬱心理位置〉（The Emotional Life and Ego Development of the Infa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epressive Position）。這幾次會議的討論氣氛與第二部分的討論有所不同，因為Glover與安娜•佛洛伊德的支持者並未參與這些會議。因此克萊恩學派論文的主要討論者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原始會員們。
第五部分包括三次非常行政會議，主要在於處理Glover的請辭事宜，以及會員對於Glover攻擊軍方精神科醫師（一部分是因為他在醫學委員會的選舉中落敗的關係）一事所產生的抱怨，同時處理在本書第一部分曾提到，不同委員會針對訓練與組織章程等議題的報告與建議。最後兩章描述精神分析學院為了配合安娜•佛洛伊德及她的同事們而重新安排的訓練計畫，以及所簽署的「紳士協議」（Gentlemen’s Agreement），以確保在學會與學院中的主要委員會必須有來自不同觀點的對等代表。本書最後試圖討論這些論戰對未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所造成的影響。
內文選摘（節錄）
英國精神分析的發展
英國精神分析的歷史與Ernest Jones息息相關，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者，1900年以優異的成績取得醫師執照，並贏得許多勳章。他對心理病理學產生濃厚興趣，因而致力成為一位成功的主治醫師和神經學家。在此同時，他透過姊夫Wilfred Trotter的引介，認識了佛洛伊德的研究工作。1898年Trotter曾在《腦》（Brain）這份神經科學雜誌上，閱讀Mitchell Clarke對於《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Breuer and Freud, S. 1895）的書評。當姊夫將這書評介紹給Ernest Jones時，兩人皆被佛洛伊德的論點所著迷，決心開始學習德文。閱讀了佛洛伊德德文原文的其他論著之後，Jones開始將其所學應用在其臨床工作上，並於1905至1906年間，將這個新的療法運用於他的第一位精神分析病患。隨後，Jones便展開了窮其一生的國際交流。
1907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巧遇Jung，並被邀請到Jung在瑞士工作的Burgholzi醫院。翌年，他積極參與在薩爾茲堡（Salzburg）所舉行的第一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年會。在該年會上，他發表了〈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in Everyday Life），在本篇論文中他賦予了「合理化」一個新的概念與意義（Jones, 1923）。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年會中首次遇見佛洛伊德，並展開了和佛洛伊德之間的私人交往與學術上的交流，這關係一直持續到佛洛伊德1939年於英國辭世為止。
然而Jones在英國時發現精神分析先驅們的命運非常坎坷，就像佛洛伊德在維也納所面臨的。倫敦的醫師同仁正如同維也納的醫師們，對於醫師向病人談論性事的妥當性相當質疑。Jones所面臨的問題，無疑地是導致他於1908年接受精神醫學診所主任一職及後來接受多倫多精神醫學副教授職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出任此職位直至1913年。在這段期間內他曾多次造訪歐洲，並使他得以接受佛洛伊德的親信之一Ferenczi的個人分析。Jones也在加拿大與美國大力推動精神分析知識的傳遞，並於1911年協助成立了美國精神分析學會（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APA）。他所撰寫的《精神分析論叢》（Papers on Psycho-Analysis）是第一本與精神分析有關的英文著作（Jones, 1912）。
Jones於1913年回到倫敦，成立倫敦精神分析學會（Londo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他吸引了許多對精神分析有興趣者入會，但其中只有四位是臨床工作者。很快地，他就發現自己陷入關於一些特定理論命題之效度的無盡爭議中，就像當時佛洛伊德和Jung之間的爭論般，例如「嬰兒期的性」（infantile sexuality），及其在精神官能病因上所扮演的角色。漸漸地，他對這團體感到失望，認為它無法協助精神分析在英國的成長，因此，他和一些成員們一起解散了這團體，並於1919年2月20日重新創立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儘管如此，Jones仍需面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亦即誰適合成為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及他們必須擁有哪些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論基礎。
成員們針對此事達成共識，認為必須謹慎篩選新進成員，並且確定他們對於精神分析感興趣。這學會後來成為第七個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接軌的學會。學會決定成立一個圖書館，並開始將精神分析文獻翻譯成英文。Joan Riviere、James Strachey、Alix Strachey和Jones一起執行這項計畫，並成立了一個「辭彙委員會（Glossary Committee）」討論如何將佛洛伊德的概念恰當地從德文譯成英文。1920年《國際精神分析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出刊，這是第一本以英文出版的精神分析期刊。
同時，為了使新成立的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得以順利運作和發展， 1924年英國精神分析學院（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在英國政府的核准下成立。這個學院的成立要歸功於John Rickman的熱忱推動，他的貢獻包括財務問題的處理及其他事務，例如與Hogarth圖書公司合作，督促將書籍出版於國際精神分析圖書館系列， 1924年Hogarth圖書公司結合精神分析學會，成為聯合出版社。
1926年，感謝美國一位慈善家Mr. Prynce Hopkins大方捐贈，學會得以實現夢想，為「有需要的病患」成立診所。診所地點設在Gloucester Place 96號，這棟房子直到1950年一直都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學院及倫敦精神分析診所的所在地。1950年精神分析學院遷移到位於Mansfield House的總部，坐落在倫敦New Cavendish Street。在會員及準會員的攜手合作下，診所得以成立與運作。未來的三十年中，學會成員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共識，亦即每位成員每天必須免費為診所服務一位病患或提供相等的服務。後來這項義務服務以總時數計算，降低為至少一千個小時，包括受訓期間所治療的病患。診所成立的前五十年中，約有三千零八十位病患在倫敦精神分析診所接受免費或收費低廉的分析。
精神分析在專業上的定位
1926年在Ernest Jones的領導之下，成立了目前我們所認識的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但它的成長卻充滿坎坷艱辛。具有醫學背景的分析師轉介病患給非醫學背景的分析師時，不知道該採取什麼立場，因為他們可能會被醫學會理監事（General Medical Council）指責為瀆職，即使採非正式的照會方式也徒勞無功。除此焦慮外，各種報章雜誌持續攻擊精神分析，終於導致國家心理衛生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for Mental Hygiene）的主席致信給《時代雜誌》（The Times），表示他們將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精神分析，這理事會的成員皆由非醫學背景的人士組成。Jones和Rickman建議向醫學會抗議，認為一個非醫學組織不適合調查醫學專業成員們的活動。
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BMA）因此同意成立自己的委員會來調查精神分析，這委員會由二十位非常出色的醫師所組成，Jones受邀成為其中的一員。有些成員參與了所有的二十八次會議，Ernest Jones參與了其中二十四次，他在Edward Glover的協助下，努力針對批判提供證據與意見。在二十八次會議後，委員會於1929年建議「佛洛伊德及其追隨者所使用的精神分析這辭彙及定義是合理的，並且必須被尊重」。這委員會將精神分析定義為「首次使用這詞彙的佛洛伊德所研發的技巧，以及由其研究工作所提出的理論」（1928年英國醫學會的報告）。這是國際醫學專業組織首次正式承認精神分析為科學的一支，是一門獨立的科學，而他們沒有能力判斷它。他們進一步區辨精神分析師與「偽精神分析師」（pseudo-analyst），也承認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員們建立的審核制度。
Jones在Glover大力贊助下所成立的委員會，使精神分析師成為一個被認可的專業團體，同時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國際訓練委員會（commission）的支持之下，精神分析學院成為唯一有能力訓練精神分析師及其他相關專業的訓練團體。精神分析師因此得以合法與其他心理治療師區分開來，分析師訓練被認可為一門次專科。事實上，Jones使精神分析擁有像醫學其他次專科一樣的待遇，而且當時，精神分析師就像其他專業，如麻醉科醫師一樣，擁有自主權及同等的地位（Stevens 1966:30-51）。
從英國醫學會委員會取得的開會紀錄和文獻，大幅幫助後人理解精神分析學會所發生的論戰，特別是有關克萊恩和Glover之間的爭議。1928年11月22日Glover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參與一項會議，在會議中他和Jones成為批判和攻擊的對象。這些批判包括可疑的專業作法和專業準則，並且質疑接受「非醫學男性」（non-medical men）（他們甚至未提到女人）為分析師之作法。Jones和Glover以堅定的口吻防衛自己說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立場，「雖然學會的成員包括醫學及非醫學背景的會員……但是非醫學背景的精神分析師無法單獨執業。診斷的問題完全交由具有醫學背景的人執行，非醫學背景的分析師只能接受具醫學背景的分析師轉介而來的病患，且必須持續與這些醫師的進行諮詢。」（英國醫學會有關精神分析討論的會議紀錄）。這規定後來於1927年6月1日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議上再次被確定。
Jones因此使精神分析在英國醫學界被認定為有別於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療。這也是國際醫療專業團隊首度認可「精神分析師」與「偽分析師」之間的區別，以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員所建立起來的資格審核制度。
1929年7月英國分析學會在牛津刻意安排了一個特殊會議，為了表達學會對Jones賣力工作的感激，授予Jones會長的頭銜，並贈予一支金鉛筆和一根金雪茄做為紀念。當時邀請了二十五位來賓，包括Eitingon醫師（來自柏林，IPA主席）、安娜•佛洛伊德（來自維也納，IPA祕書長）、Ferenczi醫師及其夫人（來自匈牙利）、Brill醫師（來自紐約）及Hanns Sachs醫師（來自柏林精神分析學會）。Jones夫人也收到了一盒很特別的巧克力，這也是安娜•佛洛伊德第二次訪問英國。
二○年代英國的精神分析
讓我們暫停片刻，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分析師專業生活的樣貌。當時尚無系統化的訓練課程，但是在1918年布達佩斯的年會上，已經達成一個共識：所有可能成為分析師的人必須有一些被分析的經驗。為此一些歐美的分析師開始負笈維也納、柏林和布達佩斯，接受長期或短期的分析（六到十八個月）。二○年代，一些英國分析學會的會員也到維也納接受佛洛伊德的分析，其中包括John Rickman、Joan Riviere、James、Alix Strachey、Sylvia Payne和Barbara Low，而Ella Sharpe則到柏林接受Hanns Sachs的分析，James、Edward Glover和Alix Strachey則接受Abraham的分析，Abraham當時正在分析梅蘭妮•克萊恩。在布達佩斯，Ferenczi已經分析了Ernest Jones和梅蘭妮•克萊恩，二○年代，他也分析了John Rickman、David Eder及Margery Franklin。
1925年，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共有五十四位正式會員和準會員，他們來自各種不同專業背景。成員包括精神科醫師、神經科學專家、家庭科醫師、老師、教授（心理學、英文、邏輯學和人類學）、大學的研究生及尚未取得大學學位的學生，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紳士學者」（Gentlemen or Gentlewomen Scholars）。早期，Jones嘗試說服那些未接受醫學訓練的申請者取得醫學學位。Alix和James Strachey在六週後，放棄了研讀醫學，而到維也納接受佛洛伊德的分析。這種分析被視為成為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會員的護照。
由於這群協助成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核心成員皆在維也納、柏林和布達佩斯接受個人分析，由此得知英國精神分析的發展乃建基於這三個學會的精神分析理論。做為專業上的同事而言，成員們可能與維也納學會的成員沒有太大區別（Leupold-Lowenthal 1980）。但兩個學會之間卻有一項差異：維也納學會的成員們大多來自猶太背景，而英國分析學會當時只有Barbara Low和David Eder兩位成員是猶太人，其他成員則來自蘇格蘭、英格蘭或威爾斯的基督教家庭，因此對於不可知論（agnosticism）及人性論有強烈的偏見。這些背景的差異深深影響後來的論戰。
這群早期分析師對於以精神分析觀點與見解處理各種困難及社會問題的可能性感到興奮和著迷（無論身為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這時期在精神分析研討會上宣讀的文章涵蓋的主題非常廣泛，包括將佛洛伊德的觀點運用到兒童發展、教育、人類學、兒童教導、政治、歷史、文學及藝術，也運用到治療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患上。
英國的分析師們除了將佛洛伊德及其在歐陸同事們的文獻翻譯成英文，運用到自己的病患身上外，也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理論，包括焦慮、敵意和攻擊所扮演的角色、象徵理論、人格問題、超我的來源與結構、精神分析技巧的問題、治療精神病患的分析理論和兒童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師的挑選與訓練
如同我先前所提，造成倫敦精神分析學會被廢除的問題並不單純。當時連誰能被認可為IPA的分析師都是一個大問題。1918年Nunberg在布達佩斯的年會上建議未來每位分析師都必須被分析，而1920年的海牙會議則建議了是否發予證書，並列出學會分會成員的入會條件，因此透過問卷徵詢所有學會分會的意見。
幾年後，於1925年IPA在德國的Bad Homburg Congress首次有來自各學會分會的代表參加。在此議會中討論了精神分析訓練的所有問題，並計畫成立一個國際訓練機構「這是為了使精神分析訓練在不同國家皆有一致的系統」（Eitingon 1925）。
Eitingon的開場演說是一個歷史事件（Eitingon 1928），他在演說中所指出的訓練方式與原則仍持續為分析學會所採用，其內容包括，由精神分析學院負責遴選、訓練及審核受訓者，提供個人分析、督導受訓者所分析的病患及提供理論課程。之後的行政會議中又達成另一個共識，亦即每一個分會應該遴選一個由七人以下所組成的訓練委員會，這些分會的訓練委員會必須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際訓練董事會（International Training Board）。英國分析學會於是在1926年8月選出了第一屆訓練委員會，成員包括E. Jones、J. Glover、J. Rickman、J. C. Flugel及D. Bryan，他們草擬了一份遴選及訓練候選人的綱要，交給國際訓練董事會。
1927在Innsbruck所召開的第一次國際訓練委員會議上，Eitingon在報告中指出三個主大學會（柏林、倫敦和維也納）的訓練皆非常相似，且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皆未「違反來自我們的學術理論及臨床工作的內在結構」。他說由於他們的訓練非常類似，因此在倫敦開始的訓練可以在維也納繼續，而在柏林完成。
然而雖然三個學會所採用的訓練方式及原則非常相似，但是所強調的精神分析理論範疇或所關心的理論卻有所不同，特別是Ernest Jones於1910年之後所提出的理論偏好。在其早期著作中，他強調前性器期（pre-genital）的重要性，並強調本能或先天決定因子遠遠超過外在或環境壓力的影響，他認為本能或天生因子才是決定信念及對於現實之知覺的主角。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他強調恨和攻擊的角色，並提出害怕對於焦慮的影響。但是，Jones並未以對立的立場提出這些新看法，而認為自己符合佛洛伊德早期提出的理論（King 1979）。
之前提過有關是否需要醫學背景的人才能執行精神分析，這一個問題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有冗長的討論。在仔細考量所有相關問題及分析發給所有成員的問卷之後，英國分析學會於1927年達成一個共識，亦即非醫學背景的受訓者必須「被極力鼓勵取得醫學證書，但卻不能僅因為他們未獲得證書而被排除」。由於分析專業是醫學專業領域中的一支，因此那些沒有醫學背景的分析師，在開始治療病患前，必須同意讓具有醫學背景的同事們訪談他們的病患，並負責有關醫藥上的問題。國際間也有這類的討論，不同的學會有不同的觀點。歐洲多數學會支持佛洛伊德在這問題上的觀點，贊成訓練非醫學背景及醫學背景的臨床工作者，美國的分析師則採取不同的立場，他們希望精神分析成為醫學的次專科，並只接受具有醫學背景的候選人。
此時，在英國候選人的訓練變得更有組織，訓練委員會也更有效率地控管受訓過程。Edward Glover負責精神分析理論的公開講座，Ella Sharpe則負責技巧的訓練，這些講座皆發表在《國際精神分析》期刊上。在1932年及1933間，Edward Glover調查了當時英國分析學會會員們的分析技巧，這項調查結果一直到1940年才出版。這份報告對於當時分析師所從事的分析技巧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洞見，也幫助我們了解三○年代如何看待當時的分析問題。但這同時某些理論上的歧異也已經日趨明顯，且這些理論上的差異已經影響了分析技巧，因此也引起了何種精神分析該教給候選人的爭議（King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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