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的慘遭圍剿，外表看來，是這些學者考據功夫了得，既擅於蒐羅，又長於耙梳……在骨子裡，卻只是假藉考證的手段，宣洩了儒者長久以來對司馬遷的不滿……
《史記》的〈孔子世家〉，寫得好嗎？
歷代寫史，公認《史記》第一；歷代人物，也鮮少有人可與孔子相比肩。按理說，司馬遷寫孔子，等於是最極致地高手看高手、大師記大師，精采可期呀！更何況，《史記》引《詩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句，表達了對孔子「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無比敬意。憑太史公過人的史才與史識，兼又對傳主無限之崇敬，如此〈孔子世家〉，焉能不好？
可怪的是，自某個年代以來，這卷書前半，亦即孔子周遊列國那十幾年以及更早時候的諸多記載，卻被一群學者大肆批評，且批評得近乎體無完膚。影響所及，後人遂逐漸輕忽這卷〈孔子世家〉，也慢慢對裡頭的記載多有生疏。於是，後來我寫《孔子隨喜》，援引了不少〈孔子世家〉的記載，許多雅好孔子的朋友讀之歆喜，但同時，卻又不禁訝異：有這等故事，我怎麼都沒聽過？
舉個例吧！
有一回，孔子前往衛國，途經蒲邑，恰逢公叔氏占領蒲地以叛衛，於是，公叔氏堵住了孔子一行。此時，有弟子公良孺挺身而出，拔劍相鬥，拚搏之猛烈，讓蒲人頓時心驚，態度遂鬆軟了下來；最後，在蒲人要挾之下，雙方訂定盟約，約定孔子絕不可前往衛國，這才終於放行。結果，一出蒲地東門，孔子便完全不管啥盟約，頭也不回，就逕奔衛國而去。子貢不無困惑，問道，「盟約可棄而不守嗎？」孔子回說，「如此要挾所訂的盟約，是連神明也完全不理會的！」到了衛國，衛靈公出城迎接，劈頭便問，「蒲可伐乎？」孔子的回答，「可！」
在台灣，許多人因受過四書教育，對孔子都熟。但這故事，你去問問，十個倒有八個未曾聽聞。《史記》是甚等樣書？孔子又是何等樣人？〈孔子世家〉記了這麼大一樁事，大家卻幾乎聞所未聞，你說，這怪不怪？
問題的癥結，在於有一批人壓根不信這樣的記載。他們質疑，「要盟神固不聽，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聖人之所為耶？」接著，又一口咬定，「此乃戰國人之所偽撰，非孔子之事」。這卷書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子見南子」吧！《論語》裡頭，明白記著孔子見南子，也明白寫了子路的不悅與孔子的回應，這當然不好否認。可真正見面的場景，《論語》沒寫，《史記》卻記載著，「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可如此一記，學者就忍不住高分貝質問了，「不知史公何據而云然也？」更有人以近乎肅殺的口氣罵道，「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呵！瞧這口氣！
就這樣，〈孔子世家〉的前半卷，這班人你一句「此誤說」、我一句「必無之事」、他一句「刪之可也」，偶爾，再傳出一聲厲喝，「何妄之甚！」嘿嘿！如此輪番重批之下，《史記》這卷書，遂成了幾無可信的不堪之作。於是乎，被批駁到面目全非的〈孔子世家〉，從此便為士林所邊緣化，慢慢也乏人問津；關心孔子的人，也開始不太讀此卷文字。原本精采可期的高手看高手、大師記大師之作，竟淪落到與《史記》的盛名全然不相稱的尷尬地位，這可真是始料未及呀！
可問題是，他們罵得對嗎？
這麼說吧！如果，〈孔子世家〉果真寫得如此荒腔走板，按理說，早在《史記》成書之際，在漢代獨尊儒術的環境下，就該備受撻伐了才是。畢竟，漢代離春秋末年近，他們對孔子的印象，肯定比後人清楚許多；司馬遷倘真「恣意竄改」，又焉能逃過非議？況且，《史記》這書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確，漢代士人也多視之為「謗書」，想在書裡挑刺的，恐怕是大有人在；《史記》裡的黃老氣味，又素來不為儒生所喜，因此，〈孔子世家〉假若錯謬百出，他們又豈能輕易放過？
結果，漢代固然有揚雄責備司馬遷「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又有人批評「《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但這都只是大方向上的歧異，即使楊雄，都仍稱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也佩服其「善序事理」，還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並沒有人直批〈孔子世家〉記載訛誤，更沒有後代那樣地逐條駁斥。
於是，到了南北朝，有裴駰作《史記集解》；到了唐代，又有司馬貞與張守節先後寫了《史記索隱》以及《史記正義》，在後人統稱的這「三家註」裡，此卷〈孔子世家〉，依然是一派海晏河清。三家的註解，既沒那麼多滔滔議論，也沒啥對太史公的詆毀與非難，純純粹粹，就是最尋常的補充與說明，讀了，只讓人覺得天清與地寧。
這樣的天清地寧，過了唐代，其實又維持許久。儘管有儒者始終對這卷〈孔子世家〉心懷不滿，但真正迎面痛擊的，卻是絕無僅有。直至清代的乾、嘉年間，先前近兩千年的清寧局面，才算徹底丕變。眾所周知，乾嘉之際的考據學問極其鼎盛，有一群學者竟日尋章摘句，戮力於典籍的考證與辨析。其中，有崔述、梁玉繩等人，對〈孔子世家〉意見極深，他們口誅筆伐，或呵或斥、或批或駁，一時間，如槍刺、如劍砍，幾乎把司馬遷那前半卷給抹煞殆盡。到了清末民初，疑古之風大盛，又有一群後繼學者，人數更多，聲勢更壯，但見他們紛紛援引崔、梁之見，慷慨激昂、批聲四起。在這群人轟然應和之下，對此卷書的嚴厲批判，駸駸然成了學界主流。於是，〈孔子世家〉宛如身陷十面埋伏，放眼望去，矢石如雨，從此危矣、殆矣！
〈孔子世家〉的慘遭圍剿，外表看來，是這些學者考據功夫了得，既擅於蒐羅，又長於耙梳，整理比對之後，抉隱發微，總算將司馬遷所犯的謬誤一一糾舉了出來。然而，這樣的圍剿，在骨子裡，卻只是假藉考證的手段，宣洩了儒者長久以來對司馬遷的不滿。如此考據，乍看持平，其實多有情緒語言；看似客觀，卻處處聞得到硝煙之味。
儒者對司馬遷不滿啥？
司馬遷好儒，可又喜愛黃老。偏偏打從漢朝起，就有儒生一直敵視黃老；越是純儒，排斥黃老就越深。這樣的排他性，自宋明以降，越演越烈；尤其明清已成正統的程朱理學，更動輒闢佛又闢老。當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時，一方面將孔子無限地神聖化，另方面又不斷視佛老為異端。理學家越將孔子絕對化，他們就越敵我分明，打擊異己也越不手軟。事實上，這些理學家平日極認真、極嚴肅，其為人之剛健，實實令人尊敬；其行事之正直，也不禁令人佩服。可他們過度以真理自居，只要面對異己，口氣就常無容赦。他們總自覺天下之美盡在於斯，其餘皆不足為觀，因此，極自負、好罵人，門戶之見也最深。但凡與人爭論，動輒無限上綱，輕易就流於意氣。雖標榜「群而不黨」，卻常常黨同伐異。他們雖強調「溫良恭儉讓」，卻比誰都容易忿忿不平。他們更一向以天下為己任，卻屢屢又最容不了別人。
這樣的理學氛圍，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那一輩的考據學者，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如此習氣。「不幸」的是，太史公恰恰與這拘閉的習氣離得最遠；他既愛儒，又喜黃老，如果活在後代，肯定也對佛教多有好感。太史公胸羅萬物，喜多愛廣，啥事都有興味，啥人也多有喜愛，甚至，連尋常儒者不屑一顧的遊俠、刺客者流，他也同其呼吸，多有愛惜，還情真意切地為其立傳。這樣的太史公，其眼裡的孔子，自然與一本正經而又拘閉排他的純儒大相逕庭。
太史公的視野遼闊，所立足處，其實是整個華夏文明的最源頭。換言之，司馬遷的格局，正是諸子百家尚未「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莊子•天下篇》也還沒慨嘆「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前中國文明原有的那種溥厚與渾然一體。因為這樣的溥厚與渾然，太史公既心儀《論語》所記的聖人，也喜歡《莊子》所說的孔子；其他諸如《禮記》、《列子》等等，他都心知其好，廣採博納。若依純儒來看，孔子這些不同面向，不僅彼此矛盾，更是極大的扭曲。但對太史公而言，孔子如此的吞吐開闔與氣象萬千，才真讓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呀！
於是，太史公筆下的孔子，就是一個面貌豐富而又極度鮮活的真實人物。這樣的孔子，不僅是深湛於六經的恂恂儒者，更是個對未必同道之人(譬如老子)也多有禮敬的閎闊之人。他學識淵博，更極富生命經驗。他曾經犯錯，也不時猶疑。年輕之時，曾有老子嚴厲批評過他；到了晚年，也還有弟子不客氣地質疑著他。孔子知禮守禮，又極嚴正，可與人相處，卻是一片和悅之氣。單單看孔門師徒的那一派興發，兩千多年後，我們都還忍不住地想當當他的學生。孔子當年，就喜歡與各色人等說話。各地有諸侯，有賢大夫，有避世之人，有忠奸難定者，有備受爭議者，甚至偶有惡名昭彰者，都會想與孔子見一見，也和他多談談。孔子就這麼與世人聞風相悅，因此，他不閉鎖，更不排他。
孔子是非嚴明，卻從不拘泥。他的某些言行，即使子路與子貢，一時間，也不免會多有疑惑。畢竟，孔子太大；太大的人，就不好懂。因此，孔子雖說備受尊崇，卻也經常受到誤解；許多人歡迎他，但也不少人疑忌他；他曾經風光過，也幾次狼狽過。《史記》寫孔子狼狽的模樣，很可愛的。《史記》又寫孔子的數度遭困受厄，甚至險些沒命，也都寫得非常動人。孔子畢生最在意人世間的大信，但前述在蒲地所訂的盟約，他卻完全不縈心懷。因為，孔子凡事擒得住，也托得開，所以，他從心所欲，不逾矩。
司馬遷正是一個擒得住又托得開的厲害角色。大致而言，擒得住，是人道；托得開，則是天道。後儒鮮少有太史公「通天人之際」的本領，總覺得司馬遷寫的孔子多半可疑，後來，又漸漸轉成了憎惡。乾嘉以來，儒者在這樣的憎惡情緒下，藉著考據之名，一步步把〈孔子世家〉打趴了；但弔詭的是，這批神聖崇高的儒者所建構的「孔家店」，在五四之後，也幾乎土崩瓦解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雖音聲清亮，多有朝氣，但是，的確也冤枉了不少真正了不起的儒者。至少，孔子就絕對不是「孔家店」那種拘閉而酸腐的模樣。不信，大家去讀讀太史公寫的〈孔子世家〉。
